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乡村、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以全球南方为视角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其所经历的苦难、艰难与曲折其实是第三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有危机的投射，其崛起也是全球南方的典范——冲破了不平等世界格局的封锁压制。从20世纪发生在中俄两国的战争、革命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与实践再出发来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正是较量的关键。在“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迷雾消散后，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发展和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地位，更是全球南方关切的经典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并不仅属于中国，而是在世界范围内突破资本主义全球化困境的人类发展之路：人民的全球化。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革命；“三农”问题；全球南方

当今世界，战争与和平再次成为世界政治的首要议题。从这一角度看，需要重新把苏联、美国以及德国、日本等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放在比较和并置视野，检讨“冷战—后冷战”结构对世界农业资本主义的影响，分析其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世界——俄乌冲突其实可视为这一过程的延伸。苏联农业现代化失败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失败，我们也需要重新分析和评判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在冷战中的角色。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粮食武器”逐渐成就其世界霸权，但内部黑人民权运动、环境问题、对世界能源的依赖及其产业金融化，外部对第三世界小农的系统摧毁，以及苏东剧变后全球南北极化加剧等现象，都可视为美国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的衍生，也正在反噬今天的美国社会。2013年，笔者出版《乡村与革命》一书，质疑了美国道路的“普世性”，否决了中国走美国式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的现实可能，解构了新古典自由主义叙述中“美国式道路”与作为“普鲁士道路”的俄苏/中国道路之间“自由”与“专制”的二元对立。然而，这样的叙述正在死灰复燃，这也是我们今天思考“中国式现代化”不可回避的问题。

与之对照，苏东剧变后的俄罗斯和乌克兰迅速完成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并成为世界粮食出口大国，代价却是深度“去军（重）工化”“去工业化”、国力衰退以及兄弟阋墙的代理人战争——俄乌粮食出口遇阻，联合国粮农组织宣布全球粮食危机加剧。“新热战”和“新冷战”阴影下的俄乌冲突与中美贸易战，前者体现为欧洲各国武器装备在乌克兰战场上与俄国的较量，后者对中国芯片等精密半导体技术和产品的封杀，也使“现代化”“工业化”这些似乎已经过气的20世纪的旧概念，重新成为当代政治场域中厮杀的关键词。其中围绕俄乌粮食禁运爆发的危机，更加深了粮食问题的政治化程度。

所有的现实都有历史根源。今天，如何超越与克服新、旧冷战叙述去勘探、理解、阐释世界格局的底层逻辑，从而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保卫世界和平，就需要我们把视线拉长，从20世纪发生在中俄两国的战争、革命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与实践再出发来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正是较量的关键。在“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迷雾消散后，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发展和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地位，不仅是全球南方关切的经典议题，而且正在成为俄乌冲突之后欧洲的新考量，而“再工业化”的呼声则响彻今天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空。这一既熟悉又陌生的图景究竟为什么会出现？

一、革命、现代化还是现代性：后冷战与学术研究的范式问题

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诞生的中俄革命及其对世界格局的大转变的背景下，第三世界（传统乡村社会占据主导的国家和地区）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如何通过革命和社会主义方式寻求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这一波澜壮阔的过程中各种曲折、危机与牺牲究竟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发生；第三世界人民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以及在这个意义上的现代性问题等，正是20世纪以来人类最现实的挑战。苏联和中国代表两条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成败得失既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宝贵经验，也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探索，而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则是其中的决定性要素。

在苏东剧变和1990年后的中国，革命往往被叙述为失败的现代化故事，要为中国被耽误和打断的现代化过程负责。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被错误地视为“东方封建专制主义”和“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回潮——这是西方对中国王朝（所谓前现代）是建立在传统农业水利基础上的国家与社会的概述，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包括中苏史学界）围绕中俄革命的论辩焦点，也是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自我确认的起点。由此，“现代化范式”取代传统的“革命史范式”，不只是历史学，而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在“后冷战时代”知识生产上的转向，也决定了中国市场化改革下大众传媒的主导议题和框架。无论是“美国式道路”还是“普鲁士道路”——这出自列宁的经典论述被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自由派历史学家阐释为“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立，美国式农业资本主义道路成为“普世道路”——这样的阐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错置的。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1995年在香港发表的《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曾尖锐批判这一“去革命化”的过程，“革命的诸种动因已纷纷受到质疑，它的历史中心地位岌岌可危，因此围绕它而构成的那些历史问题也就十分可疑了。换句话说，当前范式危机的根本是历史研究丧失了中心，而这又与革命在近代中国史上的中心地位被否定密切相关”。“现代化范式”的倡导者认为，革命不仅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还强化了其“前现代”状态，谁要想试图论证一个与“现代化范式”不吻合的观点，简直就必定要被指控为“左”的倾向。“现代化范式”即“一组与资本主义有关的发展”（a set of development as sociated with capitalism）。我们当前的情况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对革命的胜利。由此粗略地说，我们至少有必要探察这种资本主义，探察其内在歧异以及它与资本主义历史的关系。换句话说，当代资本主义是否与十九世纪或更早时侵略中国，并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一种驱动力的资本主义同属一物呢？

对于德里克来说，回答是肯定的，因为美国主导的“现代化”及其“发展主义”事实上成为新殖民主义在第三世界的代名词，从而遭到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激烈抨击。在此基础上，德里克针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胜利，宣布资本主义现代化范式危机的到来：“随着资本主义统治似乎较前更趋安全，没有任何有分量的意识形态来挑战其霸权，由资产主义所支持的现代化范式似乎也不可动摇了。正是这样的缺乏挑战的状态，我称之为范式危机”，而承接“现代化范式”危机的就是后革命时代的“现代性”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全球化的现代化与革命构成二元对立，而与此相对应的还有民主与威权、自由与专制、国家与社会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这些对立既是20世纪90年代现实政治博弈的历史投影，也是冷战分割线的投影，隐匿于“全球化”和“现代性”的理论深处。今天，这个世界依然被禁锢于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认知藩篱，这也正是今天所谓“新冷战”之所以发生的知识/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基础——其诉求是从西方中心和冷战胜利者的立场收复失地，在世界范围内驱除社会主义的幽灵。

由此，德里克认为，革命已经被吸纳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部——从西方的视角完成了（终结了）二元对立，并为西方左翼对当代中国的批判铺平道路。在他看来，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化”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开启。在此基础上，他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深刻批判，体现了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达到的深度，同时也是限度——西方中心主义的限度，他取消了中国从理论到实践上挑战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可能性。事实上，这样的东西方“社会主义”视角之间的冲突，从20世纪初就以理论论辩和路线斗争的方式贯穿中俄革命的全过程。

以德里克晚年关于台湾问题的论述为例。他论述的台湾历史既没有长达38年戒严体制下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也没有美国第五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冷战历史，对台湾依附美国的显著现实不置一词，否定中国革命，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本质。

对中国“九十年代”的反思也是中国“新左派”诞生的缘由之一。国有企业改革的下岗潮，三农问题背后的城乡分裂，东西部发展的区域分化，“社会群体性事件”不断涌现，市场寻租导致腐败加剧，等等。所有一切都凸显资本主义全球化影响第三世界的特点，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代价，这个意义上的“发展主义”遭到了世界范围内一些左翼的批判。新古典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关于中国道路的激辩就发生在此背景之下。然而，把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与实践推向“现代化”发展的对立面，却是需要被打破的冷战魔咒，无论是站在左边，还是右边。

关于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中国的“新左派”与德里克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同路人，但致力于寻求和激活社会主义遗产去锻造国家的左手——作为“新左派”的理论和实践诉求，却是后者的盲点。标志性事件就是《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的发表，文章引发激烈论争，被视为“新左派”诞生的宣言。此文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践是中国现代性的特殊形态，社会主义运动以现代化为目标，包含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强调区分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与西方语境中现代化理论的“现代性”概念；批判了把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反思放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中的“新启蒙思潮”，认为这回避了中国社会主义在国家体制、政党政治与工业化过程中的困境其实是整个世界“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这一理路也体现于本文作者一系列关于“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论述，即从“现代性”中“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

德里克错误地认为，美国霸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竞争不该被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冷战期间的对抗，不是两种敌对体系之间的竞争，而是全球资本主义单一空间中的称霸。他不加辨别地列举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殖民”、不计后果的“发展主义”、破坏生态环境等一长串“罪名”（这使得这位著名的批判学者看上去像是西方主流媒体的单纯传声筒）。因此，他自问道：与西方的“民主”“自由”相比，“我们到底支持哪一方！”答案不言自明。如果中美都是霸权，他宁愿偏向“民主”“自由”的美帝国。作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左翼版本，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德里克最终与右翼版本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合流，令人扼腕。作为西方左右翼对中国崛起的共同解释和标签，“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方便法门，但究竟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甚至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左翼也不愿重新发现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曾经做过的重要论述。

“去政治化”的政治不仅体现为右翼，也体现为左翼。

二、铁与火：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与工业化之路

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对“亚细亚专制主义”或“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指控，背后都是20世纪初期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力下破产的（以中俄为代表）的乡村社会，能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发展工业化的问题，这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重大的理论论辩。事实上，这一问题不是“能不能”，而是第三世界在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失败的历史情境下别无选择，是旧历史的后果，也是新历史的前提。由此，农村、农民、农业问题成为决定第三世界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生死存亡的关键，农地改革又是关键中的关键，也是新中国不同历史阶段围绕农地改革问题尖锐斗争的历史参照。20世纪80年代以来，如何厘清农地改革、城乡巨变——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最复杂的变奏——这一依然正在展开的历史进程，是判断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关键。

这并不限于理论论辩，更是铁与火的历史现实。苏联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是在铁与火的淬炼中完成的，是在严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内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下，在紧张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还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论辩中，即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之间严酷的党内路线斗争中展开的。它是苏联红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扭转局势的物质基础，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西方世界清算的道德缘由。当铁与火不是作为革命的原因，而是革命的“原罪”——这一反革命的叙述成为主流，苏东解体的导火索就已经点燃。

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和苏联社会主义历史的否定，也就是对第三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否定。历史已经证明，没有铁与火的过程，第三世界的工业化、现代化不可能成功，社会主义道路是作为资本主义失败的结果而出现的。即便有这样的过程，失败也是普遍的命运，这就是1981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勒芬·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ianos）出版的《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描述的故事。20世纪最醒目的失败自然是苏联，被认为是世界社会主义失败的“总代理”。对此，我们需要从苏联农业资本主义失败的视角出发，重新检讨这一惊心动魄的过程，它是如何与两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格局的变动相互激荡，以回应中国新古典自由主义者以“美国式道路”为路标的批判，美国农业资本主义是如何以“非自由贸易”的国家保护主义的手段锻造了世界霸权（可以视为今天《美国通胀消减法案》前身），并驱使人类走上“泰坦尼克号”的不归路，以此破解所谓“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以及所谓“雅典式道路”与“马其顿道路”）的二元对立——这一对立不过是上述冷战投影的变相，只是在中国的语境下穿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戏服”，并且打着列宁主义旗号，不过这里的列宁主义只是“马基雅维利”式权术家的代名词，是冷战胜利者对历史审判的回响。

在对“历史社会主义”的判决之上，新的反抗只能在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结果和“废墟”的全球化中进行，这也正是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与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帝国》（Empire）、《诸众》（Multitude）、《大同》（Commonwealth）和《集会》（Assembly）中一系列论述的理论出发点。在这些论述中，反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社会运动需要去除的正是20世纪中俄革命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形式及其国家主权形式：它们被视为暴力的源头，而不是对付反革命暴力的结果。当中俄革命以失败的方式被吸纳到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叙述之中，也就是“帝国”作为无边无界、永无止境的全球政治新秩序——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已经不可抗拒、不可阻挡，结果就是反抗的“无政府主义”化和“非暴力化”，这就是欧洲左翼学者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失败的起点。左翼以批判的武器取代武器的批判，而暴力化的右翼民粹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则是建立在“诸众”反抗的基础之上，其政治诉求正是作为武器的国家权力。

只要作为霸权的新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存在，主权问题就不可能消失，但它却只能以否定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所谓单边主义霸权的含义，就是将其他国家的主权置于其霸权之下，侵蚀和否定其他民族国家及其主权，使全球化以欧美跨国资本的全球流动（穿着自由、民主、人权的马甲）为标志。只要看一下苏东剧变前后美帝国的全球化“操盘术”就可以明白，主权问题恰是关键。从海湾战争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俄乌冲突，无论是军事入侵、代理人战争，还是颜色革命，美帝国诉求的是掌控苏联的全部势力范围，并把它们变为一堆自我瓦解的主权碎片，这才是“新古典自由主义”背后的帝国逻辑。

而这一问题在后冷战时代却变“虚焦”了。当“民族主义”成为“民主”的敌手，帝国却成为被辩护的对象、新政治秩序的起点。在这个意义上，放弃争取国家政权与主权，无视新殖民主义的残酷存在，以无政府主义的“诸众”状态，退回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内部，正是“全球化”在左翼思想上的投影。俄乌冲突中北溪油管被炸事件，无可掩盖地揭露出欧洲不完全主权地位。它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启动的马歇尔计划对欧洲“再工业化”的经济援助——目的是湮灭战后欧洲高涨的社会主义力量，以及提供军事保护（北约）；完成于苏东剧变后的北约东扩，是今日俄乌冲突的缘由。苏东剧变至今，再次证明而不是否决了主权和“工业化”在当今世界政治版图中的真实性。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及其工业化诉求是20世纪以来新旧殖民主义世界寻求民族民主解放的“武器”，放下“武器”就意味着任人宰割，这一逻辑在当今依然有效。作为“武器”的民族主义，是第三世界对帝国主义的回应。问题是，为什么作为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成果的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却在今天被指控要为21世纪的种族清洗和恐怖主义暴力负责呢？这背后是怎样的历史真实？

1991年苏联解体、第三世界的竞争对手消失，世界进入美国单一霸权下的全球化时代。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叙事在第三世界丧失了合法性，其发展主义的失败是主要原因，冷战背景下对宗教极端主义“圣战”的扶植，是另一个原因，它开启了中东恐怖主义肆虐之门，转换（强化）而不是取消了正义与邪恶的二元对立。这时的“现代性”就取代“现代化”成为描述“寰球同此凉热”的学术范式，并在此范式下建立了描述第三世界的次级范式：殖民现代性作为前殖民地的当代遗产，与多元现代性——即把文化和文明纳入现代性内部，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学术界对第三世界的通行研究范式。

当空间取代了时间，帝国取消了历史，人类就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穹顶”下的“诸众”。全球化的非中心化、多元主义、杂糅性等，成为当代哲学和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以及目标。“现代化”体现的“目的论”被批判和否定，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共同宣判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享的“发展主义”和“民族主义”之失败。在这个意义上，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成为“去”历史感和方向感的全球化意识形态的表达。以“去”目的论为由，暴力被视为历史目的论或乌托邦的产物，革命、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就这样被排除在“现代性”外部。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被作为“民族主义”的“死狗”对待，文化、哲学、“文明”以及“去功能化”的媒介理论，轮番上阵担当起反资本主义的任务。而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发展问题，及其与主权的关系，就这样被压抑在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理论的“五行山”下。

今天，“新古典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和拉美）的去工业化浪潮，并由此加剧南北分裂。数字金融帝国主义本身也导致“第一世界”自身的“去工业化”，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99%与1%的矛盾尖锐化，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席卷而起，不断内爆的社会矛盾和外部危机迫使美帝国主义重新动用政治和军事势力进行“再工业化”（美国第一次工业化过程以南北战争的方式解决北部民族工业发展与南部外向型农业资本主义之间的分裂）——“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论调开始自我破产，这一次依然要以战争为代价吗？

残酷的现实刺破了“民主”“自由”“人权”的意识形态外衣，而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失败的“替罪羊”。美国抄起抗击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冷战武器，以“经济民族主义”对抗并扼杀的正是数字经济所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中国的兴起。所谓“美国式道路”的历史含义则需要在这一比较视野中揭示，在今天美国“再工业化”的战略布局中回望。20世纪铁与火的历史并没有终结。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左翼、右翼，西方知识界和主流媒体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讣告”都没有真正完成。右翼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虽然已沦为笑柄——宣称时间结束了，却具有意识形态的真实性；占据道德高位的左翼版本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也终于在俄乌冲突和“新冷战”中一无葬身之地。当代重要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一再论证“中国是世界帝国主义的新贵”，因此是“世界最危险的敌人”，执行其旨意的不是别人，正是作为“军工—学术—媒体”复合体的美帝国。中国被宣布为“最大的敌人”，贸易、军事和意识形态的极限遏制正在进行。但极具讽刺意义的是，与德里克的宣称相反，共产主义中国本身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强加给世界的冷战意识形态。反华议员说，我们以为资本主义会改变中国，但结果却是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因此，全球化的发动者要发起一场新的“圣战”驱逐“共产主义敌人”进入“全球化”内部。这是因为中国窃取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利益，是美国霸权的接棒者吗？这是一个有诱惑力的解释，但却正是左翼和右翼“意识形态终结者”理论贫困的体现。

2022年4月15日，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记者采访了俄罗斯欧亚主义倡导者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杜金就俄乌冲突的原因评议道：对于中国来说，（你们）有能力从全球化中获取利润，同时拒绝作为自由资本主义霸权和意识形态的全球化，但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对我们来说，情况则大不相同。俄罗斯无法拒绝作为西方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主义的传播，且全球化本身也给我们带来了损害。不同于德里克，这是一个以俄罗斯现实政治为视点的观察。与德里克相反，杜金对中国“特殊性”的关注，表明右翼视角更能体现现实政治的逻辑——这正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左翼在大学校园中的盲区。

其实，中国的“特殊性”并不体现为外在于“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而是相反。中国内部的意识形态场域是全球意识形态斗争的折射或者说主战场，它深刻地卷入与“西方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死战”。无论左翼还是右翼，这一场域已经被西方主流媒体、政客与学者贴上刻板的“专制主义”标签，并与西方“自由民主”形成善/恶、光明/黑暗二元对立的冷战叙述，这正是全球意识形态斗争的现实图景。打破这一图景的唯一方法，就是重新勘探20世纪以来以中俄革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的世界史意义，从而打破（翻转）上述一系列二元对立。打破20世纪冷战胜利者主导下的世界史叙述框架，才能清理并接续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实践过程。

今天，苏东剧变打开的潘多拉盒子，换来的是所谓“文明冲突”下的种族冲突。按照亨廷顿的“自我供词”，“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北约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安全组织”，是遏制俄国势力再次进入东欧发动冷战的武器，是美国在欧洲的“和平伙伴关系”策略。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以此理论掩盖美国在中东地区扶植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与苏联对抗的后果：迫使这些地区重构以“种族”（文明）为边界的自卫法则，促发了以人肉炸弹和核武器把全球生命变成政治抵押品的当代政治。苏联地区绵延不绝的大小战争，说明埋葬社会主义带来的并不是永久和平，而是新的分裂（Rift）、新的暴力过程。当社会主义制度不再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即打破种族和文化的边界、建立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底层和弱势民族的反抗势力就只能被导引到宗教极端主义和种族主义，它的背后是欧美左翼从理论到实践的彻底失败，这使世界范围内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如脱缰之马。把今天的全球冲突标识为“文明冲突论”的欧美右翼战略家不过是拿非西方“文明”作为帝国主义暴行的替罪羊，实质是欧洲“文明等级论”的翻版。当代欧美法西斯主义失去内外社会主义力量的制衡，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最危险的存在，这一格局需要从热战和冷战的源头重新加以阐释。在这个意义上，在马歇尔计划和北约金钱炮弹庇护下生长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资本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不过是同一历史进程不同阶段的产物。

跳出“西方文明论”历史叙述的牢笼，才有可能超越“新冷战”，为世界和平开辟道路。不是所谓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或不同文明的“断层线”，而是后冷战时代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对应物：种族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法西斯主义，是今天世界范围内战争的来源。把中东冲突看成伊斯兰的推动力，而“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战争的潜在根源”，这种“文明种族论”本身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危险，因为它事实上把世界划分为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二元世界——这正是冷战的起源。“在西方的历史中，英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发生过霸权战争，从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到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转移大概归功于两个社会紧密的文化联系”，这样的文明论掩盖了源于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生灵涂炭，更重要的是抹杀了苏联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决定性贡献，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旧冷战和俄乌冲突的起源，哪有什么“和平转移”？不过是取得冷战胜利的帝国主义者的强词夺理。

第三世界追求民族、民主解放的“民族主义”并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新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依然强大，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步履维艰，中国也奋力在美国及其盟友的芯片制裁中寻求突围，“芯片冷战”事实上已经如火如荼，背后的“粮食战争”则从未停歇。在这个意义上把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一律视为理论上的敌人，是丧失历史意识的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论述了民族自决问题上的两种原则和两个阶段，即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只要同压迫民族进行斗争，就应比任何人都坚决地给予支持；而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拥护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就要坚决反对。反对压迫民族的特权与暴力，同时丝毫也不纵容被压迫民族要求特权的趋向（今天或许可以加一句，特别是与帝国主义勾结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其背后是以阶级利益为最高诉求的大小民族一律平等的社会主义理念。民族主义当且仅当是第三世界反抗帝国主义并推动内部资本主义发展的民族运动时，是需要支持的，但当它以种族、部落或宗教为边界追求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时候，就必须加以批判和反对。事实上，在铁与火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其民族理论和实践追求的从来不是民族隔绝，而是民族融合，是民族之间的平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团结——这是唯一能够对付新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它需要在失败中浴火重生。而没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时代弱小民族的独立运动就不能应对新老殖民主义问题。

三、冷战红利、“特许”工业化与全球北方霸权的形成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如何超越冷战胜利者的叙述逻辑，重新讲述世界社会主义史？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视角回看，以下问题到了需要重新澄清的时候。

第一，需要重新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北方资本主义全球化胜利的条件。美国通过杜鲁门主义（支持希腊和土耳其右翼独裁政权、逼退苏联）和马歇尔计划有效遏制（翦灭）了欧洲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高涨的社会主义力量，直接豢养出欧洲战后资本主义的繁荣，代价则是北约军事框架下欧洲国家的主权让渡——它是今天俄乌冲突中欧洲立场的渊源。由此，欧美农业资本主义凭借先发国家的优势进行巨额补贴并占据世界粮食市场，成为全球北方霸权的重要部分。

第二，需要解释亚洲四小龙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工业化成功起飞的因素。亚洲四小龙被视为发展经济学的经典教案，其实来自冷战红利。为了围堵中苏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的背景下，美国推动了笔者称之为“右翼军事独裁特许体制”下的“工业化”残酷进程，即以巨额美援加白色恐怖下的军事独裁完成工业化起飞的原始积累，两者缺一不可。代价是弃守农业资本主义市场（表现为粮食主权的丧失），以及非独立主权地位——美国的新殖民地。

以中国台湾为例，关于中国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化起飞的原因的解释，目前中国台湾内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主流观点把日据时代作为战后经济发展的基础，肯定美国外援和民间资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批评和否定国民党与公营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与民进党“台独”意识形态相呼应。非主流观点则认为战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和公营企业是中国台湾工业化起飞的关键，以瞿宛文《台湾战后经济发展的源起》（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公司2017年版）、《台湾的不成功转型：民主化与经济转型》（新北：联经出版公司2020年版）等为代表。第三种观点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台湾是美日支配下的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认可国民党的经济民族主义，但批判国民党公营经济和官僚资本的低效，认为民间资本是资本主义的动力，代表人物为旅日马克思主义学人。其实，三种观点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右翼军事独裁特许体制”的成功需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经济外援、政治庇护和内部经济民族主义的官营、民营资本的合力。今天中国台湾的经济衰退，是其依附的资本主义体系冷战红利衰竭的表现，也是其当前统治者一心想再绑上美国新冷战之“战车”的“乡愁”渊源，而这一红利恰恰是以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为前提的。

与此可类比的，还有以巴西、阿根廷和智利为代表的“依附性发展”的拉美案例。同样的“右翼军事独裁特许体制”，同样无法避免的“依附”后果：巨额债务、初级产品出口、以城乡分裂为表现的贫富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和“国家失败”。20世纪70年代皮诺切特军事独裁下的智利，是美国芝加哥学派“自由市场”休克疗法最早的试验场。在依靠大量美援的基础上，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盛赞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成功阻止了40多年来智利朝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撕破了民主的外衣，却抵达了自由的核心。所谓经济自由优于政治自由，指的是：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发展需要西方霸权支持下的枪炮为其开路——“东亚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正是被推销给智利的样板。而20世纪70—80年代美国支持下阿根廷右翼军政府发动的国家恐怖主义的“肮脏战争”，以残酷镇压左翼人民力量为代价，在短暂繁荣后，阿根廷迎来的则是长久衰退和债务危机。而巴西在1964—1985年长达20年的右翼军事独裁完成的工业化发展之后，也陷入被世界银行命名的发展中国家无法逃脱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去政治化”概念遮蔽了背后冷战逻辑造成的依附性红利及其代价：新古典自由主义浪潮下的“去工业化”过程，实质上代表的是霸权对依附性“特许体制”所划定的经济发展的极限（边界）。

因此，在成功打压了20世纪70年代不结盟运动主张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发展主义实践后，美国在第三世界（特别是拉美和非洲）推广“现代化”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和发展传播学已经不可能成功，因为它选择忽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冷战等因素，并把所有问题都归于国家内部制度。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动的国家改革成为“发展”的前提，这也是苏东剧变后所谓第三波、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推手。被这些浪潮清洗过的多数国家最终沦为“失败国家”，不仅发展中断，更成为21世纪欧洲难民潮的集中输出地，催生出今天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强劲崛起。

继冷战时期扶植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第一岛链完成其“工业化”之后，今天的美帝国再度对第三世界的“再工业化”诉求进行意识形态甄别，印度和越南等亚洲新兴国家的“工业化许可证”，是依照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和战略遏制“颁发”的。除了正在被推向“军事化”和“乌克兰化”的岛屿台湾，正积极谋求与美国加强“伙伴关系”的印度也备受瞩目。2023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被舆论普遍认为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布下的“巨大赌注”，美印在国防、半导体、关键矿产、高技术以及太空合作等领域签署一系列协议，甚至很少与非盟友国家分享的一些关键技术也被“赐予”印度。印度则对利用“新冷战”工业化发展的红利跃跃欲试。被称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领导人莫迪之前因为“反穆斯林法”引发大规模骚乱和冲突，曾被美国认为严重侵犯宗教自由和人权，而现在他们站在一起互相称颂彼此的民主与自由，庆祝共同属于“民主国家”阵营。那么，新冷战的红利会使印度成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吗？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它的代价将会是绑上“亚洲北约”的战车，背离曾经主导的“不结盟运动”精神。

从上述方面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冷战格局下美国动用政治和军事方式豢养右翼反共意识形态下“特许经营”的工业化，并以此作为冷战的基石。在欧洲，一手输送北约军事保护伞，另一手用马歇尔计划的资本输血再造了欧洲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在亚洲，依靠输送资本加扶植军事独裁的右翼民族主义，助力其完成工业“原始积累”过程，以打造围剿共产主义阵营的第一岛链，这就是“自由民主阵营”从欧洲到亚洲工业化起飞和现代化发展的秘密——这两个阵营正是今天美国发起“新冷战”的联盟。苏东剧变之后，与非洲和拉美经历了新古典自由主义浪潮下严重的“去工业化”现象相比，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再工业化”过程，需要与正在形成的新冷战局势结合起来分析，这也是考量亚洲发展中国家不同于拉美和非洲工业化道路的政治路径。

正是在参与苏东剧变之后的经济转轨“休克疗法”过程中，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发现美国对待波兰和俄罗斯的区别是决定各自转轨成功与否的关键，也就是西方社会能否愿意提供足够多的货币稳定基金，并减免外债——这些是“市场自由化”的前提。波兰的成功转轨与南斯拉夫、苏联的区别就在于此。

“在1991年和1992年，我曾经设想美国会为俄罗斯改革的成功打气喝彩，正如美国为波兰的成功所做的那样。后见之明，我甚至怀疑这一切不是真的。波兰被美国的战略家（包括第一任布什政府内的那些战略家）视为西方联盟的东翼。波兰毫无疑问是欧盟的候选成员国，事实上它也是北约（NATO）的发展对象。支持波兰毫无疑问等于支持西方自身的利益。我曾相信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俄罗斯身上，但我现在怀疑切尼和沃尔福威茨是否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俄罗斯注定不会成为欧洲共同体（欧盟）的成员，更不可能成为北约的成员国，它仍然是一个拥有2万多件核武器的国家。在切尼和沃尔福威茨所提出的‘零和博弈’的思路下，我理解了支持俄罗斯经济和政治的快速恢复被乔治·布什的白宫和国防部视为对美国利益的威胁。”

七国集团拒绝减免俄罗斯承担的苏联外债，并警告俄罗斯如果停止偿付，紧急食品援助将被推迟。“西方七国对外债偿付的坚持是残酷无情的、短视的，它使得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到1992年早期出现枯竭，具体发生的时间是1992年2月份。”

作为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世界各地奔走的发展经济学家，萨克斯发现阻碍第三世界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巨额债务危机，因此需要一种“新的发展经济学”即“临床经济学”：发达国家的援助要解决问题，即帮助建立内外结合的综合调整体系并减免债务，以区别于里根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把问题推给贫困国家自身。“并不是贫困国家面对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本国造成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也不仅仅是从好的治理结构、紧缩预算或者进一步改革中找到。真正的答案在于进一步减免债务、提供更多的发展援助以及发达国家对这些国家开放贸易。”萨克斯起初并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不愿通过支持俄罗斯转轨而尽快结束冷战，但他写于2006年的上述观察，其实已经预告了俄乌冲突的爆发：虽然社会主义苏联已经解体，但美国对俄罗斯的敌对没有也不会改变。在这样的情形下，冷战转化为热战也就是必然的。

萨克斯的故事揭示的另一个问题是：市场经济并不是自生自发的，它需要的政治条件更重要，也更严酷——即必须顺从新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诉求，而国家制度则是这些内外因素聚合的结果。在最近讲话中，萨克斯愤懑地批评美国不仅不关心世界上的穷人，现在连自己国家的穷人也不关心了。这位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2000—2015）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2015—2030）的主要设计者和推动者终于发现，诉诸富国的道德和良心发现，无助于解决世界贫困与发展问题。俄乌冲突以来，萨克斯在各种场合不断发表演讲，已经是著名反美反战人士，他发现“全球发展问题”被美国视为“零和博弈”而不是“正和博弈”，不仅使美国成为世界发展的敌人，也成为自己的敌人。在最近一篇文章中，萨克斯批评美国被军工复合体绑架下的债务危机，美国发动的战争是天量债务的根源，戕害了美国自身的发展，军工复合体正在摧毁美国和整个世界。这一观点其实并不新鲜，新鲜的却是现实正不断驱使更多人走向认同这一论断，萨克斯不再相信这个时代可以“终结贫困”——这本是他上述2005年出版的书名，一个后冷战时代乐观主义的普遍信仰。

其实，我们可以借助萨克斯发展经济学的视角去理解：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起飞需要资本积累和世界市场准入这两个条件，而它们并不能从内部自由自发地产生。19世纪以来，以英国工业化为代表的欧美各国，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奴隶制供养工业化和现代化，并由此形成工业化垄断发展的霸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北方福利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冷战条件下对工人阶级的收买和让利，而苏联解体则终结了这一过程——新古典自由主义全球化杀死了福利资本主义，跨国资本的全球逐利抽空了福利资本主义的民族基础，断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红利庇护下第三世界右翼民族主义买办的“依附式发展”。苏联则代表了另一条道路：在突破以北约为代表的北方帝国主义霸权过程中最终失败。“苏联”这一超越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基于民族平等的社会主义联邦的政治构想和实践，最终退守为以族裔为边界的俄罗斯大民族主义（以及一系列以民族为边界的政权）——这是社会主义失败的悲剧，即便如此，“制裁”与“追杀”并未终结。在这个意义上，对苏联诞生与解体的世界史考察，离不开其与帝国主义“贴身肉搏”关系的视野。

以1929年处于工业化发展关键期的苏联为例。由于苏联出口资源严重不足，主要靠农产品，而美国恰在此时爆发经济大萧条，世界粮食市场价格急剧下降，苏联每得到一台机器的代价需要比原计划翻倍的原料和农产品，但苏联的农业总产值却在下降。这就迫使斯大林在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左右摇摆，最终倒向托洛茨基等人主张的强制工业化路线。普利奥布拉斯基在《新经济学》中认为，工业化生存在原始积累的“铁蹄”之下，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是最危急的时刻，因为无法得到资本主义支持，只能依靠农民，国家与农民的剧烈冲突是必然的，这是无法抗拒的“客观力量”。斯大林在1929年发表的讲话《大转变的一年》中阐述道，不发展重工业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工业落后国的历史表明，重工业没有大量长期的借款是不能发展的，“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正是根据这一点才拒绝给我们借款和信贷，他们以为我们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解决资金积累问题，我们在改革重工业问题上必定失败，因而不得不向他们低头，受他们盘剥”。斯大林终于在1929年底突然大幅度提高向农民征收粮食的数量，加速农业集体化和加快工业化步伐，但却伴随大清洗以及乌克兰大饥荒——今天俄乌冲突其实是苏联工业化悲剧的世纪回响。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悲剧，既有后发国家工业化的缩影，也是帝国主义经济危机的延伸与后果。在大饥荒悲剧的背后，是先发工业帝国主义遏制的阴影。忽视这些阴影，正是今天世界史失真的表现。对斯大林个人的谴责并不能真正解释历史。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20世纪欧洲工业化的重新起飞依靠的是马歇尔计划的资本输血。而罗斯福对斯大林的允诺，即苏联红军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美国为苏联的战后重建提供援助，因杜鲁门上台而撕毁。杜鲁门以广岛核威慑和苏联不可接受的附加条件取消了马歇尔计划对苏联的援助，以冷战的遏制方式迫使苏联困守在极限军备竞赛压力下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苏联农业现代化的失败已经势所必然。粮食短缺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背后的资本短缺和外债问题成为戈尔巴乔夫与老布什谈判的重要议题。在美国答应北约不东扩，愿意给苏联一笔口惠而实不至的贷款后，戈尔巴乔夫答应苏联从东欧撤军、东西德国合并，以彻底结束冷战。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最终失败的确是美英帝国所强加的冷战胜利，但这却不是所谓自由市场经济的胜利，而是帝国主义霸权遏制的胜利。

四、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还是“人民的全球化”：全球南方现代化与发展问题

如果把哈耶克的自由市场理论作为一种世界市场的规范性理论，或者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可以承认其本身有合理性，但问题在于自生自发市场竞争的“理论”前提并不是现实世界政治经济的逻辑。笔者引用他激烈批判美国、欧盟的农业高度补贴和干涉，来呈现其理论悖论，阐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现代化农业的“非市场化”才是常态。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对第三世界国家农业的歧视，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能力的不足和外部世界市场规则的限制，正是相关国家小农破产和饥饿的原因。犹如发展经济学理论本身也没错，但是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使世界农业市场上发达国家设置的扭曲市场的贸易壁垒始终无法被打破。真正平等互惠的世界市场的前提必然是政治性的，这是“世界人民的全球化”之发展主义和现代化需要解决的前提。没有这样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就不可能有全球南方的现代化。

在萨克斯对中国改革成功经验的论述中，第一条就是中国没有苏联和东欧经济体那样的大量外债。中国道路的核心是独立自主和改革开放，前者解决的是主权条件下工业化发展的原始积累问题，后者解决的是对外贸易被遏制与制裁的问题，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秘密。新中国用前四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完成了第一个任务——苏联以156项工业项目为代表的十年援助帮助我们进行工业化突破，而1958年苏联终止援助前后，新中国（1959—1961年）也付出了加速工业化“大跃进”带来的代价（这同样需要放在第三世界工业化的背景下重新阐述），但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不争的事实。今天，中国通过四十余年改革开放的内外博弈，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世界，正面临新的围追堵截。帝国主义的“制裁”如期而至，迫使中国启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历史的螺旋正在寻找上升的势力，这其中“发展的主动权”是重要考量。这一“主动权”能否获得，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否持续的关键，其中“城乡融合发展”与“粮食安全”又是关键。面临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重新集结的千钧压力，中国会解体吗？站在不同的位置，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中国式现代化”都会是改变世界历史的大事。

没有主权的对外贸易只能是依附主义，这是世界体系理论描述的现实，其倡导者曾经提出通过“脱钩”以“去依附”“去帝国”。但没有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一国之内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并不可能真正完成，这也是世界体系理论面对的现实困境。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需要一个“阿基米德支点”：工业化发展的原始积累，这不可能从传统农业社会中“自然”生长出来。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协调与平衡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需要改变新老殖民主义遗留的结构性问题以及不公平世界经济秩序下的债务陷阱，需要国家主权能够主宰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在世界贸易和货币决策中拥有发言权——这些20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依然是，且更严峻地成为21世纪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南方国家的主要诉求。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债务危机为绞索，逼迫发展中国家采取国内紧缩政策，进行“结构调整”，强制其推动从进口替代到初级原材料的出口转型，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状况。同时，欧美主导的世界粮食生产的供应链垄断加剧，发展中国家粮食主权普遍失落，全球四大粮食巨头迅速控制全球80%的粮食贸易，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主要粮食进口市场——外汇欠缺和小农破产导致自身粮食生产能力逐步被剥夺，第三世界的饥荒和人道主义灾难层出不穷。“全球南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全球北方”的对应物被重新塑造出来，它既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政治意义上的，特别是在全球北方内部也在不断生产出自身“南方”问题的今天。

地球从来不是平的，只是当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古典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资本浪潮淹没大地的时候，它看上去才是平的，因为对不平等的反抗都被摁压和窒息在水面之下。但当它如飓风席卷而过后，满目疮痍、沟壑纵横的世界现实就一定会暴露出来，一如今天的南北格局。理解这一格局，需要重新检讨20世纪两次热战和冷战给这个星球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打破以“欧洲文明论”为核心的自由与专制的帝国二元复式记账簿，超越冷战胜利者的视角，重新检阅世界历史的资产负债表，把颠倒的东西重新颠倒回来，才能“拯救”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

世界市场为何而来？世界市场的规则何在？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平等地位能否保障？“基于规则的秩序”是谁制定的？当制裁和欺凌依然是帝国霸权的武器，也是所谓“新冷战”的旧逻辑，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全球化”。今天，美国的“逆全球化”行径宣告，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已经破产，也再次暴露了新古典自由主义全球化背后特殊政治垄断集体的利益诉求。那么，以世界人民福祉为宗旨的“人民的全球化”，这样一种新的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经济学是否可能？20世纪70年代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曾提出“发展为了人民”，现在是否到了重提这一主张的时候？

2023年3月，一个来自全球南方的研究团队发表了分析当今世界帝国主义“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八大矛盾：一是垂死的帝国主义与中国领导下日益成功的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二是七国集团的帝国主义统治阶级与全球南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精英之间的矛盾；三是全球南方广大城乡工人阶级、部分下层小资产阶级（统称为大众阶级）与美国领导的帝国主义权力精英之间的矛盾；四是发达的寻租金融资本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众阶级，乃至与组织工业、可持续农业、就业、发展等社会必要投入资本需求之间的矛盾；五是全球南方大众阶级与其国内政治经济权力精英之间的矛盾；六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与坚决维护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七是全球北方国家被忽略的数百万贫困工人阶级与统治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八是西方资本主义与地球及人类生命之间的矛盾。他们把这些矛盾视为帝国主义进入新阶段的表现，认为由于多重内部矛盾冲突、历史性不公正以及经济上的失效，新古典自由主义体系不堪重负，每况愈下。如果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世界将陷入更大的混乱。今天，反对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霸权体系的主要力量是渴望更加公平、和平与平等的全世界广大人民，以及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国家政权。因此，他们呼吁建立反抗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霸权体系的自发联合阵线，包括整合希望减少依附帝国主义的政府和国家。

参与起草上述分析的印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记者维杰·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最近在《中国应带头重振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全球南方的历史宿命与未来选择》一文中描述了全球南方的困境，“倘若从事实出发，就必须承认债务和去工业化、初级产品出口依赖、跨国企业利用转移定价等手段榨取出口国特许权使用费的现实、全球大部分地区难以制定产业策略、提升民众科技能力、行政管理能力等诸多问题”是制约发展的桎梏。不过，在他看来，现在的南南合作机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新的机会，不再那么依赖西方控制的金融贸易机构。这些新的现实需要形成新的发展理论和解决社会痼疾的新方法，即通过国家规划和区域合作、努力改善金融贸易外部环境，他呼吁“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府可以合作提出新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同步提出社会主义发展传播学的理论，以”刷新“基于冷战框架下美国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传播学。

这样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代表着全球南方突破世界不平等霸权的诉求，也呼应了从拉美和非洲经验出发阐释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在生命最后阶段对中国的期待。阿明晚年以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把独立自主、以社会主义为最终归属的“脱钩”道路作为全球南方的希望，他号召组成新的统一战线应对和抗争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重的系统危机，以大多数来自非洲和拉美、亚洲地区学者的观点表达：世界期待并需要一个团结强大的中国以领导者角色应对这场全球系统性危机，一个团结强大的中国对全球发展非常重要。2015年，阿明在参加北京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之际接受访谈，再次阐述了“脱钩”论：

这种“脱钩论”应当是一种战略性原则，包含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脱钩论”极大重视主权国家发展，将主权国家置于优先地位。其次，开放性要求国家向外界开放并参与全球化竞争。应当说是主权国家利用全球化进程满足自身发展需要，把握发展机遇从而实现一种渐进式的社会变革。因此，我们在探讨“脱钩论”的时候是在利用全球化进程。一方面，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实现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在全球的统治，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利用全球化进程优先满足国家发展需要。我们应当最大程度地重视这种增长性的内部变革，即持续、不断进行的变革。

依托（而不是放弃）主权国家，利用全球化进程，通过内部变革实现去依附化，这正是中国道路。阿明告诫中国对现在的状况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并准确预言了2019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战。早在1997年出版的《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一书中，阿明就描述了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导致世界体系两极分化，使全球化处于极端脆弱和危险的境地，而右翼掌权并获得左翼支持的欧盟，没有为“人道主义”的全球化提供希望。因此，犹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列宁，阿明也把视野投向亚洲并预言：“不言而喻，中国未来的发展将影响到所有的全球化均衡。那也是美国被中国的发展所震惊的原因。我认为，在未来任何形式的全球冲突中，美国和中国将会成为主要的对手。”基于从第三世界立场上的历史长时段研判，他再三告诫中国如果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日本、欧洲这三大资本主义寡头都不会接纳中国、允许中国崛起。如果中国无条件接受西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美国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向资本主义屈服，甚至自愿成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将迅速摧毁中国。假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能够达到这一目标，中国就会再度沦落为帝国主义阵营的从属国和原料提供国。如果把阿明的告诫对象换成俄罗斯，这已经成为现实。而对中国来说，这一告诫依然是危机所系。

阿明说：“我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是南方国家一定要实现一种政治上的团结，中国在其中是最核心的角色，我们不能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缺乏良好的沟通伤害我们共同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说，如何促进全球南方的团结与沟通，就是当前的迫切任务。基于此，2023年5月，笔者担任院长的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在上海成立，并举办了“传播为了团结：全球南方国际传播论坛（2023）”。论坛正式提出“推动构建21世纪‘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上海学术共识”。21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传播学需要以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和“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为前提，即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的现代化发展为前提。

其实，全球南方就是新的世界体系下的“三农”问题。《共产党宣言》描述了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逻辑，即19世纪以来英美帝国主义全球霸权的扩张过程。21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与实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越这一逻辑，将决定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命运。

这意味着需要重视不结盟运动和万隆会议精神，寻求新的不结盟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共识，也必须在理论上阐释苏联和中国一个世纪以来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所有成败得失，以之反抗全球南方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结盟，这样才有可能为全球南方21世纪国际“经济新秩序”与“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提供真正借鉴。这也正是为什么“工农联盟”——这一列宁主义的遗产，作为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后发工业国宪法的核心，需要解决的正是工业化过程中“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与农业现代化的危机问题。

五、工农联盟、“新乡土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危机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业与工业化发展的关系就是工农联盟。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或者说解决第三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中的“三农”问题，这是中俄革命的沉重历史所展示的探索与经验。所有对工农联盟的偏离都是警示，都需要警惕，它表现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以及克服这些危机的过程。这是中国在长时段发展中的中轴线，也是观察今天中国政治改革的风向标。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致力于反腐、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以及共同富裕——这些可以视为对中国“九十年代”的校验，也表明新的挑战不断涌现，危机视角能够帮助我们更好探测历史深度。“现代化”这个曾被归结为西方在第三世界推动“民主化”的概念与方法，需要依照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的历史实践之危机与挑战重新定义。这也要求我们在一个回望视野中理解中国“九十年代”的危机与转机，它开启于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主导的中美建交，在寻求打破美苏对中国长期封锁与制裁的战略布局中，这创造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快速推动并实现现代化发展的有利世界市场环境。

20世纪70年代美国与中国的建交，主要基于自身与苏联对峙的冷战需要，是为了克服国内严重的经济通胀问题，并借助中国爬出越南战争的泥淖。这也是毛泽东主导的打破世界两极霸权格局的大战略，为中国创造出“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通过对世界市场的突围，并将世界市场纳入处于危机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倒逼”机制，快速提升因遏制而被压抑的工业化发展水平，持续改造和克服国有企业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问题，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为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提供基础建设——帮助其克服“原始积累”的桎梏，这就是中国四十余年改革开放在今天需要重新明确的含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可以追溯至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此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宪法总纲第一条延续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审议通过了周恩来所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意见，这可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次阐述——建立在工农联盟政治基础之上的现代化。1964年底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即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1964年的现代化发展方案，并提出“两步走”设想，即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就是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提出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问题；决定首先启动农村改革，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导。

正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两头在外”的世界市场导向的工业化拉动了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但同时，城乡差距和东西部问题差距持续拉大，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特别体现为“三农”危机，其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表现为“分离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选择脱亚入欧的“美国式道路”都不具备任何可能性。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粮食问题无法在农业资本主义条件下得到解决，这是第三世界的共同问题，即如何在保持粮食主权的前提下完成工业化。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联盟究竟能不能成为工业化起飞的基础？这其中，小农经济的前途与命运是关键。

在萨克斯看来，1978年之后，占人口70%的7亿农民突然得以回归小农家庭的生产模式，粮食产量获得大丰收，农村和城市获得了双赢。而这一农村改革建立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不失时机地从海外进口了4套化纤生产设备和13套化肥生产设备的基础上。它的前提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石油工业在大庆油田等大油田会战成功，中国实现了石油自给并有富余，为石油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成套技术引进高潮（又称“四三方案”，1973年最早由毛泽东批准的方案拟用43亿美元引进26项大型成套设备，以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解放了棉花生产的土地，提高了粮食产量，极大缓和了中国土地和人口的高度紧张关系，加上1975年袁隆平杂交水稻试验成功并在全国推广，基本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和穿衣问题。这也标志着中国跨越了工业积累的“卡夫丁峡谷”，从农业中汲取积累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此过程中，中国农业现代化也获得了不可否认的巨大发展成就。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前提条件。

不能忽视的是，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发展与小农经济中国家力量的退出，导致工业和农业发展脱钩，并迅速成为中国城乡分裂、东西部发展失衡的动因之一。农业现代化处于严重停滞状态，小农经济在短暂复苏后很快陷入困境。1984年，中国粮食丰收带来的却是农民卖粮难等问题。随之而起的是中国的粮食自给率不断下降，乡村凋敝，土地抛荒，民工潮汹涌澎湃。在沿海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同时，乡村危机不断爆发，“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成为春节期间“网上”的热议和叹息。

这就是辩论的核心问题，即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现代化发展的不同道路之辩。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化发展作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究竟该如何理解，如何推动？

1994年，曾在国民党监狱被关押长达34年7个月的政治犯，台湾左翼劳动党的创始人林书扬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中国在1978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涵盖两个基本生产领域——农业和工业；在资本主义强权环伺下的国家自卫系统的建立——国防；实现任何目标都不可或缺的客观规律和方法的掌握——科技。四个现代化的指标的确符合中国实情，且有异于一般西方学派的指标模式的现代化论。盖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走过的建设的路和所完成的社会累积是极有特色的。而在国际关系方面所遇到的复杂艰难局面，也是一般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所少有的。

作为在国民党监狱中度过34年的老政治犯，“回到台湾社会，我发现这是一个挂着‘中华民国’旗号的新殖民地”。从这样的台湾“左眼”出发，林书扬理解的“中国式现代化”决然不同于“海洋文明”与“黄土文明”二元对立的现代化，这也是他隔海批评的一种观点：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视为对中国农业文明的拯救，这可能陷入另一种封闭危险。他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两个特点，一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成立的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面对极其险恶的国际环境。二是自1953年开启第一次五年计划之后，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形式的优越性得到初步发挥，在重工业和部分基础建设上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这是一个在台湾白色恐怖和监狱中顽强生存的马克思主义者视角，是另一个中国“九十年代”的声音，也是对“改革开放”所做的一个隔海的政治注脚。

中国现代化发展目标被错误批评为线性历史观，后现代主义理论将之宣布为敌人。但是，这一批评忽略了帝国主义本身为工业化设定了历史进化线：落后就要挨打，不挨打就必须赶超。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否属于一种“现代化”理论（笔者认为当然是），而是在于冷战背景下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作为与苏联竞争的产物，以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性为标准、以制度为边界、以冷战红利为诱饵，它的政治外衣是自由、民主与人权，这样封闭的线性目的论才是问题所在：正是它决定了第三世界反抗霸权的历史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它的确是“目的论”的——我们需要检讨的正是“反目的论”本身是如何丢掉了自己的战略武器。

从中国的国家政策视角来看，中共中央曾经在1982—1986年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在推行15年土地承包期的同时，取消了执行30年的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结束了以农业汲取为前提的工农联动、重工业导向的经济格局。但是，2001年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以农产品贸易的巨大让步为代价的，小农大规模陷入困境的局面事实上已经无法避免。这正是为什么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2007年党的十七大更是将“科学发展观”正式写入党章。其背景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三农问题、城乡分裂、区域分化、环境和生态恶化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生态危机。西方发展主义无法克服这些危机，必须回到中国政治中去解决。

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即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方面统筹推进的战略目标，要解决的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五方面“离心力”所带来的危机。同时，从2004年直到2023年，三农问题连续20年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号文件的重要内容，的确体现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其中，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2006年中国九亿农民告别农业税是一个重要历史界标。从提高农民收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水利建设，到持续加大对三农资本投入的总量，“农业现代化”涉及的每一个短板都曾经是一号文件关注的重点。“三农”危机成为共识，解决路径却关涉“道路之争”。

2017年党的十九大再次明确“新时代”的任务就是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并把“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升为国家战略。在以举国之力进行“精准扶贫”后，2022年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即在“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在这个意义上，即在“新冷战”遏制不断趋于极限的压力下，新发展格局能否为中国农业的弱势地位补上“长期欠账”，这是中国作为“一国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也是危机能否成为“转机”的关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就是第三世界国家通过社会主义打破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封锁的发展道路。

笔者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重建工业、农业两大部类之间的互换关系，以及新的城乡流动格局。以此为基础，“工农联盟”在今天或许能够获得新的表达，但前提是重建乡村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主体性。笔者发表于2003年的《民工潮的问题意识》反驳了把“民工潮”视为专制主义下的“解放”——这种观点把世界范围内“贫民窟”都看成自由迁徙的民主产物，这也正是笔者在2010年前尝试提出“新乡土主义”的缘由。“新乡土主义”的构想是激活传统乡村社会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双重历史经验，以克服城乡分化的现代性问题。中国的“新乡土主义”需要在一个世纪以来城乡关系变革的历史视野中去理解。

这个历史视野包含以下的基本判断：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社会结构在晚清开始改变，这是中国现代性的开启，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传统中国城乡互哺关系的断裂与对立。地方精英从“保护型经纪人”蜕变为杜赞奇描述的“赢利型经纪人”，“地方”和“国家”的概念产生变化。新的国家建设和地方军事发展，使赋税日益沉重，所以，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任务就是打倒军阀、土豪劣绅和帝国主义，这是国共合作时期农民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展开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辛亥革命中还消极被动的中国农民，10年后却在大革命时期大规模成为革命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其实，1924年前后波澜壮阔的国民革命已经是中国共产党进行乡村动员、领导农民的历史预演。在这个意义上，需要重新理解乡村革命与中国现代政党之间的关系。

今天的流行观点是，1949年之后传统乡绅自治的社会结构被摧毁了。这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它的前提正是传统社会的崩解和失序，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20年代最具动员力的口号是：打倒土豪劣绅！这表明晚清以来乡治危机与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30年代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展乡村建设运动，力图改造被逆转的城乡关系，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开始投入这个城乡裂变的现代中国的大命运，从而形成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走向。

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以“群众路线”的方式成功完成了现代政党和中国社会最大多数人群的结合，完成了把晚清以来日益解体的乡村社会整合成革命主体的使命，从而使乡村社会成为中国革命不竭力量的来源，实现了对外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对内统一国家权力的历史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农联盟被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在重建新的城乡关系中实现了中国的工业化起飞。这个新的城乡关系既实现农业、农民、农村对城市和工业的支持，也以国家自上而下的方式回馈农业、农民和农村——医疗卫生下乡、知识青年下乡等，以“缩小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为社会目标。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大学生以及知识分子，都被鼓励去农村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工业化开始进行“两头在外”的市场化转型，“三大差别”急剧扩大，资源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迅速往城市集结，城乡断裂必然加剧，工农联盟面临名存实亡的危险。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乡村解体再度发生，而国家权力在基层的内卷化也无法抑制地重新开启。有学者曾描述了不同时代的城乡二元关系，“那时尽管存在‘剪刀差’，尽管工农业产品的比价是不合理的，但我们从这里仍然可以看到一种城市对农村的信赖，以及城里人的大部分收入通过购买生活必需品而流入农村的过程。这里的城乡二元结构，也许可以称之为‘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之间一种新的形式的断裂，这种断裂主要不是由人为的制度造成的，而是由市场造成的。但这同样是一种断裂，甚至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断裂。由这种断裂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在该学者看来，市场关系下的中国城市和乡村、农业和工业已经断裂，而且这个趋势很可能无法逆转。“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的最终目标是“消灭三大差别”，但这个目标在“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中消失了。也正因此，“三农”危机将持续成为国家政权重中之重的问题。解决这一危机，则意味着重塑城乡互哺关系，我们也需要从这一视角去理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今天，中国的城市化以城市土地国有化和乡村土地集体化为前提。第一，它建立在由政府推动的国有土地再资本化的过程之上，也是城市公共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第二，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作为农民托底的社会保障，避免了贫民窟包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化模式。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传统社会的关联在于，保留了由于人口变化而进行调整的土地空间，恢复了传统的土地社区性特点，让农民依靠土地养活自己——不能自足，但可以自给，这是依靠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功能抵御外部市场化冲击的方法。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群体性事件”不断涌现，资本下乡的市场化进程所引爆的危机，体现了国家在改革开放“现代化”过程中的双重性，或者说悖论。一方面它推进的城镇化、市场化改革是引爆社会问题的源头，但另一方面，为防止社会解体而解决问题的动机也必然内在于国家的逻辑。而一旦土地私有化，土地根据人口进行调整的社会功能就完全被排斥，农村土地必然以最快的方式沦陷，乡村社会的解体就会急剧爆发，而不是相反。中国主张土地私有化的观点从西方产权制度理论出发，认为“集体土地所有权问题如鲠在喉”，需要消除中国城乡二元土地制度。而反对土地私有化主张的观点都认为需要完善而不是消除集体所有制。

“三农问题”和城市问题不可分割。以上海、北京为代表的超大城市，人口数往往超过不少欧洲国家人口，遵循西方城市化发展的“普世”逻辑是不可持续的。2017年北京爆发所谓“低端人口”事件，遭到很多批评。但从客观角度来讲，这是超大规模“城市病”的爆发，也是中国内部的“南方问题”。如果不能从宏观的城乡关系视角上处理，“城市病”就会继续以不同的“群体性事件”的方式反复出现。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同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地方，就在于乡村振兴战略是否能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完成“产业强、环境美、农民富”，不仅宜居，而且成为能够创业的广阔天地——一个青年回得去的乡村，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贫民窟问题”。

新古典自由主义热衷于中国农村的土地私有化，主要有两个诉求。一是为城市扩张和土地资本化进一步创造条件，即一个正在发生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二是为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创造条件，即一个期望但尚未实现的目标。其预设是通过私有化大规模集中土地，走“美国式的农业道路”，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然后沦为外来农场主的农业工人。但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资本主义化如果能够成功，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就不会陷入无法解决的困境。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为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创造了土地私有化的条件，但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额农业补贴，结果依然会失败。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中国越演越烈的土地纠纷，大都是城市化过程中与农民的土地相关，而不是为了发展所谓的农业现代化。原因很简单，资本看重的是土地在城市化中的价值，而不是没有比较优势的粮食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土地私有化和中国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现代化的关系是一个彻底的伪问题。

在出口导向型市场化的逻辑下，中国工业生产过剩、农业生产不足，而是否确保中国18亿亩的耕地红线，一再成为论辩焦点。由于人地资源的硬约束，代表性观点认为耕地和农业应该为房地产和城镇化让步，以耕地换增长，耕地红线束缚的是“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国的粮食问题应依赖世界粮食市场解决。由此造成十年来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耕地面积减少一亿多亩。反驳意见认为：全球年粮食交易量为4亿多吨，而中国的年粮食需求量为6亿多吨。中国缺粮，谁可以供应？14亿中国人如何养活自己？中国农业之所以还有可能保持低价，一是因为中国还大量存在自给自足的小农，他们养活了自己，而不是依赖粮食市场。二是中国的粮食省长责任制和中央储备粮制度等非市场经济模式发展出来的制度。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开始了严格的“非粮化”整治工作，以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非粮化”包括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树挖塘，工商资本大规模流转耕地改种非粮经济作物等现象。粮食生产收益低，是“非粮化”的主要原因。如何让耕地回归粮食种植，同时能够让农民收入不下降，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这是一个需要解决却又很难解决的难题。今天，世界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双重危机终结了论辩（而不是问题），全球粮食安全的红色警报已经高悬。14亿人口的中国如何破解粮食安全，已经不仅关乎中国，而且关乎世界。

阿里吉在研究非洲的过程中发现，农民的全面无产阶级化最终给资本主义部门带来的更多是问题而非有利条件。只要无产阶级化是局部的，就创造了非洲农民补贴资本积累的条件，因为他们自己生产了部分生存品。一旦农民彻底无产阶级化，这种机制就越趋于瓦解，因为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必须为劳动力再生产承担全部代价，社会斗争也就越来越从乡村地区转移到城市地区，转移为争取工资报酬的斗争。非洲的道路建立在资本主义从部分无产阶级化到全面无产阶级化的漫长过程中，而东亚的道路则建立在局部无产阶级化的基础上——今天的非洲低迷与亚洲崛起的区别。这是非常重要的观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乡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小农经济”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需要重新评估的。一方面小农经济是城市化过程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水库；另一方面是小农经济养活了农民，使中国不需要依赖世界粮食市场来养活14亿中国人口——这一任务已经变得越来越艰巨。今天的挑战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能否足够使中国农业现代化真正具有超越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这才是决定今天世界局势的关键。

依赖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意味着把粮食和石油的定价权都交给“华尔街”，意味着整个世界成为美国式资本主义农业的“人质”——该体系正是由金融资本操控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中国农业实际上很大程度卷入美国式农业的“绞肉机”，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美国杀虫剂市场、种子市场、化肥市场，是其转基因农业产品的倾销地。大豆沦陷就是最鲜明的案例。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作为大豆故乡的中国是大豆净出口国。2004年，在美国农业部、芝加哥金融交易所和华尔街金融的操控下，中国遭遇严重的大豆危机，70%的油榨企业倒闭，大豆种植业遭受重创，跨国四大粮商美国ADM、邦吉、嘉吉和法国路易达用进口转基因大豆割裂了中国大豆的产业链。外资涌入的结果就是中国失去了大豆的国际定价权并严重依赖世界市场，成为粮食安全中最危险的一环。近十年来中国大豆的自给率仅15%左右，进口量占全球大豆出口的60%以上。虽然中国努力实施大豆进口替代措施，但举步维艰。

2019年中美贸易战以来，巴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大豆进口60%以上的市场来源。2023年5月巴西总统卢拉来访，笔者有机会与随同访问的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领导人进行了小范围对话。他对中国为什么要在巴西购买这么多大豆表示不解和不满，按照他的说法，这些大豆生产商都是大庄园主，平时居住在美国的迈阿密。这些巴西的美国式资本主义大农场在中国市场大获其利，但并没有为巴西的百姓带来利益，巴西百姓正在重新陷入饥饿。其实，巨量购买美国和巴西的大豆正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化的代价。自苏东剧变以来，美国全方位逼迫发展中国家打开农产品市场，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小农普遍陷入濒临破产和饥饿的境遇，另一方面则是出口导向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的粮食出口——这一现象背后是严重失衡的大地产制度。占人口大多数的小农和无地农民被排斥在现代化农业体系之外，正是发展中国家农业资本主义的典型表现，其后果就是超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和此起彼伏的农民反抗运动。

以巴西为例，土地大部分被掌握在少数农场主和跨国资本手中，近几年来，巴西能源私有化和土地集中化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大量国家资产被私有化，低增长、高通胀、去工业化和再初级产品化趋势明显，就业形势恶化，人民重陷饥饿。2016年至2017年，大庄园的数量和范围有所增长，拥有1000公顷及以上土地的农业企业占总数的47.6%，用于养活巴西人民的农作物主要由家庭农业即小农生产承担。2022年巴西有3310万人遭受饥饿之苦，1.252亿人生活在一定程度的粮食不安全中，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农民社会运动组织是卢拉的主要支持者，其成员在卢拉政府的任职将致力于恢复家庭农业投入，包括机械、生产和商业基础设施投入，也包含粮食收购和土地改革政策等。2023年第三次当选总统的卢拉执政初期，一项重要举措就是重设发展、工业和贸易部，明确其目标在于重新工业化，提升工业化水平，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卢拉访华期间，特别提出的合作项目就包括适合小规模农业即家庭农场业的技术与扶贫项目。

21世纪以来，以国际四大粮商为代表的国际大型粮食企业集团强化了对全球粮食产业链的控制，控制了全球80%的粮食交易量，控制了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等主要原料市场和全球运输与仓储设备，已全方位进入中国粮食市场的竞争，危及中国的粮食主权。在这个意义上，巴西、印度与中国“共享”发展中国家农业的普遍命运。中国的“新乡土主义”如何与巴西无地农民运动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组织建立起“精准团结”和连带关系，亟须新的阶级分析和国际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视野。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粮食市场上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在世界粮食市场上没有定价权。被世界粮食市场的金融化过程所胁迫，是发展中国家粮食主权丧失的表现。在此境遇下，中国的粮食安全危机并非耸人听闻。1990年，为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国务院成立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制度。2000年成立大型重要骨干企业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作为国家粮食宏观调控的主力军，以平抑海外资本巨头对中国粮食生产链的强大冲击。2021年更是扩大全国仓储设备建设项目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但是，粮食存储的高成本、官僚主义和腐败等问题不断爆发，也是这一制度面临的挑战。

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下，粮食安全已经越来越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关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的方针是：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并力图解决种业失控局面。习近平从2012年开始反复强调要求“攥紧中国种子”“端稳中国饭碗”“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并特别提到大豆问题：“大豆等种子讲了多少年，但突破进度还是很不理想。要拿出攻克‘卡脖子’技术的干劲，明确方向和目标，加快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研项目，早日实现重要农产品的种源自主可控”；“像大豆、棉花、玉米、小麦等一些大宗农产品生产，要抓紧研究部署，该扩大产量的要果断下决心，不能让人家拿住我们！这是涉及国家安全的大事！”种源安全已经是农业中的“芯片”问题。

第二，全球性粮食暴涨暴跌与石油价格的暴涨暴跌往往如影随形。现代农业体系作为能源高消耗产业，粮食价格与石油价格形成强烈的联动，一个高油价的市场不可能长期保持低粮价，因为这意味着用国家的钱为国际热钱的操控买单。粮食与石油暴涨暴跌的背后往往是国际热钱的直接操控，也是席卷全球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序幕，直接关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因此，重新思考“新乡土主义”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小农经济有机农业生产模式和社会模式，就显得刻不容缓。而如何重建乡村共同体和集体经济是首要问题，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

单靠市场不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中国如何重新以乡村建设为基础，而不是建立在西方式市民社会的想象之上，以此来倡导新的乡土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只有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才能实现，否则只能沦为社会分裂与冲突的“创口贴”。以乡村为社会本位是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论辩与实践，新乡土主义在“中国道路”的讨论中应该获得新的理解。所谓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性困境，最根本表现就在于乡村与国家的复杂关系，这依然深刻制约着中国今天和未来的历史过程。我们也需要在这个视野中去理解、判断和反思围绕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争论，它将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景。

2022年，《论“三农”工作》出版，收入了习近平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文稿（讲稿）61篇，其中部分是首次公开发表。从中可以发现，习近平把当前视为“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历史关口”，特别是在2018年党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我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能力、有条件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顺利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下决心调整工农关系、城乡关系，采取一系列举措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为了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来把握和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样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四十年前，我们通过农村改革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通过振兴乡村，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重塑“城乡关系”“工农关系”，这一新的历史“卡夫丁峡谷”并不容易逾越。2023年7月11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深化农村改革实施方案》，要求“以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为主线，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正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的核心。

六、农民与土地：城乡关系、集体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不同于苏联的土地制度，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成败与否的关键。城市土地的国有化与农村土地的集体化，城乡二元土地关系上的城乡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议题，也是工农联盟的基础。从马克思主义认为城乡对立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的问题，到毛泽东时代消灭“三大差别”，今天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战略，都是不同历史阶段对城乡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索——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解第三世界发展的难题。如何让城市化发展不是加剧城乡差别，而是城乡融合？如何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基础上寻找解决之道？对此，笔者认为乡村的再组织化是关键。

今天，农村的集体经济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让农村的经济发展具有内生性和主体性？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是从输血走向造血，是两个不同的战略步骤。自上而下的扶贫资金要有农村主体的有效承接和转化，但如果基层组织弱化、散化和黑社会化的现象不能扭转，个别成功案例就很难大规模推广。

中国农村几千年来一直实行以村社为单位的土地所有制，土地买卖受到地方习俗的制约，具有社区保护性质。晚清以来，乡村的“保护型经纪人”向“赢利型经纪人”转化，随之而来的是村社保护的瓦解，导致“土豪劣绅”横行，乡村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策源地。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一种论断认为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是错误的，因为农村根本就没有地主，地权很均衡，土地并没有高度集中，以此论证中国的土地“正是由于不能私有化，才造成两极分化”。这个观点和判断有意忽略了在地地主和不在地主的区别。晚清以来，大量不在地主的城市工商资本控制了农村资本和土地，形成了大量恶势力。他们欺压农民，另从国家套取权力，变成土豪劣绅，国民革命要打倒的就是这一恶势力。新中国的土地改革，很多是把“不在地主”的土地直接分给佃农耕种。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从大公社制退回到小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本上还是与原来村社的界限吻合。这是中国农村人地高度紧张的客观条件下形成的土地所有制，排他性的土地村社保护所有制有其历史合理性。20世纪80年代联产承包责任制保护的是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小农经济的承包经营权，强调社区所有，离开村社的人的土地集体能够回收，按照人口变化重新分配，依据的依然是土地社区所有权概念。“耕者有其田”，就是让村社有能力的人耕种，村社集体能够自主决定土地规模经营的方式，以实现最大效益使用。现在集体土地所有制有可能被架空，是因为承包经营权的固化。承包经营权是农民村社所有权的体现，只有农民才有承包权。建立在承包权固化基础上的经营权才可以放开和流转，这是经营权市场化的前提，目的是使土地流转规模经营成为可能，也能解决抛荒问题。但它可能导致的问题是集体不再有优先权，往往处于市场竞争的弱势地位，失去对外来资本投资土地的控制权。这样集体所有权就有可能虚置。

今天中国面临的千年未有的土地制度变局，其实就是农村社区土地所有权还能不能坚持，是否需要坚持的问题。一旦社区土地所有权不能坚持，就会有大量新的“不在地主”进入。坚持集体土地所有制意味着需要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乡村主体，既是政治主体也是经济主体，舍此，乡村振兴就很难完成。集体所有制下的承包权，保留的是土地作为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利，是社区所有权的体现，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农民设置的土地制度的红利。然而，这种起点的“公平”并不必然保证结果的公平，需要警惕的正是起点公平的设置可能恰恰为社会两极分化开辟道路，这就走到了反面。

第二，集体经济如何在市场经济里面存活，这是关键，否则集体经济只能是扶贫的形象工程，或者套取政府补贴的空壳合作社。由于小农经济处于弱势市场地位，单干的农户基于土地的农业经济效益很低，农民宁愿去打工也不种地，大量土地因此抛荒。这样，起点公平的红利事实上就处于虚置状态，这意味着农民无法在市场经济中兑现红利，土地资源也就浪费了。

因此，就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是固化承包权，在此基础上分化出经营权，通过经营权的市场化，引进能够实现土地红利的外来力量，让大资本进来，让外面的经营大户进来，形成新的市场经营主体，使红利能够兑现，然后再按照土地入股进行分红或给予土地租金。土地入股、起点公平，但背后的逻辑是放弃农民作为经营主体的身份。兑现土地社区所有制的红利——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有公平的考虑。但是，经营权的市场化能否解决中国农业面临的种种问题？一方面，鉴于农业的弱势市场地位以及粮食的公共品性质，中国土地和人口的关系高度紧张，农业的市场化风险很高，土地承包权的市场化其实是增加了地租的成本和农民谈判的成本，土地流转能否成为农业市场化发展的推手，形势并不乐观。一旦在市场中失利，承包权所绑定的社会保障功能就会落空，农民也就失去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另一方面，土地流转打破了土地村社所有权的限制，为外来大资本去农村圈地，套取国家资本等行为打开了后门。今天的共识是，原子化的小农需要再组织化的过程，分歧在于如何组织化。主张土地流转到龙头企业或外部资本做规模农业，让它们扮演农村经济再组织化的功能，也就是用市场化方式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这一派观点声音很大，是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但也是土地确权流转面临的最大质疑。这是因为，土地经营权一旦出让，再拿回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农民事实上就会变成失地农民，两头踏空，沦为失业大军，这个数量有可能是大规模的，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不能够承受的。

第二种是重新回到集体所有制解决一揽子问题。以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社集体所有制为组织依托，以村社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单个农户为实施规模经济的主体。把经营权稳定在村社内部，由村集体进行招标。不是拒绝市场经济，而是以村集体为市场主体，由村集体行使经营权，进行市场招标。通过强化村社集体的谈判权真正解决问题，团结起来寻求力量。

因此，怎么样把土地重新流转回集体，抵制私有化，把小农重新团结起来，以集体的方式应对市场，并以此承接国家对合作社的支持资金，开辟一条新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市场经济之路？

要使更广大的基层党组织与中国的农村发展形成新的配合，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也需要自下而上的社会实验。2017年，笔者在《农村集体经济的道路与制度》一文中讨论的“塘约道路”，今天依然处于争议之中。笔者认为，乡村再组织化的路径之辩主要有：一是资本下乡塑造乡村，外来资本如龙头企业也是一种组织力量，但有利有弊。二是精准扶贫，从城市输入第一书记（尤其是东部对西部）使乡村发展获得市场空间和资源，但并不长久。三是党组织的资源直接注入乡村。从“塘约道路”开始，党的组织建设延伸成为乡村再组织化的资源。社会主义制度为乡村提供了一种非市场的资源，农民不需要为这样的组织成本付费，却能够将内生型发展和外生型发展结合起来。在精准扶贫实践中，很多基层组织只能应对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村庄内生的组织资源不足或者组织动力不够，从而整个村庄缺乏内生性发展动力，不能真正解决造血问题，这也是大家担心当扶贫资源撤出，乡村会产生大规模返贫的主要原因。乡村振兴要建立长效机制，核心是组织资源的可再生与可持续。

在“塘约道路”之后，一个更大规模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实验在山东烟台进行，基本原则是入社自由、责权清晰、按贡献分配。村党支部书记代表村集体注册成为合作社，明确是职务行为，不是人个人行为，保证合作社姓公不姓私，确保集体股保留决策权与否决权，分红向普通社员特别是老弱病残倾斜。从2017年到2021年，全市有三千多个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占全市村庄的近一半，入社群众43万人，成绩斐然。目前，“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在吉林松原和安徽芜湖都蓬勃开展，但这些地方的探索并没有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制度推广。

党的组织系统支持下的“塘约道路”和“烟台经验”，着眼的是乡村社会发展、集体经济和党的基层治理之间的关系。要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社会和经济再组织的主体和能动力量，则要花大力气重整基层党建。从烟台经验来看，以党组织介入的方式减少农民的社会和经济再组织成本，可以有效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成本核算，是城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探索。但它涉及中国乡村社会组织再造的复杂过程，以及党的基层组织在乡村经济生活中的重新定位和角色转换。并且，这也极容易被扣上重回“极左”路线的大帽子。

事实上，“新乡土主义”作为小农经济的新型集体化发展之路，依托各地不同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禀赋的社会实验，在中国大地上一直不断涌现，各有特色，已经出现大量案例和实践，亟待经验总结。只有用集体经济的优势吸引农民自愿加入，重新探索农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用集体的力量抵御市场风险，避免农村的社会分化（后果就是城乡关系进一步恶化，这是今天的中国不能承受的）——如此，共同富裕才能真正实现，这就是“新乡土主义”的最后旨归。

近期，笔者调研了云南大理洱海上游一个传统的白族村落古生村的“科技小院”模式，就是把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派驻到村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以“零距离、零时差、零门槛、零费用”的方式推动农村生产实践问题。这是一种探索新型知识分子与科技下乡的模式，要解决的正是小农经济条件下现代农业科技的供给与传播困境。“科技小院”的名字来自村里的老百姓，他们说：你们搞科技，把科技带到农家了，就叫科技小院行不行。创办者说：“这太接地气了。我们几个人就一起给科技小院下了个定义，是在农村生产一线的，集科技创新、社会服务、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创新平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国营农场的产量水平要比一般的小农户高30%，合作社的要低于国营农场，但又比小农户高20%左右，关键在于技术到位率——技术到位率差异的背后也是农业组织化程度的差异。由此笔者才知道，中国农业大学从2009年开始在全国已经建立了139个科技小院，并带动全国建立了1000多个科技小院，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涉及222种农产品，覆盖国民经济农业行业中农林牧渔业的59个产业体系。2020年以来，科技小院模式7次写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与科技部、农业农村部等重要文件。2022年教育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建设一批科技小院的通知》，支持全国31个省份的68个培养单位建设780个科技小院。同时，科技小院模式也得到了联合国粮农组织推介，已推广至多个国家。“科技小院”是今天“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故事，很好体现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制度创新是如何自下而上扩散的。

在古生村，有14个功能不同的“科技小院”，常年有20多位老师和100多名研究生驻村进行洱海源头农业污染治理和绿色高质量农业育种实验。笔者到访村子的时候，正碰上新来的一批同学开动员和培训大会，同学们鱼贯上台，热情地分享经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学院组建的一支包括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合作伙伴在内的调研团队曾在大理开展第二次调研，大家都对这个“科技小院”模式充满好奇和期待。而笔者在调研中发现，科技小院进行育种实验的高标准农田是由国营云南农垦出资流转的，在绿茵如织的大地上，家庭承包地的白色水泥分割线隐约可辨，原因是拆除水泥田埂的补偿费用很高，农场无力承担，而租地的费用（每年每亩2000—2400元）拉高了农产品的价格，使优质农产品在市场中处于不利位置。

这也引发了笔者的思虑。由于“科技小院”模式并不直接介入农村社会组织的再造，而是分布式、插入式的垂直科技输入体系，也同样面临分散的小农经济无法普惠的问题。而原子化的小农经济能够靠“科技小院”变成规模经济吗？例如，在河北曲周县，都是小农户、小地块，没有规模化的经营，代表中国绝大多数农村的情况，“我们要了解小农户是怎么种地的，要怎么帮他，所以第一个“科技小院”建在了曲周”。后来，吉林梨树县也建立了科技小院，那儿有专职种地的专业农民，每家地都不小。后来，又到了黑龙江建三江的国营农场，规模更大，机械化程度很高。亲历者回忆：“14年后回过头看，发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并不像我们设想的那么快，梨树的合作社到现在仍然是有大有小，建三江的国营农场至今全国也没有几个能模仿建成。”这让笔者不禁遐想，如果“烟台经验”和“科技小院”模式能够结合起来，是否能够走出一条小农经济条件下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路来呢？

中国确保粮食安全的主体责任是在农业农村部。为了实现“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要求，农业农村部制定《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中规定的任务：在2022年将中国18亿亩农田中建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到2015年累计建成10.75亿亩。高标准农田是集中连片、设施配套、高产稳产、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属于“田成方、土成型、渠成网、路相通、沟相连、土壤肥、旱能灌、涝能排、无污染、产量高”的稳定保量的粮田。目的是通过对中国土地资源的统一改造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集约化和产业化，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而这主要依靠政府的资金投入，比如2021年中央财政通过一般公共预算安排787.82亿元，同时推动地方通过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债券、土地出让收益等多元化渠道安排88亿元，支持全国建设高标准农田8000万亩。但是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确权登记颁证，赋予了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党的十九大宣布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情况下，高标准农田建设究竟如何进行，尚存在一系列需要破解的问题。2022年，政协委员调研发现，一是中央财政支持的标准偏低，有些地方政府由于财政吃紧，补齐缺口的配套能力跟不上。二是建成后的高标准农田普遍缺乏有效的管护，“高标准农田建成后，是由农户、承包人管，还是村委会、村集体组织或合作社管？几乎没有人能明确回答”。高标准农田建设最重要的问题正是小农经济形态下的乡村社会责任主体与农地的关系。

解决“三农”问题是融合国家与社会的系统工程，中组部、民政部和农业部各有逻辑，它们之间如何统筹、协调推进，尚需新的破局和变革。而今天，它的底线有四条，即“农村改革不论怎么改，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而这四条“必须守住”的底线也是高压线，它们是互相制衡的紧约束关系。如何在这样复杂的悖论状态中破解“三农”危机的“地雷阵”，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场巨大变革。

“要把顶层设计同基层探索有机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不同地区因地制宜探索，善于发现和总结基层的实践创造，对探索创新中遇到困难的要及时给予支持”，这是2023年最新的《深化农村改革实施方案》的部署，也是中国改革的基本工作模式。但是它的成功要依赖一系列中间环节的协调和博弈，既是“九龙治水”，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持久战。今天，中国正努力推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这将如何催生出新的城乡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对此交出怎样的“中国式现代化”答卷？我们都需要以历史的耐心或拭目以待，或侧身而入。

来源：毛邓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