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钰垲：“冲击—反应”模式下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中国“家国观”变迁

“冲击——反应”模式是费正清在其早期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等著作中提出来的 一种中国应对西方国家介入的独有反应模式。费正清认为，当“西学东渐"学说产生时，中国人的思想已失去了它的生命力，变得衰老、迟钝乃至僵死。而“西方则是19世纪和20世纪震撼全球的技术进步及其他种种进步的摇篮和发明者，因而西方能从自身的文明中完成近代化……而中国由于自身独特的传统，则只能借助外部力量实现现代化。”外部力量的冲击使传统中国家国观念着上西方之色彩，形成一种独有的民族主义观念和族群观念，而这也为近代中国家国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本文便是基于此理论模式下对中国的家国观念变迁进行探讨。

一、如何定义“近代中国”

“近代”一词区别于常规意义中的“古代”，相对而言本身就带有“先进性”以及“超越性”的含义，而其延申词汇“近代化”在当代政治学话语体系下则赋予了经济上高度的工业化以及政治上完备有序的科层体制、广而推行的民主制度和公民的理性化等各方面的长足进步。近代化使得家国观念带上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国家本身在近代化进程中也重新定义了其疆域、制度模式、文化等核心要素。欧美的国际法秩序原理中对国家作出了如下定义：国家是具有一定的居民、领土、政权组织和主权的社会实体。国家必须包含人民(people)、领土(territory)、政府(government)以及主权(sovereignty)等四大要素，对内它在属（领）土内、属（人）民上，拥有最高的统辖权，对外则表现出无上的独立权；欧美国际法体系中对于“外交”的一词有如下解释：主权国家通过其官方代表，在遵守国际惯例的基础上，为维护自身利益，采用约定俗成的和平方式，与其他主权国家或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所进行的正式的、官方的沟通，以便有效地处理国家关系、参与国际事务。

有学者认为，家国观在近代中国均属于舶来品，其定义中包含了许多曾经未知的观念。而家国观从陌生到深入人心的过程（近代化），正是在欧美国家的冲击下所逐渐实现的。这也是为本文缘起。

家国观念上的近代化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特征。但首先，我们要明确何为“近代中国”。尽管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的“会合”在十六世纪就已经开始，但其作用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显现出来。其时，西方的强烈活动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因此，学者对于把十六世纪还是十九世纪看作是近代中国的开端这个问题上颇有分歧。

史学届对此有两种看法。第一个观点是将明清两代交替时期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来华那段时期作为“近代”。持此观点的史学家认为“尽管西方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发挥了极其强大的作用，但这只不过是两个半世纪前业已启动的进程的延伸和强化而已，而且鸦片战争之后的百多年时间，也难以体现一部四千年历史的近代时期。”[1] 第二个观点是受传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的中国史学家们更认同的观点：中国的近代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他们认为西方的坚船利炮使得原本沉闷了无生气的清王朝产生了宛如鲶鱼效应一样的驱动力，打破了中国的孤立局面，开创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时代。但无论是第一个观点还是第二个观点，其实都包含着外部作用力对中国产生了影响这个共同核心。在此笔者认为，外部作用力，也即本文中提到的“冲击——反应”模式，是推动近代中国形成的重要原因。冲击是一直存在的，只是中国自身反应的时间不同罢了。[2]

沃勒斯坦(Immanul Wallestein)曾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并非只是一个国家的行为，发展是一种‘区域’行为或‘世界’行为。应将发展纳入‘区域体系’或‘世界体系’中。[3] 因此近代中国所产生的蜕变以及外交观念的变换是无法脱离外部力量的冲击而可单独进行谈论的。笔者认为，“近代中国”这个概念实际上指代在外部作用力的冲击下逐渐和世界潮流接轨并萌生出“土洋混杂”特色的一段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的家国观念经历了一个重塑的过程。这是笔者将在下文中进行探讨的。

二、清晰却模糊的共同体意识：华夷观

在《国语》的“周语”上篇中，有这样一段话：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

清晰的分界与界定意识，服事体制很清楚的划分了自我与他者，同时建立了一种从中心到边缘的政治秩序。

在米华健(James P.Millward)的研究中，中国被构想成以山川、沙漠与海洋等天然地理特征为界线的的一块疆域。[4] 除开明显的界限性，这也构成了华夏民族中的所谓“天下”，“天下”的具体化就是“中华世界”，“天子”的具体化就是“中华世界的皇帝”。“中华世界”乃“中华世界帝国”的势力所及之处，是典型的“中心—周边”概念，它可分为华夷二部，华就是王畿，王畿就是中国；夷就是属藩，也就是中国周边的诸王国。因此，华+夷=王畿+属藩=中国+诸王国=皇帝+国王=“中华世界帝国”。[5]传统的华夷观念的作用使中国和周边诸王国之间看不到对等关系，中国总是以主国或上国的地位和周边诸王国维持着主权不对等的主属关系。安德森(Anderson)在探究民族主义的先驱之作《想象的共同体》中将民族描述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之所以是“想象的”，是因为“即使是最小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接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心中”。[6] 各式各样的假设、联想和虚构，似乎挤满自己领域之外的那个陌生空间。当今我们所极为重视的国土，曾经的华夏人民眼中就是所谓的“番外之地”。如中国今天一再争取的台湾，在清圣祖康熙的眼中也仅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获，不得无所损。”

康熙帝不太注重海事，也看不出获得一座离中国大陆仅160公里的小岛有何利益。对他来说，台湾只不过是“弹丸之地”而已。单从这位清代前期有着辉煌功绩帝王的口中，我们对整个华夷观的影响可窥知一二。在这样一个看似充满了边界感、但实则十分模糊的华夏共同体里，“自我”与“他者”的距离时而极近、又时而极远。

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式的文化意识也造就了贯穿明清的朝贡外交。这样一种披着贸易外衣的体制实则也只是为了维护中国皇帝的王道罢了。我们也不难理解乾隆帝在面对马嘎尔尼使团来访时所说的经典语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费正清在《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中指出：“朝贡体制既像一个处理贸易、外交关系的机构在起作用，又像一种断言儒教秩序之普遍性的宗教仪式在起作用。这个制度的最成功之外在于它与中华帝国的各种制度和社会生活融为一体，既稳定又脆弱。”[7] 皇帝与夷族的关系象征了作为文化中心的中国与周边野蛮部落之间的历史关系，这种关系也就形成了朝贡体制的理论基础。这种理论的第一宗旨是：未开化的蛮夷人不论他有多愚蠢，只能崇拜高势能的中国文化，然后自然而然地受容这种文化，夷族人应该认识到天子独尊的地位,他是中国权力机构的顶端。中国是人类的中心，皇帝代天行使职权统治全人类，包括华夏和夷狄。这种尊卑有序、上下分明、怀柔远人的观念使得中国皇帝作为“天下共主”的至尊地位得到维护和体现。这种顽固封闭的天朝外交观念，拒绝主动加入世界历史潮流，使得中国也失去了外交早期步入近代化过程的良好时机。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工业化产品以一种极其强迫的方式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就此，传统中国的家国观念开始了其漫长的转变之路。

三、近代中国家国观念变迁（1840~1860）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打破了中国皇帝天朝上国的美梦，西方的到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了这片古老且顽固的大陆。长期闭关锁国的国人睡眼朦胧地看着大陆之外的“他者”，困惑又陌生的感觉使得他们开始了探索的道路。此时，中国人仍然怀着保持贸易往来的想法，选择了“俯顺夷情”。

清政府所派代表耆英在受命与英交涉时在奏折中提到：“务求上持国体，下顺夷情，通盘筹算，以为永绝祸根之计。”清政府渴望以这种“以退为进”的方式对“夷人”的活动加以限制，但实际清政府已经从过往居高临下的态度转而承认与“西方蛮夷”的“平等”地位。《南京条约》第11条规定：

“设定英国驻中国之总管大员与中国大臣，无论京内、京外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奏明’字样。”

《望夏条约》第四条规定:

“合众国人民既赴五港口贸易，应设各领事馆管理本国人民事宜，中国地方官吏应加款接。遇有交涉事件，或会晤面商，务须两得其平。委由申诉中国大宪秉公查。”

西方列强诉诸战争将自身的国际政治体系价值观强加于奉行朝贡秩序的清帝国，并以条约规范了清政府的平等对待。面临这种不得已的改变，国人的思想观念也随之改变。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在外交观念与思想上进行探索。素有“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之称的林则徐撰写《四洲志》，是近代中国第一步系统的世界地理志；后又编撰《各国律例》，实则是对瑞士法学家滑达尔的国际法著作《万国公法》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翻译，指导了之后的中英交涉问题；魏源则编撰《海国图志》，强调“师夷长技以制夷”。从当代国际关系学理论来看，这样行为实际是以接受代替服从，从而对西方蛮夷所裹挟来的观念进行颠覆与修正，让中国这样一种在世界秩序中的“次级行为体”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以取得更平等的权力地位，而并非是传统中国史学家所评价的那样“一次片面的理解”。这不得不算是一次家国观念上的跨越；徐继畬编撰了《瀛环志略》，介绍了东西半球的概况。之后以此按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的顺序依次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让华夏对“世界”再次形成了认识。以上这些书尽管一般还较粗浅，甚至有谬误，但它们毕竟向长期处于孤立、闭塞环境里的中华民族，最初展示了世界的本来面目，使原本一直将“华夏”视为世界中心的传统天下观，也悄然进行了转变。

很多人都对华夏之辩的传统观念进行了反省。四、五十年代，“大多数有 心改革的绅士们不再把外国人比作禽兽.”’.严复认为中国人 “弗察事实，辄 言中国为礼仪之区，而东西朔南，凡菩五灵所弗届者，举为犬羊夷狄”的传统， 对于了解西方是极有害的，他断言: “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郭窝煮 更加主张 “用夷变夏”，说: “窃以为方今治国之要，其应行多端，而莫急于 仿照西法，以立强国之墓。”“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西之法推而行之， 不能一日缓也。”[8] 家国观念是民族意识的产物，有着深厚的民族主义烙印。在总结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恭亲王奕訢曾言：“窃谓大沽未败以前，其时可剿而亦可抚；大沽既败而后，其时能抚而不能剿；至夷兵人城，战守一无足恃，则剿亦害，抚亦害。”他看到了内忧外患下的中国面临外敌的无力，以及自身受制于人的无奈。这本身就是民族意识与家国情怀觉醒的体现。在整个1840年到1860年的20年间，外部作用力对华夏家国观的影响也可见一斑。

四、结语

尽管坚持传统的华夷观念，尽管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观念的改变进程十分曲折，但这艰难的一步仍然被迈出了。1840~1860间短短的20年或许无法立即改变任何事情，但内外双重影响力已逐渐削弱了中国作为世界中心的想法，在中国人心中融入了欧美列强带来的世界观，逐渐形成了新的国家观念。需要记住的是，任何改变都需要长时间推进。从今天的视角回顾过去，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中国已成为新兴大国之一。这样的过程要求我们回顾任何过去的社会变革，追溯留下深刻印象的历史信息，并对历史表达我们深深的敬意。

参考文献

[1徐中约：《中国近代史》[M]，计秋枫、朱庆葆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页.

[2]这是笔者本人基于“冲击—反应”模式对这两种观点的理解。两种观点的差异其实体现在对“冲击”“反应”的快慢上，而都认同“冲击”是一直存在的.

[3]赖正斌.：《晚清中国外交的巨变-传统外交向近代外交转化的历史透视》[D]. 江西：江西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1999年，第5页.

[4]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37.

[5]张启雄：《东西国际秩序原理冲突下的外交转型》[A]，栾景河、张俊义:《近代中国：文化与外交》[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页.

[6]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pp.15.

[7] [加]保罗·埃文斯著、陈同译：《费正清看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95 页.

[8]赖正斌.：《晚清中国外交的巨变-传统外交向近代外交转化的历史透视》[D]. 江西：江西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1999年，第13页.

来源： 政治学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