彭南生：從“走進歷史”到“走出歷史”：章開沅的治史道路與史學思想

章開沅先生

章開沅先生（1926—2021）是一位“享譽海內外的歷史學家”。他強調治史者只有走進歷史，才能理解歷史，只有理解歷史，才能走出歷史，並以史學佳作參與現實生活，實現“史學的參與”。他一生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與人才培養，從“走進歷史”到“走出歷史”，是對其學術生涯的完整概括。“走進歷史”與“走出歷史”不僅具有方法論意義，而且具有深刻的哲學意蘊，是過程與目的的統一。他晚年親自選編《走出中國近代史》一書，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文集，收錄了他的演講、學術報告、學術論文等30篇，所涉論題廣泛，從歷史到現實、從政治到社會、從當下危機到人類文明的未來，集中反映了章開沅對走進與走出中國近代史的深入思考。

一、章開沅的治史道路

章開沅，浙江吳興（今浙江湖州南潯）人，生於安徽蕪湖，其祖父章維藩在晚清時期辭官下海，創辦益新麵粉廠和凹山（今馬鞍山）鐵礦。在那個戰爭頻發、社會動盪的年代，雖然家境條件不錯，但章開沅卻未能在一個學校接受過完整的教育，甚至連大學也只能以肄業結束。但顛沛流離的生活學習經歷，開闊了他的眼界，他曾將自己在川江上當船工的經歷戲稱為“長江大學”，更重要的是，養成了他在治學上的“騖遠”性格、開放胸懷與開闊眼界，體現在學術研究中，便是不斷地開闢新域。

章開沅所涉研究領域甚廣，但用力集中之處主要體現在辛亥革命史、中國早期資產階級、中國早期現代化史、南京大屠殺史和教會大學史等五個領域。縱觀章開沅先生的治學生涯，大致分為三個時期：（一）“文革”前是章開沅走上大學講臺、專心教學並結合教學工作和史學界研究熱點開展近代史研究的時期。（二）從“文革”後期到20世紀90年代初，是章開沅學術生涯的高峰，以1974年章開沅接受《辛亥革命史》的主編工作為標誌，他的學術研究進入旺盛時期，章開沅也自稱“這是我一生之中精力最為旺盛而成果也最多的時期”。他一生中的大部分著述也是在這個時期出版和發表的。（三）1990年8月，章開沅卸下校務，應邀遠赴大洋彼岸，先後在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等校任教、訪學和查閱資料。1994年春，章開沅旅美、旅日、訪台歸來，潛心開展南京大屠殺史和教會大學史研究，並運用歷史研究的成果參與現實生活，直至逝世。從走進歷史到走出歷史，章開沅先生的學術生涯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從職業角度看，他從事中國近代史教學與研究是被安排的結果，“是革命為我選擇了職業”，他常戲稱自己與史學是“先結婚後戀愛”的關係。“在擔任歷史教師以後，才逐漸增長了對於史學研究的興趣”。因此，他早期的研究工作也多半結合教學需要並跟蹤史學熱點，“初期的研究往往是趕潮流，側重於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與太平天國史”。轉入辛亥革命史研究，始於20世紀50年代中期。1954年秋，章開沅接待了專程從民主德國來武漢調查辛亥革命的歷史學者貝喜發，他回憶說：“貝喜發來訪一事對我頗有觸動，一個外國人不遠萬里到武漢來研究辛亥革命，我們常年住在武漢的中國學者反而不關心，實在有點難以言說，於是，我決心要研究辛亥革命。”籌備並參加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激發了他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學術擔當，這一研究的碩果以1981年出版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為標誌。嚴格意義上講，章開沅治史並非自辛亥革命始，但辛亥革命史無疑是他用力最多、貢獻最大、成就最為卓著的領域，也是被學界廣泛認可的領域。三卷本《辛亥革命史》出版後，好評如潮，國內學者認為，這是“建國三十年來有價值的一部著作，對於推動這一段歷史的研究，無疑會起積極的作用”。海外學者也不吝讚美之詞，把它看作“最能代表中國大陸研究水準與趨向的學術成果”。這部著作被譯成多種文字，代表了那個時代中國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最高水準。

研究辛亥革命史離不開對中國早期資產階級的研究，章開沅提交給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討論會的論文《從辛亥革命看民族資產階級的性格》（與劉望齡教授合作）和為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撰寫的《辛亥革命與江浙資產階級》，可以看作是他研究中國早期資產階級的代表作，或許可以認為，早期資產階級研究是章開沅研究辛亥革命的切入點。他主張深化對中國早期資產階級的研究須從典型人物入手，張謇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人物，“張謇從狀元變為實業家，又投身政治與教育，時間跨度長，經歷複雜，實在是資產階級的典型人物。”1963年他發表《論張謇的矛盾性格》，1986年出版《開拓者的足跡——張謇傳稿》。他主張研究資產階級應該將集團研究作為個案研究與類型研究之間的中間層次，如對資本集團、商會、會館等多做一些研究，然後再進行類型的歸納與區分，所得結論將比簡單的上中下層劃分更切實際。在章開沅的影響下，學術界特別是他所在的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積聚了一批研究近代商會、行會和行業經濟史研究的學人，並取得了顯著成績。

隨著對資產階級研究的深入，20世紀80年代中期，章開沅宣導並組織團隊開展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其時，從現代化或近代化視角重新審視中國近現代史成為學界熱點，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是以羅榮渠為代表的北大學派和以章開沅為代表的華師學派。章開沅研究中國早期現代化，既反對西方中心主義，現代化不等於西化，也反對把傳統與現代對立起來，其代表作則是由其主編的《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和《離異與回歸——傳統文化與近代化關係試析》。

20世紀80年代後期，章開沅轉向南京大屠殺史和教會大學史研究。章開沅曾謙遜地說南京大屠殺的研究純粹出於偶然，但偶然中卻蘊含多種“機緣”，最重要的是他晚年對教會大學史研究的重視。早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他就開始注意到耶魯神學院特藏的中國13所基督教教會大學的檔案和中國文獻專案，《貝德士文獻》便靜靜地躺在那裡。抗戰時期，貝氏擔任金陵大學歷史系教授，是章開沅的業師之一，其檔案中保存著大量與南京大屠殺相關的史料。1990年，章開沅再赴大洋彼岸，教學之餘，他查閱了耶魯神學院所藏貝德士文獻，並進行翻譯、整理和研究，先後出版了《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從耶魯到東京——為南京大屠殺取證》《天理難容——美國傳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1937—1938）》。同時，他對教會大學的研究也結出了碩果，集中在《傳播與植根——基督教與中西文化交流論集》和他主編的《文化傳播與教會大會》中。此前，他與林蔚教授一道主編了《中西文化與教會大學——首屆中國教會大學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開創和推進了中國教會大學史的研究。

章開沅能夠成為享譽海內外的著名歷史學家，絕非偶然，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首先，章開沅出生、成長于一個紳商家庭。雖然沒有資料表明，他幼承家學，天賦異稟，但其祖父曾在蕪湖創辦益新麵粉公司、在馬鞍山設立凹山鐵礦，雖家道中落，但這樣的家庭背景對他從事史學研究、尤其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他在回憶家庭對其個人的影響時曾寫道：“一是由於幹臣公的事蹟，誘發我研究張謇的興味，也有助於我對張謇的理解；二是由於這樣紳商門第的背景，有利於我與自己某些研究對象之間的溝通，使我得以結識一批清末民初的知名人士和他們的後裔。”這些當事人包括溥儀、章士釗、喻育之、黃一歐（黃興長子）、蔡端（蔡鍔之子）、鄭洞國、杜聿明、廖耀湘、沈醉，等等。

其次，大學時代所接受的系統的專業教育。他曾就讀于教會大學，雖未完成學業就參加了革命，但仍然打下了扎實的史學基礎。金陵大學歷史系的課程設置兼顧中外歷史的完整性與平衡性和史學方法的訓練，其課程構成如下：

中國近世史4—6學分；西洋近世史6學分；中國斷代史（商周、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遼、明清、金元）8—12學分；西洋斷代史（1500—1815、第一次歐戰後之世界）8—12學分；國別史（日本史、英國史、南洋史、俄國史）4—6學分；專門史（西洋思想史、歐洲思想史、歐洲經濟史）4—6學分；史學方法（中國史學史或史學方法）3學分；中國地理3學分；西洋史學史4學分；畢業論文2—4學分。

如果我們把上述課程稱之為專業核心課程的話，金陵大學歷史系核心課程的學分為46—62，要把這些課程學好，相當不易，因為該系的淘汰率很高。據章開沅回憶，“一般情況下，能夠獲得學士學位的，往往只有入學時候學生人數的四分之一，其餘四分之三都被淘汰了。”任課教師多為當時聞名全國的知名教授，如講授《中國通史》和《商周史》的陳錫祺，講授《西洋通史》《近世西洋史》和《今日之世界》的王繩祖，講授《秦漢史》和《近世中國史》的陳恭祿，講授《西洋古代史》《俄國史》和《美國文化研究》的貝德士等。課程設置非常重視學生的基礎與通識，也非常重視學生選課，各系都選派專門教師對學生進行選課指導，如1947年秋季金陵大學文學院選課總指導為貝德士先生，歷史系1947年秋季選課指導為王繩祖先生，1948年春季學期文學院選課總指導為倪青原先生。據章開沅回憶，“我選過的課程，有貝德士的俄國史，世界通史、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王繩祖的歐洲近代史、金大文學院院長倪青原的邏輯學、馬長壽的社會學、貝德士夫人的美國史、金女大劉恩蘭的地質學等。”大學時期對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兼收並蓄，奠定了章開沅的學問根基，他回憶說，“金大歷史系對中外近現代史的重視，與強調兼學其他社會科學課程（如社會學、經濟學等），這兩方面都堪稱開國內風氣之先。我一生治學之稍有所成，或多或少得益於此。”馬長壽教授的社會學課程，“使我這個歷史系學生得到更多的啟發，所以對於社會學的一些理論、概念與方法我早已略有所知”，王繩祖教授“開設湯因比史學介紹講座，使我們對這位大學者的思想體系興味漸濃。”貝德士“對學生要求的嚴格也是眾所周知的，不僅參考書佈置得多，Paper（讀書報告）也佈置得多”，正是這些嚴格的訓練，“使我們在養成良好學風方面受益匪淺”。

再次，作為歷史學家，章開沅具有強烈的使命意識。一是基於民族的使命感。他之所以走進辛亥革命史研究，直接原因是由於德國歷史學者貝喜發博士的觸動，他投身南京大屠殺歷史的探討，既是維護歷史尊嚴的需要，也是為了駁斥日本右翼學者對日本侵華史的肆意歪曲。二是基於個人經歷與身份所觸發的責任感。章開沅回憶自己“決意投入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發端於與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劉子健教授的一次面談，劉子健教授列舉了章開沅從事教會大學史研究的三重有利經歷和身份：教會大學學生、大學校長、歷史學者。三是基於其博大的人類關懷。在價值觀層面，章開沅對人類文明的認識超越了固有的文化邊界，他說：“現在我們應該既超越西方文化又超越傳統文化，根據現實生活與未來發展的需要來營造新的價值體系。”針對學術界一個時期內存在的“體用之爭”“西化論”和“本位論”等，他主張：“在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離異與回歸都需要適度，離異不可無根，回歸不可返古”。他強調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互動，教會大學的產生、發展與變遷無疑是一個特定時代裡中西文化碰撞的產物，不能成為中國歷史學者永遠的待墾之地，這是章開沅晚年超越文化界域，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教會大學史研究最為深沉的文化因數。

最後，章開沅十分注意跟蹤前沿，廣泛涉獵中外史學新理論、新方法。一是勤於開展中外學術交流。在中國近代史學界，章開沅是改革開放後較早開展中西學術交流、特別是兩岸學術交流的學者之一。與他有過學術交往的外國學者眾多，其中較為頻繁的著名學者包括北美學者柯白、魏斐德、杜維明、費維愷、薛君度、何炳棣、陳志讓、羅茲曼、余英時、孔飛力、周錫瑞等，法國學者巴斯蒂、白吉爾夫人等，日本學者佐伯有一、田中正俊、野澤豐、島田虔次、狹間直樹、久保田文次、中村義、藤井升三、小島淑男、濱下武志等，韓國學者閔鬥基，交流較密的臺灣學者有張玉法、張朋園等，這些交往不僅使他獲得了許多新知，而且也能及時瞭解到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最新動態。二是章開沅對國外史學新理論、新方法的涉獵，哪怕到了晚年時期，他仍然如饑似渴地吸吮著來自異域的理論與方法。他十分推崇法國年鑒學派代表人物馬克·布洛赫的歷史觀念與方法，在有關學術論著與講演中多次引用布氏的有關言論，他宣導歷史學者應該走出歷史，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布氏的影響。

二、“走進歷史”與如何“走進歷史”

何為“走進歷史”？章開沅並未就其內涵大加闡發，但他指出，“參與歷史，亦即走進歷史，理解歷史”。在章開沅的史學思想中，參與歷史、走進歷史與理解歷史具有逐層遞進的同等意義。“歷史是已經劃上句號的過去”，單從物理意義上說，任何人都不可能走進歷史，人只能存在于他所生存的那個時代，而且歷史是不能重複的，但是，歷史學家卻需要跨越時空，參與歷史。他認為，歷史學家“必須積極參與歷史生活，因為歷史學家的最高天職就是研究人類的歷史生活，不如此他就不能稱其為歷史學家。” 21世紀伊始，章開沅率先提出了“參與史學”，他指出，“我們的研究緊扣著時代發展的脈搏，在社會上具有一定的影響，學術界、社會各界都很關注。這種研究既是非常嚴肅的學術研究，同時又帶有強烈的參與意識，我把它叫做參與史學。”參與歷史是參與現實生活的前提，“歷史學家如要積極參與現實生活，首先必須積極參與歷史生活”。在這裡，前後兩種“參與”各有針對性指向，前者是特別針對歷史學者的“職業病”，歷史學者不能做埋首於故紙堆、不問世事的學究，而是要立足當下，積極參與現實生活；後者意即進入，只有走進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所處的那個特定時代，他們的內心世界才能知人論事。時間和空間是構成歷史的基本元素，某種意義上講，時空感就是史感，一個優秀的歷史學者必須具備良好的史感，即歷史學家要回到特定時間、特定空間、特定事件的歷史場景中去，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知人論事，這就是走進歷史的全部意義。那些習慣于當歷史判官者，以今世的標準去評價古人古事，如果不是出於政治的需要，便是對歷史研究的無知。章開沅總結了李贄、崔東壁、陳寅恪、法國歷史學家馬魯、布洛赫、保羅·利科等人的思想後指出，理解的最好方法是與古人對話，“即為古人設身處地，把自己設想成處於當時的歷史環境，借助確鑿史料分析前人思想與行為的成因與後果，這樣才有可能理解其心靈深處的奧秘。”走進歷史，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證法，但兩者之間不能劃等號，他說“歷史學必須以歷史唯物主義作為理論基礎，但它絕不等於就是歷史唯物主義或社會發展史”。

對歷史學者來說，“走進歷史”不僅是一個職業門檻，是一種方法，更是一種境界。這種境界，陳寅恪稱之為“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王國維則稱“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在歷史學家的心中，歷史人物應是能被感知的、有思想力的個體，唯其如此，才能實現與古人的對話。可見，“走進歷史”是歷史研究者必備的素養，一個缺乏“走進歷史”的意識與觀念的人，不可能成為一位合格的歷史學者，一個不懂得如何“走進歷史”的人，不可能成為一名優秀的歷史學家。同其它學科一樣，歷史學有其獨立的學科品格，即求實存真，只有走進歷史，才有可能探尋真實的歷史，“努力貼近並維護歷史真實應是史學家的職業道德”。

“走進歷史”的門徑在哪裡？章開沅認為，首先需要走進史料，“不僅要掌握大量確切可信的史料，而且更在於把握史料之間的內在聯繫，對史事進行認知和解釋。”為此，章開沅強調了歷史的原生態，呼籲歷史學者要“走進歷史原生態”，“一方面要重視史料，儘量利用原生態的史料；另一方面也要重視解釋，追尋研究對象的原生態。”在史家應當具備的才、學、識“三長”中，章先生尤其看重“史識”，“史識不僅限於對歷史文獻的解讀與對史事的判斷，而更重要的是對歷史的總體把握與深層理解。”章開沅繼承了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重視史料，察其源，辨其流，考真偽，但又不為史料所羈絆，強調要尊重“與其最偏愛的觀點相悖的事實”，而不是先驗性的給史料貼標籤，進而將一切與個人觀點不符或自己偏好的觀點不符的史料剔除在外。

在歷史研究工作中，章開沅十分注重走進史料，開展歷史資料調查，走近歷史當事人。1963年，他曾借調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協助楊東莼徵集北洋時期史料，“在北京得以結識許多學識豐富的師友，會見許多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佔有相當地位的重要當事人，閱讀許多珍貴的文獻史料。”章開沅十分注重史跡、史料的調查與考證，他常常利用赴海外參會、講學間隙遍訪近代史跡。1981年他到日本參加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會後專程赴荒尾市天水町參訪黃興在“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時寄居的田尻家，不僅發現了田尻住宅正廳壁上懸掛的黃興題贈的七絕一首，還與田尻的兒子、兒媳交談，他們“娓娓地追述當年黃興蟄居天水的往事。鄰近的老農也聞訊趕來參加晤談，他們都記得黃興的音容笑貌，甚至連這位偉大革命家的一些生活細節，他們也歷歷如數家珍。”這是走進歷史的一種方式，也增添了史學家對辛亥人物的感性認知。

只有對話才能更好的“走進歷史”。章開沅提出了兩個層面上的對話：一是需要與往昔對話，與古人對話，即“通過潛在無聲的對話與歷史人物溝通以形成理解”，與古人形成“潛在的共鳴”。歷史是紛繁複雜的，“歷史的複雜性不僅是由於社會環境本身的複雜，而且還由於廁身且活動於這種複雜環境之中的人也非常複雜，特別是他們的思想與心理。”因此，“善於與古人對話，就是對古人經由溝通形成理解，從中吸取歷史蘊涵的智慧。”他還特別以拉貝為例，說明“拉貝現象”的存在，“一個西方納粹分子，他的國家和領袖以後曾在奧斯威辛——比克瑙集中營殘酷屠殺400萬無辜難民，而他本人此時卻在南京扮演了難民守護者的角色。”如果不理解拉貝的內心世界，如何解釋“拉貝現象”？二是需要進行“廣義的對話”，即“歷史學者與其他各科學者之間的外在對話”，這是由歷史學者的專業背景與知識結構決定的，“歷史學家自身的實踐經驗與知識結構畢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為了不斷擴展對過去認知的廣度與深度，歷史學家便不得不經常向許多其他學科專家求助，如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政治學乃至科技專家等。”

三、“走出歷史”與如何“走出歷史”

何為“走出歷史”？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一是指歷史研究者走出歷史研究對象所處的時代與空間範圍。二是指研究者需要超越歷史研究現狀，亦即超越歷史，“所謂超越歷史，就是不要受陳舊歷史眼光的局限，更不要因襲過去歷史造成的形形色色的偏見與誤區”。章開沅以抗日戰爭為例指出：“過去由於長期的敵對狀態，國民黨攻擊共產黨‘遊而不擊’，共產黨指責國民黨‘片面抗戰’，反而形成歷史的自我貶抑。”抗日戰爭史的研究者如果不走出過去那些具有意識形態色彩的黨派之見，就難以對抗日戰爭形成客觀的評價。三是指跨越歷史研究界域，用歷史研究的成果主動參與現實生活、關注未來，章開沅稱之為“史學的參與”。“史學家不能只是面對過去，而是要立足現實，更要把握未來。在全球、全社會關注的重大問題上（如環境、資源、世界倫理、戰爭與和平等），都應該聽得見歷史學家的聲音。”誠然，歷史學家不是預言家，難以準確地預測未來，但如何保證當政者瞭解真實的歷史並從中吸取智慧，避免重複歷史上的悲劇，卻是歷史學家應盡的責任。

歷史研究者需要走出歷史，是客觀公正地評價歷史的需要，這是由主體與客體兩方面決定的。首先，就歷史研究者而言，如前所述，時空感是歷史研究者必須具備的素養，但是，歷史研究又不能拘泥于時空限制，否則我們就陷入到研究對象的泥潭中不可自拔，進而出現“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式的無奈，或者愛屋及烏，拔高對研究對象的評價，或惡其餘胥，有意貶低研究對象及其關聯的人和事。不能客觀公正地理解研究對象，更遑論走出歷史。因此，歷史學家在遵循時空觀念的同時，又需要超越歷史時空，這是歷史學自身的價值所決定的。正如羅素所言，歷史學“使我們在思想上和感情上成為一個更大的宇宙的公民，而不僅僅是一個日常生活的公民而已。”其次，就歷史研究對象而言，歷史是過去的人和事，它需要經過時間的沉澱，然而，時間越久，相去越遠，過去的人和事也就越模糊，要使模糊的歷史清晰化尚且不易，要客觀公正地予以評價談何容易。只有將研究對象置於歷史的長時段和人類活動的全球視野中，才能產生“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的效果。王國維將“走出歷史”的作用概括為“出乎其外，故有高致”，通俗地講，就是只有走出歷史，才能站得高，看得遠。

章開沅主張走出歷史，是從闡釋中國近代史研究需要走出近代史開始的。21世紀初，章開沅以“走出中國近代史”為題，為華中師範大學近代史所創辦的《近代史學刊》撰寫發刊詞，正式提出了為什麼要走出中國近代史和如何走出中國近代史的思考。發刊詞從世紀之交人類文明面臨的深重災難出發，基於歷史學家應該承擔的時代責任，從學科建設的角度，呼籲“為了更好的建設這個學科，中國近代史研究者必須走出中國近代史”。章開沅認為，作為一個學科的中國近代史非常年輕，“而且其成長過程又是先天不足與後天失調”，很不成熟。此前十幾年，他在《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一文中已經提出上下延伸與橫向會通問題，開始考慮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整體發展。辛亥革命100周年時，他以《百年銳於千載——辛亥革命百年反思》為題，主張縱觀辛亥革命上下三百年，開展“其本身以及歷史遺產的真正盤點”，“三個一百年”即辛亥革命前一百年、辛亥革命後一百年、未來一百年，通過時間跨度上的延伸走出辛亥革命史，再以“走出”後的長鏡頭評價孫中山、三民主義等又會有另一番新的認識，只有“放開歷史的視距，辛亥革命的歷史遺產的正、負面影響才有可能講透”。辛亥革命研究中的“三個一百年”，“實質就是歷史的連續性問題”，因為“社會變遷是一個漸進的漫長的過程，即令是最偉大的革命也不可能在一個晚上（甚至三五年）把舊社會改變成為新社會”。鴉片戰爭也不例外，戰爭及其結果對中國的影響“是經過數十年逐漸顯示出來的，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版圖廣袤人口眾多的大國”，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的社會結構、社會制度、政治體制、文化思想，大體上仍然是沿襲於明清，有些則必須上溯到秦漢。因此，所謂“走出中國近代史，首先就是走出這80或110年，在基礎知識與學術視野兩方面至少要向上延伸到清史乃至明史，而尤其需要重視明清之際經濟、文化的內在變遷；同時也要向下延伸到1949年以後，因為舊中國的社會結構及其經濟、政治、文化，仍然在一定時期和不同程度上沿襲與運動”。橫向會通則包含三個層面：一是“社會乃是一個整體，經濟、政治、文化不能割裂”，“應該把握各個部分之間的有機聯繫，特別是局部與整體之間的有機聯繫”。二是“應該把中國史當作世界史的一部分來研究”，“同時還需要從事近代中西社會結構、經濟發展、政治體制、革命運動、民族關係、社會心理、宗教流派乃至風俗習慣等方面的比較研究”。三是“從當代學術科際整合發展趨向而言，我們也需要繼續努力把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文化學、人類學、宗教學、心理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引進史學研究”。總之，“上下延伸是從時間上走出中國近代史，橫向會通是從空間上走出中國近代史”。前者是歷史的長鏡頭，後者是歷史的廣角鏡。為紀念法國大革命200周年，章開沅撰寫了《法國大革命與辛亥革命》一文，全面深入地闡明了法國大革命對辛亥革命在思想淵源、綱領設計、策略選擇等方面的積極影響。他還進一步拉長時限，透視了法國大革命對辛亥革命之後中國歷史的影響，“中國曾經接受其積極影響，經過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專制，又經過一系列革命鬥爭擺脫了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聯合統治。但是，中國又曾走向一種極端，把革命從手段轉換為目的，把在一定歷史時期必要的革命誇大成為永不停頓的、無間斷的革命，終於造成史無前例的大災難。這是極為沉痛的歷史教訓！”該文可謂從空間上走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個範例。

把“走出中國近代史”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面，就是“走出歷史”，這是由歷史學的學科取向決定的，歷史學“關注的是整個人類、整個社會，長於做宏觀的、總體的把握，這是歷史學家最大的優勢。歷史學家研究的不僅僅局限於一個短暫的時段，而且往往是一個很長的時代。真正好的歷史學家的研究對象可能是全國、大區域乃至全球，至少是以全球為背景。”因此，一個優秀的歷史學家，一定是具有崇高的人類關懷與深切憂患意識的知識份子，在這一點上，章開沅將歷史學家形象地比喻為烏鴉，他說“歷史學家不是喜鵲而是烏鴉。烏鴉可能叫得不好聽，但它確實是益鳥。”當整個社會彌漫于太平盛世的世紀迷思時，章開沅卻冷靜地指出：“整個人類正處於危機之中，整個文明正處於危機之中。重科技輕人文，重物質輕精神，道德的淪落，戰爭的災害，環境的破壞引起環境的報復，等等，問題一大堆。”真正的有良知的知識份子應當保持足夠的理智，充當社會的清醒劑。不同領域的社會科學家承擔不同的角色，譬如，哲學家需要用理性的批判精神掃除文明進步的障礙，歷史學家應該講清歷史發展的曲折性，以史為鑒，在社會普遍唱著“盛世”高調時，應該指出它所面臨的憂患，而當人類處於“衰世”悲歎中，又要幫助喚醒自信。羅素雖不是職業歷史學家，但他對歷史的反思卻超越了許多職業歷史學者，“他的眼光始終朝向前方，他仿佛是在論證：一個歷史學家的尊嚴就在於他關心著未來的可能的憂患。”

章開沅始終維護著歷史學家的這份“尊嚴”，他“走出歷史”，走向現實，走出過去，面向未來。作為“走出歷史”的落腳點，他提出了“史學的參與”，主張歷史學者要走出書齋。2004年11月，他在暨南大學“星期一史學沙龍”上的演講中說，“我現在沒有把我的工作限制在書齋之內，而是把我的活動領域推廣到整個社會。就是說史學家不僅要研究歷史，還要創造歷史，還要干預歷史，還要跟其他有識之士一起促進歷史往正確的方向發展。那才是真正的史學家！”他對辛亥革命的跨世紀思考，是他踐行“史學的參與”的案例之一。在紀念辛亥革命90周年時，他以《珍惜辛亥歷史遺產——以世紀意識為例》為題在香港浸會大學演講，從辛亥革命前中國社會彌漫著的“世紀”意識入手，到90年後人們對新世紀的鼓吹與企盼，他尖銳地指出：“現今流行的世紀話語缺少幾分當年的真誠，更缺少當年那麼深沉的憂患意識與強烈的自我鞭策”，新舊世紀之交人類文明面臨的問題，如“環境污染、資源浪費、愛滋病蔓延、吸毒與犯罪率猛升，還有那揮之不去的世界金融危機與經濟蕭條的影響”，任何國家都難以獨善其身，“因此，我們在考慮21世紀中國的命運時，還必須同時考慮全人類的命運”，可見，“僅以世紀意識為例，已可理解辛亥革命歷史遺產的彌足珍惜，至少是能夠引發我們一系列有關世界與中國前途的深沉思考。”章開沅為南京大屠殺取證是充分發揮“史學的參與”功能的又一個典型例證。南京大屠殺是侵華日軍的暴行之一，然而，從政界到學界，日本總有一些右翼政客與右翼學者，肆意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章開沅帶著強烈的現實關懷，本著一個歷史學家的良知，“不能忘記歷史的真實、歷史的尊嚴”，投入到南京大屠殺史的研究中。他在耶魯神學院圖書館檢索貝德士文獻，系統地挖掘、整理貝德士文獻中所保存的南京大屠殺的史實，寫成《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等著作，為侵華日軍的南京大屠殺提供了鐵證，有力駁斥了日本右翼學者的“虛構說”“無稽之談論”。章開沅走進南京大屠殺史的研究，是為了還原真相，更是為了走出歷史，超越歷史。他說：“我們回憶充滿恐怖與罪行的往事，絕不是為了復仇，而是為了尋求真理與伸張正義，同時也是為了吸取歷史經驗，教育包括日本在內的全世界人民，反對侵略戰爭，維護世界和平。”在他親自選編的《走出中國近代史》一書中，他多次表達了與法國年鑒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布洛赫的共鳴，尤其推崇布洛赫作為歷史學家所扛起的“使命”與“天職”的歷史擔當。他指出：“布洛赫自我認定的‘天職’，有兩層意思，一是對史學的奉獻；一是對社會的奉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作為歷史學家，既拿起筆也拿起槍，站在反法西斯鬥爭的第一線。他未能看到自己上述書稿（指《歷史學家的技藝》——引者注）的出版，也未能看到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但他參與了歷史的創造，並且以鮮血與生命譜寫了一曲回蕩千古的奉獻之歌”。章開沅認為，這是“歷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布洛赫可以說是已經進入這個境界的光輝榜樣之一。”當然，章開沅並沒有僅僅停留在共鳴與推崇上，而是以行動呼應布洛赫，雖然時代不同，但在“走出歷史”這一點上，兩人的學術歸宿卻完全一致！

四、“走進歷史”與“走出歷史”的統一

在章開沅的史學研究生涯中，“走進歷史”與“走出歷史”構成一個完整的過程，缺一不可。王國維以“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來概括，十分精當，章開沅則強調這一過程也是一種境界，他說：“境界不僅是營造的結果，而且是運思的過程與狀態”，應該始終伴隨歷史學家的職業生涯。治史者必須具備這種境界，以“走進歷史”的氣度來探尋真實的歷史，進而“把自己重新體驗並賦予生命的真正歷史奉獻給人類”，以“走出歷史”的擔當，克服知識份子歷史使命感的局限性，實現“史學的參與”。在技術主義十分盛行的現當代，“歷史有什麼用”之類的問題常常困擾著人文學科，章開沅強調歷史學家必須具有“走進歷史”與“走出歷史”的境界，源于知識份子的崇高使命感，“知識份子不是一般的讀書人或有專業知識、技能的人，而是關心人類命運、社會進步的社會精英。”他說：“建設當代健康有益而又豐富多彩的精神文明，歷史學傢俱有無可代替的重要作用。” “面對當代人類文明的嚴重缺失，歷史學家不應該保持沉默，更不應該無所作為。我們必須和其他人文科學、社會科學乃至廣大科技專家中的有識之士，共同糾正現今文明的缺失，並且用自己的學術精品，用自己的智慧與熱情，營造健康向上的使人類免於繼續沉淪的精神文明。” 1995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知識份子與中國社會研討會”上，發表了《知識份子的歷史使命感》的主旨演講，指出“知識份子是社會培養出來的，知識份子應該回饋社會，對社會承擔責任”，同時，他又尖銳地指出了中國知識份子歷史使命感的局限性，“大多表現為追求國家獨立富強的自覺，卻難以表現為對個性解放與維護人的價值及尊嚴的強烈訴求。”

作為一種史學思想，“走進歷史”與“走出歷史”既是一種方法論，也是一種價值追求。一方面，“走進歷史”是為了更好地理解歷史，進而“把自己重新體驗並賦予生命的真正歷史奉獻給人類”，維護史學的尊嚴與品格；另一方面，“走出歷史”是為了更好地進入歷史，“走出又都是為了回歸中國近代史”。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後者使前者變得更加順暢。他用“專”和“通”說明出入史學堂奧的方法及其相互關係，“專則易入，通始能出。若無深入的專題研究作為基礎，所謂通識則如水無源，如木無本。”章開沅所強調的“通”，包括對相關學科理論與方法的涉獵與借鑒，讀他的論著，不僅可以看到他對社會學、經濟學方法的借重，而且文筆優美、哲理深邃，這無不得益於他良好的文學、哲學功底。章開沅自幼喜好文學，並伴之一生，但他讀詩卻是為了更好地悟史，他說，中國古代詩詞歌賦，“詩中有史，史中有詩，即非史詩佳作，昔人詩詞中亦有富於史識、史感者，讀之可以增添治史悟性。”他以孟浩然的《與諸子登峴山》、蘇東坡的《題西林壁》、辛棄疾的《南鄉子》、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魏源的《悼鶴》、張維屏的《黃鶴樓》為例，體驗詩人深沉的史感，揭示了詩詞中凝重的歷史意蘊。

“走進歷史”不易，非有長期的訓練與修養，難以真正走進歷史；“走出歷史”更難，它不是歷史學家“走進歷史”後的必然延伸，而是歷史學家對歷史學學科品格的堅守，是歷史學家的時代責任感與使命感的行為體現。章開沅認為，“史學的可貴品格首先是誠實，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求實存真’”。“而與此相對應的，就是以史學為業者必須保持獨立的學者人格。”因此，走出歷史，絕不是簡單地附和現實，相反，歷史學家走出歷史後，常常以更加理性、更為冷靜、甚至批評者的口吻參與現實生活。章開沅認為：“史學是在保持獨立的前提下關注現實，其中也包括關注政治，而絕不是供政治任意驅使的臣僕。”因此，他反對急功近利，即“意在把史學變成宣傳，變成為某一時期政治中心任務的輿論造勢，或者是為某一政策的出臺做‘學術’注解”。相比之下，章開沅以更加寬廣的學術視野與博大的胸懷關懷人類文明和命運，“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先生以《野叟獻曝，三言兩語——疫後教育變革展望》為題，發表了他對這場疫情的認識，文章寫道：“何謂‘疫後’，何有‘疫後’？‘新冠’肆虐，乃是現代人類文明危機，又一次大暴發，源遠流長，日益張狂，仿佛是‘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

從“走進歷史”到“走出歷史”，章開沅走完了一個歷史學家完整的學術人生，取得了輝煌的學術成就，獲得了學術界的廣泛讚譽，正如2018年第七屆吳玉章終身學術成就獎頒獎詞所言：“他在多個史學領域取得累累碩果，把中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國際，將國外教會大學史研究引進本土。先生不僅關注歷史，還拷問‘史魂’，以超越世俗的純真與虔誠，積極參與歷史的創造，並在近古稀之年潛心南京大屠殺研究，維護歷史尊嚴。先生治史六十餘載，心系史學繁榮以及用史學研究來推動社會進步、文明提升及至世界和平。”

（作者：彭南生，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来源：《江漢論壇》2022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