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上新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中国居民的政治参与——基于世代差异的分析视角
作者简介
池上新，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石耀东，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研究生；
黄继朝，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2018）的中国数据，本文从世代差异的分析视角考察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中国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当前中国居民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并不高，但呈现明显的世代差异，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世代显著更高，并随着世代后移呈现递增趋势；第二，政治参与的世代效应在不同维度上有所差异，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世代在制度外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上呈现世代递增趋势，在基层选举参与上则相反；第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基层选举参与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制度外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有促进作用，并且，对制度外政治参与的影响随着世代后移呈现递增趋势。研究证实，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公众价值观的变迁，可以作为解释当代中国居民制度外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的文化变量之一，同时指出在价值观、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引导上需要更加关注年轻世代。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在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等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文化观念领域中价值观的变迁显得尤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民众的物质生活日趋现代化，在价值观方面却出现了许多有关价值危机、价值观多元化的讨论。近年来，在有关中国民众价值观转变的研究中，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政治文化研究代表性人物英格尔哈特在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社会文化变迁时提出的核心理念。在他看来，在现代化向后现代变迁的过程中，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兴起，表现为社会主要的价值观念从追求经济成就、经济增长、经济理性转变为自我表达与生活质量。有研究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价值观领域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公众家庭观念、社会宽容度、性观念、环境保护、私人领域开放度、后权威主义等具有后物质主义特征的价值观正在慢慢形成。尤其是与年长一代相比，成长于经济繁荣与物质丰裕时代的年轻一代在消费行为、社会交往、话语体系等方面均呈现出一定的“后物质主义趋向”。
与此同时，政治参与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要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广泛、持续、有序、深入的公众参与被认为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最有效的方式，也是公众民主参与、人民政治参与等不同表达中的共同性意蕴。从理论研究来看，目前学界对于中国公众政治参与的研究视角主要分为个体性视角、结构性视角和文化性视角。个体性视角主要关注个体人口学因素和政治心理因素，比如性别、年龄、民族、政治面貌等主要人口学特征、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等；结构性视角更多聚焦于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住房产权等；文化性视角则涉及政治文化、文化资本、互联网接触等。可见，国内学界对于政治参与背后的价值观因素尚缺乏充分关注。而在西方的政治参与研究中，文化变迁，尤其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型，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解释路径。当前，有研究已经关注到中国公众价值观的后物质主义转型态势，并分析了其对政治信任、国家认同与社会参与的影响，但尚未剖析并检验其对政治参与的影响。鉴于此，本文旨在通过数据分析检验中国民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此外，从世代或代际角度来理解社会、政治和文化变迁一向是社会学、人口学研究的经典范式。特定的社会变迁或历史事件会产生特定影响，这种影响将导致同一个世代或者经历过同一历史事件的人具有共同的集体记忆或相似经历。因此，不同世代之间往往表现出社会背景影响的差异性，同一世代内部却又保持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近现代以来，中国发生了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市场化改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这些事件也将对特定人群的价值观与行为产生影响。有研究就指出，价值观的世代分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显和广泛，世代差异日益备受关注。通过对不同世代进行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厘清中国居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政治参与的群体特征，也可以发现导致变迁的重要事件节点。
因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三组问题：第一，当前中国民众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已经达到什么水平？是否具有世代上的差异？第二，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是否也具有世代上的差异？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否会影响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这种影响效应是否也存在世代差异？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及其世代差异
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有两个核心假设：“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匮乏假设”是指人们往往会对供给相对不足的东西在主观上给予优先关注，“社会化假设”则是指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反映的是未成年阶段的主流社会经济环境。由此看来，社会经济环境与个人的优先价值观很难相契合，所以两者之间存在较长的滞后性。进一步看，从这两个基本假设出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存在明显的世代差异。
从英格尔哈特的实证调查研究可知，年轻世代和年长世代之间存在巨大的优先价值观差异，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年长世代中占绝对主导地位，强调自主和自我表现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比例则极低。不管是中欧、东欧国家，还是西欧国家，年轻世代总是比年长世代具有更多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从“社会化假设”来看，随着社会人口的迭代更替，年轻世代在成年后会逐渐替代年长世代，而与之相随的社会总体价值观也会发生变动，进而持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公众会越来越多。同时，英格尔哈特强调，这并不是发达国家的特有现象，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只要国家在近几十年里经历了足够的经济增长，并使得较年轻世代在他们的成长阶段经历了明显较高的经济安全（与年长世代相比），那么它就会在这些地方发生。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根据“匮乏假设”的观点，出生在物质丰富时期的世代群体对于物质的需求程度会远低于出生在物质匮乏时期的世代群体。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出生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民众产生以生存为主的意识，并对物质有较大的依赖性，而出生于改革开放后期的民众由于社会经济进入飞速发展阶段，物质相较之前充盈许多，因此对于物质的依赖有所缓解。那些成长于市场化改革时期的“80后”“90后”及“00后”青年更是生活在物质条件较为丰富的时代，生活方式、消费习惯、艺术审美、价值取向等都不同于前几代人，且能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追求应有的社会公平正义，这些都较为明显的表现出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追求与倾向性。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改革的加速推进，中国已经从强调解决温饱、追求物质发展的“生存型社会”向强调满足人的精神文化、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等需求的“发展型社会”转型。甚至有研究断言，1990年以来中国民众的价值观出现了稳定的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的趋势，“80后”“90后”形成了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为主要内涵的新价值观，并且“90后”比“80后”更具有后物质主义的价值倾向。李艳霞进一步归纳指出，当代中国公众价值观的后物质主义倾向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代际递增与时代递增的趋势。经济的发展使得不同历史时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同世代群体的成长环境与生命体验必然相差很大。总体而言，不管是西方的文献归纳发现，还是中国情境的经验总结，基本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众对物质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弱，转而更加追求自我表达与生活质量。因此，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世代效应”）：
假设1：成长于不同世代民众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存在差异，世代越晚，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就越高。
（二）政治参与及其世代差异
政治参与是指“具有影响政府行动的意图或效果的行为，既包括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行为，也包括间接影响人们政策抉择的行为”。根据参与行为是否符合由政权所认可的法律和制度所规定的程序、步骤与方式的标准，一般可以将政治参与划分为制度内参与和制度外参与两类。制度内参与主要包括选举、投票、社区工作等，制度外参与则包括上访、请愿、抗争活动等。此外，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新兴的方式也日益受到关注。网络政治参与既有制度内参与的内涵，也可能会导向制度外参与，比如抗争活动，更多时候则是被当作一种独特的新方式进行研究。
近年来，对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研究发现，年轻世代投票率较年长世代更低，且有下降趋势。一些研究将此现象称为“政治参与的衰落”，并将其归咎于年轻世代对政治的冷漠与疏离。例如，普特南发现，与年长世代相比，美国的年轻世代不仅更少参加选举投票，还更少参加工会、社区公共会议和类似保龄球俱乐部的协会，他们对公共事务已经失去兴趣。瓦滕伯格则分析了造成年轻世代政治冷漠的原因：现代媒体的多样化和传播方式的变化使得年轻世代观看政治新闻的机会越来越少，失去了培养政治意识的机会，从而不可避免地塑造了政治冷漠的世代。当然，也有一些研究持不同看法，认为政治参与并没有衰落而是发生了转型，比如，道尔顿认为，年轻世代投票率的下降并非政治冷漠所致，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政治参与的方式发生了转变。他的研究发现，虽然过去数十年的选举投票率确实有所下降，但年轻世代在写信给政府官员、罢工、游行、签名请愿等非传统选举活动中的参与率并没有下降，尤其是网络政治参与近年来还呈现上升趋势。
不管是“衰落论”还是“转型论”，均向我们展示了政治参与存在世代差异。在研究中国居民政治参与方面，也需要重视世代因素的影响。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严格控制社会经济生活，国家权力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成长于这一时期的年长世代习惯于动员型政治参与，他们愿意配合政府机构参加选举投票、政治会议等动员型的政治活动。改革开放后，政府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相对放松了对社会的管控，个人获得了更大的自主行动空间。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改变了公众的价值观念，特别是“下海潮”的出现，让人们投入到经济领域以规避政治参与的风险。与此同时，教育的普及使得年轻世代的民主权利意识增强，网络时代的来临则使年轻世代能够获得更加丰富多样的政治信息，因而更偏好自主型的政治参与方式，例如，一些制度外的政治参与以及网络政治参与活动。可见，世代越晚，个人参与制度内的政治活动将越少，而参加制度外、网络化的政治活动将越来越多。于是本文提出以下假设（“政治参与的世代效应”）：中国居民政治参与具有世代差异。具体细化为：
假设2.1：世代越晚，制度内政治参与水平越低。
假设2.2：世代越晚，制度外政治参与水平越高。
假设2.3：世代越晚，网络政治参与水平越高。
（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其世代差异
根据英格尔哈特的研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变化，其中之一就是促进西方社会政治参与的发展，而这种发展的核心在于政治参与的主流方式发生了变化，即精英主导的政治动员在减少，挑战精英的问题导向型团体在增加，大众政治也越来越倾向于挑战精英主导的政治参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一方面通过强调自我表达意识激发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意愿，另一方面也通过政治共同体促进了政治参与技能的训练强化。政治参与意愿的广泛提升增强了普通民众政治参与的潜力，但还需要掌握必备的政治技能。全球化推动大众从“区域居民”转变为“世界居民”，与人们相联系的是广泛的政治共同体而非村庄或部落等狭隘世界。广泛政治共同体的出现，使得所必需的相关技能广泛传播，推动着西方民众习得更多的政治技能来显著影响政治参与。根据对综合价值取向与需求层次的分析，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基本的物质需求与安全得到较为充分的保障后，有效地参与政治活动与独立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将会逐步成为公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产生与发展则推动了一种新政治文化形态的出现，进而通过个体行为选择影响政治生态与政治进程。简言之，现代化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生活富裕将使得公民在价值观上降低了对物质生存的需求，转而更多强调政治参与、公民权等政治需求。这种价值观的转变将推动公民变成“批判的公民”（criticalcitizens）。这类公民的特点是具有较高的民主诉求，且较愿意主动要求民主权利与参加抗议活动。
由此可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政治参与的方式具有分化作用，具体表现为有利于非传统政治活动参与，而不利于传统政治活动参与（如投票选举等）。有数据表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较高的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选举参与率在下降，抗议运动参与率在上升。道尔顿也佐证了这个结论，他发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突出的美国年轻世代在投票、为候选人或政党义务工作等传统政治活动中表现较为消极，而更倾向于参与抵制某国产品、网络论坛、游行等非传统的政治活动。坎蒂霍赫与圣马丁认为，持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公众，更容易选择更符合预期的政治活动形式，从而拒绝选举参与。他的实证研究也证实，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西班牙民众参与非传统政治活动（如签署请愿书、抵制产品、参加示威、参加非官方罢工、占领建筑物等）有促进作用。针对韩国民众的研究也表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将导致精英挑战活动和非传统政治参与的增加。此外，网络时代的到来，更是催生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者参与政治的新阵地。在中国的研究中，李艳霞证实“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于公众政治信任侵蚀已初见端倪”；当政治信任降低时，公众的制度内政治参与也会下降，转而投向制度外政治参与。但对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否会直接影响中国公众政治参与且起分化作用，我们不得而知。基于西方国家的这些发现及上述路径，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1：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制度内政治参与具有削弱作用。
假设3.2：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制度外政治参与具有促进作用。
假设3.3：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网络政治参与具有促进作用。
此外，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被认为在年轻世代中可能更为明显。实证研究表明，英国年轻世代中的后物质主义者更有可能参与和支持制度外的政治行动。年轻世代更加具有批判性思维，更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当他们发现候选人、政党和选举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时，便会寻求其他的参与方式（如网络政治参与、罢工、签名请愿等）来解决问题。有关中国的研究指出，与成长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年长世代相比，成长于经济大发展时代的年轻世代，由于具有更大的自主行动空间和更强调自主性（即更鲜明的后物质主义倾向），进而与年长世代相比更少参与投票选举活动，而更多选择非传统抗争型参与活动。也有研究通过对2000年和2007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分析，指出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青年后物质主义者比例最高，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物质条件的不断丰富，他们会给予那些非物质需求（即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更高的“优先权”。鉴于自主性、自我表达、批判性等意识被视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主要表现，因此，可以说年轻世代具有更突出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倾向，从而导致他们在政治参与上更青睐非传统方式，更不愿意参加投票选举。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香港“80后”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明显，该群体更善于利用网络来组织新式社会运动方式。鉴于此，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世代越晚，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越强。具体细化为：
假设4.1：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制度内政治参与有削弱作用，且伴随世代后移呈现递增趋势。
假设4.2：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制度外政治参与有促进作用，且伴随世代后移呈现递增趋势。
假设4.3：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网络政治参与有促进作用，且伴随世代后移呈现递增趋势。
三、数据以及变量测量
（一）数据与分析模型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第七轮“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ValuesSurvey，简称WVS）的中国数据部分。“世界价值观调查”是由美国学者英格尔哈特主持的一项跨国调查，从1981年到2020年，WVS共进行了七轮世界范围内的价值观调查。中国自第二轮开始加入调查，因此，针对中国的调查目前有六轮，分别是1990年、1995年、2001年、2007年、2012和2018年，涉及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本文使用的数据是2018年的中国调查数据，剔除无效问卷后，样本量为3036。其中，男性占比49.5%，女性占比50.5%，平均年龄为42.6岁（详细的变量描述性统计情况见表1）。
由于本研究涉及的因变量有连续型变量，也有二元分类变量，因此，针对连续型因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针对二元分类因变量则采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
（二）变量及测量
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测量是由三组共12个题项组成，要求被访者对未来十年国家应该优先考虑的问题进行排序。第一组排序题项包括“快速的经济增长”（物质主义）、“保证国家强大的国防力量”（物质主义）、“保证人们在工作单位和社区中有更多的发言权”（后物质主义）和“努力使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变得更美”（物质主义）；第二组排序题项包括“维持国家秩序的稳定”（物质主义）、“在政府决策中给人民更多的话语权”（后物质主义）、“降低物价水平”（物质主义）和“保护言论自由”（后物质主义）；第三组排序题项包括“稳定的经济”（物质主义）、“向更有人情味的社会发展”（后物质主义）、“向精神重于物质的社会发展”（后物质主义）和“打击犯罪行为”（物质主义）。如果被访者的首要目标选择的是后物质主义题项，得2分，次要目标选择的是后物质主义题项，得1分，首要和次要目标都选择的是物质主义题项，得0分。将三组题项得分相加即为受访者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最低0分，最高8分，得分越高，表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越明显。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居民在2018年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为1.795（见表1）。由此可见，当前中国居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并不高，仍然以物质主义价值观占主要成分。
2．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的形式多元化，包括制度外政治参与、基层选举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三个方面。制度外政治参与主要包括4个题目，询问受访者是否参加过相关活动（见表2），答案分成“绝不参加”“可能参加”“参加过”，分别赋值1—3。经检测，这4个题目的Cronbach’sAlpha信度系数为0.794，具有较高的信度，适合做因子分析。运用主成分法对这4个调查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经最大方差法旋转，提取了1个因子，命名为“制度外政治参与因子”。为了更直观地呈现制度外政治参与的水平，我们运用公式把这个因子转换为1—100的指数。由表1可知，制度外政治参与因子的均值为21.310分，说明中国居民的制度外政治参与水平很低。
网络政治参与主要包括4个题目，询问受访者是否会使用互联网进行相关的政治活动（见表3），答案分别为“不会做”“可能会”“曾经做过”，分别赋值为1—3。经检测，这4个题目的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为0.714，具有较高的信度，适合做因子分析。运用主成分法对这4个调查项目的调查结果进行因子分析，经最大方差法旋转，提取了1个因子，命名为“网络政治参与因子”。为了更为直观地呈现网络政治参与的水平，也运用公式把这个因子转换为1—100的指数。由表1可知，网络政治参与因子的均值为14.599分，说明中国居民的网络政治参与水平也很低。
基层选举参与的测量比较简单，询问受访者在过去历届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的投票参与情况，答案分别为“从不”“有时”“总是”，分别赋值1—3。为了研究上的方便，我们将其划分为两类，“从不”归为“不参与”，“有时”和“总是”归为“参与”，表1的数据显示，参与比例为26.8%，说明中国居民对基层人大代表选举投票的参与率也不高。
3．世代划分
学术界对如何划分中国的世代看法不一，但基本上认同把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作为分节点。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重大事件，“文化大革命”也给那一代人留下深刻烙印，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改革也是重要的分水岭，进入21世纪后又是一个新的时代。本文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阶段性变化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变迁，并结合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四个世代：
初期建设世代（1949—1978）：主要指1949年后的“一五计划”到“四五计划”时期，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6涵盖了新中国成立、“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此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400元以下，人民生活总体比较贫困。
改革开放世代（1979—1992）：主要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改革开放方针确立时期，此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400—3000元，经济发展步伐加快，社会总体生活水平逐渐提升。
市场化世代（1993—1999）：主要指党的十四大之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时期，此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3000—7000元，市场经济展现活力，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
新世纪世代（2000年至今）：主要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200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078元，202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0976元，国民生活水平总体进入小康阶段。
结合“社会化假设”中将人的青春期和成年早期作为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的理论判断，本文根据数据中的受访者价值观塑成期所在的社会历史阶段划分为如上四个世代，因此，本研究所指的世代为受访者青春期和成年早期的成长世代。按照出生年份来看，四个世代的对应年份为：初期建设世代（出生于1965年及以前）、改革开放世代（出生于1966—1979年）、市场化世代（出生于1980—1988年）、新世纪世代（出生于1989年及以后）。表1数据显示，这四个世代分别有782人、1029人、546人和679人。
4．控制变量
根据以往的相关研究，将性别、居住地类型、学历、婚姻状况、职业类别、收入等级等个体特征变量划分为控制变量（详见表1）。
四、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政治参与的世代差异分析
为了更直观地呈现差异性，我们作了不同世代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政治参与水平线性图（图1—图4）。从图1可以看到，居民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伴随世代后移呈现递增趋势，由初期建设世代的1。555分上升到新世纪世代的1.964分。从图2、图3可以发现，制度外政治参与水平与网络政治参与水平也都随着世代后移呈现递增趋势。制度外政治参与水平、网络政治参与水平分别由初期建设世代的13.880分和6.654分上升至新世纪世代的28.187分和24.330分。在基层选举参与上则恰恰相反，随着世代后移，基层选举参与水平递减。如图4所示，基层选举参与比例在初期建设世代为34.6%，但市场化世代、新世
纪世代只有19.7%。当然，这些直观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意义的显著性，还需要后文的回归分析加以验证。
表4是中国居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其中，模型1因变量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模型2因变量为“制度外政治参与”，模型3因变量为“网络政治参与”，模型4因变量为“基层选举参与”。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制度外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进行分析，运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对基层选举参与进行分析。在模型中，均加入了性别、居住地类型、婚姻、学历、职业类别、收入等级等控制变量。
在表4的模型1中，职业类别、收入等级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有显著影响，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具体而言，与无工作人员相比，管理类人员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要更高；收入等级越高，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也会越高。控制人口学变量后，再来看不同世代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如模型1所示，与初期建设世代相比，之后世代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呈现世代递增趋势。具体而言，与初期建设世代相比，改革开放世代、市场化世代、新世纪世代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显著更高，分别高出0.271分、0.382分和0.505分。由此可见，成长于不同世代的中国民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存在差异，世代越晚，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越高，假设1得到证实。
在表4的模型2中，学历对制度外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与低学历群体相比，中、高学历群体的制度外政治参与水平要显著更高，呈现学历越高，制度外政治参与水平越高的趋势。在世代效应上，与初期建设世代相比，之后世代的系数为正数且呈现递增趋势，且在统计意义上均具有显著性。如模型2所示，改革开放世代、市场化世代、新世纪世代的制度外政治参与水平都比初期建设世代高，分别为6.521分、12.097分和12.789分。可见，世代越晚，制度外政治参与水平就越高。换言之，制度外政治参与水平随着世代后移呈现递增趋势，假设2.2得到证实。
在表4的模型3中，性别、婚姻、学历、收入等级对网络政治参与均有显著影响。男性比女性网络政治参与水平更高；与在婚群体相比，离婚群体、未婚群体的网络政治参与水平更高；同制度外政治参与一样，学历越高，网络政治参与水平就越高；收入等级与网络政治参与水平也成正比。在世代差异上的发现同制度外政治参与一样，即与初期建设世代相比，改革开放世代及之后世代要显著更高，并随着世代后移也呈现递增的趋势。如模型3所示，改革开放世代、市场化世代、新世纪世代的网络政治参与水平都比初期建设世代更高，分别为5.049分、9.053分和13.449分。可见，世代越晚，网络政治参与水平就越高，假设2.3得到证实。
在表4的模型4中，学历、职业类别、收入等级对基层选举参与有显著影响。学历越高，收入等级越高，参与基层选举的比例也就越高；在职业类别上，与无工作人员相比，专业类人员、办事人员参与基层选举的比例要显著更高。在基层选举参与的世代差异上，与制度外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的发现恰恰相反，即与初期建设世代相比，改革开放世代及之后世代要显著更低。如模型4所示，改革开放世代、市场化世代、新世纪世代的基层选举参与水平比初期建设世代分别低0.311（1-e-0.373）、0.651（1-e-1.053）和0.660（1-e-1.078）。可见，世代越晚，制度内政治参与水平越低，假设2.1得到证实。
可见，政治参与的世代效应在不同维度上有所差异，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世代在制度外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上要显著更高，并伴随世代后移呈现递增趋势，但在基层选举参与上要显著更低，并呈现世代递减趋势。
五、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中国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
接下来，本文再进一步分析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中国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世代差异，并回应第三组研究问题。
（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表5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中国居民政治参与的回归分析，采用与表4同样的回归方法与控制变量。其中，模型5、模型6因变量为“制度外政治参与”，模型7、模型8因变量为“网络政治参与”，模型9、模型10因变量为“基层选举参与”。政治参与的人口学影响因素以及世代差异在前文已有论述，在这里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从模型5、模型7、模型9可以看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制度外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基层选举参与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在模型5、模型7中，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每提高1分，其制度外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的得分将分别提高2.834分和1.555分。这一发现基本符合英格尔哈特等关于西方社会后物主义价值观影响政治参与的考察。因此，假设3.2与假设3.3得到证实，假设3.1并未得到证实。
（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政治参与影响的世代差异
此外，我们还关心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是否具有世代差异效应，因此，我们在表5的模型中增加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世代的交互项。通过分析发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只有对制度外政治参与的影响存在世代效应，交互项系数显著，其他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如模型6所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不同世代的交互项系数显著，分别为2.897、3.724和5.208，数值呈现递增的趋势。这意味着随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的提高，晚近世代对制度外政治参与的正向作用在增强。换言之，越晚近的世代，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制度外政治参与的正向作用愈强。
为了更清晰地呈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制度外政治参与、世代三者之间的交互效应，我们做了不同世代下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制度外政治参与影响的边际效应图（图5）。可以看到，随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的增加，不同世代之间的制度外政治参与水平差距在变大，越晚近的世代，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制度外政治参与的正向效应越大，即斜率越大。可以说，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制度外政治参与的正向影响随着世代后移呈现递增趋势。因此，假设4.2得到证实，假设4.1、假设4.3并未得到证实。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替换自变量测量方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参见表6）。第一轮世界价值观调查中采用4个题目测量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从第二轮开始增加至12个题目。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采用初始的4个题目来测量中国居民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包括“维持国家秩序的稳定”（物质主义）、“在政府决策中给人民更多的话语权”（后物质主义）、“降低物价水平”（物质主义）和“保护言论自由”（后物质主义）。如果受访者的首要目标选择的是后物质主义条目，得2分，次要目标选择的是后物质主义条目，得1分，如果首要目标或次要目标全是物质主义条目，得0分。通过数据计算可知，中国居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最低分为0分，最高分为3分，均值为0.749分，验证了前文得出的结论，即当前中国居民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并不高，仍然是以物质主义价值观为主。
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世代分析上，发现总体趋势与前文一致，即越往后的世代，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越高，略有不同的是，在该种测量方法下，与初期建设世代相比，市场化世代具有更高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但只有边缘性显著（如表6的模型11所示）。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政治参与方面，发现基本与前文的结论保持一致，尤其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政治参与不同维度的影响上，结论完全一致，即对中国居民的制度外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基层选举参与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如模型12、模型14、模型16所示）。在交互效应上也略有差异，如模型13所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市场化世代”交互项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改革开放世代”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新世纪世代”交互项具有边缘性统计显著性，这意味着随着世代后移，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制度外政治参与的促进作用呈现递增趋势可能并不会在每一个世代都稳健成立。当然，交互效应呈现的大体趋势还是与前文的发现保持一致。
六、结论与讨论
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公众价值观的变迁。有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公众的文化价值观正在从保守主义、集体主义为主导的传统价值观向开放主义、个体主义为主导的现代文化价值转型。价值观的变化也将影响个体的态度与行为，进而推动整个社会认知行为模式的改变。本文聚焦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中国居民政治参与的关系，是对价值观变迁与行为关系研究的一个探索。通过对2018年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国数据的分析，探讨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中国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并基于世代差异的分析视角，进一步呈现了群体差异性，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当前中国居民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并不高，但呈现明显的世代差异，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世代显著更高，并随着世代后移呈现递增趋势。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相比，物质主义价值观仍然是当前中国公众价值观的核心底色。如果从价值观转型的角度看，仍然如英格尔哈特2013年所言：“中国尚未进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阶段”。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不高可能与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特征、复杂社会结构等有关。例如，强调和谐秩序、稳定重于自由，重视等级秩序、家庭观念、中庸之道等，无疑会让中国人对于重视自主表达、参与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更保持一种谨慎保留的态度。另外，有研究发现，实际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也呈现了一定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停滞”和“退步”的现象，这说明现代化促进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发展的理论本身也面临一定挑战。虽然目前中国仍处于物质主义价值观主导的时代，但仍需重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议题。学界大多认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中国具有发轫成长的潜力或态势。本研究发现，越是年轻的世代，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越显著高于年长世代。随着社会人口的迭代更替，年轻世代会逐渐替代年长世代，而与之相随的社会总体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动，进而持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公众会越来越多。因此，积极关注和研究当前中国开始出现的后物质主义现象，对于解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治信任、政治认同、政治参与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中国公众价值观中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得分并不高，但回归分析结果清晰地展现出世代差异：从回归系数上看，随世代后移而呈现明显的递增趋势。李艳霞以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国大陆地区的前五轮数据为样本，发现公众价值观的后物质主义特征呈现代际递增的趋势。本研究利用最新一轮的数据，进一步验证了世代递增这一趋势，并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测量、世代划分上均进行了优化。与初期建设世代相比，为何改革开放世代、市场化世代、新世纪世代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会显著更高，并呈现递增趋势？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世代多为“65后”和“70后”，在改革开放后，开始接触新的观念和新的思想，但主导思想观念依旧紧随国家意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可以说还处于一种萌芽状态。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和之前世代不同，作为市场化世代的“80后”以及新世纪世代的“90后”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在这一阶段，国内物质资源实现了从匮乏到丰富的大发展，中国的GDP总量从1980年的全球第13位提高到2018年的全球第2位，占世界GDP总量的15%，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加到9900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71元上升到2017年的25947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了22.8倍。经济高速增长推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时也影响着公众的价值观念与人生追求。李春玲的研究指出，“80后”“90后”以及“00后”新生代，很大一部分是独生子女，生活在富裕环境中，受到父母或祖父母的宠爱，他们具有自信、自主、开放的理念与行为，不再仅仅是被动顺从的被教化者，更加平等、宽容、相互尊重、共融和谐的代际关系给予新生代更大的社会空间以展现个性、张扬自我和创新求变。吴玉玲、孙中伟也认为年轻世代较年长世代享受到了较多家庭资源与社会发展带来的红利，更有可能接受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念。因此，改革开放世代、市场化世代和新世纪世代显示出与初期建设世代不同的价值观念，具有更强的民主意识和公共参与意愿，其社会政治价值观念表现出更高的后物质主义倾向，并呈现世代递增趋势。
第二，政治参与的世代效应在不同维度上有所差异，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世代在制度外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上呈现世代递增趋势，但在基层选举参与上呈现世代递减趋势。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为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变革。改革开放后长期持续的经济发展提高了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使人们有条件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从而掌握了更多的政治行动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认知资源。如果按照出生年份来看，成长于改革开放及之后的世代大部分是“70后”“80后”和“90后”，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不仅明显高于年长世代，还呈现递增趋势。特别是在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后，受益最大的便是市场化世代与新世纪世代。高等教育普及的意义不仅在于赋予受教育者以行动所需的认知资源，从而提升行动能力，更在于通过改变其价值观念，激发行动的意愿与动机。改革开放之后，多样化的社会政治思潮涌入中国并相互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年轻世代更有机会接纳新的价值观念，而且越年轻接纳度越高。研究表明，“70后”“80后”和“90后”比年长世代对民主价值的认同度更高，并随世代的年轻化而依次递增。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对社会控制的放松，尤其是民主建设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公民的民主意识和主体意识得到增强。进入21世纪后，“80后”和“90后”的崛起与互联网普及几乎同步，但前期成长于市场化时代的“80后”作为互联网先锋群体率先发轫，颠覆了社会领域原有的代际关系格局，而作为新世纪世代的“90后”则是真正的“互联网一代”，并呈现“80后”占主流、“90后”成为创新主力的新局面。作为互联网一代与高文化素质的一代，其社会参与意愿被认为明显高于前辈群体，“80后”和“90后”中“经常浏览网上政治新闻”和“与他人或网友讨论政治问题”的比例，以及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和志愿者活动的比例较“70后”及其之前世代都有明显提高，并且这两种社会参与的比例“90后”都远超过“80后”，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世代在制度外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上呈现世代递增趋势。
但为何成长于改革开放及之后的世代在基层选举参与上呈现递减趋势呢？之前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与年长世代相比，“70后”“80后”和“90后”的投票参与率要更低，更倾向于参与抗争行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断觉醒，政治参与的诉求和愿望与日俱增，公民政治参与的实践活动呈现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趋势。由1978年以前的革命型、动员型的政治参与，转变为建设型、自主型的政治参与，更加追求实质有效的参与，并且出生世代越晚，这一特征越明显。市场化改革启动后，特别是“下海潮”的出现，导致市场化世代开始专注于个体经济发展。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流动增快、互联网崛起等事件，生活环境更加丰裕，社会环境更加自由，新世纪世代的价值观也开始更具多元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选举的竞争性不足影响到年轻世代对选举公平性和效能的评价，反过来使得他们参加选举投票的意愿降低。而投票和选举参与的实效不佳，就可能使年轻世代选择其他参与方式，如制度外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等。
第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中国居民政治参与有重要影响，体现为对制度外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有促进作用，并对制度外政治参与的影响呈现世代递增趋势，但对基层选举参与的影响不显著。关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公民参与的影响，李原也有相关分析，他发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中国公众的社会救助行为与社会问题干预行为均有强化作用。与其不同，本研究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聚焦于政治参与行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制度外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点基本符合英格尔哈特等关于西方社会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政治参与的考察。如前文所述，在英格尔哈特看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推动政治参与的核心在于促进参与方式的大众政治化。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西方年轻世代投票率持续下降，但写信给政府官员、罢工、游行等非传统参与活动，特别是网络政治参与近年来呈上升趋势。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也发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本身的自主、开放特征，以及所带来民众政治信任度的下降，使得民众往往会采取较为激进的非传统方式来表达对政府及其机构的不满。然而，对于基层选举参与来讲，在过去这么多年里，虽然中国发生了经济社会的时代变革，进而产生了一定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型倾向，但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并没有经历整体性的变迁，变迁的力量也没有动摇历史遗产和体制的维持力量，因此，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并不是造成中国居民基层选举参与水平低的原因。
此外，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制度外政治参与的影响存在世代差异，呈现世代递增趋势。我们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我表达倾向的日益增强以及政治技能的日益提升是政治参与的重要影响因素。英格尔哈特将“自我表达的价值”视为后工业化社会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这一要素在现代社会不断得到强化。他进一步指出，自我表达价值对民主的产生及其质量影响深远，自我表达价值越强，形式民主和有效民主的程度就越深。如前文所述，自我表达倾向在年轻世代中更为明显。国家对于这种自我表达的实现机制也给予了积极回应。2002年，党的十六大就做出了“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战略部署。为了落实这一战略目标，中国各级政府在实践中做了许多努力和探索，采取了诸多较有成效的政策措施来满足公民的政治参与诉求。再有，随着教育的普及与信息的传播，民众的政治技能也得以显著提升，尤其是年轻世代，他们更加熟悉非传统政治参与技能。政治技能水平的提升使得普通民众也可以参与更高层面的政治生活，可以影响实际的决策过程而不仅仅是投票给少数政治精英。年轻世代正在形成一种日益增强的政治技能与政治参与潜力，他们不再是在诸如投票这类传统活动中简单地显示更高的参与率，而是以非传统的方式介入政治进程。教育水平的提升、数字媒体的迅猛发展都极大地促进了认知动员，在这一过程中，民众的政治参与技能日益提高，促使民众会寻找一些制度外政治参与方式。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不仅强化了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生代的代际认同以及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的趋同，也让新生代在信息获取方面大大超前于年长世代，使其从社会边缘位置走向社会中心位置，体现出他们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在公共领域发出越来越大的声音，并在社会各个领域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总之，越是年轻的世代，在自我表达的倾向、政治技能素养等方面就越有优势，多重效应的叠加促使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制度外政治参与的影响呈现世代递增趋势。
总而言之，本研究首次用实证数据检验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中国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虽然对基层选举参与的影响并未得到证实，但对制度外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均得到证实。可以说，证实了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公众价值观的变迁可以作为解释当代中国居民制度外和网络政治参与的文化变量。“民众的价值观是政治文化的核心，它指导着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各项选择，如选择什么样的政体、什么样的规则来促进权力的运用，赋予政治组织什么样的目的，并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政治组织（信任抑或怀疑，参与还是疏离，支持还是挑战等）”。对处于新时代的中国社会而言，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依然存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也面临一些挑战。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价值观变迁对于社会政治结构变革的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世代效应的分解更加清晰地呈现了中国居民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政治参与上的群体差异性，这为中国政府未来在价值观、公民开展有序政治参与引导上提供了参考：应更加关注年轻世代。在价值观引导上，可以强化对年轻世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巩固抵制西方普世价值教育成效的同时，建议引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相关教育，引导他们辩证地看待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同时，有必要着重从实践层面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寓教于行，比如，在教学过程中更多地组织学生参与各类志愿活动。在引导年轻世代开展有序政治参与上，一方面，要优化外在环境，加强客观环境的激励作用，从外部提升年轻世代有序政治参与能力，例如，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在优先关注就业的同时注重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出台专门针对年轻世代政治参与的政策规划，健全和完善沟通参与机制，保障年轻世代参与政治活动的畅通，比如，针对一些社会热点话题，有关部门可以尝试依法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设置讨论、投票等活动，促进更多年轻世代合理、合法地表达自身观点。另一方面，要优化主体环境，激发年轻世代的主观能动性，从内部提升他们的有序政治参与能力。例如，通过召开民主协商会谈、开展基层调研、招募义工志愿者参加投票选举工作等方式，推动年轻世代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各个环节，提升他们的参与感与获得感，加强文化教育与国情教育，进一步提高年轻世代的知识水平与政治参与素养等。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测量是以西方社会为基础发展而来，指标是否可以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表征并反映变化内涵，还需要未来更多地讨论与检验；第二，虽然世界价值观调查有多轮数据，但针对网络政治参与的测量仅有2018年涉及，在一个年份的数据分析中，年龄与世代具有高度共线性，难以有效区分彼此的净效应。未来如果有多期数据支持，可使用APC模型更加准确地估计“年龄—时期—世代”的净效应。
来源:政治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