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德華：孫中山民生主義的再認識

摘要：民生主義多被定性為“主觀社會主義”， 源於列寧依據孫中山演說俄譯文錯譯而作出的誤判。從孫中山本人信念， 民生主義的兩大根本特徵， 及他對社會主義各流派的繼承批判和獨特創見來看， 民生主義實為具有特定內涵和範圍、理論和取向的社會主義。民生主義以公平正義為思想核心， 強烈反對資本家和地主的剝削壓迫， 堅決維護工農民眾權益， 提出用“共用”原則解決貧富懸殊問題， 並勾勒出理想的社會主義圖景， 摒棄了舊式平均主義， 充滿了新的時代精神。其實行民生主義的舉措， 以實現社會革命目的為指向， 又以採取改良方式為手段， 力求緊密結合中國實際， 反對照搬外國模式， 為時人及後人提供了一個極有教益的範例。

關鍵字：孫中山；民生主義；主觀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社會改良；

在孫中山創立的三民主義中， 民生主義是一個頗為獨特的組成部分。它屬性上與社會主義相交織， 欲達至的目標帶有預防性， 提出後受革命黨人認同程度最低， 這都使得相比於民族和民權主義， 對民生主義的解讀更為不易。也許正因如此， 孫中山自宣揚民生主義之始， 就對其有更多答疑解惑式的辨析， 甚望人們懂得其真意， 把握其精髓， 以求將其作為長遠的指標。可以說， 置於歷史發展的長河來看， 民生主義的重要性顯得尤為突出。

學界對民生主義的研究已取得豐厚成果， 為後人進一步探索創造了條件。本文擬在此基礎上， 就民生主義幾個有所忽略、尚存歧義的問題， 從新的角度作補充性的論析。

一、問題緣起：“主觀社會主義”質疑

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有關聯， 論者都承認這一點， 並大都採用列寧的說法， 將其稱之為“主觀社會主義”。所謂主觀社會主義， 就是只在“主觀”上認同社會主義， 實際上卻奉行資本主義；其理論是一種具有空想性、反動性的民粹主義思想， 其土地綱領則屬於純粹的、先進的資本主義。按此說法， 孫中山對社會主義的認知就非常膚淺， 存在很大差錯， 在主客觀之間， 也充滿了難以理喻的矛盾。然而， 以此對照孫中山關於民生主義的大量論述， 常常令人疑竇叢生：“主觀社會主義”之說， 在民生主義的史實中， 很難得到充分的證明。是對列寧的論斷理解有誤， 還是這一論斷本身就不夠完善， 顯然成了一個值得探討的重要問題。

先回到原點， 看看列寧究竟怎麼說。為了儘量完整準確， 這裡需要多做一點摘引。在《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一文中， 列寧對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作了三方面的評價。

第一， 讚揚其民主主義精神：“孫中山綱領的每一行都滲透了戰鬥的、真誠的民主主義。……這是帶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義。……是真正偉大的人民的真正偉大的思想……”

第二， 批評其民粹主義理論：“……中國民粹主義者的這種戰鬥的民主主義思想體系， 首先是同社會主義空想、同使中國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即防止資本主義的願望結合在一起的， ……中國民主派對社會主義的同情， 產生他們的主觀 （黑體字為原文所有——引者注， 下同） 社會主義。……這個中國民主主義者的主觀社會主義思想和綱領， 事實上……僅僅是消滅封建剝削的綱領。……從學理上來說， 這個理論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反動分子的理論。因為認為在中國可以‘防止’資本主義， 認為中國既然落後就比較容易實行‘社會革命’等等， 都是極其反動的空想。”

第三， 辨析和肯定其資本主義取向：“孫中山可以說是以其獨特的少女般的天真粉粹了自己反動的民粹主義理論， ……真摯地同情歐洲的社會主義， 把它改造成為反動的理論， 並根據這種‘防止’資本主義的反動理論制定純粹資本主義的、十足資本主義的土地綱領！……實行能夠使農業中的資本主義得到最迅速發展的土地綱領。……在土地方面實行國有化以保證資本主義最迅速的發展。”

應該說， 從總體上看， 列寧對民生主義的評價很高， 許多見解非常深刻和精闢。但其中有一點， 即關於民生主義是“主觀社會主義”、反動的民粹主義的說法， 並不符合事實。

考察列寧作此判斷的依據， 是孫中山一篇題為《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的論文。這篇論文原本為孫中山1912年3月底在南京同盟會會員餞別會演說的前半部分， 于同年7月先被譯成法文在國外發表， 隨即又被轉譯成俄文登載於俄國的《涅瓦明星報》。列寧的評論就是據此而作。將此半篇演說詞與演說全文相對照， 可明顯看到取捨所帶來的副作用， 即由於缺少後半部分， 欲準確傳遞演說原意， 已受影響。更緊要的是， 此篇譯文中有兩句非常關鍵的話， 完全譯錯。一句是“我們有可能預防資本主義制度的進攻”， 在演說原文中並無此句， 亦無此意；另一句是“……考慮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在最近將來的孳生崛興”， 在演說原文中也並無此句， 亦無此意。能旁證這兩句話翻譯錯誤的， 是同一時期， 這半篇演說還有一種英譯文， 以《中國的下一步》為題在國外刊載， 其中相對應的兩段， 與演說原文基本一致， 也沒有“預防資本主義”或“防止資本主義”的語句和意思。

列寧對民生主義的評析， 固然是以整篇論文 （即半篇演說詞） 為據， 但非常清楚的是， 他之所以將孫中山與俄國民粹主義者相類比， 認為他“也具有完全同樣的民粹主義色彩”，進而將民生主義判定為空想與務實、反動與進步並存的“主觀社會主義”， 最重要的憑證就是因為孫中山的思想是要“避免”和“防止”資本主義， 而這一憑證， 採用的恰好就是前述兩句錯譯之語。可以說， 正是錯誤的翻譯， 導致了列寧“主觀社會主義”的誤判。

那麼， 孫中山的原意與錯譯之意， 究竟差別在哪裡？簡要地說， 孫中山所要“預防”的， 只是資本主義的“流弊”， 而並不是資本主義。這種流弊， 是指少數大資本家的壟斷， 指社會普遍存在的貧富懸殊， 它是歐美資本主義長期發展導致的惡果， 也是社會主義思潮得以興盛和社會革命得以醞釀的根源。孫中山並不一概反對發展資本主義， 恰恰相反， 他充分肯定資本主義給歐美帶來的文明和富強， 歡迎和期盼中國資本主義的勃興， 還大力主張引入外資， 開發生產力， 使中國成為“最富之國”。不過， 他特別擔心中國資本主義發達之後， 也會出現歐美式的流弊， 因此有必要提前預防， 這就是用“國家社會主義”來防止資本家的私人壟斷， 以避免重蹈西方民生困苦的覆轍。他認為歐美的流弊已積重難返， 而中國的流弊尚未出現， 若預防在前， 會比較容易收到成效。這些含意， 本來在孫中山演說的前半部分， 已大致可見， 而在演說的後半部分， 更是表達得非常清晰。可惜俄譯文既未全文翻譯， 已譯部分， 又弄錯了至關重要的兩句。

既然孫中山並不主張“防止資本主義”， 反而主張發展資本主義， 民生主義自然也就不是民粹主義， 不是“主觀社會主義”；其屬性如何， 就還需要依據他對民生主義的全部論述， 重新加以界定。

二、基本性質：聚焦民生的社會主義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 對於民生主義的歸屬， 孫中山本人的認定從不含糊， 總是將其等同於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裡， 民生主義的內容雖有變化發展， 這一自我定性則始終沒有改變。

對此， 他有多種表述， 角度不一。有的以國家政策立論， “……一面圖國家富強， 一面當防資本家壟斷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 無外社會主義”；有的以革命目的立論， “今吾國之革命乃為國利民福革命， 擁護國利民福者， 實社會主義”；有的以人民利益立論， “民生主義， 則抵抗少數資本家， 使人民共用生產上之自由。故民生主義者， 即國家社會主義也”；有的直接以兩大主義的關係立論， “分別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 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 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什麼分別， 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就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對於共產主義， 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衝突， 並且是一個好朋友”。這表明至少從主觀來說， 孫中山認同並確信民生主義是屬於社會主義而非資本主義。作為一名真誠的民主革命領袖， 孫中山如此堅守社會主義立場， 自有其經過深思熟慮的道理， 是判斷民生主義性質的一個重要參照。

當然， 一種主義的性質如何， 不能完全依照創立者的自我稱謂， 還必須考察這一主義有哪些根本取向， 以對其屬性作出客觀評判。准此， 用較為公認的標準來衡量， 民生主義有兩大取向， 可說與社會主義若合符節。

一是以公有反對資本家的壟斷性私有。在孫中山看來， 資本家對財富的壟斷， 正是一切社會問題產生的根源：“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義者， 非反對資本， 反對資本家耳， 反對少數人占經濟之勢力壟斷社會之富源耳。試以鐵道論之， 苟全國之鐵道皆在一二資本家之手， 則其力可以壟斷交通， 而制旅客、貨商、鐵道工人等之死命矣。土地若歸少數富者之所有， 則可以地價及所有權之故， 而妨害公共之建設， 平民將永無立椎[錐]地矣。” 要打破這種壟斷， 就要實行公有， 因而他特別推崇亨利·喬治和馬克思的公有論：“綜二氏之學說， 一則土地為公有， 一則資本為公有。……斯即社會主義本經濟分配法之原理， 而從根本上以解決也。……社會主義家則莫不主張亨、麥 （麥克司， 即馬克思——引者注） 二氏之學說， 而為多數工人謀其生存之幸福也。……亨氏之土地公有、麥氏之資本公有， 其學說實得社會主義之真髓。”

二是謀求所有人的幸福。他將社會主義稱之為人道主義， 因為它們有著共同的核心價值：“人道主義主張博愛、平等、自由， 社會主義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 實為人類之福音。我國古代若堯舜之博施濟眾、孔丘尚仁、墨翟兼愛有近似博愛也者， 然皆狹義之博愛， 其愛不能普及于人人。社會主義之博愛， 廣義之博愛也。社會主義為人類謀幸福， 普遍普及， 地盡五洲， 時曆萬世， 蒸蒸芸芸， 莫不被其澤惠。此社會主義之博愛， 所以得博愛之精神也。……社會主義之主張， 實欲使世界人類同立於平等之地位， 富則同富， 樂則同樂， 不宜與[因]貧富苦樂之不同而陷社會於競爭、悲苦之境。”

這些取向不是社會主義的全部， 但確是社會主義之所以為社會主義而具有的本質特徵。孫中山認定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 他所認可的這些社會主義“真髓”自然也就是民生主義的精粹所在， 據此將民生主義歸入社會主義思想陣營， 應該說有充分的理據。

如果說民生主義可稱之為社會主義， 那麼， 它屬於何種社會主義？孫中山生活的年代， 社會主義已經歷長期的演變， 出現了眾多流派， 各流派雖有繼承性和共同點， 存在的差別也非常明顯。若僅以社會主義相稱， 而不確定其特有的性質及與其他流派的異同， 這一稱謂就會顯得相當空泛。事實上，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是在整個社會主義思想發展史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他對各流派既有批判， 也有繼承， 更有自己獨特的創見。

對於社會主義思想發展史， 孫中山一直保持高度關注。早在提出民生主義之初， 他就指出歐美社會黨所宣導的“民生主義”即社會主義是一種很繁博的科學， “其中流派極多， 有主張廢資本家歸諸國有的， 有主張均分于貧民的， 有主張歸諸公有的， 議論紛紛”。數年後， 他應中國社會黨之邀， 在上海發表論社會主義的專題演講， 將社會主義流派分為“共產社會主義”、“集產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和“無政府社會主義”等四種， 又合併為“集產”與“共產”兩派。他肯定共產社會主義為“上乘”之理想， 但不主張馬上實行， 因為還不具備實行的道德條件， 若要強行， 只能適得其反；也不主張今人為實行此主義過度操心， 因為數千年實在相隔遙遠， 未來應交給更高明的後人去操辦。所以， 今日所實行的社會主義， 只能是集產社會主義。孫中山對共產主義的概括還比較片面， 但其不選共產主義作為當下“要圖”的理由卻非常實在， 其理智性在後來的歷史中也得到了有力的印證。

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發生之後， 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得到了迅速而廣泛的傳播， 孫中山敏銳地意識到社會主義“這種學說和思想現在流入中國來了， 中國一班新學者也是拿他來研究。……我們要研究這個問題， 便要先把他的源委、性質和定義來研究清楚”。為此， 他對社會主義思想流派又從縱向演變的維度， 重新做了梳理， 以馬克思學說為界標， 分成“烏托邦派”和“科學派”。他評述前者“陳義甚高……離事實太遠。……和中國黃老所說的‘華胥氏之國’ 意思相同……只希望造一個理想上的安樂世界， 來消滅人類的痛苦。至於怎麼樣去消滅的具體方法， 他們毫沒有想到”，也就是說， 烏托邦派的動機和目的都很好， 就是空想太多， 辦法太少， 無法付諸實踐。這種社會主義， 顯然已經過時。對以馬克思學說為代表的“科學派”， 孫中山有很多讚美之詞。他頌揚馬克思說：“實業革命以後， 研究社會問題的人不下千百家， 其中研究最透徹和最有心得的， 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馬克思。……馬克思所著的書和所發明的學說， 可說是集幾千年來人類思想的大成。所以他的學說一出來之後， 便舉世風從， 各國學者都是信仰他， 都是跟住他走”， 馬克思“專從事實與歷史方面用功， 原原本本把社會問題的經濟變遷闡發無遺。……這種研究社會問題的辦法， 就是科學方法。……就是科學的社會主義”。

在極力推崇馬克思和他的學說的同時， 孫中山也明確表示並不贊同這一學說所講的一些道理。這些道理大致有三個， 即“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階級戰爭”說、剩餘價值說。他所作的批評， 在理論層面顯得非常薄弱， 主要集中於事實層面，其具體議論限於篇幅， 此處不能詳述。要而論之， 儘管孫中山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存在諸多簡單化的理解甚至誤讀， 並不足以證明馬克思學說本身的缺失， 但他有一個很大的可取之處， 就是能緊密聯繫當時世界和中國的現實， 對馬克思當年所沒有見到或預見到的事實， 作出了新的分析， 得出了新的結論， 為推動馬克思學說的發展， 至少提供了新的思路。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他特別強調理論一定要以事實為據， 要經受得起實踐的檢驗， 認為“從他 （指馬克思——引者注） 的學說出世之後， 各國社會上所發生的事實便與他的學說不合， 有的時候並且相反。……第一國際共產黨和第二國際共產黨的主張太不相同， 所以後來馬克思黨徒的紛爭更是利害。這都是馬克思在當時所沒有料到的。……依他的判斷， 資本發達到極點的國家， 現在應該到消滅的時期， 應該要起革命。但是從他至今有了七十多年， 我們所見歐美各國的事實和他的判斷剛剛是相反。……到今日， 各國的資本家不但不消滅， 並且更加發達， 沒有止境， 便可以證明馬克思的學理了”。以事實修正理論， 對馬克思的學說既要繼承， 又要根據時代的變遷而發展， 這正是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態度。至於怎樣發展， 當然需要做很多艱苦、細緻、深入的研究工作， 孫中山當時還沒有條件做到這一點， 但他指示的路徑無疑很有借鑒價值。

既然空想社會主義已經翻篇， 科學社會主義又有待更新， 而“現在各國的社會主義， 各有各的主張， 所以各國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也是各有不同”，這就促使一心要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孫中山， 對社會主義重新進行建構。其成果， 就是推出了民生主義這一新的社會主義流派。

對於何以命名為民生主義， 孫中山作過很多闡釋， 可概略歸納為這樣兩點：

第一， 用民生來確定其社會主義特有的內涵和範圍。他解釋說， “民生”是中國慣用的名詞， 意為“國計民生”， 原本涵義有限， 但“今日科學大明， 在科學範圍內拿這個名詞來用於社會經濟上， 就覺得意義無窮了”。對此意義， 他以“人民的生活”為綱， 下了這樣的定義：“可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便是。” 又進一步辨析說：“現在中國有人把社會主義同社會學兩個名詞作一樣的看待， 這實在是混亂。……社會學的範圍， 是研究社會的情狀、社會的進化和群眾結合的現象；社會主義的範圍， 是研究社會經濟和人類生活的問題， 就是研究人民生計問題。所以我用民生主義來替代社會主義， 始意就是在正本清源， 要把這個問題的真性質表明清楚， 要一般人一聽到這個名詞之後便可以瞭解。……民生主義， 究竟和社會主義有沒有分別呢？社會主義中的最大問題就是社會經濟問題， 這種問題就是一班 （‘班’似為‘般’之誤——引者注， 下同） 人的生活問題。因為機器發明以後， 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是被機器奪去了， 一班工人不能夠生存， 便發生社會問題。所以社會問題之發生， 原來是要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故專就這一部分的道理講， 社會問題便是民生問題， 所以民生主義便可說是社會主義的本題。”孫中山借用“民生”一詞， 劃清社會主義與社會學的界線， 區分“通稱”的社會主義與專門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社會主義的不同， 揭示“人民的生活問題”是“社會問題”發生的深層根源， 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民生主義的確不是泛泛而談的社會主義， 而是有著特定內容即以解決人民生活及社會經濟問題為專項的社會主義。

第二， 用民生來表達其社會主義特有的理論和取向。此點主要針對“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而發， 別樹一幟地提出了“以民生為社會歷史的中心” 的觀點。他自述民生主義創立之初， 之所以不講社會主義而只講民生主義， 是經過“詳細研究， 反復思維”之後， “總覺得用‘民生’這兩個字來包括社會問題， 較之用‘社會’或‘共產’等名詞為適當， 切實而且明瞭， 故採用之”， 而想不到“歐戰發生之後， 事理更明， 學問更進， 而馬克思宗徒亦有發明相同之點”， 由此“足見吾黨之提倡民生主義正合夫進化之原理， 非同時髦學者之人云亦云也”。這裡所說的“馬克思宗徒”， 是指一位名叫莫里斯·威廉 （Maurice William） 的美國學者。據其介紹， 這位學者本為馬克思的信徒， 因見同門互相紛爭， 便以為“一定是馬克思學說還有不充分的地方”， 於是加以深究， 發表意見說“馬克思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是不對的， 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 而社會問題中又以生存為重心， 那才是合理”。  孫中山對此說讚賞不已， 將其與民生說緊密掛起鉤來：“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 這位美國學者最近發明與吾黨主義若合符節。這種發明就是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 社會進化又為歷史的重心， 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 不是物質。” 由此， 威廉的“生存”說， 就轉換成孫中山的“民生”說， 以前者為理論基石， 以後者為事實論證， 兩者合為一體， 共同成為了“社會進化的定律”。  對於這一定律， 孫中山充滿了自信， 比喻其對於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 有著創立日心說一樣的價值。將歷史演變歸結為社會進化， 將社會進化歸結為人類生存， 將人類生存等同于民生， 這就是孫中山所構建的因果之鏈。這就意味著， 只有民生才是歷史真正的中心和內核， 只有解決民生問題才是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鎖鑰， 民生主義從而在理論和取向上也成了一種獨特的社會主義。

從上述兩點看， 以民生來定義社會主義， 確實有很大的創意。在眾多的社會主義思想流派中， 它非常明確地將社會問題濃縮為民生問題， 以此作為貫串歷史與現實的基本線索， 在理論和方法上自成一體、與眾不同， 形成了具有獨特標誌的社會主義。當然， 作為一種探索， 限於種種條件， 民生主義在學理上還並不成熟， 許多概念、命題或結論， 還值得進一步商討和完善。

三、思想內涵：以公平正義為核心

民生主義最初創立時， 以“平均地權”為綱領， 思想內涵還相當單薄。經過長時段積澱， 到1924年孫中山系統演講民生主義時， 作為一種比較完備的學說， 思想內涵已十分豐富， 原初的綱領不再處於統領之位， 而思想本身則成為主要結晶， 展現著民生主義的精華。

由於來源的駁雜， 民生主義涉及的思想相當寬泛。如前所述， 中國的仁愛大同思想， 西方各種流派的社會主義， 特別是亨利·喬治的“單稅社會主義”和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 都對民生主義的構建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儘管如此， 正像孫中山將其社會主義稱之為民生主義以顯示其獨特性一樣， 他在民生主義的思想內涵上也有自己的特別之點。這就是他在宣揚民生主義思想時， 始終圍繞著一個核心， 即公平正義觀。

在這一觀念中， 最重要的概念是“平”字。早在1903年， 他就以“平均”作為施行平均地權之綱的原理：“蓋天下萬事萬物無不為平均而設， 如教育所以平均智識， 宮室、衣服所以平均身體之熱度， 推之萬事， 莫不皆然。則歐美今日之不平均， 他時必有大衝突， 以趨劑於平均， 可斷言也。”  這個道理雖還極為寬泛， 談不上有多少學理， 卻也明確表達了對平均法則的一種信仰。後來， 他通過以社會主義糾社會達爾文主義之偏， 大為深化了對此道理的認識：“社會主義不獨為國家政策之一種， 其影響於人類世界者既重且大。循進化之理， 由天演而至人為， 社會主義實為之關鍵。……達爾文之主張謂世界僅有強權而無公理， 後起學者隨聲附和， 絕對以強權為世界唯一之真理。我人訴諸良知， 自覺未敢贊同， 誠以強權雖合於天演之進化， 而公理實難泯于天賦之良知。故天演淘汰為野蠻物質之進化， 公理良知實道德文明之進化也。……社會主義所以盡人所能， 以挽救天演界之缺憾也。其所主張， 原欲推翻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學說， 而以和平慈善消滅貧富之階級於無形。……我人所抱之唯一宗旨， 不過平其不平， 使不平者底于平而已矣。”  “不平”即為倚強淩弱、以富欺貧， 是一種重物輕人的野蠻進化， 而“平”則為講求公理良知、符合道德文明的進化， 求“平”以去“不平”， 成了孫中山對社會主義亦即民生主義宗旨最簡明的概括。

孫中山談“平”之時， 常使用“平均”一詞用語雖古老， 其實質卻全然不同於西方的均產主義或中國傳統的均平思想。他分辨說：“嘗考歐西最初社會主義之學說， 即為‘均產派’， 主張合貧富各有之資財而均分之。……其主張激烈， 均分富人之資財者， 於事理上既未能行， 於主義上亦未盡合。故欲主張平均社會生計， 必另作和平完善之解決， 以達社會主義之希望。……均分富人之資財， 表面似合於均產之旨， 實則一時之均， 而非永久之均也。故欲永弭貧富之階級， 似不得不舍此而另作他圖矣。”又解釋道：“北方同胞誤會吾党民生主義， 以為劫富濟貧， 擾亂社會秩序。此荒謬絕倫， 公理上決無此事， 富人幸勿恐怕。……民生主義蓋防止富人以其富專制、毒害貧民。譬如英、奧等國， 君主國也， 而政治之進步與民主國無異， ……君主雖有君主之位， 無君主之權以害人民也。……預為富人勸告， 預為貧人防備。此即民生主義也。” 不圖“一時之均”， 而求“永久之均”；不搞“劫富濟貧”， 而防恃富害貧， ——這清楚顯示民生主義之“平”， 已完全不是舊式的平均主義， 而是一種灌注了新時代精神的現代公平正義理念。

作為這一理念最有代表性的體現， 就是強烈反對資本家和地主階級的剝削壓迫， 堅決主張維護工農民眾的權益。他主要以歐美國家為例， 對資本家的“專制”一再嚴加抨擊， 而對人民的痛苦深表同情：“夫美洲之不自由更甚于專制國。蓋專制皇帝且口不離愛民， 雖專橫無藝， 猶不敢公然以壓抑平民為幟志。若資本家則不然。資本家者， 以壓抑平民為本分者也， 對於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負責任者也。一言蔽之：資本家者， 無良心者也”，  “實業發達， 世界財力悉歸少數資本家之掌握， 一般平民全被其壓制， 是與專制政府何異。……今坐視資本家壓制平民而不為之所， 豈得謂之平等乎”， “歐美……地主 （主要指土地資產階級——引者注） 、資本家既占優勝之地位， 工人遂處於劣敗之地位矣。法律上又保護資本家與地主之專利， 故地主益壟斷其地權， 資本家益壟斷其利權， 而多數之工人雖盡其勞動之能力， 反不能生存於社會。……何其不平之甚耶”。正是這種極端的不平， 使孫中山看到了西方繁榮富強背後的重大缺陷和危險。對於中國農民的困苦， 他于國共合作興起農民運動之後， 也開始高度關注， 在“革命党和農民的第一次見面”會上發表演說時指出：“中國幾千年來立國， 大多數的人都是農民。現在的農民是怎麼樣呢？一般農民所處的境遇都是最艱難和最痛苦的， 沒有幸福可言。……一年辛苦到晚， ……才收穫若干谷米。……商人用極平的價買得谷米之後， 一轉手之勞， 便用極高的價再行發賣， ……你們所耕種的田大多數都是租來的， 租錢又貴， 所以你們每年辛辛苦苦得來的錢， 都是為商人和田主空勞動的。……因為受了很大的經濟壓迫， 所以你們農民便是很窮， 所處的地位便是很低。” 農民與工人所受的壓迫剝削雖表現形式不同， 社會嚴重不平不均的結果則毫無二致。

針對既是典型的西方病症， 又是世界性現象的貧富懸殊、經濟壓迫問題， 孫中山提出了以“共用”為原則的解決思路。這一原則以前述土地、資本的全社會公有為前提， 落腳點則是公平合理地分配：一是要按勞取酬， 餘利則公之社會使人人得以分享， “……人工宜得多數生產之餘利， 地主、資本家則按其土地、資本生之應得之利息可矣。其分配人工酬報之多寡， 應視其勞心勞力之多寡；其勞動大則酬報多， 其勞動小則酬報亦小。餘利公之於社會， 以興社會各種之事業。凡為社會之分子， 莫不享其餘利一分子之利益。斯即分配最平允之方法， 而社會主義學者所深主張者也”；二是國家要將公有獲得的利益， 最大限度地造福於人民， “准國家社會主義， 公有即為國有， 國為民國， 國有何異於民有！國家以所生之利， 舉便民之事， 我民即共用其利”， “如果交通、礦產和工業的三種大實業都是很發達， 這三種收入每年都是很大的。假若是由國家經營， 所得的利益歸大家共用， 那麼全國人民便得享資本的利， 不致受資本的害， ……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 都不致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就是要共產。……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 政治是人民所共管， 利益是人民所共用”。可以說， 按勞分配是“共用”的底線， 而全體人民免受任何剝削壓迫之苦、共同幸福安樂則是“共用”的理想境地。

對於實行“共用”原則的前景， 亦即理想中“社會主義之國家”的概貌， 孫中山以“教育”、“養老”、“病院”為大宗， 作了具體解說和勾勒：就教育而言， “圓顱方趾， 同為社會之人， 生於富貴之家即能受教育， 生於貧賤之家即不能受教育， 此不平之甚也。社會主義學者主張教育平等， 凡為社會之人， 無論貧賤， 皆可入公共學校， 不特不收學膳等費， 即衣履書籍， 公家任其費用。盡其聰明智憲[慧]， 分專各科， 即資質不能受高等教育者， 亦按其性之所近授以農、工、商技藝， 使有獨立謀生之材。卒業以後分送各處服務， 以盡所能。庶幾教育之惠， 不偏為富人所獨取， 其貧困不能造就者亦可以免其憾已”；就養老而言， “社會之人， 為社會勞心勞力辛苦數十年， 而至衰老， 筋力殘弱， 不能事事。社會主義學者謂其有功社會， 垂暮之年， 社會當有供養之責， 遂設公共養老院收養老人， 供給豐美， 俾之愉快而終其天年， 則可補貧窮者家庭之缺憾”；以病院而言， “人類之盡忠社會， 不慎而偶染疾病， 富者固有醫藥之資， 貧者以無餘資終不免淪落至死， 此亦不平之事也。社會主義學者遂主張設公共病院以醫治之， 不收醫治之費， 而待遇與富人納資者等， 則社會可少屈死之人矣”。他還補充道：“其他如聾啞殘廢院， 以濟大[天]造之窮；如公共花園， 以供暇時之戲。人民平等， 雖有勞心勞力之不同， 然其為勞動則同也。即官吏與工人， 不過以分業之關係， 各執一業， 並無尊卑貴賤之差也。社會主義之國家， 人民既不存尊卑貴賤之見， 則尊卑貴賤之階級自無形而歸於消滅。農以生之， 工以成之， 商以通之， 士以治之， 各盡其事， 各執其業， 幸福不平而自平， 權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進， 不難致大同之世。”  這幅圖景， 社會主義的色彩極為濃厚， 將人民對於美好生活的嚮往盡顯無遺， 即使置於今日， 其臻于完美、浸透博愛精神的描繪， 也不禁令人怦然心動。

四、實施方式：革命還是改良

對如何實現民生主義， 孫中山先後提出過平均地權、土地國有、禁止私人資本壟斷、大產業國有及耕者有其田等舉措。這些舉措的具體內容， 學界研究已多， 而作為實施方式， 它們應算作革命還是改良， 似還不大為論者所留意。實際上， 弄清這一點， 對於深刻理解民生主義既不斷因應時代變遷， 又力求結合中國國情的特質， 很有必要。

將民生主義的實施視為革命， 這是論者通常的看法。這一看法並無不妥， 因為孫中山在許多論述中， 總是將民生主義與革命連結在一起。最早的代表性說法， 見於三民主義 （“三大主義”） 首次出現的《東京〈民報〉發刊詞》一文， 文中將實行民生主義稱為“社會革命”， 按照革命黨人的設想， 其將與實行民族和民權主義的“政治革命”一道完成。此後， 孫中山論民生主義， 一直沒有改變社會革命的用語， 民族、政治、社會三種革命的並列， 也屢見於相關文獻之中。

然而， 細加考究， 實行民生主義不只有革命的一面， 還有改良的一面， 而且後一方面還更貼近中國實際。這種革命與改良並存， 並落腳於改良的取向， 從孫中山1906年的一次演說中， 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一方面， 民生主義的實行從頭到尾， 都離不開“社會革命”這一主旨， “文明越發達， 社會問題越著緊。……凡有識見的入[人]， 皆知道社會革命， 歐美是決不能免的。……文明有善果， 也有惡果， ……歐美各國善果被富人享盡， 貧民反食惡果， 總由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 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們這回革命， 不但要做國民的國家， 而且要做社會的國家， 這決是歐美所不能及的。……剛才所說社會革命， 在外國難， 在中國易， ……中國行了社會革命之後， 私人永遠不用納稅， 但收地租一項， 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國。……這社會革命的事業， 定為文明各國將來所取法的了”；另一方面， 正是由於實行了民生主義， 恰好又避免了“社會革命”的發生， “……社會問題在歐美是積重難返， 在中國卻還在幼稚時代， 但是將來總會發生的。到那時候收拾不來， 又要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萬不得已才用， 不可頻頻傷國民的元氣。我們實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時候， 須同時想法子改良社會經濟組織， 防止後來的社會革命， 這真是最大的責任。……與其將來弄到無可如何才去想大破壞， 不如今日預籌個防止的法子”。

以上兩方面看似矛盾， 實相統一。民生主義之所以為革命， 是因為它要消除貧富之間的重大懸殊和衝突， 使一個由少數富人壟斷財富的社會， 變成全體人民公平共用勞動成果的社會， 在此根本性質及最後結果的意義上， 它完全屬於一場革命性的變更；與此同時， 從實施民生主義的直接目的和具體方式來說， 又是為了避免或防止革命， 企圖用和平改良的辦法， 完成革命的任務。此外， 還可從中西存在重大差異的角度， 解讀民生主義既是革命又是改良的雙重屬性：對於歐美而言， 由於貧富不均已極為嚴重， 社會革命勢必不可避免， 但要取得成功也很難；對於中國而言， 目前還未發生嚴重的社會問題， 但將來總會發生， 與其日後像歐美一樣陷入革命困境， 不如現在就用改良的辦法消弭“隱患”， 防止革命出現。因此， 民生主義的實行， 革命與改良一身而二任， 它以實現社會革命目的為指向， 而又以採取改良方式為手段， 兩說各具其義， 並存不悖。

民生主義中改良的一面， 在孫中山此後的解說中， 得到更大的擴展。原本他認為只有中國才適合預先進行民生改良， 歐美則難以避免引起“大破壞”的社會革命， 但通過繼續考察西方社會現實， 尤其是一戰以來的最新發展之後， 這一看法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他以“社會進化的定律”作為理論依據， 對西方“社會進化的事實”作了這樣的分析：“近幾十年來社會是很進化的， 各種社會進化的事實更是很複雜的。……用概括的方法來講， 歐美近年來之經濟進化可以分作四種：第一是社會與工業之改良；第二是運輸與交通事業收歸公有；第三是直接徵稅；第四是分配之社會化。這四種社會經濟事業， 都是用改良的方法進化出來的。” 出現這種“改良”進化的原因， 是資本家與工人乃至大多數人的利益得到了“調和”， “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 就是為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 社會才有進步。……歐美各國從這種種經濟利益相調和的事業發達以後， 社會便極有進化， 大多數便很享幸福”。這裡所講的經濟領域改良、調和的事實， 的確在很大程度上真實反映了西方資本主義經歷早期發展之後， 對自身內在矛盾、衝突、危機等所採取的新的解決辦法和取得的顯著成效。孫中山據實而論， 不因抨擊資本家和資本主義就對其自我調節、自我更新視而不見， 應該說是一種相當客觀的實事求是的態度。

既然改良和調和所起的“進化”作用非常明顯， 那麼， 歐美要解決貧富不均的社會問題， 就不是只能採用革命的辦法， 而是也可以採用和平的辦法。對此兩種辦法及其可行性， 孫中山專門進行了討論。他評介說， 在社會黨內， 有主張“用革命手段來解決一切政治、經濟問題”的“馬克思派” （也稱“激烈派”） ， 還有主張和平辦法、“用政治運動和妥協手段去解決”的另一派。前者的辦法在俄國十月革命時已經採用， 用於解決政治問題“可算是完全成功”， 但用於解決經濟問題“還不能說是成功”， 由此便知“純用革命手段， 不能完全解決經濟問題”；後者的辦法， 就是“社會與工業之改良”等四種方法 （見前述） ， “歐美各國已經陸續實行這四種方法， 不過還沒有完全達到所期望的目的”。可以說， 兩派各有其道理， 也各有其得失。

對於到底應採用哪種辦法為好， 孫中山並未給出正面回答， 只是強調：“這兩派的辦法， 都是社會黨所主張的和資本家所反對的。現在歐美的工商業進步到很快， 資本發達到極高， 資本家專制到了極點， 一般人民都不能忍受。社會黨想為人民解除這種專制的痛苦， 去解決社會問題， 無論是採用和平的辦法或者是激烈的辦法， 都被資本家反對。到底歐美將來解決社會問題是採用什麼方法， 現在還是看不出， 還是料不到。”不過， 有一種趨勢很明顯， 就是由於資本家的反對， 許多主張用和平手段來改良社會的人， 也“漸漸變更素來的主張， 去贊成激烈的辦法， 也一定要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 “現在資本家要保守自己的私利， 也是用種種專制的方法來反對社會黨， 橫行無道。歐美社會黨將來為勢所迫， 或者都要採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經濟問題， 也是未可定的”。他沒有像原來一樣斷言革命必不可免， 是因為關注到了改良調和所取得的重大進步， 大多數人的利益和幸福由此得到了擴增， 社會問題的解決有可能另闢蹊徑；但他又清醒看到“資本家專制”仍極為嚴重， 革命呼聲仍然有增無已， 也不能說革命就一定不會發生。堅守革命立場與注重改良方式， 以新的認知再次得到了統一。

如果說， 要解決歐美的社會問題， 革命與改良的辦法可以二取其一， 那麼， 要解決中國的民生問題， 孫中山就十分肯定地表示， 只能採用改良之法。之所以如此， 是因為中國有著與歐美不一樣的“事實”：歐美貧富懸殊， 而中國貧富差別不大， “中國人大家都是貧， 並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 只有一般普通的貧。中國人所謂‘貧富不均’， 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 分出大貧與小貧。其實中國的頂大資本家， 和外國資本家比較， 不過是一個小貧， 其他的窮人都可說是大貧”。  他也留意到由於受“歐美的經濟潮流”的影響， 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正在拉大， 但還不像歐美那樣嚴重， 解決起來還比較容易， “中國現在最大收入的資本家只是地主， 並無擁有機器的大資本家。所以我們此時來平均地權， 節制資本， 解決土地問題， 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此， 由具體國情所決定， 中國實行民生主義就只能用改良的辦法， 而不能用革命的辦法。

孫中山的“大貧小貧”論顯然並不嚴謹， 但他的確正確看到了中國與歐美、俄國有著不同的國情， 將中國社會經濟問題歸結為實業不發達、經濟發展程度不高、是患貧而非患不均， 也頗中肯綮。以此為據， 他反對機械套用馬克思主義， 主張師其意而不用其法， 另外提出了不同於革命的改良之法， 並以“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預防貧富大不均為重點， 這不僅在學理的探求上難能可貴， 而且在歷史和現實的洞察上富有遠見。將民生主義的實行既定性為革命， 又落腳為改良；既肯定兩者之間的差異， 又找到兩者之間的聯繫， 力圖用改良來預防革命， 消弭革命， 完成革命；一切從實際出發， 而不是單純從信仰出發， ——孫中山對革命與改良所作的這種理解和詮釋， 為時人及後人都提供了一個極有教益的範例。

（作者：宋德華，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来源：《廣東社會科學》2018年第一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