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放：“马克思列宁主义”提法的来龙去脉
摘要：“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都是在马克思和列宁逝世后提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则源起于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其后，基于理解上的原因和实践发展的需要，上述三种提法都曾各领风骚。今后，随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还会发生新变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运动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已经载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提法究竟起于何时?出自何典?缘于何由?历来有何变化?迄今鲜为人知,也从未见过前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为了深入理解马列主义,实有必要切实弄清其辞源和演变。现据我多年钩沉索隐加以简析。
一、“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都是在马克思和列宁逝世后提出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西欧,列宁主义形成于20世纪初期的俄国。为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这两种源于不同时间和空间的社会思潮和科学理论跨越时空地联结一起、合成一词呢?这就要先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二词的出现以及人们对它的理解说起。
德国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从1842年起创立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然而他们及其战友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把这门博大精深的科学称为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决不会同意这种突出他个人的提法。只有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等人曾经在19世纪60—70年代从贬意上使用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深知马克思是他们竭力反对的理论的始祖,所以要特别突出马克思个人。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的“马克思派”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存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对此马克思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正如恩格斯后来多次所说:“马克思在谈到七十年代末曾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P398,691,695)可见不论从反面或正面,马克思本人都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他只把自己的学说称为“新唯物主义”、“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愿意突出个人。直到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后,一些国家的先进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为了肯定马克思在理论上的伟大贡献,才开始从褒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例如1883年3月18日《纽约人民报》发表署名“一个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悼念文章,提出“尤其要感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该报同日刊出谢尔盖·舍维奇写的《马克思与俄国社会主义者》一文,其中说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俄国的普及甚至比德国还早”[2](P195,197)。德国社会主义理论家卡·考茨基于同年4月6日在维也纳出版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真理》杂志第7期上发表悼念马克思的文章,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1。恩格斯本来曾经用过“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等提法,从1886年起他也用“马克思主义”[3](P500)。随后“马克思主义”被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广泛采用。
无独有偶,“列宁主义”起先也是由列宁的反对者作为贬义词使用。孟什维克首领马尔托夫早在1903年就自吹“发动了反列宁主义的起义”。普列汉诺夫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讲了很多“列宁主义”的危害性。在孟什维克看来,“列宁主义”是指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所以他们口头上自命为信奉马克思主义,在行动中竭力反对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自己直到1923年列宁病重时才开始从褒义上使用“列宁主义”。这时列宁已经不能视事,否则他是不会同意这种突出他个人的提法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加米X夫于这一年3月24日在《真理报》上发表《对列宁主义的修正》一文,党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于同年4月19日在党的十二大的报告结论中说:“在中央委员会里我们需要有能独立思考的人,但并不需要离开列宁主义而独立思考的人。”[4](P183)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列宁遇刺五周年时发表文章说:“列宁主义这个概念同现代共产主义是同义语”[5]。到1924年1月18日列宁病危时,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决议郑重提出:“在我们所有组织中成立列宁主义研究小组。”[6](P370)1月21日列宁溘然长逝!俄共(布)中央在22日发表的《告全党和全体劳动人民书》中正式提出“列宁主义”。著作家波波夫和亚哥列夫于列宁逝世后两天内赶写出《列宁的生活与列宁主义》一书,一天内赶印出版,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力宣传列宁主义。党的领导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随即发表论述列宁主义的讲演和论著。可见列宁主义是在列宁病重、病危和病故后才提出并流传开来的。
二、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为什么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列宁谢世后5个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才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合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2。大会在1924年7月8日闭幕前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宣传活动提纲》中指出:“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把这种先进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自己党员的共同财产。”“使每个共产党了解到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意义,乃是宣传工作建设的前提。”[7](P54)
共产国际五大为什么把“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这两种理论跨越时空地组合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呢?从当时文件和有关论著的阐述来分析,我认为有以下五个原因。
第一,第二国际在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和1918年战争结束之后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第三国际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旨在表明“跟第二国际的伪马克思主义相反,列宁主义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复活,它所包含的每一个论点,都是对于无产阶级的日常斗争具有实际意义的”[7](P56)。既然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复活,自然两者应该联成一体。
第二,是为了“避免把马克思主义跟列宁主义对立起来,更确切地说,也就是避免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跟列宁主义对立起来”[7](P64)。即是说,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看成是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两者都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都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而且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条件下的新发展,不能像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各国党那样把列宁主义视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异端。
第三,是为了表明列宁主义具有普遍国际意义。列宁辞世后在说明什么是列宁主义时,俄共(布)领导人的思想认识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在1924年11月30日《真理报》发表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一文,曾经认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定义把俄国作为欠发达国家农民占多数的特殊性反映进去,应该说有其切合实际之处。可是一年之后,季诺维也夫感到这样表述不妥,应该更强调列宁主义的普遍性和普遍意义。因此他在1924年底、1925年初撰写的《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一书中,改变为“列宁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8](P4)。在共产国际五大上正是季诺维也夫首先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词,而且在五大文件中把列宁主义说成是“帝国主义时期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7](P53)。这与上述季诺维也夫的说法基本上一致。在五大文件中也反映了斯大林于1924年4月底到5月中旬在《真理报》发表的《论列宁主义基础》讲演稿中给列宁主义下的定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策略。”[7](P64)可见,基于列宁主义具有普遍性和普遍意义,因而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合成一词,反映了当时在共产国际领导层居统治地位的俄共(布)领导人的观点。针对当时一些西欧共产党领导人认为列宁主义的某些基本观点只是适用于类似俄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联共(布)领导人为了强调列宁主义的普遍国际意义,着意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联结为一体,以此统一各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第四,是为了“避免任何机械的划分,例如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理论,而列宁主义则是工人运动的实践。其实,无论马克思主义或是列宁主义,都包含着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它们都是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统一。”[7](P64)不仅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而且俄共(布)党内当时也有人持这种观点。利亚多夫在题为《列宁主义》的报告中认为:“列宁主义是实现中的马克思主义。”[9]共产国际五大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针对这种把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的倾向。
第五,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还针对当时有人把理论与策略机械地割裂开来。例如别格乌洛夫在哲学和社会经济月刊《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著文说:“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理论,而列宁主义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10]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著名理论家布哈林在列宁去世几周之后,即2月17日就在共产主义科学院作的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长篇报告中批评了当时存在的这种错误倾向。布哈林是将“列宁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策略的体系来阐述。他还举例说:“在红色教授学院的一面旗帜上写着这样一句话:‘科学上的马克思主义,策略上的列宁主义,这就是我们的旗帜。’我觉得,这样的划分是极端不妥当的,与我们的红色教授们所自称的‘意识形态战线上最前列的先锋队’绝对不相称,因为,这样地把理论与斗争实践割裂开,是绝对不许可的。”[11](P171)即是说,列宁主义不仅是斗争实践的策略,而且也是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在上述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定义中也是指明列宁主义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策略两方面内容。这也是有很强针对性的。
由上述可见,1924年7月8日共产国际五大第一次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针对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不同的思想认识,用以统一共产国际及其所属各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五大之后,各国共产党也都以此为准,先后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在我党文献中,第一次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提法见诸1925年1月中共四大对于宣传工作的议决案;在毛泽东著作中第一次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提法见于1929年12月他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案[12](P94)。至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为“马列主义”,这大概只是根据中文特点和中国习惯的称谓,连采用很多汉字的日文也都没有这种说法。
三、1924年后为什么又很少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
“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提法自从1924年出现后,在10多年时间内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文献中都不常用。经常用的还是“马克思主义”,更多场合是用“列宁主义”。这是什么原因呢?对此,1925年3月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纲》中作了说明:“共产国际各支部在当今时代只有站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没有马克思主义便没有列宁主义。但列宁主义首先是用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以及自20世纪初到目前时期其他一系列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以下列举了列宁主义在11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列宁主义还纠正了第二国际领袖考茨基之流对马克思主义的窜改,所以应该说,“在目前形势下,如果没有列宁主义,便不可能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7](P123)。共产国际当时要求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实际上就是要使它们苏共化,因此更多地强调列宁主义。在此后多年的共产国际文献中,我只查到1928年8月共产国际六大通过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提纲》中提到共产党人要“把某些最低限度的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译成各殖民地国家的文字并加以出版”,要“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3](P119,125)。其他场合,大多是用“列宁主义”,也有用“马克思主义”的。
对这个问题,斯大林于1925年10月另有解释。当时苏联《共青团真理报》向斯大林提出:共青团积极分子是否有可能把实际工作同钻研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结合起来?斯大林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并列相提,“这样提问题,会使人以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而列宁主义又是一回事;以为一个人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可以是列宁主义者。但是这种概念决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列宁主义并不是列宁的学说减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包括马克思所提供的全部学说,加上列宁给马克思主义宝库加进去的和必然从马克思所提供的全部学说中产生出来的新东西。因此,最好在提问题时说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基本上是一个东西),而不说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14](P204—205)。既然列宁主义已经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所以在好几年时间内苏共决议和斯大林著作,更多使用“列宁主义”,有时也用“马克思主义”,有时“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并用3。只是在1928年底斯大林谈到德国共产党内的不同派别时说过:“我不想来证明右派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拼命反对共产国际。”而调和派还给右派帮忙,这“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要求”[15](P260)。同月另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通信中用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库”[15](P299)。1929年4月在《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中两次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16](P31,36)。而在苏共文献中,直到1934年2月党的十七大通过的党章关于党员义务部分才提出要“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17](P394)。
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如果说在苏共控制下的共产国际和苏共文献中极少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使用“列宁主义”的话,那么这一段时间在各国共产党、尤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文献中则更多使用“马克思主义”。在他们领导人的思想深处多少都还认为列宁主义更多只是适用于俄国或与俄国近似的较为落后的国家,而且过多使用列宁主义大有脱离马克思主义之嫌。这一点法国共产党表现尤为突出。例如法共中央委员沙尔·拉波波特(1865-1941),他出生于俄国,还参加过俄国革命运动,是新闻记者和哲学家,1920年加入法共后任党中央机关刊物《共产主义评论》主编和中央委员。他常常开玩笑地自称为法国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25年初法共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说:许多同志不懂得布尔什维克化的实质所在,现在有一种“用列宁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对此他表示遗憾![18]季诺维也夫在同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上指名道姓批评了他,同时再次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一致性以及当今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列宁主义。季氏说:“列宁主义也就是我们时代的真正的、不受歪曲的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并开始玷污它的旗帜之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通过列宁主义而活着,因此各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应当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进行。”[19](P457)
四、1938年重新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因和这一提法的演变
由于苏共和共产国际多年来过分突出宣扬列宁主义,的确又出现了使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脱节的倾向。因此从1938年起苏共和共产国际重新响亮地提出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旗帜。这一年10月1日苏联出版了由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实际上由斯大林主编)、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作出了《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党的宣传工作的决议》,其中指出:党中央编写这本教程“所要解决的基本任务是:消除宣传工作方面最近几年来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割裂开来的不良现象。这样割裂开来的结果,就是在讲授列宁主义时把列宁主义者当作独立学说而同马克思主义……分离开来,竟忘记了列宁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成长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列宁主义的基础,不懂得这个基础,就不能了解列宁主义”[17](P502)。编写这本教程就是要“把人为地分割开来的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组成部分……重新统一成为整体”[17](P502)。随后,1939年8月24日法、英、美、德、意五国共产党发表《论共产国际各支部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传播与研究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其中强调:这本教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文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简明的科学的百科全书,它包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基础知识”。“从来没有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在劳动者当中曾获得像《简明教程》这样巨大的反响,并且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达到这样普遍的传播”[20]。从此,《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各国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的共同教程,各国共产党更多地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时常也用马克思主义,一般不再单独用列宁主义。
还有另外一种提法从30年代中期起出现。即随着斯大林在苏共党内斗争中取得胜利、随着斯大林个人集权的加强和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盛行,已有人开始把斯大林学说、斯大林主义加进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例如,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于1926年5月30日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毕业典礼上讲《学习与生活》时还说:“为要懂得马克思主义,读完这四位作家(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当然也就够了。”[21](P19)可是到1934年5月24日他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的《要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的讲演稿中却改变为把马、恩、列、斯这四位作家并列。他说:“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就在于它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所武装起来,并且完备地把握着这一武器。”[21](P29)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34年秋作出的决议中也出现把马、恩、列、斯四个人并列的提法。如在“东方革命运动”部分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民族问题的学说”[22](P83)。联共(布)中央委员、莫斯科州委书记兼莫斯科市委书记赫鲁晓夫于1936年10月28日在莫斯科党委员会书记和莫斯科基层组织党组织员会议上的讲话中,已经“用相当大的篇幅谈到思想教育工作,谈到对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的安排”[23]。这是联共(布)党的领导人把马、恩、列、斯四个人的学说合称的开端。1936年12月1日,赫鲁晓夫在全苏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关于宪法的发言中更进而说:“我们的宪法就是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取得胜利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毫无疑问,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24](P120)1948年12月,共产国际前总书记、保加利亚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保共五大上所作关于人民民主的报告中也提出“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25](P237),并且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盘经验证实了这样一个真理:如果你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你就决不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你不是斯大林主义者,你就决不会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25](P309)单独提出斯大林主义,并且把它与列宁主义并列,同时如此强调马、恩、列、斯的一致性,现在看来显然不妥。但是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时,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告苏共全体党员和苏联全体劳动人民公告》中正式提出“伟大的、战无不胜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万岁!”[26]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带有戏剧性的变化。再过三年,到1954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发批判了斯大林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之后,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学说却变成为贬词或含有贬义的词,人们不再把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或马恩列学说并列。不仅如此,而且随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弊病的暴露,尤其是1991年苏共的解散和苏联的解体,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如法共、西共、日共等,认为列宁主义的某些基本观点已不适用于他们的国情,因此不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提马克思主义,或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而另外一批共产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则继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提法。中国共产党一向强调把马列主义同时代特征和我国国情相结合,先后实现了两次思想认识上的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1997年中共十五大指明: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人们的认识都由主客观历史条件所决定。基于理解上的原因和实践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三种提法曾经各领风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是发展真理的唯一源泉。今后随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还会发生新的变化。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 995.
[2 ][美 ]菲利普·丰纳 .马克思逝世之际——— 1 883年世界对他的评论 [M ].王兴斌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 983.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6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 975.
[4 ]斯大林全集 :第 5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 957.
[5] 季诺维也夫 .五周年 [N].真理报 ,1 92 3-0 8-30 .
[6]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 :第 2分册 [Z].北京 :人民出版社 ,1 964.
[7]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 :第 2册 [Z].北京 :三联书店 ,1 965.
[8] 季诺维也夫 .列宁主义 (列宁主义研究导论 ) [M ].上海 :东方出版社 ,1 989.
[9] 利亚多夫 .列宁主义 [J].布尔什维克 ,1 92 4 ,( 1 0 ) .
[1 0 ]别格乌洛夫 .论马克思的理论和列宁的实践 [J].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1 92 4 ,( 3月号 ) .
[1 1 ]布哈林文选 :上册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 981 .
[1 2 ]毛泽东选集 [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 966.竖排本 .
[1 3]共产国际文件汇编 :第 3册 [Z].北京 :三联书店 ,1 965.
[1 4 ]斯大林全集 :第 7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 958.
[1 5]斯大林全集 :第 1 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 955.
[1 6]斯大林全集 :第 1 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 955.
[1 7]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 :第 4分册 [Z].北京 :人民出版社 ,1 957.
[1 8][法 ]人道报 ,1 92 5-0 1 -1 9.
[1 9]季诺维也夫 .论共产国际 [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 988.
[2 0 ]解放 ,1 94 0 ,(总第 1 0 5期 ) .
[2 1 ]加里宁 .论共产主义教育 [M].莫斯科 :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 94 9.
[2 2 ]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共产国际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 993.
[2 3]真理报 ,1 936-1 0 -2 9.
[2 4 ]赫鲁晓夫言论 :第 1集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 964.
[2 5]季米特洛夫选集 [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 953.
[2 6]告苏共全体党员和苏联全体苏动人民公告 [Z].人民日报 ,1 953-0 3-0 6.
注释
1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时我见到外国有人著文指明:“马克思主义”这个提法是在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首先由考茨基提出的,但未说见诸何文。正好1883年考茨基创办并主编《新时代》杂志,我们学过德文,我猜想也许见诸该刊,可是遍查这一年该刊目录,无获。后求教于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殷叙彝同志,他对考茨基深有研究并能熟练运用德文,果然他帮我从《考茨基著述目录索引》查到此文的出处。可是一直未能复印到原文。直到最近才拜托中学老同学严家■学兄,帮我从奥地利国家图书馆复印一份考茨基原文,题为《卡尔·马克思》,全文约4千字。我当即送请殷叙彝同志细读,他告我:文中有三处提到“马克思主义”,都是用表示人的名词或形容词(marxistische)。一处是“巴枯宁先生,无政府主义的这位权威人物打算与马克思主义者方面所进行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相对立,从事制造革命”。另两处是“我们自己阵营里的反对者,现在也已聚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周围。今天在马克思主义阵营里可以找到马克思的最顽强的反对者,最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真正的激进主义”。可见考茨基在此文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主义者方面”、“马克思主义旗帜”和“马克思主义阵营”。
2此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词,如按俄文或英文等西方文字直译,应译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俄文为Mарксuзм-Ленuнuзм,英文为Marxism-Leninism);但是按中文习惯常简译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简称“马列主义”。
3参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79页;第8卷,第107页;第9卷,第163、185页;第10卷,第132、146、212页;第11卷,第81、191、256、266、286、288、298页;第12卷,第38、47、48、61、66、81、124、128-133、150-151、179、191页;第13卷,第5、7、41、54、82、94-95、104-105、245、332-333页。
作者简介：高放(1927-2018)，福建福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文史哲. 200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