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方洁 王慧洁：“美好生活”视域下当代中国大众日常生活的批判性反思

日常生活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是支撑个体生存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党的二十大报告又强调，要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更加民主、科学、绿色、丰富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我国大众日常生活的主流。然而，受长期农耕文明的影响，传统日常生活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保守惰性、蒙昧性和人情化色彩；同时，在商品逻辑浸染下，现代日常生活的异化特质也逐渐显露。不可否认，当代中国大众日常生活与“文明健康的生活风尚”和自由自觉的“美好生活”尚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本文将借鉴文化批判的研究范式，从哲学层面对当代中国大众日常生活的特征与精神机理加以反思，剔除消极负面的文化因子，以期为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建构提供有益视角。

一、日常生活：“美好生活”建构的基础与显性场域

作为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同时生发的时代新命题，“美好生活”这一概念首次提出时便引起学界的关注和热议。从广义上说，美好生活是指满足人的需求、实现人的本质、彰显人的价值、促进人的发展的人类生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共处构成了美好生活的基本前提；生产与生活、工作与闲暇、创造与享受、生存与发展的有机统一，构成了美好生活的核心要义。从狭义上说，美好生活意指一种健康、有益的生活样态，是日常生活变革的理想目标。因为日常生活是人类生活中最稳定、最基础的部分，是各个领域的交汇地，流淌着最深层的意识与观念，是人们的生存寓所和文化根基，自然也构成了美好生活得以呈现的最显性场域。

然而，由于日常生活的经验性、重复性、个体性、形而下等特征，导致它往往不被纳入严肃思考和追问的范畴。例如，传统哲学往往将研究对象聚焦于生活世界之外的、抽象的、思辨的理性活动，未能把历史理解为关于现实的人的生存活动的展开和生成。直至19世纪中叶，随着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确立，这一传统才开始发生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是“生产者”和“生活者”的统一，二者共同确证人们的生命形式。因此，人的解放不仅包括物质生产领域的解放，还包括生活领域的解放。随着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等理论的诞生，西方哲学过度抽象、思辨的思维方式开始受到冲击和挑战，对生活世界的疏离也受到质疑。

此后，随着资本主义与工业文明的持续发展，西方理性主义的文化危机逐渐显露，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继承马克思人学理论、异化理论的基础上，对现代社会中日常生活的异化现象进行批判。被誉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的法国思想大师列斐伏尔，聚焦日常生活内部的矛盾与生命力，认为随着现代性的发展，日常生活非但没有被取消或超越，反而被现代性加剧成为一种突出的问题与病症。匈牙利哲学家赫勒对日常生活领域中的个人存在问题展开了详细论述，认为尽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日常生活变得些许堕落和物化，但通过日常生活的人道化等仍然可使日常生活的主体同类本质建立起联系。卢卡奇、科西克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将日常生活的变革视作社会变革的内在组成部分。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外，许多西方哲学家也都不约而同地聚焦于生活世界。总之，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已构成了20世纪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向，这从现象学、语言哲学、存在主义的兴起以及“日常生活学派”的产生等事件中可以得到确证。他们普遍认为，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现代性危机诸如文化危机、意义危机等，在很大程度上与日常生活世界被遗忘，日常生活的碎片化、同质化、商品化等有直接关系。

西方学界的这一研究转向对中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学界对日常生活的研究热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学者们从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哲学等角度来透视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大众的日常生活变迁。可见，日常生活并非不证自明、无须批判的先验领域。日常生活不仅是人生存的基本场域，也是观念生成、意识塑造的基础场域，它以无意识的方式形塑着主体的心理与行为，所有的观念只有与日常生活相结合，才能积淀到人类意识的最深处。因此，日常生活构成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发展的重要领域与维度，“只有解决了人类究竟如何生活的问题，才能真正明确我们这个世界究竟如何发展”。倘若忽视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反思与批判，其所蕴含的负面精神因子便难以被及时剔除，进而对主体的认知、价值观与发展均产生消极影响

对于中国而言，从原始日常生活到传统日常生活、再到现代日常生活，大众的日常生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逐渐发生变化，并业已走在开创日常生活新形态的道路上。但是，一方面，受历史悠久的传统农耕文明的深刻影响，以及受制于我国目前尚未完全实现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的事实，当代中国大众的日常生活还未完成对前现代的超越；另一方面，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大众的日常生活不可避免与西方现代化国家“雷同”，西方生活世界中的消费异化、价值迷失、精神世界空虚等现象，在中国社会也逐渐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禁追问：作为“先行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日常生活是否是日常生活的理想形态？如何才能逃脱受特权等级逻辑主导并被物化形式充斥的异化的日常生活？作为美好生活建构主体的大众，应该确立怎样的生活观？ 

“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由此可见，美好生活并不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推进自行实现，而是具有复杂性与系统性，是日常生活变革、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有机融合的产物。新时代语境下的美好生活建构，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生产力的决定性地位，通过高质量发展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还需聚焦日常生活世界，深入分析当代中国大众日常生活的复杂景观，澄清现有的生活存在与生活意识的问题与局限性，批判零散的、自发的、朴素的生活观，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重塑主体的生活观，以消除美好生活建构进程中的观念桎梏。

二、传统日常生活的自在自发性对美好生活建构的文化阻滞力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升、社会进步显著，尤其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打赢脱贫攻坚战，大众的生活环境被重构，在全新物质基础之上对美好生活的更高追求成为可能。然而，美好生活的实现不仅需要改变落后的物质条件，还需要人们在生活观念等领域的系统革新，因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事实上，生活方式的革新与生活观念的革新也并非总是同步的，作为表象的生活方式可以通过主体的效仿、学习、实践在短期发生改变，而作为意识深处的生活观念却具有惯性和滞后性。不仅如此，我国当前仍存在着大量农村人口，倘若深入其生活进行考察，不难发现他们在生活方式及意识深处还停留在前现代阶段，大多沿袭着旧有的生活习性与观念。简言之，在尚未完全实现城镇化和全方位现代化的中国社会，人们并未走出传统日常生活的沼泽地。

从时空语境来看，传统日常生活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农业生产、自然经济和乡村社会的行为、规则与交往经由长期内化构成了其内在的生活意识。当然，传统并非意味着落后。传统日常生活在传承、铸就大众勤劳、质朴等优良品格方面具有积极意义，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也彰显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对于缓解“大城市病”和都市环境下的“文化乡愁”具有重要价值。但 是，传统日常生活总体上仍是基于经验的产物，缺少必要的启蒙、反思与洗礼，自在性与自发性构成了其基本特点，强调无意识与自然传承。这种凭借传统、习俗、血缘等基本要素形成的日常活动图式，极易孕育保守的文化观念和惰性、蒙昧的生活意识，导致大众面对生活规律时的无视或盲动，对此需要批判性地加以辨析。 

（一）传统日常生活的保守惰性具有抑制主体批判性与创造性的消极作用

作为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场所，日常生活的自然性与经验性为人们生存发展奠定基础，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本图景。然而，这种以重复性思维和实践活动为特征的日常生活在为人们带来经济实用效果的同时，极易与封建文化中的保守性、人自身具有的惰性达成某种契合，抑制人们的主体批判性。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世世代代，芸芸众生曾经或正在过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仿佛日常是一种自然的氛围，他们从未停下来去追寻日常的含义是什么”，也很少深究其意义所在，秉持着模仿、类比、过分一般化、单一性事例的粗略处理等经验性的处事原则。“虽然这些经验可能带来愉悦，带来经常不断的欢乐”，经验可以确保稳定，但是固守经验的藩篱很容易将局部经验视为普遍真理，采取孤立、静止的观点看待事情，导致思维固化，无益通过发现、剖析、解决问题推动事物的进步。除此之外，传统日常生活秉持“以过去为定向”的思维定式，还会使人们在面对风险挑战时秉持消极态度，抑制主体创造性的发挥，使人们沉溺于过去取得的成就而安于现状，从而导致超越、奋斗精神的削减和创新活力的缺失，这无疑有悖于新时代美好生活建构主体所需的精神状态。 

（二）传统日常生活的人情化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个体发展及平等生活空间的构建

“自在自发”的传统日常生活对美好生活建构的文化阻滞力，还来自其所蕴含的较为浓厚的人情化特质，即由血缘关系、家庭本位、天然情感及伦理纲常等编织的自然关系网。即使全球化、现代化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对脱胎于农耕文明、乡土社会并长期浸润其中的中国大众而言，由于生活在以自然情感为依托、以“家”为单位的差序格局中，人情化自然会成为日常交往活动的基本图式和主基调。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社会加速、竞争激烈的当今时代，日常生活的人情化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提供某种归属感，但同时也成为抑制个体成长与社会公平的桎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是要有人情味，但不能背人情债，要在传统礼俗和陈规陋习之间划出一条线，告诉群众什么是提倡的，什么是反对的。”一方面，过分强化的情感性交往图式渗透进非日常的其他社会活动中，成为大众精神领域的主导思维，势必弱化主体的自主力与判断力。例如，过分人情化的惯性思维易使人们滋生“靠”“托”等依赖心理，讲人情、拉关系、走后门等成为人们处理问题时的首选，在一些人情浓厚的地域，更是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网。情感化的交往成为个体发展的羁绊和桎梏，不利于主体奋斗进取精神的培育。同时，过分强烈的家庭本位取消了主体性和普遍的个体意识，极易使个体置身于封闭、保守的“无主体”生存空间，从而限制并束缚个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当人情化的日常交往模式向非日常生活领域全面渗透时，会使社会处于“无讼”状态，甚至出现超越社会公德和法律界限的现象，导致公正、契约、法治精神的缺位。这既不利于合理的社会竞争环境的形成和社会理性化进程的推进，也不利于大众对平等、公正、和谐生活空间的追求。 

（三）传统日常生活的蒙昧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学理性生活方式的养成

自鸦片战争以来，以启蒙、科学、理性对抗蒙昧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在日趋现代化的社会中，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解放，行为方式也日趋摆脱蒙昧状态，更加科学理性的生活方式成为大众的普遍诉求。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的经验主义生存方式及超自然主义观念的盛行，传统日常生活依旧未能完全摆脱蒙昧性特质，一些非理性的传统生活观念还不时浮现，甚至在特定情境下被放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抵制封建迷信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要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抵制封建迷信活动”。即使在现实中受过或正在经历城市化洗礼的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也不乏旧有生活模式反弹、文化观念错位、反智主义盛行等现象的出现。其突出表现便是传统生活方式中的伪科学性要素以及各种或然性、神秘性决策的盛行。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方面，经验性的文化模式使得一些非理性因素通过家庭和社会示范、类比、模仿等日常活动，无意识地渗透进一代代人的主体观念之中，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而对经验的绝对信任与依赖，又致使人们难以察觉并主动转变旧有的生活习惯。另一方面，在风险型社会到来的现时代，人们在面对未知事件时加剧了对偶然性的崇拜，这又促使迷信、占卜、赌博等封建生活方式死灰复燃。这种凭借神秘方式进行决策的行为更是加剧了传统日常生活的蒙昧性，抹杀了事物本身具有的客观理性与规律，既影响了科学合理生活方式的养成，又与现代文明所要求的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背道而驰。

三、现代日常生活的异化特质对美好生活建构的文化阻滞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完善与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大众日常生活的基础、内容、形式均发生变化：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商品社会的成熟巩固了日常生活的物质基础，大批城镇和城市的兴起与繁荣拓展了日常生活的物理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应用提升了日常生活的技术条件，网络和新媒体的普及搭建了日常生活的展示平台。在当下中国，大众的日常活动趋于科技化、便捷化，生活内容趋于多样化、丰富化，生活样态趋于娱乐化、消费化，生活观念趋于个性化、多元化。现代生活的景观纷纷呈现，与之相应的生活意识也得以生成。日常生活的现代化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符合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内在要求，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必经之路：它尊重人们的个性和需求、强调文明与品位、推崇科学与理性、注重公平与平等，是对前现代蒙昧、落后、消极的生活方式的超越。然而，现代化在促进传统日常生活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危机。列斐伏尔指出，“与社会的都市化相伴随的，就是都市生活的恶化”，尽管这一判断主要针对西方社会日常生活殖民化问题，但是在我国类似情况也时有发生，诸如消费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虚无主义思潮在日常生活中的流行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同时奢侈浪费之风也开始起来了，特别是‘土豪’式的生活方式，纵欲而无节制。” 这些带有异化性质的生活方式与观念，有悖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需要加以批判与反思。究其根源在于，现代日常生活作为市场化、城市化及现代化发展的产物，建立在经济理性主义、商品逻辑基础之上，由此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对技术理性、物质主义等思维的过度推崇，弱化了人本思维与价值理性，导致对意义空间的悬置。

（一）现代日常生活的商品化导致了生活需求的窄化与生活意义的物化

当我们谈及现代社会时，往往冠之以“丰裕社会”“消费社会”等名称，这表明“商品”是现代社会的核心要素。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消费对象还是消费活动都具有一种强制的普遍性，任何人和事物都逃避不了被消费的命运，由此带来了日常生活的商品化。消费空间无节制地扩张，商业运作主宰了人们的生活节奏，日常生活、休闲活动、文化活动都与消费结合在一起。不可否认，现代日常生活的商品化在满足个体需求、扩充生活内容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需注意的是，其极易与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思潮达成内在通路，导致人们对生活需求的窄化和对生活意义的物化。

其一，生活需求的窄化。毋庸置疑，物质需求的满足是个体生存发展的基础，但在技术和资本的合谋下，“资本家尽其所能地创造虚构的、想象的需要”，人们的“情感”“休闲”“自我实现”等多层次的需求均成为可被利用和操纵的营销手段，进而使个体产生唯有凭借消费才能满足需求的错觉，无法超出狭隘的物质层面来理解生活需求的层次性、多样性与高级性。其二，生活意义的物化。大众在这个丰裕社会中进行选择、参与、体验、享受，商品化成为现代日常生活的基本逻辑。围绕着商品与消费，当代人建构自己的生活图景、生命体验与生活意识。人们对生活意义的衡量滞留在资本运作的领域中，即仅能依靠商品、交换价值、劳动力价格等概念来衡量生活本身，“本质的人性降格为通常的人性，降格为作为功能化的肉体存在的生命力，降格为凡庸琐屑的享乐”，生活的本真意义被遮蔽。 

（二）现代日常生活的个体化极易孕育过度隐匿的私人意识，遮蔽生活的社会向度

现代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世俗化，即相较于过去过度强调政治化、整体化的日常生活，随着现代性的成熟，大众的主体意识与生活意识日趋增强。在自我呈现、自我表达以及自我认同的过程中获取愉悦的个人体验，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首要目标，这是社会和人获得同步发展的表现。然而，现代日常生活在赋予人们更多平等、自由创造的空间的同时，“使人们不得不处于个体主义者的地位”，对个体化极度推崇，以致忽视日常生活的社会向度。日常生活作为主体间产生现实关系的重要场域，本应具有高度的社会性，如今却逐渐退隐为隐蔽的私人领域。私人意识不是一种天性，而是现代社会化发展所导致的一种封闭孤独异化的生活幻觉，个人主义思潮进一步将这种私人意识夸大化、神秘化、抽象化。从表面上看，“个体”仿佛是从社群交往中剥离了出来，但这与马克思所谓的摆脱对人的依赖性、走向人的独立个性不同，这种脱离“意味着否认人本身与其他事物有内在的关系，即是说，个人主义否认个体主要由他（或她）与其他人的关系、与自然、历史、抑或是神圣的造物主之间的关系所构成”。

总之，在主张个人主义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把自己看成“一个自足的原子，一个自治的单位，一个不可分的整体”，相对于社会事务，人们对私人的生活领域更感兴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网络空间中，人们围绕健身、娱乐、时尚、美妆、养生等话题乐此不疲，对公共活动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冷漠和疏离。其风险在于会削弱人们的共通感和同理心，这便是近些年人们感受到的“道德滑坡”与“戾气盛行”的重要原因，而这对构建和谐的美好生活无疑是有害的。 

（三）现代日常生活的虚无化导致精神世界的匮乏，侵蚀了生活的意义向度

美好生活的实现不仅需要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还需要精神世界的富足与生活意义的彰显，即 “与物质生活标准同时存在的还有一种精神的或‘文化的’生活标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物质需求是第一位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就是可有可无的，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在当下中国，与日趋丰富多样的物质生活发展不平衡的是，个体的精神需求尚未得到普遍性满足，对更高级精神生活的追求尚未成为大众的自觉行动。不仅如此，在日趋数字化、娱乐化的日常生活中，还存在意义荒芜和价值虚无的风险。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成熟，一切质的差别都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量化的交换，非神圣化、祛魅化自然成为现代生活的基本特征。在这样一个趋同的社会中，“这个商品—世界按照它的方式，通过抽象交换、货币标志和一般标志，趋近虚无”，人们所有的行为都以交换价值为导向。由此一来，“整个现代性时代无疑染上了虚无主义价值观，并形成了虚无主义思潮，大众同样为虚无化情绪所困扰”。人们看似通过消费享乐获得了快乐，但这实际上却是一种对本能的完全依赖。这样的日常生活充斥着“加速度和昙花一现，行为狂热、激动和变动不居”，唯一难寻觅的便是“意义”的踪影。除此之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与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重构相伴而生的是，一些传统价值规范趋于失效，传统共同价值体系的断裂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安全感与认同感，而互联网时代“数字茧房”更是加剧了价值观念的极端和撕裂。面对精神世界的空虚和漂浮感，人们要么沉溺于物质享乐所带来的快感，推崇娱乐至死的消费文化；要么彻底放弃希望，迷茫、焦虑、“丧”、“佛系”成为社会生活的显著症候。因而，如何对人们进行价值引导、重建大众的精神家园，业已成为美好生活建构中亟待破解的难题。

四、重塑及超越：以自为自觉的生活意识推动日常生活变革

如前文所述，美好生活是一种能满足人的需求、实现人的本质、彰显人的价值、促进人的发展的生活样态。而无论是在保守惰性、蒙昧性、非理性的传统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商品化、个体化、虚无化的现代生活中，大众均受制于“他者”。表面上看，大众是日常生活的主体，但实际上由于缺乏自主自觉的意识，只能自发、消极、被动地适应社会，成为生活的“剧中人”而非“剧作者”。大众对于自身的需求、价值等问题缺乏系统、深刻的反思，容易陷入错误的生活意识、落后异化的生活方式的泥潭。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需求、价值、意义等问题进行系统反思，培育从自在自发走向自为自觉的生活意识，是推动日常生活变革的关键所在。 

（一）以“真实需要”为导向，构建全面的需求体系

马克思曾指出，人类的需要就是其本性。如何满足人的需要、满足人的什么需要等问题，规定了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和走向。美好生活致力于满足人的真实需要，在对真实需要的满足中体现对人的本质和人性的尊重。那么，究竟何为“真实需要”呢？首先，真实需要是对“完整的人”的需求，而全面性是其首要特征。“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这就意味着人们会基于“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 爱”等产生真实需求，且这种需求“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马克思指出：“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马克思在其著作中高度重视人的需求的广泛性、层次性问题：他既在生存层面关注工人的“实际需要”“物质需要”，又从人的存在角度关注人的“自然需要”“感性需要”“劳动需要”“社会需要”等，还提出了“必要的需要”“奢侈需要”“需要体系”“需要的系统”等概念。

同时，所有的这些需要都以人的自我实现需要为目标，与人的本质实现相关联。正如马克思所说，“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人类通过自身的物质生产活动获得必需品而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使人的本质通过需要的满足而物化或体现出来。总之，作为“完整的人”，应该将需要的满足与自身力量的增强和自由度的提升相关联。例如，在丰裕社会中，人们应该在消费领域之外的生产、交往等诸多领域寻求满足与幸福，自觉抵制消费主义的需求观，因为“无止境的消费只是对这种劳动的一种暂时逃避”。

近年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与市场经济的完善，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与满足，但当今社会物质至上观念盛行，物质需求相对于其他需求取得了绝对统治地位，从而导致了人们需求的窄化与降格。现代社会创造出最为复杂的需求体系，却在单一的市场原则下使人的需求倒退至最简单、最原始的状态，需求体系的萎缩与虚假需求的盛行，成为现代日常生活异化的重要原因。因此，相较于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如何正确引导、塑造大众的需求更具有前提性意义。只有从人的“真实需要”出发，建构全面、立体的需求体系，兼顾基本需求、享受需求、发展需求，统筹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才能引领当代日常生活变革的正确方向。 

（二）以“自由人联合体”为指引，丰富日常生活的社会属性

人们通常将“生活”视为隶属个体的活动，现代性语境下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个人主义思潮的盛行更加深了这一认知。而事实上，日常生活虽然具有私人属性，但同时作为一种社会时空关系而存在。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因此，新时代美好生活固然尊重个体独立自主的生活意愿，但也绝不提倡割裂个体与社会内在关系、悬置共同体的私人意识。

马克思曾提出“自由人联合体”这一概念，对于我们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为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构建提供了价值指引。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社会尊重“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社会生活并不是一种与个人生活相对立的力量，而是每个人生活的总和。相应地，社会交往也是“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的过程；个人“同他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等等，成为我的生命表现的器官和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占有方式”，并在社会交往中获得个性的解放。换言之，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并非对立，他人的活动为个人生活开辟道路。

真正的个性孕育社会性，健康的社会性则有助于解放个性。一方面，社会共同体并非以否定自由、抑制个性解放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日常生活的过分人情化在一定程度上压制自我，它所发展出来的集体生活并不具有真正的社会性，只是受限于一定地域的、狭小的“消极集体”；另一方面，真正的个性自由也并不具有离散社会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从现代日常生活中过度隐匿的个人意识中发展出来的，也并非真正的个性，而是原子化、丧失了公共性的虚假个性。新时代，面对大众自我意识的增强，我们应该承认生活方式的个性化与多元化，“但并不因此将所谓的个体间的异质性和不可通约性置于普遍性之上，并不因此否定共同体的意义”。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建构应该摒弃圈子化、原子化的生活观，摒弃纯粹内向、自足的私人意识，在“自由人联合体”的指引下，将个人生活实现置于社会总体发展的进程中。 

（三）以“人的发展”为目标，筑牢日常生活的意义向度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前现代日常生活图式受到冲击，传统日常生活承载的原始精神伦理与意义价值也随之弱化，而现代性中不可避免的多元化又导致新的意义体系未能完全确立。更重要的是，商品社会对交换价值唯一性的推崇，无疑加重了人们生活世界意义的虚无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物与人的颠倒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生产、占有、消费“物”，均不是生活的目的，只有人才能构成意义本身。美好生活应该重视人的生存和价值，强调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因此，要在日常生活中使“资本让位于人”“物让位于人”；同时，在物质生活的发展之外，还要高度关注人类生活的意义世界，因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 

“意义”指向日常生活的心灵维度与精神维度，缺失了意义的日常生活浅薄且平庸，生活于其中的主体则飘荡无根、茫然无助，只剩下生存的本能。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命题，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也是新时代美好生活建构的题中之义。因此，如何通过重建意义世界缓解大众的生存焦虑、丰富大众的精神家园，成为亟须破解的问题。在实践中，要避免日常生活的荒漠化，就要始终坚持“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归宿，人的发展以精神文化为内核”。如此一来，人们才能从容地面对由于社会发展而导致的生活世界的各种变迁，才能在面对各种负面情绪与思潮时形成强大的“精神免疫”，才有能力对抗来自传统生活中“人役”和现代生活中“物役”的束缚，当前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失范问题才能得以最终解决，日常生活才有可能摒弃虚无化倾向，成为人类诗意的栖居地。同时，唯有坚持人的发展在生活世界中的终极意义地位，才能使大众不再满足并停留于短暂的、有限成就的生活，转而投身于充满竞争和不确定性的生活世界中，不断超越给定状态，发挥自由自觉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创造属于人的更加美好的生活方式。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