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亮 付潇仪：“以商言政”：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香港工商界的统战宣传——以《经济导报》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香港，较早地在香港开展统战和宣传工作［1］。1946年，国共全面内战爆发，中共在国统区公开的新闻事业几乎全部被国民党查禁或被迫关停。相对于国民党不断排斥镇压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中国内地，抗日战争后的中国香港为中共提供了相对安全的政治环境。英国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在港悬而未决的统治矛盾早已使香港民众心生不满。香港工人阶级的壮大和中共在港开展的抗日活动，为中共开展统战宣传奠定了良好群众基础［2］。抗战胜利后从内地南下的各界人士在这样复杂但又意外平衡的政治氛围下微妙共处。因此，中共得以在香港开展对国民党的隐蔽斗争和对中间人士的统战宣传。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决定派章汉夫、胡绳、乔冠华、龚澎、廖沫沙、林默涵、范剑涯、邵荃麟等到香港，会同广东区党委派出的饶彰风、杨奇等在香港重新建立面向我国港澳地区以及南洋和西方各国华侨、进步人士的宣传据点［3］。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弄清谁是革命的朋友，谁是革命的敌人至关重要，甚或是“革命的首要问题”［4］。对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中国共产党比较容易判断其在革命中的地位，而对另外一些阶级或政治势力的判断则要困难得多，以工商界为主体的民族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一个群体。中共对其定位和认识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革命对象（建党初期）—联合对象（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斗争对象（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到第二次国共合作）—革命动力之一（抗战开始到解放战争时期）。此外，由于国民党实施特务统治，“不少人怕同共产党接触，引起国民党特务的勒索”。在香港负责工商界统战工作的同志在工作的最初阶段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阻力［5］。许多工商业者对中共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在政局剧烈变动的重大历史转折点，许多香港工商界人士对中共的经济政策持怀疑态度，对中共能否管理好城市经济、能否与党外人士合作好有疑虑。这时候，争取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成为中共在港统战宣传活动的重要工作内容。

过去，学界多关注中共对民主党派人士、社会贤达、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等群体的统战宣传，而较少将目光对准在政治光谱上离中共最远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有关中共统战工作的研究，对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关注度不够。中共在香港的统战工作实践历史悠久。李松对此做了较为全面的史线梳理［6］。孙扬、杨汉卿主要聚焦全面抗战时期中共香港市委［7］、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8］等具体组织开展的统战工作。对抗战后中共在香港的统战工作研究，学界则主要关注具体的工作策略［9］和关键的领导机构，如中共中央南京局［10］。具体到统战宣传工作，学界也主要围绕《华商报》《群众周刊》等报刊展开。如果将中共开展统战工作的地域问题和领域问题结合起来看，会发现中共对香港工商界人士的统战宣传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于中共如何在抗战胜利后的香港建立舆论阵地，并系统性开展经济宣传和经济统战工作，学界较少提及和做详细深入的分析。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建立后，中共着手安排经济统战工作。该项工作随时局变化经历了由西南到东南的地域跨度，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到中共中央南京局再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组织变迁。以方方、许涤新等人为主要领导，以《经济导报》为宣传中心，并以党内党外联动的形式，中共在商业实践、政策学习、人才培养等方面由上至下地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经济统战宣传网络。这项实践展现了中共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香港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经济统战工作。因此，本文拟以1947年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在香港创办的《经济导报》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中国共产党如何借助该报，一方面揭露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和经济政策失败导致的民族工商业生存危机，另一方面介绍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和展现解放区币值稳定、经济繁荣的景象，从而逐步获得工商界人士的信赖和支持。《经济导报》原始文献保存相对完整，且专门以我国香港和国内外金融、经济状况为报道对象，创办之初就明确把香港的工商界人士作为主要目标读者。因此在经济领域，《经济导报》比《华商报》《群众周刊》等更具针对性和代表性。本文将关注与《经济导报》相关，以香港财政经济委员会和许涤新等人为代表开展的具体的经济统战宣传工作，以期全面展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港经济统战宣传工作的基本面貌。

一、香港《经济导报》的创办

1946年10月国共和谈破裂后，中共根据形势需要，着手安排各项准备工作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解放战争。1946年12月16日，周恩来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报告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情况，其中说到：香港地位日渐重要，不但对两广、南洋方面，对欧美联络方面，亦日见重要。华南工作甚繁，领导机构需要适当解决，以便统一领导与秘密工作。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议决设立香港分局［11］。香港分局在组织上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设三个平行组织，分别为：港工委（香港工作委员会），专管香港及华南、南洋公开的统战、报刊、文化、外交、经济、华侨、群众（工、青、妇）各项工作；城委（城市工作委员会），专管华南各城市工作；各地区党委，专管各小城市及农村工作［12］。鉴于香港在经济上的重要地位，香港工作委员会专门设立了财政经济委员会（下称财经委），负责对香港工商界的各项工作。财经委书记由许涤新担任，许长期在重庆和上海负责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工作经验丰富。财经委主要工作有两项：一为统战宣传，二为筹措商业经费。该委员会中也有在香港私人企业中任职且负责党外联系的地下党员［5］345-346。

当时，香港工商界对国内政治、经济情况不够了解，容易被不实新闻报道蒙蔽。他们不仅对中共当时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不够了解，存在不必要的害怕心理，对于世界市场也缺乏全面深入分析。因此，财经委认为需要办一个刊物，以工商界人士为读者对象，系统介绍解放区的经济情况和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沟通各地经济信息、分析国内外的经济形势［13］。经港工委同意，财经委于1947年元旦正式出版《经济导报》。这是一份以经济、金融为主要内容的周刊。财经委希望以该报为宣传中心和联络工具，向香港工商界提供经济政策方面的信息，以此靠近并团结在港的工商界人士。筹办之初，因为资金无着，经费主要依靠同人筹措。以每百港元为一股，先是同人认股，然后通过各人作为新闻记者活动时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在工商界的朋友中集股。筹股工作得到了多位香港工商界人士支持，包括华比银行的华人经理邓文田、南洋烟草公司董事长简玉阶、泉昌公司董事长黄长水、新华银行经理徐湛星等人都认了股［3］287。香港“糖业大王”李启辉不仅出资支持，还不顾各方面压力慨然出面担任《经济导报》的发行人，为该报出版负法律责任，并对外以报社总经理的身份活动［14］。报馆地址最初设在德甫道中旧东亚银行605室，后因业务发展，先后搬迁到皇后大道中78号2楼、乍畏街102号4楼和乍畏街113号3楼。《经济导报》创建初期，总编辑先后为赵元浩、陈文川，经理为林铃，发行为陈展谟，记者和编务人员有孙孺、麦杨（麦克明）、杨文炎、袁式邦、英冰若等人。1947年底到1948年下半年，工作人员陆续从10多人增加到80余人。蔡北华、古念良等人也主持过编辑部工作。1949年5月以后，赵元浩、陈文川、孙孺、林铃等相继离开香港，回内地参加工作，编辑部由杨文炎负责，陈展谟任经理，直至50年代初期［15］。

《经济导报》定位为面向香港、面向南洋的刊物，发刊词中明确表示该报的出版是为香港工商界提供一块“沟通各地经济消息，研究各重要国家的经济变动，尤其是研究香港及其附近各地的各种经济措施、经济动态”的园地［16］。许涤新在创刊当天即向全体工作人员强调，该报的编辑方针应该“要坚持爱国的进步立场，要反映香港经济的现实，使它成为香港以至东南亚一带工商企业家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5］352。因此，该报在报道内容上兼顾国际和国内，经常刊登国内外经济短评和专论、经济特写和经济内幕，也常刊登香港一周金融贸易，交通、通讯及香港金融物价等统计资料，介绍金融常识、民族资本家和国内的工厂商行。此外，报纸还经常出版专号或特辑，对当时国内外的重大经济事件和经济新闻进行专题报道。为了及时获取国内外金融、工商行情通讯，该报在英美、南洋、上海、广州等地聘有记者，还经常约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撰写经济专论，预测金融市场行情变化。《经济导报》创刊后，大量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对外大举借债、对内滥发纸币、掠夺人民的经济政策，报道各地物价飞涨、生产萎缩、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情况。该报同时详细介绍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和日后经济工作规划，以直观明了的数据和信息揭示现实政治对工商界的直接影响，实现从“在商言商”向“以商言政”的转变。因消息准确灵通，立论公正翔实，该报很快就打开了局面，销路遍及国内外。

二、香港《经济导报》的内容安排

财经委分析香港工商界的现状时认为，香港一般的工商界人士在思想意识和政治认识上较上海和重庆都落后。他们绝大部分人都在国统区有财产，因此在政治上不敢得罪国民党［17］。当时的香港工商界普遍存在两个心理：一是惧怕国民党官僚资本“与民争利”，侵蚀民间资本的市场；二是长期受国民党反共宣传的影响，担心中共“共产主义”经济政策的“清算斗争”。因此，中共对香港工商界的统战宣传，非常注重心理研究。周恩来特别指示许涤新在统战宣传工作中要注意方式方法：“对人家讲话，必须了解对方的活思想，说出话来才不会文不对题。我在中学时代就很重视心理学这门功课。你们办报纸刊物也好，搞统战工作也好，如果抓不住对方的活思想，那就很难取得应有的效果。”董必武也再三叮嘱负责此项工作的同志：“工商界有工商界的特点，它不同于工人、青年、妇女等群众组织。如果你们忽视工商界的特点，搞得很‘左’，那就没法吸收更多的人来参加。”［5］244-246在具体报道上，中共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可供参考。1946年6月16日，新华总社要求各地分社在报道经济和生产建设时“应多介绍在政府扶助、劳资合作下，民营工业发展情形，对其所遇困难与克服经过，亦可有所说明，以与国民党区在外国资本与官僚资本统制下民族工业之破除毁灭，形成对照，为争取民族资本家的同情”［18］。同年7月，新华总社又对“国民党区民族工业破产，我方工业发展对照”的宣传经验进行总结，认为这种黑白对比的报道手法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要求各分社系统、有计划地进行此种宣传，对有宣传价值的事例，应专门组织采访，写成综合报道和详细报道［18］66。后来《经济导报》在香港的经济统战宣传工作，也基本遵循上述原则展开。

（一）揭露国民党治下的经济危机与货币政策弊端

近代中国曾出现过多次金融风潮，这往往与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和政府财政等关系密切［19］。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金融管制政策和发行法币，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政府支出暴增，法币发行量急速膨胀，导致物价飞涨。抗战胜利后，为应付内战支出，法币发行量再度急剧增加，引发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1947年2月，国民党实施金融开放政策后又引起黄金风潮，社会经济危机加剧。1948年8月，在黄金风潮的影响下，国民党发行金圆券，但该币发行后贬值迅速，导致更大的经济混乱［20］。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实施，不但没有稳固国民党当局的政权，反而加速其崩溃和民心的最终转向。

1946年国共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军费激增，走上滥发货币的不归路。到1947年，法币相比1937年发行量增长47万倍，贬值400万倍。1947年1月22日出版的《经济导报》第4期刊登《论法币》一文，认为法币贬值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政府的收入因为官僚集团的侵吞揩油而减少；另一方面政府的支出又由于他们的巧取豪夺而增加，加之他们垄断入口贸易、大量输入美货导致入超加多。几方面原因推动并进一步恶化法币的贬值［21］。同年7月，《经济导报》第28期推出题为《法币问题面面观》的专栏讨论文章，以“法币发行了多少？”“美金涨至百万元？”“游资如何兴波作浪？”“有办法稳定法币的币值吗？”四个简洁又强有力的问句作题，以自问自答的形式，用详细的数据证明由于滥发无度，法币继续贬值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同时，该文提前一年成功预言发行新币将是国民政府解决财政和金融困局的“最后一张王牌”，并提前宣判新币的死刑——“最后终难避免崩溃的厄运”［22］。1948年4月，《经济导报》第67期再次将目光投向法币，以1947年前三个半月和1946年同期的法币和内汇变动数据作比较，驳斥了蒋介石在“国民大会”报告中谎称法币储备金充足，其贬值完全是由于民众的心理作用的说辞，再次强调法币必然还会继续贬值［23］。《经济导报》第82期《法币，会走马克的命运吗？》一文，将法币与一战后的德国马克作比较，认为二者情形既有相似又有不同，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正处于内战之中，国民党军费开支巨大且不断上涨，而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正规武装和政权，法币的根基被动摇，并坚定指出“法币的处境比当年马克尤为恶劣”［24］。

《经济导报》创办时，正是两次金融风潮影响国内政局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加之其身处作为金融自由市场的香港，对国民党经济危机的揭露和批判成为该报关注的重点。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内的官僚军阀借机大发横财，手握的大量货币成为游资，引发了社会面的抢购狂潮和物价高涨［25］。以宋子文为阁揆的国民党行政院开放外汇市场并抛售大量黄金，社会秩序愈加纷乱。万平的一篇文章分别总结了孔祥熙时期的黄金弥补财政政策和宋子文的黄金平抑物价政策，并指出黄金潮的“前奏”实是国民党内部的孔宋之争。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及财政经济政策失败，引来CC系和孙科派的批判，其中尤以陈立夫的批判最为激烈。但作者随后指出，两次黄金政策对金价的推动，实际上是在培养既得利益集团，政策成为官僚资本家敛财的工具。黄金潮动摇的不仅是宋子文的经济政策，更是其背后整个国民政府的经济基础［26］。1946年在上海爆发的外汇与黄金风潮迅速波及全国各地，香港亦受影响。《经济导报》高度关注黄金问题，陆续发表《黄金的出路》《再论黄金的出路》《论国内黄金外币市场的复活》《国内黄金市场的复活》等多篇文章，并在第10期出版“黄金问题专号”，邀请香港多位工商界人士讨论香港黄金的出路以及国际黄金市场现状。这些探讨实际上是要揭开国民经济崩溃内幕。国民党当局自抗战后实施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以来，内地黄金买卖受到严重影响。由于香港的黄金销路与国内外市场紧密接轨，香港工商界利益亦受损害。黄金问题的失控，自然指向其背后政府的经济失控。

1948年8月，如《经济导报》先前预判，国民政府宣布发行新的金圆券以取代法币，并用以强制收兑民间金银外币。《经济导报》利用“经济内幕”栏目深入分析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的内幕，指出金圆券的发行不止是经济层面的问题，还涉及军事和政治层面，直言“币制改革是更大的通货膨胀，金圆券不久一定要跌”［27］。在币改之初，香港工商界多半还对金圆券心存幻想，认为币改可能成功，把《经济导报》等中共报纸对币改必定失败的预言当作危言耸听，但预言不到一个月即被证实［17］372。金圆券发行不久就出现发行额和市场双重失控的情况，快速贬值［28］。《经济导报》对金圆券的贬值实况给予密切关注。相关报道多以“金圆券崩溃了！”“金圆券的梦碎了！”“金圆券倒了！”“金圆券的河堤决溃了！”等带有强烈感情色彩和断言性质的语句为标题。同时，《经济导报》密集报道金圆券发行对香港市场的冲击，如“米价先跌后挺”“纱布无法经营”“油类成本增加”“猪鬃羽毛出口锐减”和“工业品市价飞涨”等。以真实的数据和事实展示了国民政府的所谓币制改革如何恶化香港工商业的境况。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中共的货币政策受到香港工商界的关注。《经济导报》邀请了包括千家驹、章乃器、方冶平在内的多位工商业人士和金融专家发表看法，对可能在新中国建立后出现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善后问题作了预期，一致认为国民政府时代的旧币善后问题虽然十分困难，但将来新中国的货币前途充满光明［29］。

《经济导报》持续关注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引发的两次金融风潮和货币政策，原因有二：一是该报本身定位为经济周刊，读者多为香港工商业人士；二是作为中共在港的经济统战宣传阵地，“揭露蒋区经济崩溃，四大家族之侵害民间企业”［17］181-185是其任务之一。该报的报道手法亦灵活应变，借用翔实的事实和数据，以及专家学者和工商业人士之口，综合向读者展示国民党治下岌岌可危的经济政策。正如财经委工作报告所说：“每一次经济风暴使香港的商人更进一步认识国民党是不行了，因而逐渐来认识中共，懂懂（注：原文如此）中国将来的前途。”［17］86《经济导报》在香港的经济统战宣传工作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他们想方设法对报馆工作横加干预和破坏。一些与蒋介石政权、官僚资本有关系的香港机构和商行不但拒绝订报和刊登广告，甚至对该报肆意造谣污蔑和破坏。《经济导报》的多位记者也遭到国民党方面的谈话、警告，甚至收到通缉令或被开除［3］291。由此可看出，中共经济统战宣传工作卓有成效，并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惕和打压。

（二）解释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

中共高度重视对工商业人士的释疑，只有将这些疑虑破除，工商业人士才会真正靠拢中共，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才能进一步壮大。香港工商界作为拥有经济实力且看重经济利益的阶层，在抗战时期解放区进出口贸易和抗战后经济恢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共要壮大统一战线的力量，尽早完成革命和抗战后的重建目标，必然要努力争取这一群体的支持和配合。1948年下半年，随着解放战争中胜利的天平逐渐向中共一侧倾斜，香港工商界中关心解放区经济和工商政策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迫切想知道解放区工商业情况，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和工商政策将如何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回答和细致解释，将难以破除他们的疑惧心理。港工委在一份工作报告中提出：“这半年的经验，使我们认清单单报告军事发展，只能使侨商增加其对于蒋的失望，必须致力于新民主主义与工商政策之宣传教育，才使他们接近我们，削弱他们对我们的疑惧。”［17］372作为中共在香港经济战线上的重要舆论宣传阵地，宣传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消除工商界尤其是香港工商界人士的疑虑，亦成为《经济导报》的重点工作。事实上，《经济导报》已经多次铺开舆论，介绍解放区的经济贸易情况，探讨如果新中国建立，中国的经济建设应该走向何方。《经济导报》的报道内容覆盖货币、银行制度、合作经济、私人经济、对外贸易、农业等多个领域。

该报在1949年1月1日的经济年报中首次详细介绍了解放区的经济政策。该文作者在介绍解放区工商业时说：“有些人对目前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有这样的怀疑，以为……，将不允许私人资本之存在，其实不然，……它是在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使中国民族资本可能得到自由的发展。”［30］何维今在讨论新中国工商政策时则说：“工商业者想起中共的负责人曾经说过：国家经济将要处在领导的地位，又想起国民党时代官僚资本的垄断与专权，真是不免还有余悸。……（但）新政权要求整个国民经济向上发展，……国家资本主要将放在那些有独占性的及私人资力举办不来的企业上，而留给私人资本的天地是非常广大的，因此，在这一个意义上说，领导不是垄断，而只是一种分工。”［31］私人工商业在新政权下是否能够得到保护、如何经营，是工商界最为关心的问题。部分工商业人士由于疑虑和不了解新中国的经济政策，“甚至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恶毒宣传，怀疑私营企业将被淘汰，全部改由公营”。《大军渡江与工商业》一文从解放军渡江一事入手，回答了生命财产是否受到保障、私营企业是否受到保护、工商业者是否有生意做等问题［32］。《新中国私人工商业经营问题》一文则回答了私人工商业是否还有可为、是否要改行、怎样经营等问题，文章精心设计了甲乙两商人的对话情境，以一问一答的讨论形式介绍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政策。

以香港恢复与华北解放区贸易为例，《山东解放区进出口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和《征收进出口税暂行条例》公布后，《经济导报》除了多次在“经济新闻”栏目刊登条例内容和山东解放区进出口货物税目税率表外，还刊登了一期《香港与华北解放区贸易答问》，为香港工商界答疑解惑。《新中国与香港商业》一文对全国解放后香港与内地的贸易问题作出解答，认为新中国的贸易将会是“合理的管理”，是“以发展国内民族工业及以农业的生产，繁荣国民经济为目的。在合理的管理条例之下，不论公营的私营的商人都一律平等待遇，毫无特权”。这篇文章还指出，没有理由认为新中国对香港的商业有坏的影响，它将使香港与内地的贸易从官僚资本的独占之下解放出来，这对香港经济的繁荣显然有好的影响［33］。

（三）综合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对香港本土经济的影响

《经济导报》注意将国际经济形势和香港本土经济形势相结合，为工商界提供专业的经济内容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经济矛盾日益明显，两国在经济方面的角力间接影响中国、日本、南洋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经济导报》对此特设专题，探讨英美经济斗争的矛盾与策略及其对香港工商界的影响。《经济导报》还尝试使用外国人视角，为读者提供客观参考。“经济内幕”一栏则从英美在香港的经济斗争角度切入，分析二战后美国入侵中国市场、贸易额在香港的占比显著高于英国等现状。在香港受英国殖民期间，英国为了攫取更多利益，实施了管制外汇和物价、统制商品出入口、实行特惠税制度等七种政策。美国对香港的影响，则是使香港成为黑市中的美汇供应者，或是采取与中国人合营的方式到香港发展贸易。“英守美攻”的状态使“香港已成为英美经济战的远东火线了”［34］。除此之外，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扶持，以及日本货物向世界各地市场尤其是香港市场的铺开也引起《经济导报》的重视。美国这一举动既是为了剥削日本廉价的劳动力发展贸易，也是为了提高日本市场的购买力以促进美货的销售，由此缓解美国可能到来的经济恐慌。日货在美国的支持下得以降低成本倾销至国际市场，直接影响中国尤其是香港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反对美帝扶日复兴经济特辑强调“为了生存，为了和平，为了国家民族的经济命脉，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日本这样的复兴……要有效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重建，必须反对美帝国主义者的扶日经济复兴政策，这是美帝借刀杀人的手段”［35］。《日货重登远东市场的危机》《德莱柏复兴与日本经济的分析》《日本货在香港》《日本货满天飞》《日货的浪潮及其他》等文章，分析了日本货物倾销世界市场可能带来的危机。报纸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复苏以及美国力量在背后的支持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呈现。

该报还关注南洋地区的经济发展，马来亚、暹罗、越南等地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疯狂掠夺、宗主国的统治和榨取以及英美经济斗争的影响，“经济上的贫血症相当严重”［36］。第13期南洋经济问题专号认为，南洋的经济问题事关香港地区与南洋的贸易，关联程度极高［37］。与香港工商界关联紧密的华侨华人的经济利益亦受到关注。华侨的海内外利益在抗战后如何得到保证，侨汇问题如何解决，华侨对祖国的投资能否持续，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经济导报》一直关注华侨贸易和侨汇问题，刊登了《华侨的殷殷期望》《华侨投资的估计及其事业的轮廓》《关于华侨投资祖国问题》《论侨汇问题》《论现阶段侨汇及侨汇新政策》《现阶段侨汇之病态及补救办法》等多篇文章。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举步维艰。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对中国民族资本而言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彼时香港作为中国的经济港口、西方国家经济斗争的重要场所，在香港的工商业人士势必需要有专业、客观的经济报道为其提供决策参考。《经济导报》关注一般报道但又不限于此，编辑和记者们习惯于首先详细分析当下的经济形势，探讨各国在经济场上的角力和利损；其次用专业的经济金融知识、数据等分析其对中国尤其是香港工商业的影响，并适当给予参考建议。从报纸本身的报道来说，《经济导报》首先尽职地践行了自己作为一份经济新闻报纸的担当，这样的做法自然能够吸引香港工商业人士，并为中共开展经济统战宣传工作奠定基础。

香港工商业自二战后有所萎靡，各行各业的产量和销量都不同程度地收缩。第14期香港经济问题专号分析原因，一是资金和生产原料缺乏，销路受二战影响而不通畅；二是国际市场购买力下降，各国限制出入口、商品交换范围收缩，香港的港口转口量下降。香港的经济危机既受到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形态以及英美两国经济斗争的影响，也受到新民主势力与新法西斯势力矛盾的影响［38］。同时，香港经济元气未复，港英当局颁布的新税制度又不合时宜，包括华商总会、中华厂商联合会、九龙华商会在内的多家商会一致反对此征税举动。《经济导报》以列举数据和建议措施的方式建言三思新税制度问题，充当“喉舌”为工商界说话［39］。该报还在1948年连发两期专号和特辑，分别从香港的财政政策和金融市场入手来讨论香港经济问题。第66期对香港财政政策和现存经济矛盾的剖析，揭露了香港工商业存在的经营危机。该期附上的《研究香港财政经济情势参考资料》，强调在种种经济矛盾的组合性冲击中，尤以南京国民政府、香港与英美之间的矛盾为主要［40］。第76期则着重分析香港金融业的情况，呼吁业界“应该把希望放在祖国的解放上，并争取全面解放的新局面迅速到来”［41］。

综合而言，《经济导报》更重视对中国国内经济形势的分析。国际经济形势直接影响中国国内的经济市场尤其是香港的经济市场。该报能够有效地将国际经济动向与香港本土的经济发展相联系，借用短评、“经济内幕”“一周金融”“特写”等栏目呈现多面的分析视角；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分析，更多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挂钩。《经济导报》在内容和态度上的贴近性和时新性，也为打动香港工商界、拉近中共与其心理距离和现实距离产生了实际效果。

三、把报社打造成为中共在港经济统战工作的中心阵地

自从列宁“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著名论断传入我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对报纸功能的理解就多了一个维度——报纸不仅具有宣传的功能，而且具备组织的功能。报纸和宣传工作不仅要反映现实，还要指导现实、组织运动、推动工作。要实现在香港的经济统战工作目标，仅靠报纸在版面上表明立场和观点，宣传共产党的新经济政策远远不够，它必须从宣讲者进一步变为组织者，把广泛分散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进步工商业人士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经济导报》创办之初，许涤新就指示报社同志不可孤立地办报，应该利用这个宣传阵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把宣传和统战工作结合起来做［5］353。以报社为依托，财经委在香港工商界首先建立起几个重要的“据点”，包括工商聚餐会、反扶日会、工商俱乐部、经济记者联谊会、和平论坛社等。用“在商言商”的方式拉近与经济记者、香港工商界、经济学家的心理距离。《经济导报》搭建起各种平台，通过线下联谊谈话和讨论等各种方式，充分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宣传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使香港工商界认识到如果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如果不打倒代表官僚资本的国民党政府，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发展就无从谈起。

（一）搭建经济联盟，影响进步华商

以《经济导报》为中心建立的香港经济记者联谊会，是香港经济新闻界的统一战线组织。该报创刊时，吸收了香港各大报纸经济版记者10余人［13］532，其后人数不断扩充。香港各大报纸需扩大经济版面时，又多数由在该报工作的同事兼任，“许多同事都肩负了双重工作任务，白天要采访新闻和为《经济导报》工作，晚上回去各自报馆撰稿或编辑，生活很为紧张”。林铃在回顾《经济导报》的创办历史中提到，为了办好这样一份经济刊物，“需要团结香港各报纸经济记者一齐来干，（我们）就利用我们是经济记者的便利，发起组织一个‘香港经济记者联谊会’”。联谊会不仅组织参观工厂企业、进行集体采访［3］288，还会交流国内外经济状况，讨论主要问题并将意见发表在各家报纸上。记者们利用茶叙时间，每天中午在香港大酒店或告罗士打酒店的茶厅交流信息，然后分别采访。晚饭后又集中到《经济导报》交换新闻，再分散写发稿件。各报政治立场虽然不完全一致，但在经济宣传上基本相同。财经委汇报工作时亦提到：“经过这些关系，我们已开始在工商界活动中发生影响了。在‘经济记者’中，在‘工商聚餐会’中，我们多少都能起了作用了。现在香港‘经济记者’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大致差不多，聚餐会的布置大体上是在我们手中。”［17］86-87可以看到，联谊会将香港当时几乎所有的经济新闻工作者都聚集在一起，《经济导报》则成为他们的活动中心。这一团体不仅支撑了《经济导报》的创办，也为香港经济新闻的后续发展储备了人才力量，经济新闻记者在香港各大报中的流动性和整体性亦得以体现。

香港经济记者联谊会的记者与香港工商业人士的联络，积极响应了中共经济统战宣传工作的要求。以高卓雄竞选香港华商总会会长一事为例，当时的香港华商总会、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九龙总商会是香港工商界最重要的三大社团，也是中共在此开展统战工作、与国民党斗争的重要场所。1948年香港华商总会改选，财经委尤其是经济记者联谊会利用各种办法助力“以商言商”的新兴商人高卓雄。高最终竞得会长一职，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广州参观时，对以赵元浩为代表的《经济导报》记者表示感谢［42］。这一举动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与香港华商总会继续保持良好关系打下了基础［43］。可见，经济记者联谊会在获取经济情报、助力中共开展经济统战工作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香港华侨工商俱乐部是中共开展统战工作的另一个重要阵地，该俱乐部的主要争取对象是香港中上层工商业人士。抗战后国民党对进步势力的压迫和摧残，使大批民主人士南逃来港。港英当局在明面上不支持内地任何一方政治势力，但也不允许他们在香港有公开的政治性活动。民主人士要在香港开展进步活动，亟需一个能够在此合法存在和开展活动的社团。当时在港的中共地下党人和进步的工商业人士也面临同样的困境。1947年初，财经委负责人许涤新到港后，组织建立了“香港华侨工商俱乐部”。从菲律宾归国的福建籍侨商黄长水出面在港英当局将其注册为公开合法的团体。该俱乐部是香港进步爱国的工商业人士唯一的合法团体。自1948年春天开始，俱乐部每周四晚聚餐一次，每次聚餐时会邀请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工商业人士。马寅初、胡愈之、章乃器、千家驹、章汉夫、侯德榜等人都先后在会上发表过讲话。港英当局虽不允许有公开性的政治活动，但不禁止建立带有政治色彩的社团［44］，因此俱乐部的活动形式多样。除此之外，统战小组还多次召开小型座谈会（学习会），同聚餐聚会的形式相结合［5］359-361。俱乐部中既有香港的工商业资本家、银行家和知识分子，也有在港英当局就职的工程师和香港大学教授，还有海外侨商和极个别的外国商人。餐会也有《经济导报》《华商报》以及经济记者联谊会中的记者参与，俱乐部每次的专题讲话和座谈情况，次日会在香港各报刊登出。

俱乐部为香港工商业人士联络感情、交换经济讯息、讨论国内时局提供了活动空间和意见交换场所。《经济导报》中的中共党员则在其中发挥组织和领导作用，并经常对参加聚会的成员开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宣传，使大量原来处在中间地带的工商业人士逐渐向中共靠拢。由俱乐部主导的座谈会主题往往与《经济导报》的报道方针相同，包括世界经济、香港地区经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等专题，以此帮助工商界了解国内外经济形势和香港工商业的发展，并发动工商业人士与解放区恢复贸易往来［3］292。俱乐部的聚餐会对宣传中共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和揭露国民党经济危机等话题在香港的传播起到一定作用［17］371-372。俱乐部中坚分子还将会员们聚集在一起，积极推动新的组织建立，如陈君冷牵头建立民建香港分会，黄长水等人组织香港爱国人士代表团和回国观光团。

这些组织及活动不仅使民主进步人士与中共的联络更加密切，还为他们提供了了解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窗口［5］360。香港工商业人士陈祖沛的转变是其中典型代表。陈祖沛是香港大企业之一——大成行的总经理，常年在港经营杂粮土产批发，在香港工商界享有很高声誉。中共接触陈祖沛后，认为其“有正义感，不随浊流，思想倾向进步”，遂有意识地向其介绍共产主义理论的相关书籍，使陈祖沛逐渐关注国内外形势，并对国民党的经济腐败和共产党的人民民主思想有所了解。陈逐渐认识到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几年中对进步事业给予多次经济支援，累计捐资10多万港元。后来，他参加俱乐部并成为其中的骨干分子，与共产党人长期的接触使其对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有了更为直观深刻的理解和认同［45］。1948年冬，许涤新在俱乐部聚餐会上号召香港工商界通过经济活动支援解放区和人民解放事业。陈祖沛积极响应，率先出资80万港元，以大成行为主力与黄长水、郭宜兴等人联合集资共120万港元并组建新中公司，向内地解放区运送大批物资。陈祖沛本人亲自押船北上，一批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如欧阳予倩、萨空了、金仲华等也随船北上［46］。广州解放后，陈祖沛参与发动香港各界爱国人士组织代表团到广州慰问南下解放军。1950年，国家推出第一批折实公债，陈祖沛急国家所急，认购公债15万份，时值港币105万元。1951年，陈祖沛把自己经营的大成行的1 700万港元的资产全部转回广州。陈祖沛由此成为这一时期香港工商界积极靠拢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中国的楷模［47］。

（二）团结财经人才，形成“香港经验”

宣传本质上是运用各种有意义的符号传播一定观念，以影响人们的思想，进而引导人们行动的一种社会行为。所以，一切宣传行为和宣传活动的最终落脚点都要回归实践并作用于实践。《经济导报》广泛动员党内外人士共同参与经济统战工作，并助力中共恢复经济建设。以许涤新为代表的中层领导率先垂范，尝试用“以商言商”的形式融入香港工商界，主动开展经济活动。财经委为了增加运转经费和拓宽商业联系，筹办公司并广泛结交人脉。改建的新侨公司和新联公司、东江纵队北撤前办理的“启源行”和著名的安达公司，其人员在政治上都直接受财经委甚至是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领导。在1948年的一份报告中，港工委要求开展政策学习必须“读文件与具体实际结合”，并着重提及要学习财经委组织工商座谈会、经济记者会的经验，利用外围报纸来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17］246。作为上级的港工委要向财经委学习经验，可见后者在统战和宣传工作上已获得相当成果。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还曾发布《补充工商政策七条》，内容主要指向内地游击区的物资、金银、侨汇等问题，要求宣传并内部学习。这一文件出自财经委之手，以“香港经验”作为内地恢复经济建设的参考。长期活跃在经济统战工作一线的许涤新还负责经济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尽管专业性较强，但同样也是“为了搞好宣传工作”。财经委在香港跑马地奕荫街33号2楼设置了资料室，对外称之为“建华经济通讯社”，实际主要订阅或是通过在香港的地下党员和党外人士获得广州、上海的报纸，并从中剪收、摘抄和整理有价值的经济资料。许涤新正是由这里的材料出发，为《群众》撰写经济类文章，资料室的材料也会在整理后转交给来港的共产党员［5］363。在党内开展经济统战政策和经验的学习，以及收集专业的经济资料，从表面上看都主要服务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但主要负责此事的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领导方方、财经委主要负责人许涤新，都称是为了党的宣传工作。可以看到，中共在港的党组织首先做到党内的主动作为，扩大已有的经济宣传工作成效，并积极开拓和活用自己在香港经济、工商界搭建的人脉，以此扩展共产党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中共也意识到仅依靠骨干党员和《经济导报》记者开展经济宣传和统战工作远远不够，亟需大量财经方面的人才。因此，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指示下，财经委筹办起建中工商专科学校（简称“建中”），主要培养华南地区的财经干部，准备日后接管国民政府在华南的经济和金融机构。校内设初级、高级两种班型，课程包括工商管理、会计、统计、银行、财政和政治经济学等。先期办起的达德学院同属中共在香港的统战组织，被港英当局取消注册资格后，该校经济系的学生很多都转入建中，继续学习工商知识［5］367-369。该校着重考量教师队伍，从中可看出中共在联络和团结党内外人士上所作的努力。建中的教师以《经济导报》的编辑为主，包括赵元浩、孙孺、古念良等人。该报编辑基本一兼多职，以孙孺为例，白天要负责收集经济信息、开展调查研究、给《经济导报》撰写文章，晚上需给《华商报》写经济新闻；同时参与经济记者联谊会和俱乐部的活动，兼任学校的课程讲授［15］43。教师中也有靠近中共的无党派人士。以近代著名的印刷、印制技术专家柳溥庆为例，其早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是国共合作时期两党驻法组织的重要人员。后来虽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但他长期参加中共的进步工作，多次为组织秘密印刷重要的军用地图、商业流通券和钞币。1948年到港后，柳溥庆接受许涤新等人的指示，在香港筹备建立南方人民银行印钞厂，印制“南方人民银行钞票”“广州解放纪念邮票”，同时在建中担任工业管理讲师［48］。除此之外，还有港粤地区的华侨在学校任教。从教师队伍的搭建来看，中共在香港时期以培养党员和联动外围的无党派进步人士双线并行，有效利用其业已搭建的工商界关系网，为开展经济统战工作提供组织和人员上的便利，获得卓有成效的宣传和统战实践成果。

《经济导报》创办的前3年正是国共内战的关键时刻。该报通过系列实践，扮演好“喉舌”角色，对香港工商界提供负责任的信息；也为中共加速全国统一、获得物质支持和舆论支持作出了贡献。与报纸有密切社会关系的几个重要据点，亦为中共联络、团结香港工商业人士，宣传经济政策，推动香港经济运动发展提供了活动空间。该报是其中关键的联络和组织枢纽。在中共中央和香港分局的领导下，《经济导报》及围绕它的一批进步人士和进步文化机构，形成了由上至下的经济统战网络，并在香港乃至全国发挥了重要的经济宣传作用。经过不懈努力，到1949年初，香港工商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和可喜的变化。财经委在给中央和统战部的报告中写到：“一、过去不谈政治的，现在谈起政治；二、过去光反对蒋之左右的，现在也认为蒋不行了；三、过去争与国民党勾结的，现在避免；四、过去惧怕我们的，现在敢与我们接触；五、过去暗中与我们接触的，现在敢于在大庭广众中大谈解放区的工商政策；六、承认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七、设法与解放区通商成为今天香港的一股巨流。”［17］371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要员谷正纲曾经对以工商业人士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积极向中共靠拢表示疑惑：“周恩来飞来飞去，人心惶惶，奇怪的是连产业界也和他们拉。”［49］中共在香港针对工商界开展的经济统战宣传工作，形成的经济统战宣传经验和“香港经验”，为解开这一疑惑提供了鲜活生动的素材。

四、结语

“我们要宣传到使勇敢的人起来帮着我们宣传，我们要宣传到使怯弱的人都了解而赞助我们的主张，我们要宣传到一切被压迫的人们都联合起来，大多数向来为统治阶级作爪牙效奔走的人们都对于统治阶级倒戈相向，于是统治阶级便土崩瓦解地倒下来了！”早在大革命时期，党的著名宣传家恽代英就撰文深刻阐释党的宣传工作，认为其主要目标是把最广泛的各阶层群众“组织而吸引到革命的旗帜下来”［50］。这事实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统战宣传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面对政治背景不同、心理各异、利益诉求多元的各阶层民众，如何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旗帜下，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宣传实践中必须直面和解决的重要难题。如何让与中共心理距离最远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破除对中共的疑惧心理，加入到中共领导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主阵营中来，无疑是统战宣传工作中极为棘手的一环。

中国共产党能否达成这一目标，亦为许多中外观察家所怀疑。1946年冬，年轻的美国战地记者杰克·贝尔登对中共领导的解放区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深入走访。他后来将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和思考，写成《中国震撼世界》一书。在书中，他一针见血又略带悲观地写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主要的原动力是农民起义。不过，虽然农民支持与否是内战的决定因素，它还不足以使共产党战胜蒋介石。共产党要打赢战争，取得天下，还必须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商人和军队摒弃国民党政权。否则，整个革命就可能蜕变成单纯的农民起义，等到进攻城市的时候就会垮台［51］。后来的历史表明，中共不但成功找到了联系城市知识分子和工商业人士的桥梁，而且成功让他们汇入革命的洪流。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在统战宣传工作中有诸多宝贵经验。第一，注重对群众心理的研究，做到方法科学、循循善诱。针对工商业人士普遍避谈政治的特点，《经济导报》在宣传策略上“在商言商”，先以准确翔实的经济报道吸引香港工商界的注意；再逐渐在报道上加强对国民党经济政策的揭露和对新民主主义工商政策的解释，巧妙实现“以商言政”目的，引导他们在“光明”与“黑暗”的对比中认清政治和现实。第二，坚持大宣传观和大统战观，不把统战宣传工作简化为文字工作和宣传干部的工作。在香港的中共干部，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和时机、借助香港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在《经济导报》搭建的各个平台上充分发挥有利条件，积极做各方面的争取和引导工作，切实做到了全员做宣传、全员做统战。第三，注重宣传效果的落地，明确认识宣传是手段，组织和动员才是目的。以报社为中心节点，《香港导报》鼓励香港工商业人士从“言论场域”走向“实践场域”，在斗争实践中做出道路选择，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战争，最终达到统战宣传的目标——在实践中实现组织和动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2月20日召开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52］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必须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中国共产党过去在香港的统战宣传工作经验，实际上为当今的统战工作提供了极有价值的镜鉴。在世情和国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能以“历史之剑”刻“现实之舟”。要最大限度把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他们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独特优势发挥出来，必须结合时代特征，创新统战宣传工作的方式方法，使其由宣传手段意义上的“统战话语”发展为工作形态意义上的“话语统战”［53］。

（注释略）

来源：2024年第1期《统一战线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