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近代中國政治邏輯

近代中國歷史的發生，徹底改變了中國傳統歷史敘事的王朝迴圈。就其本質而言，就是承認近代中國不再是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的王朝更迭，不再是一家一姓之簡單地興盛衰亡，周而復始。這是中國歷史“數千年未有之巨變”的一個重要節點。因而，探究近代中國政治演變的邏輯，對於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國，理解中國與世界，均具有重要意義。

一

自20世紀初年新史學發生以來，研究者大都相信，中國文明在近代遇到的挫折，主要是因為中國文明早熟。由於早熟，中國人無視或者說沒有意識到西方工業革命的意義，沒有在中國經濟狀況比較好的18世紀與西方同步共振，而是輸在了起點，誤讀了西方，也誤讀了近代，使中國錯過了進入世界的最佳時刻。

知恥而後勇。中國錯過了18世紀，坐失鴉片戰爭之後20年，前後差不多一個半世紀，中國就在充滿疑惑的觀望中度過。直至北京條約簽訂，中國終於警醒，開始了自己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後發優勢”讓中國充分模仿西方，短短30年，中國初步構建了自己的工業基礎，有了近代意義上的軍事力量。然而，洋務新政30年畢竟只是一場“跛足的現代化運動”，極端的國家機會主義讓中國獲得了成功，也必然潛伏著失敗的種子，國家沒有進行改造，與近代工業相匹配的近代教育根本沒有展開，社會完全沒有釋放，創造性的知識活動更沒有得到應有尊重。至於近代社會得以發生的私人財產權依然沒有法律保障。30多年發展沒有經得起甲午戰爭的考驗，幾乎一切歸零重新開始。中國如何才能步入世界之林，成為近代中國很長時期志士仁人的重要關切。

歷史從來不是突兀而起的，今天的歷史就是昨天歷史的延續、變異、突變，也是明天發展的因數，歷史的連續性是歷史研究無法忽視的基礎性問題，研究近代中國，自然要從“古代中國”說起。近代中國的進步與發展，有時代因素，更有歷史積澱、歷史背景，多年來的研究不止一個流派這樣認識，近代中國之所以舉步維艱，如此困難，一個轉身用了幾百年，都是因為厚重的中國歷史傳統並不都是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東西，舊的拖住了新的。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許多新派學者最愛說的。

近代中國是從古代中國走來的，因而近代中國不可避免保留了許多古代中國的因數。另一方面，近代中國畢竟不是古代中國的自然延續，不是秦漢、唐宋元明清的朝代更迭。近代中國的新因素主要來自15—16世紀之後的外部刺激，因此所謂近代，就是因為有了許多與古代中國很不一樣的新東西。這些新東西除去帶給中國的創傷記憶，也為中國人的生活、思維注入了新的因素。再過十幾年，中國將迎來打開國門200年的紀念，我們平時許多人感到中國在過去一個多世紀進步太慢，總是進二退一，甚至很多時候止步不前，但是如果我們試著回望這200年的歷史，在東西洋的影響下，中國人在衣食住行等形而下的層面其實已經蕩然無存，早已充分世界化，長袍馬褂久已成為歷史記憶，年輕一代試圖恢復所謂“漢服”，表明他們清醒意識到那個古老的中國在過去200年早已漸行漸遠。食的方面也是如此，中國飲食雖然還是保留有自己的特色，講究色香味，但中國飲食中的食材，在過去200年同樣變化驚人。住與行，更不必說了，世界化帶給中國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城市化，100多年的城市化，改變了中國人的居住方式，也改變了中國人的出行方式。杜甫“為秋風所破”的“茅屋”當然不能說在中國的土地上絕跡了，在老少邊窮地區可能還存在，但傳統的居住方式，不論茅屋，還是四合院，都不再是當代中國人居住的主要方式。至於行，輪船、火車、汽車、自行車、飛機，成為中國人主要出行工具，100多年前的牛車、馬車以及舊官僚、大戶人家主要出行工具轎子，今天的中國大約只有到極少數博物館方才可以看到。200年時間，放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極為短暫，但這200年是人類歷史巨變期，從政治上說從帝制到民治，從經濟、生活層面上說，則是從農業文明向工業社會、後工業社會過渡。

不惟形而下，即便在形而上方面，中國人在東西洋影響下，過去200年也發生了不可思議的變化。試想今日中國人對宇宙，對世界，對域外，對東西方，對自身，對傳統，對未來等的觀察，沒有哪一個方面還與林則徐時代相似，那時的中國人不知道英吉利、法蘭西、美利堅，因而需要《四洲志》，需要《海國圖志》，需要《瀛寰志略》。甚至直至1887年，鴉片戰爭結束近半個世紀之後，黃遵憲編寫的《日本國志》出版，洋務運動主要領導人李鴻章、張之洞等人看了依然讚不絕口。可見那時中國人對世界知識、域外文明的認知是多麼貧乏。但在今天，即便中小學生，世界常識、各國概況，也是不學自明的常識。因此，我們現在講近代中國，就是講與古代中國很不一樣那些新因素的發生發展。學術界多年來一直強調的所謂“轉型”，其理論預設，也是近代中國與古代中國存在著極大差異，因而需要轉型，需要從傳統走向現代。

甲午戰爭之後成長起來的中國史學家、思想家，無不對古代中國形成了一個很不易矯正的負面看法。譚嗣同認為，中國之所以在西方刺激半個世紀之後依然步履維艱，裹足不前，主要因為中國形成了一個頑強的體制，抗拒一切可能的變革，“兩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這個看法深刻影響了此後百餘年中國人對自己歷史的觀察，一個豐富的、多元的古代中國，被簡約為“祖龍雖死秦猶在”，“百代都行秦王政”，好像秦漢以來的歷史就其本質而言，一直沒有什麼變化。

稍具理性思維的嚴復，由於受到甲午戰敗刺激太深，黃海大戰死掉數百人，不是嚴復在福州船政學堂、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的同學，就是他在北洋水師學堂教過的學生，“同學諸友，除方益堂一人外，無不見危授命”，戮力奮戰，流血犧牲。鮮活的生命一夜之間天人永隔，逝者的音容笑貌時時刺激著嚴復，他不能不去想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中國丟掉了這場戰爭，丟掉了朝鮮，幾十年的洋務新政竟然如此不堪一擊。殘酷的結局、慘痛的犧牲，讓嚴復痛心不已，時常“夜起而大哭”，“心驚手顫，書不成字。”沉痛的反省激怒了嚴復，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嚴復就在天津《直報》連續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等檄文，強調危機，提醒亡國滅種，呼籲救亡，呼籲學習西方，呼籲走進叢林，稍後致力於翻譯《天演論》，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激勵了幾代中國人與傳統揮別，“尋求富強”，認同現代，認同西方。在嚴復的筆下，中國傳統極為負面，是中國之所以積30年發展而最終敗給東鄰蕞爾小國日本的根本原因，中國的未來，一方面取決於中國能向西方學習多少，學到什麼程度，另一方面取決於中國能否真正做到“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嚴復敏銳意識到，甲午戰爭是秦漢以來中國歷史的大反轉，中國如果抓住這個機會，就能步入世界之林，重構現代民族國家，否則就是一個失敗的國家，無法在叢林世界中繼續存活，更不要說發展：“嗚呼！觀今日之事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變也，莫知其所由然，強而名之曰運會。運會既成，雖聖人亦運會中之一物。既為其中之一物，謂能取運會而轉移之，無是理也。彼聖人者，特知運會之所由趨，而逆睹其流極。唯知其所由趨，故後天而奉天時；唯逆睹其流極，故先天而天不違。於是裁成輔相，而置天下于至安。後之人從而觀其成功，遂若聖人真能轉移運會也者，而不知聖人之初無有事也。即如今日中倭之構難，究其由來，夫豈一朝一夕之故也哉！”

二

甲午後開啟的反傳統思潮，深刻影響了此後中國思想的複雜性，戊戌、新政、憲政、革命，直至袁世凱帝制自為，中國在那十幾年變化劇烈，但知識界主流卻一直抱怨中國的傳統太守舊，一直阻礙著中國社會進步，尤其是袁世凱帝制自為以及辛亥後幾度出現的孔教會、尊孔讀經運動等，都讓那些原本已經很激進的思想家更激進，他們認為中國社會之所以如此不長進，其根源就在老的拖住了新的，死的拖住了活的。所以，從1915年籌安會發生開始，一個更極端的反傳統運動悄然而起，以此衝擊、抵消籌安會諸公試圖將中國社會向後拉的企圖。

籌安會諸公認為，中國之所以面對日本二十一條勒索沒有力量，被迫屈服，成為“國恥”，關鍵在於中國人在幾年前錯誤理解了帝制與民治的區別，以為帝制不如民治，因而在1912年不顧中國社會實際情形，匆忙中放棄了實行兩千年之久的帝制，選擇了中國人並不熟悉的民治，於是民初幾年從上到下，從裡到外，到處亂哄哄，整個國家像一盤散沙沒有力量，這是日本人欺負中國人的關鍵。籌安會諸老的結論是：“由今之道，不思所以改弦而更張之，欲為強國無望也，欲為富國無望也，欲為立憲國亦無望也，終歸於亡國而已矣”；“此共和之弊也。中國國民好名而不務實，辛亥之役，必欲逼成共和，中國自此無救亡之策矣。”所謂“籌安”，就是要為中國找到一條通往安全的路。籌安會諸公的結論非常簡單，就是放棄剛剛實行幾年的民主共和體制，知錯就改，坦然重回過去十幾年國內外有識之士公認的中國發展路徑“君主立憲”。

實事求是說，君主立憲在辛亥前十幾年，確實是中國各界比較廣泛認同的政治選擇。甲午戰後，中國人對之前幾十年的發展道路有一沉痛反省，意識到了僅有器物的發展不是真發展，器物的現代化是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全部。中國要想追上東西洋並駕齊驅，關鍵要使中國與世界一致，要有適度的政治變革。《馬關條約》簽訂不久，朝野很快達成了共識，轉身向東，向打敗自己的敵人學習，維新變法，中國人終於邁出了政治變革的第一步。所謂“維新”，其標準解釋，就是《詩經·大雅·文王篇》的說法：“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參照日本明治維新的變革，儘管日本發誓脫亞入歐，在遠東建設一個西方式的國家，但從結果上看，日本還是日本，日本並沒有變成歐洲。這是中國人可以接受的變革方案。於是，自上而下的維新運動在全國範圍迅速展開。政治上的變革也隨著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改革不斷推進，又經過1900年民族主義排外運動的衝擊，至1901年，漸漸認同了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

君主立憲制，也就是有限的君主制，而不是君主專制體制下的無限政府，更不享有無限權力。這個體制當然是一個過渡形態，是完全的君主專制向君主不專制過渡，但在名分上依然保留君主，保留君主制。君主成為國家的象徵，是不掌握實際政治權力的形式上的國家元首，國家的權力通過立憲，一般以議會的形式進行表達，代表人民也即選民的意願。國家的行政權力，由議會選舉，或議會多數党領袖出面組閣，為責任政府，有限政府。這樣的制度設計，經過1901年開啟的新政實踐，尤其是1905年前後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國內外輿論宣傳，1906年之後預備立憲期間的政治實踐，中國人對君主立憲已經建立起充分的認同，就像梁啟超1901年《立憲法議》所描述的那樣，當時世界正通行的三種政體，一是君主專制，一是君主立憲，一是民主立憲。結合中國歷史與文化進行考察，中國正在使用的是君主專制，這種體制過去對於中國發展多有助益，但是人類歷史進入20世紀，中國繼續沿用君主專制，顯然不合乎時代。剩下的只有君主立憲與民主立憲。

就君主立憲與民主立憲進行比較，梁啟超認為，這兩種政體各有長短，但從效率、品質立論，民主立憲施政方針變動不居，大總統選舉時競爭太激烈，於國家不利；君主專制，君主成為一切罪惡的源泉，君民之間的衝突尖銳激烈，無法化解，人民痛苦，君主也不得安寧，成為真正的“孤家寡人”。比較三種最流行的政體，梁啟超認為，就20世紀全球政治發展趨勢看，只有君主立憲，才是缺點最少的一種優良政體。梁啟超指出，“即如今日英美德日諸國，吾敢保其自今以往，直至天荒地老，而國中必無內亂之憂也。然則謀國者亦何憚而不采此政體乎？吾儕之昌言民權，十年於茲矣，當道者憂之嫉之畏之，如洪水猛獸然，此無怪其然也。蓋由不知民權與民主之別也，而謂言民權者必與彼所戴之君主為仇，則其憂之嫉之畏之也固宜。不知有君主之立憲，有民主之立憲，兩者同為民權，而所以馴致之途，亦有由焉。凡國之變民主也，必有迫之使不得已者也。使英人非虐待美屬，則今日之美國，猶澳洲加拿大也；使法王非壓制其民，則今日之法國，猶波旁氏之朝廷也。故欲翊戴君主者，莫如興民權。不觀乎英國乎，英國者世界中民權最盛之國也，而民之愛其皇若父母焉。使英廷以疇昔之待美屬者待其民，則英之為美續久矣。不觀乎日本乎，日本者亞洲民權濫觴之國也，而民之敬其皇若帝天焉。使日皇如法國路易十四之待其民，則日本之為法續久矣。一得一失，一榮一瘁，為君者宜何擇焉，愛其君者宜何擇焉？”梁啟超這段說辭深刻影響了此後十餘年，人們在稍後的政治實踐中，在君主專制不得不放棄的時候，在君主立憲與民主立憲二選一的時候，中國人中的絕大多數，不論在1905年“革命與改良”論戰中，還是在1911、1912年之交國體變更大潮中，相信君主立憲為中國最不壞的方案依然是多數。

既然在辛亥前10餘年相信中國應該走君主立憲的路為多數，那麼歷史為什麼給中國人開了一個這麼大的玩笑，竟然在1911年底那個時間段突然決定放棄君主立憲，轉而實行民主立憲呢？過去幾十年的討論普遍認為是革命勢力在迅猛擴張，清帝不得不退位。這個論述當然自圓其說，邏輯自洽，但是揆諸歷史事實，我們可以看到，與其說是革命勢力擴展迅猛，不如說是清廷內部在革命起來後矛盾重重，對於南方黨人以及新軍人的政治訴求無法滿足，遂使政治危機日趨惡化，清廷最終不得不退出政治。1911年11月16日（九月二十六日），袁世凱內閣成立。湖北、湖南以及各地新軍的政治訴求實現了一半，因為袁世凱內閣畢竟不再是立憲黨人詬病的皇族內閣，中國距離真正意義上的憲政國家，只有最後一步，即開國會，公佈憲法。

據受袁世凱委託，以“各省代表”身份參與南北和談的嚴復觀察，他在12月12日（十月二十二日），隨袁世凱的“全權代表”唐紹儀前往武昌，並“以師弟情分往見”黎元洪，“渠備極歡迎，感動之深，至於流涕”，“談次極論彼此主旨”。據嚴復歸納，南方新軍人以及與他們合作的革命黨人的政治訴求大致有：

“黨人亦知至今勢窮力屈，非早了結，中華必以不國，故談論雖有辯爭，卻無驕囂之氣，而有憂深遠慮之機。

黨人雖未明認君主立憲，然察其語氣，固亦可商，惟用君主立憲而輔以項城為內閣，則極端反對。

党人以共和民主為宗旨，告以國民程度不合，則極口不承；問其總統何人為各省黨人所同意者，則以項城對，蓋彼甯以共和而立項城為伯理璽得，以民主憲綱鉗制之，不願以君主而用項城為內閣，後將坐大，而至於必不可制。此中之秘，極耐思索也。

無論如何下臺，黨人有兩要點所必爭者：一是事平日久，復成專制，此時雖有信條誓廟，彼皆不信，須有實地鉗制；二是黨人有的確可以保全性命之方法，以謂朝廷類次失大信於民，此次非有實權自保，不能輕易息事。

若用君主，則沖人教育必從新法，海陸兵權必在漢人之手，滿人須規定一改籍之制。”

從這些訴求可以看到，在1911年末，儘管發生了多省新軍連鎖起事，其實新軍的訴求並不單純強調廢止帝制，實行共和。帝制仍可以保留，但一定是君主立憲；滿人與漢人之間人為的不平等必須廢除；小皇帝的教育必須與時俱進，實行新法；軍隊的權力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完全掌握在滿族人手裡。滿族統治者200多年專制，屢屢失信，已經陷入“塔西佗陷阱”之中*，一般宣誓在如此危機已發生的前提下很難取信於黨人。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但從嚴復的觀察記錄可以看出，至此，中國並沒有完全堵死走向君主立憲的通道。

歷史留給滿族統治者足夠的時間。儘管南方革命党人利用武昌政治危機乘機擴大宣傳，壯大了聲勢，贏得了群眾。但是國內外比較一致的看法，此時的中國並不適宜迅即走出帝制，構建共和。在1911年底，這是對滿族統治者極為有利的輿論環境。民政部大臣趙秉鈞12月6日向《朝日新聞》駐北京記者神田正夫發表談話，就時局現狀及未來走向談了自己的看法。這個當時並沒有公佈訊息源的談話，大體反映了清政府內部在共和與帝制之間的判斷：“共和形式的政府至少現階段對中國不適合。我們沒有這樣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作為總統來領導全國的事業，而且人民沒有任何政治經驗，他們的政治思想水準也非常低下。如果中國盲目地被共和制的華麗理論所迷惑，而不加考慮地採用它，其自然的結局是寡頭政治的專制政府以及領袖之間的摩擦，並導致中華帝國的崩潰。這就是袁世凱雖然剝奪清朝易如反掌，但仍然主張立憲君主制保留名義上的國家元首的基本原因。”這是對大清帝國最為有利的外部條件，然而滿族統治者沒有珍惜這個稍縱即逝的歷史機遇，沒有乘勢將國家從君主專制引導到君主立憲軌道上來。這是歷史轉型，也是最關鍵的一步。假如滿族統治者明白這次轉型的意義，就不會有後來的“走出帝制”。所以我們回到歷史現場，不難理解近代中國許多重要思想家都謹慎告誡國人，中國人還沒有組織“無君主政治”的經驗、準備，中國應該努力爭取的還是君主立憲，在保留君主名義的同時充分釋放人民的自由。

自從袁世凱內閣成立，清帝國在事實上已經重回君主立憲的軌道了，千里之行，已經走完了500里。君主立憲體制要點，除了君主虛置，責任政府，中央層面一個最大的政治架構，就是召集國會，制定憲法。不論是慶親王奕劻為內閣總理大臣的那屆被汙名化的所謂“皇族內閣”、“權貴內閣”，還是袁世凱這屆新組的政府，最急切的任務就是召集國會，制定憲法。

袁世凱上來之後推動的南北和談，其實也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是在討論過程中的塔西佗效應，人們對清廷不名譽不守信用的歷史記憶猶新，對於繼續君主立憲的前景充滿了憂慮，因而一部分革命黨人並不滿足於就此妥協，他們力主用共和架構取代君主立憲。這是革命黨人幾年來的一貫看法，清廷的政治實踐每每證明他們對清廷的不信任是對的。

另一方面，清朝統治者集團對現在就走上君主立憲也充滿了疑慮。畢竟在200多年的帝國歷史上，滿族就是統治階級，滿族貴族就是既得利益集團，那些“鐵帽子王”家族就是帝國最大的股東，他們認為帝國的一切都是他們祖上流血犧牲打江山掙來的，憑什麼一紙空文，幾句美言，就剝奪了他們對帝國政治權利的壟斷。滿族貴族的這些疑慮並非全無道理，但是在歷史急劇變化的1911年底，機會稍縱即逝，滿族貴族的猶豫終於葬送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原本可以不走出帝制的中國卻種瓜得豆，終結帝制，走向了共和。12月18日，南北和談代表經過五次會商，終於達成將國體問題提交給一個新的民意機構去決定。這個機構被暫時定名為“國民會議”。

三

南北和談會議的這個決定，迅速贏得了清廷的積極回應。國會召集迅速成為政治熱點，計畫每縣舉代表一人，彙聚北京開會。12月25日，清廷諭令袁世凱，國會選舉及開會地點可酌量變通辦理。根據這個諭旨，袁世凱在第二天的御前會議上了一個奏摺，變通國會選舉及開會地點，選舉區定為28處，每處6人，地點定為天津、漢口、青島。假如當時談判各方也能善意回應清廷的善意，或許將要召集的這個“國民會議”能夠解決問題。

那時各方實在按耐不住了。先前幾十年都等了，現在幾個月都不願意再等。就在清廷御前會議決定接受召集國會選舉第二天，12月27日，北方和談代表唐紹儀致電袁世凱，強調南方民軍堅持共和，請即明將諭旨，召集臨時國會，決定國體。第二天，12月28日，袁世凱將這個建議報給了朝廷，請求儘快召集王公會議，請旨以決大計：“竊自武昌事起，全國震動。禍機爆發，勢成燎原。朝廷之德音屢宣，革黨之氣焰仍熾。漢口既下，海軍繼變。漢陽雖得，金陵復失。東南財富之區，歸其掌握；西北回應各省，驟然廓清。彼之根據愈堅，我則應接不暇。重以庫帑告罄，貸款無從。購械增兵，均為束手。萬不得已，勉從英使朱爾典之介紹，奉旨以唐紹儀為總理大臣代表，馳赴滬上，與各軍代表伍廷芳會同討論大局。一面互約停戰，冀可和平解決，以紓生靈荼毒之慘，而免國家傾覆之憂。其時，英使倡議，而日本、美法俄德諸國，亦先後贊成此舉，謂有合乎人道主義。乃近日以來，連接唐紹儀電稱，迭與伍廷芳會議，伍廷芳極言共和不可不成，君位不可不去，並言東南各省，眾志僉同，斷無更易，語甚激決。經臣世凱迭飭唐紹儀與之駁辯，而彼黨深閉固拒，毫不通融，必我先允認共和，彼方肯開議條件。唐紹儀又電稱，各國政府投書勸和，雙方並題，彼黨認為已以政府見待，其氣愈增。即就勸和書觀之，亦只期和平了結，並無不認共和之意。唐紹儀計無所出，苦心焦思，以為只有速開國民大會，徵集各省代表，將君主共和問題付之公決之一法。其最近兩次來電略謂，彼党堅持共和，不認則罷議，罷議則決裂，決裂則大局必糜爛。試思戰禍再起，度支何如，軍械何如，豈能必操勝算。萬一挫衄，敵臨城下，君位貴族豈能保全，外人生命財產豈能保護。不幸分崩離析，全國淪胥，上何以對君父，下何以對國民。如召集國會，採取輿論，果能議決仍用君主國體，豈非至幸之事。就令議決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極優隆，中國前途之幸福尚可希望。孰得孰失，情事較然。若再延緩，禍害立至等語。又稱，現計停戰之期僅餘三日，若不得切實允開國會之諭旨，再無展限停戰之望，勢必決裂。惟有即日辭去代表名目，以自引罪等語。臣等披閱之下，憂心如焚。內察民情，外觀大勢，實逼處此，無可轉圜。言和則詞說已窮，言戰則餉械兩絀。即俯如唐紹儀國會公決之請，而用正當選舉之法，選合格代表之人，其手續與時期，均非旦夕所能蕆事。革党迫不及待，尚不知能否聽從。即能聽從，而決定如何政體，亦難預料。事關存亡，解決非閣臣所敢擅專。惟有籲懇召集宗支王公，速行會議，請旨裁奪，以定大計。”

從唐紹儀報告以及袁世凱的分析、判斷可以看出，南方革命黨以及新軍將領之所以開始不耐煩，主要是因為清廷之前太多失信於民的事實，而這樣一次，自武昌起事至今已有兩個多月了，朝廷除了鎮壓似乎也沒有認真考慮過妥協，因而與其如此僵持，不如廢棄君憲，改用共和。因而唐紹儀、袁世凱以及袁內閣閣員呼籲朝廷作最後挽救，儘快召集宗支王公會議，討論是否能夠接受將君憲還是共和交給一個民意機構去公決。假如清廷對這個建議有回應，重回君憲，至少還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

局勢已經危機萬分，國內外都不太願意繼續耗時間。清廷對於唐紹儀、袁世凱等人的呼籲迅即回應，隆裕皇太后當天（28日）發佈懿旨，同意召集臨時國會，公決國體：“此次武昌變起，朝廷俯從資政院之請，頒佈憲法信條十九條，告廟宣誓。原冀早息干戈，與國民同享和平之福。徒以大信未孚，政爭迭起。予惟我國今日于君主立憲、共和立憲二者以何為宜，此為對內對外實際利害問題，固非一部分人民所得而私，亦非朝廷一方面所能解決，自應召集臨時國會，付之公決。”隆裕皇太后責成內閣負起責任，儘快擬定選舉辦法。隆裕皇太后還表示：“予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原以一人養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皇帝纘承大統，甫在沖齡。予更何忍塗炭生靈，貽害全國。但期會議所決，以國利民福為歸。天視民視，天聽民聽。願我愛國軍民各秉至公，共謀大計。予實有厚望焉。”朝廷同意將國體問題交給這個臨時國會去處理，重回君主立憲至此並非完全絕望。

第二天（29日）傳來孫中山被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消息。孫中山當天致電袁世凱說：“文前日抵滬，諸同志皆以組織臨時政府之責相屬。問其理由，蓋以東南諸省久缺統一之機關，行動非常困難，故以組織臨時政府為生存之必要條件。文既審艱虞，義不容辭，只得暫時擔任。公方以旋轉乾坤自任，即知億兆屬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雖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於將來。望早定大計，以慰四萬萬人之渴望。”孫中山的這個電報，一方面向袁世凱拋出了一個誘惑力極強的誘餌，虛位以待袁世凱反正歸來，另一方面以共和體制近乎徹底廢棄了滿族人依然推三阻四的君主立憲。那些原本報效清廷的新軍將領都在想，滿族人在過去幾十年改革中實在亮點太少，現在既然革命黨人順勢建構了一個共和體制，既然革命黨人承諾一旦清帝退出現實政治，他們就向袁世凱讓權，那麼現在為什麼還一定要去維護這個滿族人主導的君主立憲呢？

清帝國走進歷史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經過兩個多月的談判、妥協，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佈退位。統治中原268年的王朝頃刻間成為歷史陳跡。第二天（13日），孫中山信守承諾，向參議院請辭，並推薦袁世凱為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

中國在辛亥年沒有付出多大代價就建立了共和，但是進入民國，中國卻為匆忙選擇了共和而付出沉重的代價。威權的喪失，意義的丟失，民國初年的混亂，讓許多中國人深切感到民國不如大清，無君主不如有君主。但是怎樣重回中國人多年來認同而不得實現的君主立憲，在民國初年比較穩健的知識人中並不缺少討論，比如嚴復、林紓、勞乃宣、辜鴻銘、鄭孝胥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思考，或私下議論。但畢竟一個共和體制建立了，重回君主體制也絕非易事。我們讀1913年和1915年的資料，可以隱隱感覺人們的遺老情懷，但真正敢將這種情懷落實到政治實踐，並非人人有力量有膽量。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楊度及籌安會諸公在1915年“二十一條”交涉危機中看到了問題的根本，他們認為中國之所以沒有力量，主要在於幾年前不恰當地選擇了共和，廢棄了君主立憲。楊度等人不僅敢想，而且敢於負責，敢於去做。更重要的是，他們此時又遇到了大總統袁世凱。袁世凱本來就是舊官僚出身，他確實具有許多新思想，但他的新思想也只是停留在君主立憲、政治改革這樣的層面，當武昌起義發生，袁世凱確實明確表態不會做革命黨，他在此後很長時間，至少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並沒有對君主立憲失去信心。但是政治家畢竟需要順勢，當那麼多革命黨人、新軍將領擁戴他做共和國總統時，他也就只能“勉為其難”。

幾年的共和實在不順利，但如何尋找突破，袁世凱也不是沒有想過。1914年、1915年那幾年一系列體制改革，儘管還可以重新評價，但其用意無不為了彌補共和體制之不足。但是卻一直收效甚微。現在，楊度借著“二十一條”危機上了一個重回君主立憲的條陳。中國政府聘請的憲法顧問古德諾、有賀長雄也作類似的建言。至此，袁世凱不能不怦然心動，於是帝制自為不僅讓中國經歷了一場顛覆性大折騰，而且讓袁世凱畢生功業歸零。

袁世凱死後，洪憲帝制收場，中國重回共和，但依然沒有解決威權、意義等問題，一年後，袁世凱曾經的部將張勳重啟帝制復辟。這一次，精明的張勳沒有像袁世凱那樣將天下改為張家王朝，而是擁戴廢帝溥儀重回金鑾殿。

張勳的復辟結局更慘。袁世凱的另一部將段祺瑞馬場誓師，張勳復辟僅僅玩了十幾天而歸於失敗。

兩次帝制失敗給中國的教訓極為深刻，儘管此後共和的形式一直保留至北洋時代終結，但中國怎樣既能維持一個共和體制，又能讓國家有效率有力量，一直是一個大問題。北洋時代的混亂，一方面說明民主共和的架構還在，另一方面說明威權喪失，政府缺少必要的統合力量，更不要說管制。於是，在“後北洋時代”，中國轉向了一個沒有皇帝的時代，最極端的時候，政治上比帝制還帝制。歷史經驗證明：中國應走中國道路。

注釋

“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羅馬時代歷史學家塔西佗。大意是指當政府部門或某一組織失去公信力時，無論說真話還是說假話，做好事還是做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這個卓越的見解，後來被西方政治學家歸納為“塔西佗陷阱”。

（作者：馬勇，首都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来源：《北華大學學報》2019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