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贵：山高水长，流风甚美：留洋学生与《科学》杂志

近代把海外留学叫留洋。与如今动辄数十、上百万的海外留学大军不同，留洋在当时是很稀乎的事情，留学生们从上海码头出船的当天，全国影响最大的报纸《申报》甚至专门作报道，列举留洋学生的姓名，介绍他们未来的专业，以及留学的目的地。民国以后，留学西洋比留学东洋更有吸引力，毕竟欧美国家之发达，人所共见，况且，日本也是学的欧美；民初那些考取官费到欧美留学的人，多以理工科为主要专业，这倒不是因为理工科实用好留下来就业——这是现在人的基本想法。那时国内的理工学科尚未起步，当初他们被国家派出学习科学，就是设想他们回来填补这个空白。他们堪称中国科学的先行者。一般来说，先行者们似乎天然的有历史自觉意识，充盈着自我使命感。191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九个高年级段的留学生发起成立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便可视为受这种使命感驱动的结果。

《科学》杂志第一期

这九个留学生是：任鸿隽、胡达（后改名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熟悉中国近代科学史的人，一定都知道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就像了解中国期刊史的人，无不对《科学》杂志津津乐道一样。他们那时海外求学，远离乡邦，时有聚集。与大多数杂志创办时的情形一样，《科学》杂志和科学社就产生于这样的聚会闲谈中：

当时在康乃尔的同学，大家无事闲谈。想到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个专讲学术的期刊，实在可愧。又想到我们在外国讲学的，尤以学科学的为多，别的事做不到，若做几篇文章讲讲科学，或者还是可能的事。于是这年六月初十日，大考刚完，我们就约了十来个人，商议此事。……说也奇怪，当晚到会的，皆非常热心，立刻写了一个缘起。拟了一个《科学》的简章，为凑集资本，发行期刊的准备。当时因见中国发行的期刊大半有始无终，所以我们决议把这事当作一件生意去做。出银十元的算作一个股东，有许多股东在后，自然就不会半途而废了。[1]

任鸿隽

这段写于三年后的任鸿隽的追忆，清楚地交待了科学社和《科学》月刊创办的动因与经过：它缘起于这个留学生群体的一片报国赤诚，有感于中西对比之下中国在现代科学上的荒芜状态，激发了他们以科学先行者自任的慨然意识，于是有联袂奋起结社和办刊的行动。虽然，正如任鸿隽所说的那样，科学社开始的时候采取的是一种股份制的公司形式，但从《科学》创刊号上的《发刊词》和《例言》的宣示和构想中，我们能看到这个共同体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商业意图，而具有宏大的发展中国未来科学事业的愿景。这个愿景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自从这个社发起后，入社的甚形踊跃，不到几个月，社员已到了七十余人，股金集到五百余元”[2]。

然而，从1914年夏天科学社发起成立，到1915年正月《科学》月刊正式发刊，到1915年6月科学社董事会接受会员邹树文改科学社为学会性质的提议，到1915年10月章程由社员全体通过，时间跨度才不过一年多的时间，社员们就放弃了当初设想的以商业为基础的股份制形式，而改为以学会为主轴的事业共同体组织形式，依照他们自己的公开解释，是下列三条主因促成的结果：

一、振兴科学，应举之事甚多；如译书、设图书馆等，皆当务之急，不仅发行杂志。故《科学》杂志当为科学社之一事业，科学社不当为发行杂志之一手段也。二、本社为学会性质，则可逐渐扩充，以达振兴科学之目的；为营业性质，则社员事业皆限量。三、本社为学会性质，则与社员不但有金钱上之关系，且有学问上之关系；为营业性质，则但有金钱上之关系，而无学问上之关系，与创立本社宗旨不符。[3]

这个解释强调了营业属性对事业发展的诸多局限，事实上，还有一条更为现实的局限他们不曾提到，或者不愿提到，那就是《科学》杂志在商业上不足为依赖的事实——《科学》杂志卖得很不好。

当初之际，他们可能想当然地认为，像《科学》这样“根据学理，切应实用”的杂志，一定会在科学洪荒的国人中，普遍受到欢迎，如他们在广告宣传中所说的那样——“研究科学者不可不读，讲求实业者不可不读，热心教育者不可不读，青年学生界不可不读”[4]，然而，即便1卷4期的“战争号”，这个被认为是临时插入进来的专号，当是科学社同人为拯救《科学》前三期发行量的疲弱而作的一次集体性的努力，原本希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酣兴之际，通过围绕“战争”话题的科学讨论，以激发读者的科学兴趣和购读《科学》的热情，然而这一挽救性的努力，依然效果不彰：据1916年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常年会的报告，《科学》每本净赔一角八分四厘，每月合赔约百美元[5]。

并且《科学》杂志的这种亏损状态，多年一直持续下来。这一事实反映了民初年间国内科学接受环境的一种严峻现状，即国人对现代科学知识和信息的淡漠，导致了科学需求上的严重动力不足，这让他们认识到通过售卖杂志积攒资金的想法之不切实际，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科学社同人对国人进行科学宣传和科学启蒙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知，故而有将科学社改组为中国科学社之举——在组织名称上加以“中国”二字，昭示了这个组织不再受过去的以期刊经营为核心的小团体结构的局限，而具有了面向全中国科学工作者开放的大团体性质，这对于这个社团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

就像为创办《科学》杂志而拟定一个《〈科学〉月刊缘起》和《科学社招股章程》一样，中国科学社的改组，也是通过《中国科学社总章》的文件形式确立下来。做事先立“章程”，一方面以示郑重其事，另一方面也利于长久维持。这种规矩方圆的认真劲，说明这些留学生们不仅有合力集群的理想与热情，也有分头做事的步骤与章法。原本，他们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学生，不仅仅海外留学经历本身已然是一个特殊的人生历练，在年龄方面，科学社的九位创办人均比一般学生普遍要大[6]，都已到了趋于成熟与稳重的人生阶段。其中的任鸿隽和杨铨还是作为辛亥革命中有功之人，而被南京临时政府稽勋局派遣的稽勋留学生，有丰富的社会人生阅历。经他们之手制定的《总章》凡11章60条，既详明具体，又切近于专业社团的内在肌理。它以英国皇家学会作为摹本，同时又在美国社会流行的职业化文化的耳濡目染下参考了美国社团的成规综合制定而成，因而其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同时又具有可操作性。

依据《章程》改组后的中国科学社，重新确立了宗旨：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规定了不同权力和义务的社员类别：社员、特社员、仲社员、赞助社员、名誉社员；设立了较完备的职能机构：董事会、分股委员会、期刊编辑部、书籍译著部、经理部和图书部。在《总章》的框架下，发行《科学》杂志仅成为了中国科学社众多职能机构之一的期刊编辑部的一项事业分工。不过，1917年3月中国科学社呈准教育部立案，在其呈文列举计划办理的九项事业中，将发行《科学》杂志，列在了首条。其他八项事业分别是：译著科学书籍；编订科学名词，以期划一而方便读者；设立图书馆以供学者参考；设立研究所进行科学研究，以求学术、实业与公益事业之进步；设立博物馆，搜集学术上、工业上、历史上以及自然界动植矿物标本陈列以供研究；举行科学演讲以普及科学知识；组织考察团进行实地调查与研究；受公私机关委托，研究及解决关于科学上之一切问题[7]。这是一个系统的带有体制建构性质的科学发展规划，也是一个美好的并非徒为纸上空谈的科学事业蓝图，因为这个蓝图，后来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或多或少地得以实现了。

山高水长，流风甚美。据说这是李先念对笔者供职所在的武汉大学在办学传统及办学成就上的高度赞美。今天是武汉大学一百三十周年校庆纪念日，当我在为明天的这篇推文，构想一个合适的题目时，这句话从心底里涌动上来，用以表达我对中国科学先贤当初志念与后来功绩的敬意，不亦宜乎。

2023年11月29日

参考文献

[1]任鸿隽.外国科学社及本社之历史[J].科学,1917:3(1)

[2]任鸿隽.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723

[3]编者.科学社改组始末[J].科学，1916:2(1)

[4]广告[N].申报．1915-1-21

[5]编者.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常年会报告[J].科学，1917:3(1)

[6]科学社的九位发起人中，即便年龄最小的杨铨（杏佛）也有21岁，胡达（明复）、章元善、赵元任、周仁比杨铨稍长一两岁，其他4人中的任鸿隽26岁，过探先、金邦正各27岁，秉志28岁。

[7]张剑.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57

来源：出版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