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飞：革命俄国“周围的生活”与编译者的想象与言说：以鲁迅译《竖琴》为中心

鲁迅编译《竖琴》1933年1月初版，图为1935年《良友文学丛书预约样本》广告

革命俄国“周围的生活”与编译者的想象与言说：以鲁迅译《竖琴》为中心

葛飞

绪论

鲁迅最初译介的苏联小说都是“同路人”作品，此类译文后来编为《竖琴》集。《竖琴》（«Арфы»）是理定（Вл.Лидин，1894-1979）的作品，鲁迅说他的“读者颇多，算是一个较为出色的作者”[1]。同时代的苏联批评家则大多认为，理定的初期风格模仿皮利尼亚克痕迹太重，并且常常借用理定的小说集名称批评他写不该写的“琐屑的日常”（«Мышиныебудни»，1922），然而理定的题材特色和思想情感底色也正在于，怜悯革命、饥荒年代里生活艰难辛酸，轻若蝼蚁的小人物和落魄者。鲁迅在《竖琴》中看到的也是“革命俄国的周围的生活”，充满着血和混乱（《〈竖琴〉译者附记》）。理定有意写作“史诗”，用的又是当时甚为流行的“电报体”，故而短篇小说《竖琴》有着中长篇的内容。它冷峻地描画各色人等——尤其是文艺家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命运，也是鲁迅等人持续关注的问题。本文主要透过理定20年代作品的传播情况，梳理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文本变异，考察中国文坛对苏俄文艺家的处境、对革命时期“日常生活”的想象与言说；并以理定及其《竖琴》为中心，带入鲁迅翻译的或读到的其他一些同路人自传和小说，这些文本有不少来自日人尾濑敬止编译的《艺术战线》（1926），后者的底本又是理定编的《文学的俄罗斯》（«ЛитературнаяРоссия»，1924）。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极少追踪翻译某一位苏联作家（高尔基除外）的作品，更多的是追踪苏联文坛最新动向，或试图以一部短篇小说合集展现苏联文学“全貌”。中译者所据的英、日、德文版苏俄小说选，通常是一人选一篇。鲁迅编译的《竖琴》《一天的工作》亦然：二书选了20篇小说，曾合并为《苏联作家二十人集》出版。巧合的是，理定20年代的各类作品都有一两篇中译。大概是因为“日常生活”总是辛酸残酷的，理定有着难以遏止的流浪渴望，写了不少异域游记、以异国或边地为背景的小说，此类作品中译本有一篇《冰川》（«Ледники»）[2]。1926-1927年间理定创作的“问题小说”在欧美影响较大，中译本有短篇《玛丽娜》（«МаринаВеневцева»）。1928年，苏联开始了五年计划建设，同时收紧了文艺政策，此后作家若不写建设和“新人”就难以发表作品了，理定亦开始向主流靠近，中译有《青春》（«Младость»）和表态性文章《苏联的文学》，前者亦刊载于鲁迅编辑的《奔流》杂志。理定在三四十年代主要是记者，他的人物特写仍有不少被译成了中文，但已是波澜不惊。在现今的俄罗斯及西方学界，理定主要是作为书话作家、犹太裔作家而被提及，有一部俄罗斯犹太裔作家作品选，选的仍是他1922年作品[3]。此外，近年来披露的苏俄文学档案，1920年前后处处可见理定身影（他是1918年成立的莫斯科作家职业联合会发起人之一和理事，1920起任全俄作家职业联合会理事），他与友人的往来信件，也是研究那个时代的知识阶层与政权关系的重要史料。

众所周知，“革命的文学同路人”是托洛茨基创设的概念。目前学界探究“同路人鲁迅”，主要从鲁迅等人译介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入手，把鲁迅有关同路人文学的言说放入中国革命的语境中考察。此方面的研究有日本学者长堀祐造、中井政喜，国内主要有邱焕星、杨姿等学者。全面考察鲁迅对同路人作品的解读的学者有李春林、王家平等等。艾晓明则认为，“鲁迅不是以认同者的身份来对待同路人文学”，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指出同路人思想立场的局限，但也高度重视他们作品的认识价值，读者可以从中“了解、认识革命本身情形的复杂性”[4]。我们还得对同路人创作、思想变迁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才能洞悉编译者自身的旨趣、立场和认知倾向。对勘中译本和原文，才能知晓编译者是否作了删削，有无“想象性的误译”。本文引述的外文资料，如无特别注明，皆系笔者据原文译出，唯小说中的人名仍沿用鲁迅等人的译法。

一作家自传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生活

中文世界最早出现的有关理定的文字，应该是沈雁冰的《苏俄的三个小说家》（1923）。文称1918-1920年间，苏俄严格说来只有一家出版机构，那就是政府，印行的大多是宣传品和教科书，作家们无处发表作品，穷困潦倒，以至于劈书桌当柴烧，被迫从事与文学无关的职业，据伯林出版的《新俄之书》所载，有从事伐木的，有在西伯利亚搞运输的，还有在军中服务的。1921年，政府创办了两份文学期刊，且允许私人出版社存在，文学（小说）这才复活。新起的青年作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皮利尼亚克、伊凡诺夫和理定[5]。此前沈雁冰在《小说月报》“海外文坛消息”中，却一再说苏俄政府“优待”文艺家，给予“相当的报酬”。有法国报纸称勃洛克死于坏血症，此乃长期营养不良所致，沈雁冰分辩道：苏俄政府并不薄待智识阶级，据彼得堡消息，勃洛克死于痈疽[6]。苏俄打开国门后，作家们能够在伯林出版作品、发表自传[7]，外间才确实地知道他们的境况。尾濑敬止编《艺术战线》，收录皮利尼亚克自传、A·雅各武莱夫自传等等，最初皆刊登于伯林出版的杂志《新俄之书》（«Новаярусскаякнига»）；鲁迅译《竖琴》的底本，村田春海的日译本也是译自伯林出版的理定短篇小说集《往日的故事》（«Повестиомногихднях»，1922），《竖琴》写作时间署1920年[8]。

1926年，鲁迅读到了皮利尼亚克自传，在《马上支日记之二》中说：皮利尼亚克“从革命的第一年起，就为着买面包粉忙了一年多。以后，便做小说，还吸过鱼油，这种生活，在中国大概便是整日叫穷的文学家也未必梦想到”。接下来的这句话，其实是译自尾濑敬止的论断：皮利尼亚克身历了革命，“知道这里面有破坏，有流血，有矛盾，但也并非无创造，所以他决没有绝望之心”[9]，“破坏、流血——创造、新生”随即就成了鲁迅言说革命的常用结构：“诗人勃洛克也如此。”《马上支日记之二》还说：“许多文艺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乃仍被吞没，或者受伤。被吞没的消灭了；受伤的生活着，开拓着自己的生活，唱着苦痛和愉悦之歌。”[10]此时鲁迅的革命观可谓末世灾变救赎式的。他翻译的《竖琴》、《洞窟》（扎米亚京）、《在沙漠上》（伦支）等等确可谓“苦痛之歌”，不过，随着鲁迅对同路人认识的加深，他也意识到许多人并非主动冲进了革命。

理定，1934年莫斯科国家美术出版社（Огиз-Изогиз）印行明信片背面

鲁迅翻译的理定自传，篇幅不长，其中写十月革命前后的经历，更为简略：欧战期间“赴西部战线，往来其间。在赤军的队中，东部西伯利亚和墨斯科，经过了革命”[11]。许多同路人作家参加过红军，作品仍然“不革命”，鲁迅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批评雅各武莱夫仍然信奉托尔斯泰式人道主义，并转述了卢那察尔斯基的一段话（大意）：“谢拉皮翁兄弟派”作家虽然在革命的血管里流过两年血，却仍然显着白痴的微笑[12]。然而鲁迅翻译的一些同路人作品和自传，写的都是欧战、内战、饥荒“吞没”人，作者创痛实深，对“人”常怀悲悯之心。雅各武莱夫自传提到十月革命也是极为简略：“1917年的3月。于是十月。”然后是饥寒，日夜不脱毛皮衣帽，手脚浮肿。“两个和我最亲近的人死掉了。到来了可怕的孤独。绝望的数年。”怎么办呢？似乎，“俄罗斯，人，人性，是成着我的新宗教”[13]。

理定、雅各武莱夫以及下文将要提及的梭波里（А.Соболь）都是犹太人，思想多有相近之处，理定与梭波里交往尤为密切。笔者查阅了多份理定自传，发现他提及欧战中的经历，和志愿做卫生员的雅各武莱夫一样，都只讲了一件事：德军使用毒气，他们皆痛恨战争[14]。参加红军，理定只是简单地说“服兵役”（似为强制兵役），仅是低级文牍员，因为弄断装订针，被罚往前线，幸亏团政委体恤，中途退了回来；留在莫斯科，拖木材，参与清理没收来的图书，随身带着一小瓶氰化钾，准备在饿得没有办法时服毒自尽（此种做法在当时似颇为流行：《洞窟》的主人公亦备有一小瓶毒药，但只够一个人的量，到了无法可想时，卧病在床的妻子服下了它。）。理定再次服兵役，远赴西伯利亚东部，半年后，随队押送大批粮食回莫斯科；筹建文化娱乐设施，任导演，完全按照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方式上演奥斯特洛夫斯基和契诃夫戏剧[15]。

《竖琴》显然融入了作者的切身体验和见闻。故事发生在1917年秋到次年3月，雅各·勃兰因故乡屠杀犹太人而逃往莫斯科，途中结识了回伯父留巴家的芳妮，小说由此描写了芳妮的情人那帮搞恐怖行动者，以及与留巴住在同一栋楼里的人们。雅各想在莫斯科开始新生活、出版诗集，结果却几乎饿毙，被迫回乡，故宅却已被充公，他也被契卡误作阴谋暴动者，投入监狱。在配给机关服务的留巴因倒卖烟草被捕，一同捕去了演员渥开摩夫、旧将军札卢锡多。留巴被枪毙。札卢锡多思想反动，但老而无用，放了出来，五日不得食粮，上吊自杀。留巴曾介绍渥开摩夫去培训机关人员作业余演出，于是幕间茶歇时，吃到了涂着果酱的三明治；而且，若不是这培训工作，渥开摩夫就被征去砍柴了。他否认侵吞演出款，但承认隐瞒当过旧军官，不过现在从事革命艺术了，审讯人员则说是“教红军嗅可卡因”。理定在这里偷偷塞进了自身的经历：自传含混其词地说欧战时跑遍了西部战线（也许是有军衔的记者），现正导演着与革命无关的戏。舞蹈学校的梭耶跑去对位居高位的情人说：“一切都太糟糕了，不能这样活下去，我不愿再见到你了，为什么要枪毙渥开摩夫？”对方惊讶地问：渥开摩夫是谁？不过，“在过渡期，就是要枪毙……革命是严酷的”。最后一处“枪毙”，日译本用了“××”符号。鲁迅猜测“大约是‘示威’‘杀戮’这些字样罢，没有补”。

鲁迅在《〈竖琴〉译者附记》中说：此篇“描写混乱，黑暗，可谓颇透了”，恐怕会被中国的普罗文学家“斥为‘反革命’，……然而在他本国，为什么并不‘没落’呢？我想，这是因为虽然有血，有污秽，而也有革命；因为有革命，所以对于描出血和污秽——无论已经过去或未经过去——的作品，也就没有畏惮了。这便是所谓‘新的产生’”。按《竖琴》并没有写革命本身以及新生。鲁迅坚持了自己的“血污—新生”的论述结构，意谓革命政权出于自信而不动辄查禁，也是“新”的做法。然而《竖琴》并未在苏联境内出版过，此点且待后文再谈。鲁迅一方面肯定同路人小说写出了真实，另一方面又常常在评点中对“智识阶级”施以顺手一击：《竖琴》写黑鸡来啄等等，是雅各生病“发热时所见的幻象，不是‘智识阶级’作家，作品里大概不至于有这样的玩意儿的”（《〈竖琴〉译者附记》）。“为了几块柴，上流的智识者至于人格分裂，实行偷窃，然而这还是暂时的事，终于将毒药当作宝贝，以自杀为惟一的出路”（《〈洞窟〉译者附记》），“这是革命中的无能者的一点小悲剧”（《竖琴[集]·后记》）。

二误译与认知倾向

鲁迅一再强调文艺家应该了解革命的“实际情形”，说苏俄政权并未优待知识阶级，革命期间文艺家忙于寻面包而无暇创作等等，但是，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经济体制、出版审查制度详情究竟如何，它又怎样具体地影响了文艺家的生存和文艺的形态？鲁迅在文章中并未论及，总体说来，中国文坛也很少关注这些问题，前揭沈雁冰译述的苏俄文坛消息，也只是含混地说“优待”“相当的报酬”等等，唯有《苏俄的三个小说家》才涉及到机制性的东西。《竖琴》的内容处处与配给制有关，鲁迅的一些误译亦与配给制经济有关，这似能说明他不大了解军事共产主义体制的详情。《竖琴》也的确难译，措辞隐微，电报体，容量大，各类名词、各式人和事一闪而过，没有说明性语句。鲁迅所据的日译本即不能说是佳译，他又没有其他译本参校，沿用了不少日文汉字。

革命“周围的生活”的中心问题，对于理定笔下的人物来说，就是在政府采取一切手段垄断生活必需品的情况下想方设法活下去。雅各甫抵莫斯科，即遭遇出站口没收旅客携带的食粮。塞门诺夫（С.Семенов）的长篇小说《饥饿》的开头，写的也是彼得堡火车站出口没收食粮，鲁迅读了这部作品的中、日译本，并译了一篇黑田辰男的评论。雅各跑遍了莫斯科，从一个机关被支使到另一个机关，从早到晚排队，呈上诗集，申请住宿、口粮，声称自己是“人民诗人”，然而他实非来自“人民”。有关部门只批给一个星期住宿。再到更高的机关申请口粮、津贴、稿费，最终诗集被退回，只莫名其妙地拨给一顶檐帽。пособие（津贴）、паёк（口粮）日译本分别作“扶助”“扶持”，没有问题。日文“扶持”本义指封建时代武士粮饷，黑田辰男译《饥饿》，亦有两处用“扶持”译паёк[16]。鲁迅译《竖琴》的初刊本，直接沿用“扶助”“扶持”，意思就全都变了。收入《竖琴》集时，“扶助”照旧，6处“扶持”皆改为“接济”，读起来就好像是雅各谋生乏术，申请国家救济遭拒。

在二三十年代中国，唯有给士兵、犯人的粮食称作“口粮”，不过段可情译理定的《玛丽娜》，也出现了“口粮”二字。傅东华据英文本重译《饥饿》，多次用“口粮”译ration。但据笔者所见，彼时的中译苏联小说只有《竖琴》《玛丽娜》《饥饿》处处牵涉到配给制问题。不过，文坛谈论苏联小说着眼点常常是观念意识。日记体小说《饥饿》逐日记录一个工人家庭的各成员每日所得食物的种类和数量，有时什么都没有。饥饿导致疾病、死亡，致使一家人互相猜忌仇恨。傅东华居然说“大家饥饿到如同《饥饿》一篇所描写，可见革命原是不可避免的”[17]。钱杏邨生硬地分析各家庭成员代表了不同的阶级意识，家人间的猜忌说明了人伦也脱不了经济基础[18]。鲁迅赞同黑田辰男的批评，着眼点也还是在意识：黑田批评塞门诺夫受到了同路人的影响，陷入了自然主义，全然不去写工人阶级的意志[19]。

翻译可以成为我们考察译者乃至一个时代的知识人的认知倾向的窗口。阅读必然具有意向性，对于不熟悉或不感兴趣的内容，读者常常视而不见，译者却不能一概跳脱。如果译者认为某些方面的内容特别重要，遇到难点时多方查考，翻译即能扩展自身及读者此方面的认知。反之，译者对于异域的政经文化、日常生活的某些侧面了解模糊，就会导致想象性误译：用想象、想当然填充模糊不清的地方。也许，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鲁迅对相关问题一无所知，而只是不够敏感。

《竖琴》还有一处写道：契卡来了之后，农民即不再运农产品进城。“拿到村里交换。拘留了带着布制品和旧裙子的五个人”，移送反投机局（俄文版，第72页）。日译第二句有误，且无论如何都读不通：“村で交換するやうになった。下着一枚で古いスカートをつけた五人の者”（第689页），鲁迅遂猜测“スカート”（裙子）乃“スキート”（溜冰鞋）误植，译为：“就在村子里交易了。捉去了只一条裤，而穿着旧的溜冰鞋的人五个……”不过，很难说是日文本后一句误译导致鲁迅将“交換”改作“交易”，而是他未意识到这是以物易物。紧接前揭一段是契卡在城里挨户搜查黄金、农产品和逃兵，鲁迅将日文“金”译成了“银钱”。也有一些误译确是日译所致，比如，渥开摩夫说自己并未贪污：参加过一次音乐会，所得用于扩充设备了（наусилениесредстве），村田春海却译成了用于“弥补生活费”。按当时的情形，集体演出所得用作生活费即为贪污。前引鲁迅据皮利尼亚克自传说，“从革命的第一年起，就为着买面包粉忙了一年多”。事实上不可能是“买”，鲁迅也没有意识到尾濑敬止的翻译有何不妥。查皮利尼亚克自传原文，革命爆发后他即离开莫斯科回乡，自己种土豆、种菜，ездилзахлебом出现了7次（尾濑全部译为去某处“买面包粉”），直译当是“为了谷物乘车来回”，动辄几百上千公里，到了1921年才毋庸四出奔波[20]。

《新興文学全集24露西亜Ⅲ》扉页、第689页，東京：平凡社1928年

三电报体：审美与“没有立场的立场”

20年代初苏联文坛流行的电报式文体，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美学风范，同时也使得作家们方便掩饰或不表明态度，前揭理定和雅各武莱夫自传涉及十月革命处，就是典型的例证。沈雁冰对皮利尼亚克、伊凡诺夫、理定的立场和作品特色有十分精到的概括：对政治潮流取超然、自由的态度（惟皮利尼亚克时或不然），客观，写实；作品没有主人公，而是写一群人，连缀人生片段，结构跳跃，文句简短冷隽，“急调，繁影，和闪电似出没的情绪，自成谐律”。理定异于其他两位作家之处在于：描写城市，常常“在浮动高亢急促的繁音中间加进了二三个温柔的软音”，背景愈惨淡，愈能让人感觉到作者的哀悯和渴念友爱[21]。中国文坛绍介苏俄文学，很少有这样的触及句法、音调层面的审美论述，虽说此时的沈雁冰不大可能读过理定小说，很可能是在译述域外的评介。笔者也尝试着译了一段“软音”：

夜晚，演员渥开摩夫在院子里劈柴。面前是房屋的废墟，楼梯通向天空。月亮和瓦砾，乌鸦和竖琴——苏格兰式情调。邸宅被拆毁，被剥光了，月亮正在没有瞳孔的窗中。渥开摩夫劈着柴，唱着：“您的手指散发着神香……”搬柴上楼，生炉子，坐在火苗边，伸开腿，有如壁炉边的王侯。（俄文版,第74页。）

竖琴、月亮在小说中常常和死亡（乌鸦）结伴出现，竖琴并非实体性存在，而是作者苦痛之情、悲悯之心的象征[22]。鲁迅译文的优长正在这抒情和描写——如果日译还过得去的话，例如：“夜已深，深且尽了”（日译：夜は更け、更け渡った），一经鲁迅译出，我们也就找不到比“尽”更适合的字了。

鲁迅在《竖琴·前记》（1932）中说，同路人作家的立场是对“一切立场的否定”，20年代末中国文坛开始大规模翻译苏联小说，起初译的多是同路人作品，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没有立场的立场，反而易得介绍者的赏识之故了，虽然他自以为是‘革命文学者’”。这里的“没有立场”与前述沈雁冰所言“超然，自由”相近。翻阅鲁迅翻译或引述的“谢拉皮翁兄弟派”、皮利尼亚克、理定等人的自述，也不难注意到，许多人并未表示认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既没有说“同路”，但也不“反革命”——本文只是方便起见仍使用“同路人”一词。许多作家在被追问是哪一种人时，常常说自己是“俄罗斯人”，有争取生活、写作的权利。阅读《竖琴》《洞窟》《在沙漠上》《亚克与人性》[23]等等，我们也能够感觉到作者们小心翼翼地避免流露自身的立场和观点，《竖琴》中只有一处借人物之口说道：“一切都太糟糕了，不能再这样活下去。”《竖琴》还有不少片段写反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派别的行动，更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不加谴责或赞扬，甚至避免提及这些派别的名称，推测起来，当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之类[24]。

托洛茨基创设的“革命的文学同路人”概念及其衍生出的各种定义，包括鲁迅在《竖琴·前记》中译述的米川正夫的说法：“‘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25]，都无法概括鲁迅翻译的扎米亚京、理定、雅各武莱夫、左琴科等人的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情感，他们并未钦叹革命的英雄主义。可以这样认为，米川正夫所言是国际意义上的“同路人”，也是鲁迅的夫子自道。苏联已于20年代末改变了文艺政策，所有作家都要为五年计划服务，不容没有立场的“同路人”。国际层面上的“同路人”却于此时流行起来，赞颂苏联道路是同路的必要条件，一旦提出批评，譬如说像纪德那样，即便是建设性的，就不会被承认是同路人了。

其实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称扎米亚京以及莫科斯艺术剧院的人们为“国内的流亡者”，而非“革命的同路人”，托氏还讥讽扎米亚京简直是青年“岛民”的导师[26]。20年代初，理定、梭波里、雅各武莱夫等人亦或明或暗地以自我流放者自居。1922年8月，理定在伯林发表的自传中说：

描写当代生活的我们经常被指责为色调阴暗。但是，生活在俄罗斯的这些年头，我们有不带幻想地注视一切的权利，也有热爱如其所是的俄罗斯而不被钉上十字架的令人痛苦的权利。我相信，年轻的俄罗斯文学都站在这该死的爱、站在为俄罗斯受难的标识之下，其中有真正的热血，同样也有这些年来成了我们家宅的闷罐车，坐着它我们在没有尽头的旅途上流浪。[27]

理定1922年8月《自传》原刊

苏联正在大批驱逐据信属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派别的知识人，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争取青年作家。不知是为了写后来收入《文学与革命》的论文还是要拟定驱逐名单，9月10日，托洛茨基致函《红色处女地》编辑沃隆斯基，问了一系列文坛上的问题，其中有一条是：“曼德尔斯塔姆、理定属于何种群体？与扎米亚京关系如何？”（扎米亚京于7月间被捕，契卡拟于8月31日决定是否驱逐出境[28]。）沃隆斯基在复信中说二人与扎米亚京没有什么关系，但也隐约表现出对理定在境外发表作品的不满：“一年前还害怕进入苏维埃出版物，现在则乐意了。”[29]国家出版局也注意到“所有侨民报刊正在试图‘收买’我们的文学青年”。为了对抗侨民刊物，7月6日，俄共通过了托洛茨基提议：制定一份不大的名单，列出可以争取的有才华的青年作家，给予稿费支持，用文学批评的形式加以引导，“只有在最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禁止”其作品出版[30]。此时还在审议享有“学术口粮”的作家名单，全俄共产主义作家协会坚决要求从名单中剔除梭波里、理定、曼德尔斯塔姆等等[31]。由此可见，到了1922年下半年，能够进入名单的作家经济境况才大为好转，在审查方面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豁免权，但也不是所有作品都能发表。

理定认为是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史诗”《日日夜夜》只发表了一部分。如今我们只能通过梭波里写的书评（他读到的是书稿），得知这部系列小说合集大致内容和篇目名称——《竖琴》正是其中的一篇。该书描绘了从世界大战爆发到新经济政策施行之际的社会面貌，以革命为背景，但没有写“两个世界、两种原则的斗争”[32]。《新俄之书》介绍说，伯林格利孔（Геликон）出版社拟出版《日日夜夜》，它还被译成英文，给了纽约一家出版社[33]。最终该书在苏联境内外俱未出版，只有一本英译苏联短篇小说集有《竖琴》节录[34]。查阅1964年出版的8卷本苏联文学书目[35]以及其他一些书目，我们可以得知《竖琴》始终没有在苏联出版，理定20年代初的大量作品都没有收入1923年以降苏联出版的各种理定文集。苏联境外则视《竖琴》为理定的早期代表作。显然是因为得知鲁迅翻译了《竖琴》，理定将自己的照片托人带给鲁迅，这已是1936年间的事了。

四问题小说：“苏维埃小姐”与Nepman

1924年以降，理定的小说文体有了逆转。这也是文坛大势所趋：曾经风行一时的动感的、多层的、不连贯的文体，已少有人运用。正如苏联批评家А·列日涅夫（А.Лежнев）所言：理定的文体变成了有点矫揉造作的、“拧紧得让人透不过气”的抒情风，这个缺点在1926-1927年间创作的“问题小说”中有所减轻，但是理定仍同情其笔下犯了罪的“小人物”。《盗用公款的格洛托夫》（«РастратаГлотова»，长篇《海船行驶》的一部分）、《玛丽娜》和长篇《离经叛道者》（«Отступник»）都是“辛酸和残酷的作品。然其客观的社会意义，掩饰在伤感、怜悯、含糊的人道主义等主观色彩之下”，让人看不透作者真正的创作主旨[36]。《离经叛道者》是理定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作品，有德、西、英译本。斯特鲁维的专著《苏维埃文学》（1935）也论述了理定上述三部作品，称理定长于描写苏维埃雇员、新旧资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遭遇的种种问题，“主题常常是苏维埃生活的阴暗面”（his subject is as often as not the seamy side of Soviet life.）——中译者误译作“黑暗面与光明面参见”[37]。顺带要说的是，《苏维埃文学》的中译本还特意删去了论述皮利尼亚克《红木》和扎米亚京《我们》的章节。这两部小说在伯林出版，引发了1929年以降苏联对同路人作家的大规模批判，同期的中国文学刊物对这场大批判多有报道，但无人道及两部小说的内容。

Gleb P.Struve.Soviet Russian literature.London:G.Routledge&Sons,1935

“新资产阶级”和“苏维埃小姐”在《竖琴》中已初见端倪。作者不动声色地写道：楼里原先的二三层住户，包括房东留巴，被赶到了顶层。裁缝纽莎擅自占了空下来的慈泼来微支-慈泼来夫斯卡耶（贵族姓氏）的房间。纽莎的丈夫在外面跑来跑去，运回面粉。慈氏以前是著名歌手，现在带着私生子艰难度日，为了赚点面粉，忍气吞声，上门（也就是自己以前的房间）教纽莎唱歌。纽莎获得了登记，成了歌唱家。一切都要登记许可：

挂着对于钢琴呀，房子呀，物件呀的保管证。这是家宅搜查的结果，因为是女流声乐家，许可了这些的东西的。近来，纽莎上音乐会，即舞台去了。已经登记了。有着保持皮衣呀，金刚钻呀——听众的赠品的权力。（鲁迅编译《竖琴》集，第131-132页。）

理定没有把纽莎的故事处理成底层翻身获得了文化权，而是写成了暴发户。直白地说，纽莎丈夫伙同卫生员倒卖面粉，就能拥有一切了，买了海獭皮大衣，钻石手饰，用名画装饰客厅，所谓听众馈赠，只是遮人耳目罢了。

芳妮甫回莫斯科，即被组织去扫街、卸木头，不过，第二天留巴就为她运动来了机关打字员的职位，同事都是些“穿皮草的小姐”。雅各为谋取配给奔走于各机关，遇到的办事员也都是些“小姐”“穿皮草的小姐”，作者以此暗示她们来自以前的上层社会。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百业停顿，唯各种机关急剧膨胀，其下层职员多为年轻女性，她们对于革命并无特别的热情，时人戏称为“苏维埃小姐”，瞿秋白的《赤都心史》对此亦多有描写。

《玛丽娜》的主人公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父亲被契卡枪毙，为了大家庭的生计，她被迫出去工作，委身于官员，对方即给她搞来各种配给品。这些官员升迁，或因贪污被捕，她即失业。一位大律师说：资产阶级落入了历史的轮下，她自然无可避免。“这是不对的”，“我是被推到轮下，而不是我自己掉下去的……他对我说这个，是为了减轻良心上的负担。”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玛丽娜父亲以前雇用的牧人，为军队供应牲畜而成了新资产阶级（Nepman），赤裸裸地提出买她为妻，她愤而想自杀，转念之下，决定先去报复那些推她至轮下的人，杀了暴发户然后自首[38]。1928-1930年间出齐的6卷本《理定文集》没有收《玛丽娜》，书前长序称这篇小说显示了作者“个人主义”的残余[39]。它在侨民中已产生了广泛影响，匹兹堡一家俄国文化俱乐部在晚会上朗读《玛丽娜》，并邀请听众发表感想。流亡芬兰的诗人伊万·萨文（И.Савин）则重写故事，抱怨理定写得太过残酷[40]。段可情的译文有可能从德文转译。中国文坛又是如何评价《玛丽娜》呢？段可情没有写译按，杂志编辑叶灵凤说：这篇小说“内容是充实的。我们可以从里面看出，俄国的变革，对于他们的女性生活是发生了怎样的一种影响”[41]。这样不着边际的话，让人看不出编辑有何观点和立场。遇到难以为言时，即译而不论或顾左右而言他，也是彼时不革命但也无意得罪革命的文化人应对苏联“问题”和“问题小说”的常见方式。

五从破坏、流血到建设、新生

1928年苏联开始了五年计划建设，也展开了对同路人作家声势浩大的批判。权威性不容置疑的苏联《文学百科全书》“理定”条（1932），指责理定是“与资产阶级文化联系密切的知识阶层的代表”，创作“长期与社会主义主导潮流相异”，第一期创作（1921-1923）受资产阶级文化影响尤为强烈[42]。不过，理定1928年也发表了《青春》，1932年有取材于西伯利亚渔猎集体化的中篇《伟大或宁静》（«ВеликийилиТихий»），同年，他在《苏维埃的文学》（有两个中译本）一文中说：西方世界有人以为苏联文坛持续地内斗，有些人死于意识形态传染病，这是不正确的。只有那些不理解或不愿理解时代本质的作家，名誉才会枯萎。还有人以为作家像战时被强征进兵营那样，组团参观建设现场，事实上，作家们享有极佳的卧铺车厢，配备了最好的生活设施。苏联之外，没有一个政府能为作家建造住房、俱乐部和饭店[43]。

1929年12月，姚蓬子从英文《蔚蓝的城：新俄小说集》中译出《青春》，与鲁迅译理定自传刊载于同一期《奔流》。数月之前，文学研究会集体转译这部小说集，似乎对《青春》持保留意见，略去未译[44]。鲁迅接受了姚蓬子的译稿，但是在杂志编后记中没有提《青春》，仅称“V.Lidin只是一位‘同路人’，经历是平常的，如他的自传。别的作品，我曾译过一篇《竖琴》”。《青春》情节简单，没有冲突，耶忒希夫去看望垂危的老同学伊古托夫，前者是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后者是革命领袖、党的奠基者，他们一起回顾平生，没有提一件具体的事，只是大段大段地抒情。小说结尾描写伊古托夫的外甥，一位空军飞行员，俯瞰列宁格勒，感受到了幸福和自己的青春气息。《蔚蓝的城：新俄小说集》的编选者是美国左翼人士库尼兹，他在序论中称赞《青春》是“对于生命和革命传统延续的酒神颂歌”；序论最后一句话是：“新的俄国明白如绘——那里有绝大的矛盾，极相反的运动，可怕的冲突，而正一步一步趋于最后的，永久的，包罗万象的和谐。”[45]集中所收小说大多是描绘矛盾冲突，只有末篇《青春》抒写着永恒、和谐，仅有的略显灰色的段落，还被库尼兹删掉了[46]。

现代书局版《果树园》（1931）收6篇苏联小说，《青春》居首。该书署“鲁迅等译”，完全略去了其他译者姓名，广告声称由鲁迅编选，“在这里我们可以见新的社会里的情形，可以看出新时代作品与旧时代作品截然的不同”[47]。鲁迅则声明此书是“别人选的”。唐弢日后说，《果树园》“译稿虽即是朝花社当初搜集的一部分，出版却是为了还债，那就属于另一回事了”[48]。6篇译作皆于1928-1929年间发表过，然而译者除鲁迅外皆非朝花社同人，它更像是左联盟员的译作合集。《青春》完全是描绘“新的社会”；鲁迅翻译的《果树园》，感动于这“新”，但也颇为怅惘“旧”的逝去；戴望舒的译作却有微讽“新”的意味；太阳社蒋光慈、杜国庠、戴平万翻译的皆是正面描写革命、向列宁致敬、具有国际主义色彩的作品[49]。该书校对草率，满篇错字，仍较受读者欢迎：1933年再版；1937年又出现了两种版本，皆用现代书局原纸型印刷。

耿济之翻译的《风的习俗》（«Обычайветра»，1928）又把读者带回到20年代初的大饥荒：“我们”从西伯利亚押送满载小麦的列车到莫斯科去，车站上躺满了被伤寒和饥饿打倒的人，呆滞、绝望地望着列车驶离。“我”巧妙地挫败了一位同伴对搭车奔丧的妇人的不良企图。耿济之在译后记中说，在莫斯科与理定有一面之缘，理定希望《伟大或宁静》能译成中文，自己因时间关系，只能译一短篇，聊以塞责。理定性喜旅行，作品取材广泛，最精彩的是《海船行驶》《落伍者》[50]。后者应是《离经叛道者》的不同译法，蒋光慈列举自己读过的苏联长篇名著时，亦写作《落伍者》[51]；鲁迅译《Vl．G．理定自传》写作《叛徒》。理定显然不知道耿济之对苏联强迫集体化很不以为然，后者还说，近两三年来苏联文坛除《被开垦的处女地》外没有什么佳作[52]。不过，理定在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也说我们的作家、批评家不重视文学形式，作品缺乏个性和哲学根基[53]。

《理定文集》第5卷（小说1926—1928）扉页，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1929年

正如唐弢所言：“在选材上，在语言和风格上，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翻译也无异于创作，它同样反映了执笔者在文学主张和文学倾向方面”的旨趣[54]。由于选家/译者的政治文化立场和旨趣各不相同，同一位作家在不同的苏联小说选集中就呈现出了不同的面相，在苏联文学“全貌”中也就占据了不同的位置。在二三十年代中国，唯有鲁迅对书写战时知识阶层境遇的小说、自传有着特别的兴趣。这也是他1926年以降思考知识阶层与革命、政治关系的延续。鲁迅在同路人小说中看到了真实，并一再警告说：“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繁难的建设（《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1930年3月2日）。将同路人作品缝合进“破坏、血污—建设、新生”叙事结构，是左翼文化人常见的做法。曹靖华编译的《烟袋：苏联短篇小说集》（1929），内中并无涉及建设的作品，译序仍叙说了从十月革命、破坏、大饥荒到经济建设，都反映在了苏联小说中。鲁迅分别以“竖琴”“一天的工作”命名他编译的同路人小说集、无产阶级作家小说集，也象征性地提示前者描写的只是苦痛、混乱，后者才是真正的革命和建设。

注释

[1]鲁迅：《〈竖琴〉译者附记》，《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1929年1月。

[2]《冰川》没有具体的社会背景，写一行探险家征服高山，在令人摈弃俗念的山巅，一人主动向朋友忏悔：曾与他妻子发生过性关系，但只有一次。刚回到山脚时，朋友的原谅就不复存在了。林淡秋据英译本重译《冰川》，作者名误作“斐定”，见《北新》第4卷第21、22期合刊，1930年11月1日。《冰川》另有高滔译本，载《文史》第1卷第1期，1934年。

[3]Shrayer M.ed.,An Anthology of Jewish-Russian Literature,London&NY:M.E.Sharpe,2007,vol.1,pp.248-254.

[4]艾晓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237-245页。

[5]沈雁冰：《苏俄的三个小说家》，《小说月报》第14卷第12号，1923年12月。

[6]沈雁冰：《劳农俄国治下的文艺生活》，《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再志俄国的文艺生活》第12卷第2号，1921年2月；《俄国诗人布洛克死耗》，《小说月报》第12卷第12号，1921年12月；《再志布洛克》，《小说月报》第13卷1号，1922年1月。

[7]这个“窗口期”不长，到了1924年，苏联政府严禁境外出版物在苏联流通，侨民在伯林办的出版社即难以存续。参阅БазановП.,ШомраковаИ.,РусскиеиздательствавБерлине,1920–1924гг.//ВестникСПбГУКИ,2017№4(33).

[8]ЛидинВл.,Повестиомногихднях,Берлин:Огоньки,1923,с.45-74.日译本见《新興文学全集24露西亜篇III》，東京：平凡社（1928），pp.663-691。鲁迅译《竖琴》，初刊于《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收入《竖琴》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年，第97-140页。下文仅注页码。

[9][日]尾瀬敬止『序』、ボリース·ピリニャーク『イワン·ダ·マリヤ』、東京：新潮社（1925）p.2.

[10]鲁迅：《马上支日记之二》（1926年7月），《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1-362页。

[11]《Vl．G．理定自传》，鲁迅译，《奔流》第2卷第5期，1929年12月。

[12]鲁迅：《〈农夫〉译者附记》，《大众文艺》第1卷第3期，1928年11月。

[13][苏]A·雅各武莱夫：《作者自传》，鲁迅译《十月》，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第4-5页。

[14]ЛидинВл.,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Собраниесочинений.Т.1,М.-Л.:Гос.изд.,1929,с.29.

[15]ЛидинВл.,Осебе//Новаярусскаякнига,1922,№8,с.38-39.

[16]セルゲイ·セミョーノフ『飢』、黑田辰男訳、『新興文学全集24露西亜III』pp.22、76。

[17]傅东华：《重刊序》，《新俄小说选集：饥饿及其他》，上海：新生命书局，1932年，第2页。

[18]钱杏邨：《〈饥饿〉》，《小说月报》第19卷第9期，1928年9月。

[19][日]黑田辰男：《关于绥蒙诺夫及其代表作〈饥饿〉》，鲁迅译，《北新》第2卷第23期，1928年10月16日。

[20]ПильнякБор.,Осебе//Новаярусскаякнига,1922,№2,с.42-43.尾瀬敬止译文，见『作者の自傳』、『イワン·ダ·マリヤ』pp.1-4.

[21]沈雁冰：《苏俄的三个小说家》。

[22]《竖琴》引莱蒙托夫的两句诗作为题词：“快些，歌人呀，快些！/这里有黄金的竖琴。”按，这首诗题为《犹太人的旋律》，结尾部分对于我们理解《竖琴》更为重要：“我”的胸膛，“它受够了痛苦，/苦恼了很久，沉默无声。/可怕的时刻到了，现在它已满了，/就像一个注满毒药的死亡之杯”。

[23]参见葛飞：《反乌托邦的叩问：中国文坛对〈关于亚克与人类的故事〉的译介和解读》，《知识分子论丛》第16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

[24]《竖琴》写勃鲁尼等人为筹措活动经费而去抢劫，结果被击毙，“大雪橇拖走了七个穿着罗曼诺夫羊皮短大衣的人（семполушубковромановских）”。日译误作“ロマノフワ王党員”，鲁迅遂译作“罗马诺夫皇帝党员”。事实上，小说并未提及他们属于何种派别。

[25]参见[日]长堀祐造：《〈文学与革命〉在中国》，王俊文译，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年，第63页。

[26][苏]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王景生、季耶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6-17页。

[27]ЛидинВл.,Осебе//Новаярусскаякнига,1922,№8,с.39.

[28]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89-190页。

[29]МаксименковЛ.сост.,Большаяцензура.писателиижурналистывстранесоветов1917-1956.М.:МФД,2005,с.59-60.

[30]《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第278-287页。

[31]ЛитературнаяжизньРоссии1920-хгодов,Т.1,Ч.2,М.:ИМЛИРАН,2006,с.442,451.

[32]А.С.,Вл.Лидин.Ночиидни//Новаярусскаякнига,1922,№8,с.14-15.

[33]Судьбаиработырусскихписателей,учёныхижурналистовза1918-1922г.//Новаярусскаякнига,1922,№9,с.36.

[34]LidinV.,“Harps”,Konovalov S.ed.,Bonfire:Stories out of Soviet Russia,London:Ernest Benn,1932,pp.190-195.

[35]Русскиесоветскиеписателипрозаики,Т.2,Л.: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публичнойбиблиотеки,1964,с.744-779.

[36]ЛежневА.,ЛитературныеБудни,М.:Федерация,1929,с.275-280.

[37]Struve G.,Soviet Russian Literature,London:Routledge,1935,pp.60-61,65-66.达明译出该书的大部分小说家论，题为《当代苏联文学家各论》，刊载于1935年《中国与苏俄》季刊第2卷第1期；又改题《近十年间苏联文学》，连载于1936年《中苏文化杂志》第1卷第1-6期。达明生平不详。这两份刊物有官方背景，是中苏建交后的产物。

[38]ЛидинВл.,МаринаВеневцева//Новыймир.1926,№10.с.5-26.

[39]ГорбовД.,Человекналовитве//Вл.Лидин.Собраниесочинений,Т.1,с.24.

[40]Врусскомклубемолодёжи«знание»//Рассвет,8апреля1927;СавинИ.,ПравдаоМаринеВеневцевой,http://az.lib.ru/s/sawin_i/text_1927_pravda.shtml

[41]《编者随笔》，《现代文艺》第1卷第2期，1931年2月。段可情译《玛丽娜》连载于该刊第1卷第1-2期。段可情曾于1926-1927年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但不通俄语。归国后参加创造社，后去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特约编辑。

[42]Н.П.,Лидин//Литературная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Т.6,М.:Сов.Энцикл.,1932,с.365-367.

[43]理定的这篇文章似专为英语世界所作，刊载于美国《新群众》（New Masses）第8卷第4期，1932年11月。两个中译本是：Vladimir Lidin，《苏联的文学》，蘅静女士译，《读书杂志》第3卷第5期，1933年5月；[苏]李定：《苏联的文学》，高滔译，《世界论坛》第1卷第6期，1934年。

[44]《文学周报》“苏俄小说专号”（1929年4月28日）卷首是库尼兹撰写的《蔚蓝的城：新俄小说集》序论（刘穆译），另有6篇小说亦译自这部小说集。1929年8月，刘穆、薛绩辉合译《蔚蓝的城：新俄小说集》出版，译后记称，本拟将尚无中译的《青春》《锁链之歌》译出，但以即将离沪未果。不过，已见于专号的赛甫琳娜的《老太婆》，刘、薛又译了一遍，可见时间仓促并非主因。

[45]《蔚蓝的城：新俄小说集》，刘穆、薛绩辉译，上海远东图书公司，1929年，第24页。

[46]库尼兹删掉的部分，有174个俄文单词，写出差的人们在车厢过道抽烟，他们皆面无表情，被自身单调的、毫无生气的事务搞得郁郁寡欢，常常梦想在异国海滨小城度假。俄文本见：ЛидинВл.,Младость//Новыймир,1928,№4,c.73-91.英译：Kunitz Joshua.ed.,Azure cities:stories of new Russia,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29,p.20-21,286.

[47]1931年10月18日《申报》第4版。

[48]唐弢：《晦庵书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书店，1980年，第412页。

[49]《果树园》收理定《青春》（姚蓬子译）、弗尔曼诺夫《狱囚》（蒋光慈译）、马拉修金《劳动者》（杜国庠译）、斐定《果树园》（鲁迅译）、希式珂夫《奥格利若伏村底戏剧公演》（戴望舒译）、伊凡诺夫《美国人》（戴平万译）。

[50]狄谟（耿济之）：《〈风的习俗〉译者附志》，《申报月刊》第4卷第3期，1935年。

[51]魏克特（蒋光慈）：《革命后的俄罗斯文学名著》，《海风周报》第1卷第1期，1929年1月。

[52]耿济之：《苏联的农村集团运动》，1930年《新生命》第3卷第5期；耿济之：《1935年苏俄文坛的回顾》，《文学》第6卷第2号，1936年2月。

[53]《文学的新的道路》，适夷译，上海：光明书局，1940年，第97-98页。按，该书是苏联第一次作家大会会议记录选编。

[54]唐弢：《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文艺研究》198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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