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周濂 沈黎晖：时间为证：年轻人的社会情绪转变、表达及其现实出路

主持人

袁小珊

本期嘉宾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

历史系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兼任上海市社联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

主要从事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与知识分子研究，

以及当代中国的都市文化研究。

 

周濂

人大哲学系外哲教研室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杰出青年学者，

先后担任牛津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哈佛燕京访问学者。

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语言哲学。

 

沈黎晖

摩登天空创始人、CEO

清醒乐队主唱，唱片制作人，

1997年12月创办摩登天空公司，

并出版清醒乐队首张专辑《好极了！？》。

旗下签约艺人300余组，出版唱片400余张。

 

2023年深秋，上海巨鹿路人头攒动。一场声势格外浩大的万圣节，堪称当代年轻人精神实录。中文互联网热梗仿佛集体“开会”——举止颓丧的“乙方”、面色乌青的“996打工人”，一位乐手高举写着“平时扮演自己就已经很辛苦”的牌子，自嘲与吐槽，戏谑之下，隐透出一丝现实的苦味。

2023年10月29日晚，巨鹿路上化妆游行的年轻人们

这不是年轻人第一次处于舆论的中心。他们早早放弃做楼市的高价接盘者，愿意在直播间里疯狂下单，花几倍价格只为一张热门演唱会站票；他们是现实中的“社恐”和“i人”，在社交媒体上却能畅所欲言；他们“建议专家不要建议”，转头打开知识网站，购买排行榜第一的“教你如何职场晋升”付费课程。

看似矛盾的想法与行动，实则是年轻人为适应这个无限内卷、焦虑难解的世界，衍生出的一套“生存法则”。

而当时间倒回，一切却截然不同。

2013年，中国互联网经济开启一路狂飙之势，电商、社交、教育、娱乐，大量“互联网+”领域仍是一片蓝海。彼时还是北京“科技中心”的中关村，大小咖啡厅内坐满了写方案、做宣讲、谈合作的80后。

也是那一年，草根出身的雷军，获评央视“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在颁奖典礼上，他与董明珠十亿豪赌，被视为是新兴互联网经济对传统行业发起的正面挑战。

在2014年接受《舒立时间》（现《财新时间》）栏目专访时，雷军曾说：“今天的年轻人只要想创业，就会有人给你钱。”

那是年轻人相信“草根逆袭”的奇迹，愿意拼一把的时代。

2015年，河南一名中学女教师在辞职信上写下十个字，“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2018年，成为支付宝“锦鲤”的幸运女孩小呆，决定放弃工作，拿着奖金周游世界。在那些年，云南大理一度成为北上广漂们的精神胜地。他们想走出密布的高楼与格子间，渴望体会坐在民宿门口品茶晒太阳的“小确幸”。

那是年轻人仍有“换一种生活”的冲动、自信与底气的时代。

之后的世界，仿佛一辆“脱轨”的列车。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地缘冲突、科技革命——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之中，抵抗之力微薄，年轻人更首当其冲：经济下行，失业率居高不下，曾经也有逆袭机会的普通出身学子们，开始自嘲“小镇做题家”，被困于“孔乙己的长衫”。曾经鼓励平等交流、“扁平化”管理的职场，现在则充斥着摸鱼、摆烂、躺平的情绪。

从集体到个体、从物质到消费，从现实到虚拟，这十年，社会情绪与表达路径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转变？无论是放飞自我的万圣节“荒诞剧”，还是音乐节狂欢中的声嘶力竭，宣泄之后，年轻人的现实出路，又该如何找寻？

《财新时间》“时间为证·文化场”录制现场

（以下内容为访谈内容文字精选）

“努力就有回报、草根逆袭的时代已然过去”

袁小珊：我们从媒体报道中摘取了2013-2023年的一些代表性传播热词。几位印象最深的词有哪些？又如何理解这背后所反映的社会情绪变化趋势？

周濂：比方说2013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两个词，一个是正能量，还有一个是逆袭。说到逆袭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前面还要加“屌丝”的逆袭，不是高富帅的逆袭，高富帅不需要逆袭。那屌丝为什么能逆袭？是因为这个社会的上升渠道、空间还在，社会没有板结化。

但是我们看到2022年、2023年，它的关键词，一个是摆烂，一个是孔乙己的长衫。我觉得两相对比，你会发现十年过去了，屌丝的逆袭成为了黄粱一梦，正能量变成了负能量。

2022年我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奇迹·笨小孩》。明明是在一个下行的时代，在一个不那么自信的整体社会氛围当中，我们谈奇迹、谈笨小孩的逆袭，也许它代表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和憧憬，但是可能跟整体社会的这种情绪，是有出入的。

我觉得，2013年也许大家还是信心满满的，但是到了2023年的时候，也许已经有些心灰意冷，这是我自己的观察和体会。

沈黎晖：我觉得2020年、2023年，内卷、摆烂，确实比较能代表现在人的心态。举个例子，前一段时间，也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怎么了，有一个演出，一个观众进去以后觉得人太多了，然后他就把这个演出举报了，演出就停止了。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摆烂的一种？我觉得这种心态还挺典型的。

许纪霖：这个十年，我觉得也许可以分为前五年和后五年。2018年是一个转折点，中美贸易战就是那年开始的，然后接下来连锁反应，包括三年疫情，以及今天面临的脱钩风险，这一切都从2018年开始的。

2019年，我注意到的是“我太难了”。这个“难”意味着什么？过去我们总是相信所谓的绩优制，只要你够聪明，智商更高，再加上拼命，你一定有好的结局，获得你想获得的东西。但是今天很多人觉得，你再聪明，你再努力，很多人觉得一种无奈感，没用，这就是“我太难了”。

到了2022年的时候，我为什么注意到“精神内耗”？似乎很多人都能感受得到，人生挣扎了半天以后，最后内心那种强烈的焦虑感、那种内耗。这种内耗恐怕只能二舅才能治愈你，是吧？那么这个治愈的方法，消极一点说是“阿Q精神”，积极一点说，是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像孔如子所说的那样一种精神。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周濂

“要和时代有一定的松绑，

不要被远在千里之外的信息主导情绪和立场”

袁小珊：这几年当中，大家对于文化和知识的态度也在变化，想要消解焦虑、寻求出路。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手机里会收藏大量科普类的帖子和视频，会在付费网站上购买各类人文学科的课程。一方面，大家饥渴地想要获得这些知识，但另一方面，“人文无用论”的说法在网络甚嚣尘上。这种矛盾,我不知道三位老师是怎么看的？

周濂：其实大多数人，他可能是通过购买（的行为）来平复自己的焦虑，并不是说通过阅读、思考（的行为），来平复自己的焦虑。觉得我付了这个费，我就已经拥有了知识。这跟真正意义上追求知识带来的确定性，是背道而驰的。

这个时代，其实是把每个人都重新抛回到自身，我们必须要去直面它。那如何去平复它，一个，我觉得是要回到私人生活，只有在私人生活当中才能找到意义的那个最初锚点。还有一个，还是需要从私人领域出发，重新回到公共空间，重新与他者建立所谓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道德的联系。我觉得这种道德的联系，是让你能够从小我的这种状态进入到一个共同体的生活状态。

还有一个，要寻找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不要被既有的系统给框定住了我们对生活的想象力，我们要去寻找新的生活美学，我觉得这可能是在这么一个高度不确定的，同时又在下沉的年代，每个人自我突围的几种可能。

袁小珊：提到公共空间，目前网络中人与人的交流，是有利于这种共同体的建立，还是使得人们之间的立场更加分化？也有人建议，想缓解信息过载带来的焦虑，最好的方法就是少看手机。各位怎么看？

周濂：当然，我觉得少看手机是一个选择。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不要被情绪和立场所左右，尤其是不要被那种远在千里之外的新闻事件来主导你的情绪和立场。

我自己其实在过去这些年有一个比较深的体会，觉得现在好像大家眼睛里越来越揉不得一点沙子，觉得“如果他是我的朋友，我应该跟他是在全方位的问题上面都保持同频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他人要求太高，对自我要求也太苛刻，最后就是“孤家寡人”。

许纪霖：少看手机，对这样一种人生的姿态，我可以说是只同意一半。

的确，我们没有必要和时代绑得太紧，要有一定程度的松绑。过去我们总是觉得说，特别是老一代人，自我和家国天下的命运是绑得非常紧，但绑得太紧，当时代发生变化，产生了各种我们不想看到的状况的时候，你会产生更多的焦虑感。

最后会怎么样呢？会向弱者发泄。在网络上每个人都有马甲，然后开始怼，怼那些你看不惯的人，听不惯的声音。所以，如果你承受不了手机带给你的很多负能量的话，少看是对的。

但是，现实是我们面临各种选择，而这些选择是需要一些必要的，甚至充分的资讯，你是不可能像抽盲盒一样，抽取一个自己随意的人生，你要做一个理性的判断。所以如果不看手机，但内心依然焦虑的话，那你还不如真实地面对自我。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人活着还是要明白一点，虽然郑板桥晚年说“难得糊涂”，但这个难得糊涂是在清醒过以后的难得糊涂，并不是一开始就糊涂。

沈黎晖：我觉得首先手机这个东西，自己很惭愧，看那个使用时间，挺“恨”的。

但是我想说，我觉得人类在过去科技进步的时间里，太关注自己创造的一个世界，而忽略了我们被创造出来的这个（自然）世界。人越来越沉迷于自己创造的游戏里面，往下连接，其实我们都忽视了还可以往上连接。

以音乐为例。音乐最早在古希腊时期是数学的学科，为什么？因为世界的本质是频率，是共振，而音乐就是频率的一种。比如说一台钢琴，包括吉他琴弦，实际上它是有不同的粗细，不同的音程，不同的距离，然后产生了共振，当这几个共振放到一起的时候，它产生了更大的共振，更大的能量。所以音乐本质上是一种对于宇宙共振的放大，或者说音乐是共振里面非常大的一个能量，会给人力量，有共鸣，等等。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超越了我们社会现在经历的十年这么短暂的一秒钟的变化。就是再有十年，看起来你解决了很多问题，看起来大家开心，但其实我们缺乏对那种最本质事情的追求，反而陷入到一个漩涡里，无法自拔。

摩登天空创始人、CEO沈黎晖

“年轻人活着就是为了一个‘爽’字，

在群体狂欢中获得片刻的治愈”

袁小珊：在疫情之后，大家都在讲提振消费。一方面人们的消费观越来越保守，但是另一方面，各地的演出、音乐会、演唱会，一票难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沈黎晖：都说大家都不买房，不买车，然后就看点演唱会啥的，花点小钱。

反正我的体感，怎么说呢，主要是疫情三年，有很多演出商之前拿了很多项目没有做出来，今年就集中爆发。实际上明年是不是演出市场还那么好，也不确定。

但是有一点，我观察到一个趋势，比如说像我们的草莓音乐节，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跨城去参加，我觉得现在大家还是挺愿意见识一下、打开一下，音乐又是一个很好的聚会理由，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演出市场还是挺繁荣的。但长时间，我不确定。

许纪霖：我个人的观察，并不认为是今年暂时的现象，恐怕会持续相当长时间。

为什么呢？三年疫情，使得年轻一代的学生，00后，已经不习惯线下的面对面的交流了，大部分人沉默寡语，这是种心理的后遗症，今天依然没有改变，就是越来越孤独。

但是，疫情改变不了人性。人毕竟是群居动物，越是孤独的人，他内心越是有另外一种渴望，渴望融入到另外一个更大的，让他能够有激情的这样一个场域当中。那么音乐会，那种强大的场域让他至少在片刻期间，忘却了那个孤独的小我，投入到一个像广场一样的大我。现在年轻一代活着就是为了一个“爽”字，“爽”是他最追求的一种精神状态。

但是话也要说回来，这种治愈是片刻性的，不是终极性的。为什么？因为当他在追求这种爽的时候，内心实际上依然是虚无的，是空虚的。还是需要充实自我。当然充实自我有各种方式，其中一个方式还是要读一点书，能够有一个知识的自我。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许纪霖

“人工智能对人类文明的威胁迫在眉睫”

袁小珊：其实这十年当中，大家也关注科技进步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从启蒙运动以来，我们讲人的理性是不可取代的，但是现在，ChatGPT带动的新一轮AI技术革命下，机器似乎要有它们的态度、情感和理性了。三位是如何看待这一趋势的？

许纪霖：我们过去以为AI只是工具，但是ChatGPT意味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很有可能再往前跨一步，它就有一种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就意味着我们人控制不了它了，这会给人类的命运、文明带来一个极大的威胁。

实际上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苗头，比如说我们在试用ChatGPT的时候，发现它会说谎，会无中生有编造很多事，但是很多朋友谈到这个的时候会一笑了之，觉得它很蠢。这是它最可怕的地方。你想想，一个小孩怎么开窍？就会从无中生有编故事开始。那接下来它能做什么，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今天不是要讨论人工智能不要发展，这是不可阻挡的，问题在于说我们怎么有效的来控制它。

沈黎晖：我觉得其实AI就是人类向造物主致敬的一个作品，其实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一行代码，本来人就是有DNA的。

其实越来越多的事情证明，我们可能真的生活在一个虚拟世界里，有某种概率，人是被外星人的一个DNA游戏创造的。但是外星人说不定又是造物主创造出来的一个物种，说不定这个物种又创造了人类。

但是直到有一天，人类可以被AI超越，同时人类有能力去另外一个星球创建一个新的物种，我觉得这件事情大概率在未来的几十年、一百年就会发生，那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新的物种的造物主。但层层相套的话，我们也没有那个终极答案——谁创造了这个世界。

周濂：刚才沈总说我们就是新的造物主，但我们知道人类的造物主上帝，被人类“杀死”了。尼采说：“上帝死了，不是我尼采杀死他们的，是你们这些人类杀死他们。”那如果说我们是人工智能的造物主，那也许我们有一天要重蹈上帝的覆辙，我们会被人工智能“杀死”。

我觉得如果你放大这个历史的尺度，站在宇宙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当然OK，完全能够接受。但是如果说不站在宇宙的角度，站在当下的我的角度，就是有朽的个体的角度，去想人工智能可能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悲观性的愿景的时候，你就不能快乐躺平了。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如果明天在座的某一位突然收到医院的电话，说你的母亲得了癌症，你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去求医问诊”，你不可能躺平。

那同样的道理，就是说当人工智能的威胁如此迫在眉睫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作为每一个个体来说，你把自己放回到这个现实的处境当中，你会产生很大的焦虑。

嘉宾于“时间墙”前合影

现场互动Q&A：

观众：这几年来，教育、就业，职场等争议话题的背后，其实都脱离不开性别的立场。各位怎么看这种隐藏在舆论场里面的、越来越激烈的性别对立？

周濂：我自己当然是支持性别意义上的平权运动，而且我认为过去这十年虽然一直受压抑，但是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公开的现场，供女性主义者去实践，去参与某种意义上的社会运动，我觉得这其实是极大的推动了我们社会正义的发展。

当然，我觉得在某些个别的议题上面有一些声音过于凌厉的表达，其实可能反而会对女性主义的推进造成障碍，而不是助力。

许纪霖：这两年性别问题，特别是“MeToo”运动是很热，朋友圈里面也是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发生很大的争议，在我看来，要有一个超越混战之上的立场。

因为今天最可怕的就是说，以一种整齐划一的方式来看性别、看历史。我在讲课的时候经常会讲，有一种描述说中国历史上都是男权至上，这话当然不错，但是不能作为一个抽象的教条来理解中国过去的性别关系。我通常问一下，我说在贾府里面谁说了算？大家知道是贾母。那她说了算，不是靠她的性别，而是因为她是辈分最高的。

所以就是说，在一个具体情形里面，不能拘泥于一个抽象的观念，以性别来判断，要还原到一个具体的场景。然后你选择你同情谁，站在哪一边。可能我的立场是在鸡蛋与高墙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边。

沈黎晖：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是男性还是女性并不重要，是不是平等比较重要。男性需不需要“MeToo”？我觉得肯定也应该有，但是男性反而更难说出口。其实当一个事情更难说出口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种弱势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平等，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真正能够做到换位思考，我觉得比较好。

观众：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习惯听播客，但通过声音接收到的信息量，和通过阅读文字得到的信息量，差别还是比较大。所以获取知识应该靠“听”还是“看”，想听一下各位的意见？

周濂：其实我想先请在座的朋友做一个小的思想实验，如果你面前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成为瞎子，要么成为聋子，你会选择成为瞎子还是成为聋子？我个人猜想，多数人可能愿意成为聋子，而不是成为瞎子。

其实我觉得这就跟人类认知这个世界的方式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们的视觉是跟思维更相关的，而听觉是跟情感更相关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知识付费，以音频节目的方式呈现，它本身确实是有一个悖论，因为在听的过程当中，其实你遗漏了很多信息。知识付费节目，包括网上的很多音频节目，其实对我来说，更像是睡前的催眠的一个小栏目。

沈黎晖：如果比较一下音乐和电视剧、电影，其实大家会反复听音乐，而不会反复看一个电影。我们现在听很多的音乐，都是20年前、30年前、50年前的音乐，但我们很难接受50年前的一个电影画面，比如30年前的科幻片，你觉得那个特技很差，但是80年代的这些音乐，哪怕它经过简单的技术处理，Remaster一下，你就觉得仍然很震撼。

所以实际上人类在听音乐的时候，我觉得它是融入记忆、成长、情感，所以几十年前的音乐，经典的音乐，现在仍然有非常高的价值。

许纪霖：听觉是一个人最原初的感觉，比如我们说知音、知心，你看，没有说知脑的。就是真正打动你的是什么？声音，声音直击你的心灵，而不是你的大脑。

我过去也非常注重理性，但是我这几年越来越强调情感的作用，而这个情感取决于另外一些元素。其中包括你说的听，直接打动心灵。我说年轻一代是情感的动物，被董宇辉的话打动了，我就买买买，买了三包大米；被二舅的故事打动了，被治愈了。实际上他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靠情感打动了你。所以这个时代更多凸显的是一种情感的力量。

来源：财新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