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子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话语的接受与使用 ——兼论其对中共实行“党内合作”的影响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情的性质问题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曾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有过较为热烈的讨论，学界后来的认识也逐渐趋于一致。【目前学界的主要成果有李时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陈金龙：《“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过程考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张庆海：《论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两个概念的理论界定》，《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龙心刚：《对毛泽东使用与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3期；李张容：《毛泽东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运用与阐释》，《党的文献》2019年第4期。】对中共早期的革命方略、国共合作以及国民革命的研究，也是学界长时间以来的重点领域。各种有关论著相当丰富，不再逐一列举。近年来，相应的地方化与个案式研究快速兴起，国际视野下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以往的宏观式研究受到了一定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情认识的溯源性研究并不充分，而且考察其与中共早期革命方略逐步确立过程之间关系的研究则更显缺乏。笔者拟从文献史料出发，以史实为依据，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本文尤其注意揭示该问题背后的苏俄因素，以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推进。

一、话语的起源以及列宁的相关阐述

列宁最早使用“半殖民地”话语来定义中国国情。1916年，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一文中提出：“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和所有殖民地。这些地方的人口共达10亿。在这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有的刚刚开始，有的远未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1916年1—2月)，《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3页。】他接着表示：“社会党人不但应当要求无条件地、无代价地立即解放殖民地，而这个要求在政治上的表现正是承认自决权。”【《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1916年1—2月)，《列宁全集》第27卷，第263页。】这就说明，列宁认为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刚刚起步，还处于十分幼稚的阶段。所以中国这样的国家实质上是“半殖民地半自决”的，不过其“自决”的程度相当有限。同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又提出：“我们把波斯、中国和土耳其列入半殖民地，其中第一个国家差不多已经完全变成了殖民地，第二个和第三个国家正在变成殖民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全集》第27卷，第393页。】可见在列宁看来，此时的中国不但已经沦为了“半殖民地”，而且处在更进一步被殖民化的过程中。列宁还表示：“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一种形式——半殖民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全集》第27卷，第398页。】由此看来，列宁所说的“半殖民地”是指某一国家的政治独立性和国际自决权方面，由于各种主权逐渐丧失导致其被殖民化的程度加深。列宁认为，当时中国本质上是“半殖民地半主权独立”的国家，不过其独立的一面基本上有名无实，它其实附属于帝国主义势力。

“半封建”这一概念，早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就已开始使用。【陈金龙：《“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过程考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227—228页。】他们主要用“半封建”来形容欧洲从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列宁继承了他们的观点并做了进一步阐发。在1912年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列宁提出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7月15日﹝28日﹞)，《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29页。】。列宁接着对中国的封建制度作出解释。他表示：“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中国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这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封建主，以皇帝为整个制度首脑的封建主整体和单个的封建主。”【《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7月15日﹝28日﹞)，《列宁全集》第21卷，第429页。】对于刚建立不久的中华民国的政局发展，他还预测道:“看来皇帝大概会把封建主、官僚、僧侣联合起来，准备复辟。刚刚从自由主义君主派变成自由主义共和派（能长久吗?）的资产阶级代表袁世凯，将在君主制和革命之间实行随风倒的政策。”【《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7月15日﹝28日﹞)，《列宁全集》第21卷，第432页。】就此而言，列宁认为“封建制度”的内涵相当丰富，其经济基础是“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其社会基础是“农民受土地束缚”，其政治代表则是以皇帝为首的贵族、官僚和僧侣等。虽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名义上取得了胜利，封建皇帝已经倒台，但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没有真正改变，而所谓的资产阶级代表袁世凯也并不可靠。至于中国为何能够推翻帝制，列宁指出：“如果没有群众的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7月15日﹝28日﹞)，《列宁全集》第21卷，第429页。】总的来说，列宁认为当时的中国国情具有不彻底的“封建”性质，因为“民主”和“共和”制度也开始出现。中国当时可以算作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与“半封建半民主共和”的国家，不过促使其资本主义实现发展及民主共和得到巩固的政治基础并不稳固。

总结来看，列宁虽然没有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概念合并起来使用，也没有明确地用之来说明中国社会的性质，但他在运用这两个话语分析中国国情时仍体现出其认识水平。在列宁看来，当时中国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国情，由于帝国主义的深入而出现“半殖民地半独立”与“半殖民地半自决”的状况；同时因为封建制度的顽固而呈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与“半封建半民主共和”的局面。但是列宁对此种“半殖民地”“半封建”情况下各种进步因素的发展并不乐观，他不认为中国能够顺利向资本主义民权社会转变。国际帝国主义的干涉及本土封建势力的强大是一个无法避开的难题。对于该问题的解决，列宁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早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列宁即提出，“没有真诚的民主主义的高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这种高涨才能激发劳动群众，使他们创造奇迹。在孙中山的纲领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这种高涨”；“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7月15日﹝28日﹞)，《列宁全集》第21卷，第425、427页。】此后，列宁在1916年指出，对于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社会党人还应当最坚决地支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革命的分子，帮助他们的起义。如有机会，还要帮助他们的革命战争，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1916年1—2月)，《列宁全集》第27卷，第263页。】可以说，列宁认为应该坚定支持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来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而这个运动的代表人物就是孙中山。

二、话语接受的准备与“党内合作”的最初提出

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指导下，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大会决定正式建党，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其纲领第二款提出：“（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7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其决议第五款提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7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6页。】由此可知，中共在成立之初，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以无产阶级革命为号召，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手段，以消灭阶级区分和实现社会公有制为目标，并奉行在国内独立建党的原则。显然，创党之初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受激进的阶级斗争观念和共产主义思想影响，还没有形成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话语的认识。但可以推断的是，列宁对此问题的观点将在马列主义对华传播的过程中逐渐为人所知。而且由于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的指导关系，列宁关于中国革命的设想也必然会对中共的政治方略产生直接影响。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又称莫斯科远东会议）在莫斯科开幕。这次会议受到列宁的高度关注，国共两党也都派代表参加了大会。会议期间，列宁专门接见了中国代表，当时他提倡国共合作的态度已经比较明确了。【杨苗丽：《中共“三大”》，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36页。】该会议还要求中国共产党应将推翻外国人和督军的统治作为“当前的第一件事”【萨发洛夫：《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在远东民族大会的演说》(1922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页。】，即把反帝反封建当作革命的首要任务。这一指示无疑脱胎于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其中自然也包括列宁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情的重要认识。此后，中共开始有意识地以“实际研究的精神”观察分析中国“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于化民：《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平民政权”思想的演进轨迹》，《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第159—160页。】4月初，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全会，马林在会上提议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内进行活动，与国民党达成“党内合作”。这也是马林在帮助中共建党之后所提出的重要政治意见，其背后则离不开列宁在深入分析中国国情后所持政治主张的推动。会议结束不久，陈独秀在4月6日去信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吴廷康，说明不同意马林所提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加入国民党的建议。陈独秀提出，“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4月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222页。吴廷康，即维经斯基。】他还表示：“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4月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222页。】在陈独秀看来，一旦中国共产党人直接加入国民党，不仅将失去话语权，也无法掌握这个“联合政党”的实权。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他们既十分怀疑无产阶级革命方略与国民党之间的共存性，又对孙中山和国民党不够信任。所以这一时期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并要求独立发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因中共对国共合作的抵触态度而不得已返回莫斯科述职，并请求下一步指示。

然而，基于孙中山方面反对国共进行“党外合作”的态度，【1922年4月26日，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应邀出席团“一大”)到达广州。达林为弄清孙中山的内外政策和广州政府的活动，以苏俄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同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孙中山充分表达了自己对苏俄的友好感情，并希望与苏俄建立联系。达林向孙中山提出建立国共两党民主联合战线的建议，但遭到孙中山的拒绝。参见姜华宣等主编：《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1921—2011)》，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共产国际只能继续说服中共接受“党内合作”的合作方式。根据少共国际代表达林的提议，中共中央4月底在广州召集党、团负责干部会议，会议主题是讨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陈独秀、蔡和森等20多人出席。达林在会上再次强调建立反帝联合战线的必要性，同时提出在保持中共政治独立性的条件下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多数与会者尽管不反对和国民党进行联合，但仍然反对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在作结论时主张：“中共应与国民党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国民党内部既有斗争，我们现在应先观察清楚，再作决定。”会议最后接纳了陈独秀的“这种提议”。【姜华宣等主编：《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1921—2011)》，第7页。】此次广州会议，中共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从坚持在国内独立发展转变为不再反对与国民党实行联合。而所谓“国民党内部的斗争”，主要指孙中山与陈炯明的论争和争斗。换言之，中共愿意与国民党中的“革命派系”合作，接受与他们进行“党外合作”，但仍然比较反对中国共产党人直接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应该讲，这些主要变化的发生，与达林在会议上起到的推动作用关系很大。他通过向与会党员阐述中国革命的反帝性质，指出国共开展合作具有现实基础。

三、话语的初步接受与“党内合作”的逐渐推行

1922年6月15日，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以下简称《主张》）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主张》提出：“因为民主政治未能成功，中国名为共和国家，实际上仍旧由军阀掌握政权，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89页。】在其看来，中国当时的民主共和政治不过徒有其表。握有实权的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勾结起来，使其沦为了一个“半独立”的主权不完整的封建国家。这与列宁的论述虽然仍有区别，但已开始接近。如果想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主张》指出：“民主政治当然由民主派掌握政权，但所谓民主派掌握政权，绝不是在封建的军阀势力之下选一个民主派人物做总统或是选几个民主派的人物组织内阁的意思，乃是由一个能建设新的政治组织应付世界的新环境之民主党或宗旨相近的数个党派之联合，用革命的手段来完全打倒非民主的反动派官僚军阀，来掌握政权的意思。”【《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90页。】《主张》公开否定了胡适等人提倡的“好人政府”主张，并且倡导创立新的民主派政党或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党，然后通过发动革命推翻反动的军阀统治和官僚政治以实现执政。对于当时的各个政党，《主张》则认为：“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91页。】

《主张》最后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主张》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但是在无产阶级未能取得政权以前，依中国的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97页。】这说明中共虽然仍以无产阶级革命为长远目标，但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即“半独立”的封建国家，现实的革命方略是联合“民主派”推翻封建军阀并建立民主政治。至于国内的“民主派”，无疑国民党最符合。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从而有了进一步的思想转变。对于国民党内部“革命派系”的选择，《主张》也给予了一定解答。《主张》明确反对所谓的“联省自治”。“因如这种联省自治不但不能建设民主政治的国家，并且是明目张胆的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总之封建式的军阀不消灭，行中央集权制，便造成袁世凯式的皇帝总统；行地方分权制，便造成一班武人割据的诸侯。”【《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93页。】由此一来，封建军阀成为了中共革命的重点对象，陈炯明作为“联省自治”的倡导者则被否定。在《主张》发表的第二天，陈炯明更公然发动兵变，炮击总统府和孙中山夫妇的住所观音山越秀楼，不仅使其在舆论上陷入被动，也基本坐实了自己的“军阀”名声。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了由陈独秀牵头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和一系列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1922年7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39页。】就此理解，按照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的认识，中国的政权受到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双重控制，不仅所谓的“共和”是空有其名，其外交独立性也是有名无实。《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表示：“经济落后如中国，一面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场和半殖民地，一面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扶植的武人势力的宰割物和糜烂区域。”【《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1922年7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47—148页。】这就指出中国在帝国主义势力掠夺下变成了经济上的“半殖民地”，而且是在其支持下的军阀统治的严重受害者。《宣言》还指出：“帝国主义的列强既然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操纵的；又因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所以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28页。】这里尽管没有直接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两个词语进行阐述，但对中国其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作出了类似判断。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控及封建军阀官僚的掌控之下，必然是政治上压制民主民权诉求与经济上限制民族资本主义成长。总体而言，这些论述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列宁的观点，而这离不开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的启发作用。

基于国情判断，《宣言》对中共的革命方略作了修正。《宣言》指出：“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最大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封建势力，因此反对它们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因为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审查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32页。】实际上，正是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情之下，出于反帝反封建的现实需要，《宣言》才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支持民主革命运动。中共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32页。】这便正式改变了中共一大时制定的完全独立发展路线，联合国民党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势力共同开展民主革命成为中共此后的政治方略。不过，中共仍继续坚持国共双方应实行“党外合作”。至于国民党内部派系的革命进步性问题，中共二大进一步否定了陈炯明，并赞许了孙中山。《宣言》表示：“英国更又赞助暴露了反动行为的陈炯明，铲除孙文派在广东的民主势力。”【《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29页。】不但是要联合国民党，而且是要联合国民党中的孙中山派，已经是中共此时较为明确的态度了。

1922年8月底，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杭州西湖召开，讨论国共合作的有关问题，陈独秀、李大钊、马林、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张太雷7人参加了会议。在会议召开之前，共产国际方面制定了《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下达马林。该文件称，“代表的所有活动必须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有关殖民地问题决议【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为了加强对民族和殖民地工作的对口指导，共产国际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殖民地事务委员会，列宁兼任该会主席。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这份文件指出：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并且根据各国无产阶级中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程度，或根据落后国家或落后民族发展的程度，来确定这个联盟的形式。该文件还特别指出：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或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参见戴隆斌主编：《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35页。】为基础”；“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共产党人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工会中组成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中共二大史料编撰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这就要求马林严格遵循列宁关于中国革命的设想，不仅务必促成国共合作以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而且具体合作方式为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马林在会议上传达了这个指示，并要求中共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而与会的多数党员尽管勉强接受了加入国民党的提议，但也对马林关于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做了部分修正。会议最后只决定中共负责人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一大到十八大》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页。】陈独秀还着重指出：“只有孙先生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44页。】陈独秀认为，国民党的民主改组是国共实现”党内合作”的前提，国共合作的真正施行仍有变数。“西湖会议”后，李大钊率先加入国民党。此后，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等中共领导人也加入了国民党，并努力帮助其进行改组。不过这种改组活动进行得并不顺利，国共双方对于“党内合作”都还有明显保留。

四、话语的明显接受与“党内合作”的正式实行

1922年9月，负责党内宣传工作的蔡和森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主编。此月，他在该刊发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蔡和森提出：“中国在国际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位，最近经过华盛顿的宰割会议，更把他活活地放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协同侵略的‘门户开放’政策之下，以为实现‘国际共管’的地步。”【《统一，借债，与国民党》(1922年9月)，《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7页。】如此看来，蔡和森不仅认为中国当时在国际地位上属于“半殖民地”，还认为中国遭受着帝国主义国家以“门户开放”为名的共同侵略，以致于达到变成“国际共管”区域的程度。蔡和森接着谈到，孙中山的机械借款计划，确实是中国民族走向独立自强的要素。使其实现的方法则只有两个，一是与苏俄和德国缔结经济同盟。二是努力完成民主革命，推翻军阀及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完全独立自主，然后效仿苏俄迅速地开发本国的大工业。“这两个方法，是最可能最妥当的方法，是经济落后国和半殖民地所当走的道路。惟有向这样的道路走，才有解放的希望；惟有向这样的道路走，才能得到独立与自由而不致永远为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奴隶。”【《统一，借债，与国民党》(1922年9月)，《蔡和森文集》上，第68页。】就此而言，蔡和森认为中国当时属于“半殖民地半独立自由”的国家，不过其“独立自由”的实际水平非常有限。而只有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能使国家在真正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走向自强。蔡和森还提出，辛亥革命成功后，“北洋派领袖且因其武力而完全承袭新政权，政体虽然是新的，而支配阶级则仍然是旧的，旧支配阶级即封建的军阀与官僚。【《统一，借债，与国民党》(1922年9月)，《蔡和森文集》上，第64页。】”蔡和森明确指出北洋的军阀和官僚是“封建阶级”，体现了他对北洋当局“封建性”实质的认识。

同月，蔡和森又在《向导》发表了《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一文。该文表示：“若一国有新旧两个胜负未分的支配阶级同时存在，各据政权或武力以相抗，则其现象必为内乱与战争，或妥协苟安之局，而其政治，必为半新半旧非驴非马的东西。所以中国现在这种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就是新旧两阶级的争斗，还没有达到决定时候的反映。”【《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1922年9月)，《蔡和森文集》上，第72页。】蔡和森在此将中国当时的政局定义为“半封建半民主”。之所以出现这一状况，其深层原因则是国内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仍在对抗，也就是这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政权争夺与政治斗争还结果未定。由此来看，蔡和森虽然没有提出“半封建社会”的概念，但他已经尝试从社会阶级方面分析中国国情。蔡和森还提出：“武力统一、联省自治等民国政治乱局，凡此种种，无非是封建的残局之下，军阀专政、军阀割据的必然现象和趋势。”【《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1922年9月)，《蔡和森文集》上，第72—74页。】就此说来，蔡和森认为军阀是“封建残余”的旧势力，并以“封建专政”和“封建割据”的特点成为中国政治的混乱根源。换言之，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国家的罪魁祸首即是军阀。统观蔡和森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相关论述，显然他已分别使用这两个概念对中国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国情做了解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深入到社会层面。值得注意的是，蔡和森的这些看法都与列宁较为一致，体现了他对列宁观点的接受和继承。

与列宁异曲同工的是，蔡和森认为中国当时处在一种“半殖民地半独立自由”及“半封建半民主”的情势之中。不过由于面临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割据势力的联合绞杀，所以这种情势中独立、自由、民主等进步因素的增长还居于危险局面。对于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状况的有效解决，他也给出了答案。蔡和森指出：“为中国人民根本祸患的，就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旧势力。而国民党过去的生命在革命，今后的生命还是在革命。为使国民革命运动贯彻成功，便要一面与民众亲切结合，一面与苏俄结为不二同盟，大着胆子明白地反抗以上两种恶势力。”【《统一，借债，与国民党》(1922年9月)，《蔡和森文集》上，第69页。】由此观之，蔡和森不仅对国民党抱有高度革命期待，而且他对国民革命运动的对象和策略也持有先见之明。他接着表示：“现今政治问题的唯一出路，只有贯彻民主革命。我们惟望国民党结合伟大革命群众的势力，尤其是最能革命的工人阶级势力来实现统一。”【《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1922年9月)，《蔡和森文集》上，第74页。】在蔡和森看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危害中国人民的祸根，国民党则要坚定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注意团结革命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来争取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从中共是工人阶级政党的自我定位来说，这也是蔡和森对国民党除与苏俄结盟以外，还应寻求国共合作的公开期许。从蔡和森与《向导》杂志的地位来看，这实际上代表了中共中央的观点。

国民党一般被看作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而它之所以能与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进行联合，除了反帝反封建的共同革命目标外，还自有阶级方面的解释。中共二大提出：“国民党所组织的广东政府，从事的是中国开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广东政府现在虽然倒了，但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在中国是不会消灭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31页。】而在取得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阶段性胜利以后，全国资本主义也会加快发展，这又增加了手工业者无产阶级化的速度。【《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31页。】如此一来，就必然会壮大无产阶级的队伍，扩大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空间，并且十分有助于推动中共的组织发展。正如列宁所说，随着资本主义走向发达，“由于在中国将出现更多的上海，中国无产阶级也将日益成长起来。【《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7月15日﹝28日﹞)，《列宁全集》第21卷，第432页。】”陈独秀也曾论及，“无产阶级是跟着有产阶级照统一的比例发达起来的”【陈独秀：《马克思学说》(1922年7月1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08页。】；“在私产制度之下，资产阶级未壮大，无产阶级也自然不能壮大。”【陈独秀：《造国论——以真正国民军，创造真正民国》(1922年9月2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86页。】由此可见，在从事民族民主运动的国民革命阶段，国共双方具有开展合作的阶级基础，其各自所代表的阶级甚至具备相互依存的特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解答国共合作的阶级基础问题，为在党内实施该方略做了进一步的理论铺垫，而这正是由于其开始认识到中国当时“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现实国情。在此国情观点的基础上，也就能够得出那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当时一般称作国民或平民，其所指既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也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的结论，这成为幼年时期的中共分析社会现象和制定革命方略的重要依据。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代表陈独秀、刘仁静等出席。【［苏］弗·维·亚历山大罗夫著，郑异凡等译：《列宁和共产国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和策略制定史》，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451页。】大会认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大大加强了；民族革命运动的基本任务在于实现民族统一和取得国家独立。共产国际再次肯定支持任何反帝民族革命运动的列宁主义路线。【［苏］弗·维·亚历山大罗夫著，郑异凡等译：《列宁和共产国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和策略制定史》，第452—453页。】对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共产国际“四大”赞成其国内的进步势力结成反帝联合战线进行民族革命运动，并且认为革命的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家的统一与独立。此会议精神由中共参会代表带回并传达，这就促使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谋求国共合作。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提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436页。】这便不仅指明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而且督促其他中国共产党人也主动加入国民党开展“党内合作”。1月26日，苏联全权特使越飞与孙中山经过多次商谈后，联名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该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民党和苏联的正式结盟，苏联将援助国民党的统一运动和民族革命，蔡和森早前的期许得以实现。而接受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的中共自然也成为这一革命运动的重要部分，国共合作的条件到此已逐渐趋于成熟。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经过争论，最后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协助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这也代表“党内合作”革命方略的正式形成。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此决议表示：“（1）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之殖民地及半殖民地，有义务在世界革命中实现国民革命，而加以帝国主义者有力的打击。（2）此时统治中国的是封建军阀，不是资产阶级。军阀政府名为独立政府，其实事事听命于国际帝国主义列强，不啻是他们的经理人。所以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1923年6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58页。】中共认识到，由于中国当时“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现实国情，在受到帝国主义压迫与封建军阀统治的情况下，只有完成以民族民主运动为中心的国民革命，才能实现外反殖民和内反封建，促进国家工业和民族资本的自主发展。而国民党作为那时“势力集中的党”和“比较国民革命的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1923年6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58页。】，幼年时期实力尚弱的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其实行联合也就合乎情理了。次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达成。国民党在会上确立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且按照反帝反封建的原则重新对三民主义作出解释。会后，中国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开展了各方面的工作，国民党组织规模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因此，在两党的共同合作下，大革命的高潮随之到来。

结语

从历史事实来看，列宁基于对民国初年中国政治和经济情形的综合考察，提出了适用于分析中国当时国情与社会矛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话语。此类话语及其对应观点也是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的重要内容。列宁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极大地阻碍了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而社会主义在中国得以兴起的重要前提正是这一运动的成功开展。列宁以共产国际为媒介，首先帮助中国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此后，列宁出于对孙中山的信任以及对国民党的支持，认为国民党是中国实现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主导势力，也是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最佳联合对象，于是建议中国共产党与其进行合作。

在较短时期内，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中共和中国共产党人即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话语有了一定认识，并开始尝试用之来分析中国国情。与此同时，中共也很快扭转了“一大”时制定的急进革命政策。中国共产党人决定把发起民族民主革命作为其首要工作，对国共合作的态度也从排斥走向了接纳，具体合作的方式则从“党外合作”转变为“党内合作”。此外，形势的变化促使国民党与苏联迅速接近和结盟。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国民党内部也学习苏联模式进行了改组。最后，共产国际、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党内合作”开展国民革命运动层面达成了基本共识，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

应该承认，认识国情是制定革命方略的重要基础，对国情的理性分析则离不开恰当概念和话语的使用。中共最初规定的方略之所以表现出明显激进化与空想化的倾向，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那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掌握分析国情的有效工具，也没有充分接受和运用列宁主义的观点学说，从而缺乏对中国国情的合理认知。其后，受到列宁和共产国际的直接影响，在促成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运动的背景下，陈独秀、蔡和森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话语逐渐接受并加以使用。他们既强烈抨击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政治经济的控制与干涉，又严厉批判了封建军阀官僚的割据和专权统治。这就推动中共党内产生中国当时国情属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认识，尽管此时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并不一定能够准确理解此类概念，而且也还欠缺使用这套话语来解释问题的理论自觉。

此外，虽然不能简单判定中共革命方略演变与其国情话语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只强调这一过程中思想认识层面的原因而忽略现实政治因素的影响，比如列宁和共产国际主张的变化及孙中山和国民党策略的转变等。不过，对怀抱赤诚革命理想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列宁主义分析框架内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话语确实能够引发其共鸣。中国共产党人很快认识到反帝反封建才是当时中国社会最急切的任务，以民族民主运动为中心的国民革命则应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置阶段开展。这就促使他们对国民革命抱有较为充足的理解和同情，从而明显推动了国共合作。即便“党内合作”方略的实施要求中共党员进行个人方面的政治牺牲和思想调整，由此也减少了相应阻力，增进了其主动作为的意愿。

The Acceptance and Use of the Discourse of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by Early Chinese Communists

——Simultaneously Discussing Its Impac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er-Party Cooperation" in the CPC

Xu Zijie

Abstract: Lenin was the first to use the discourse of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to define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Lenin believed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mperialist forces and the old feudal system,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were both "semi-colonial and semi-independent" and "semi-colonial and semi-sovereign". It was also "semi-feudal and semi-capitalist" and "semi-feudal, semi-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Lenin was not optimistic about the growth of progressive forces in such a situation. The early Chinese Communists, represented by Chen Duxiu and Cai Hesen, adopted and developed Lenin's views, and gradually deepen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since modern times. They not only began to use the discourse of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to analyze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modern China,but also proposed corresponding adjustments to the CPC's revolutionary strategy. From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which independently carried out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n China, to the decision of the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o carry out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Inner-Party Cooperation" with the Kuomintang, the CPC achieved a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in its revolutionary strategy during a relatively short period. In the process of this change, the early Chinese Communists played an obvious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semi colonial" and "semi feudal" discourse.

Key words: early Chinese Communists; "semi-colonial"; "semi-feudal"; Lenin; "Inner-Party Cooperation"  

来源：苏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