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文森：从梁启超出发探索近代中国思想

身为著名学者、新闻人、政治家的梁启超（1873—1929）为中国近代史贡献良多，也在不经意间揭示了这段历史的真义。他引人瞩目的事业以及思想的内在变化自然而然地经历了三个阶段，本书也分成三个部分，在每一编中，我尝试先作为一个编年记录者去重述他的贡献，再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去理解这些贡献。

在第一、三、五章中，我会描述冰山一角——那些最显见的，也就是公开记录。梁启超本人也可以如此写编年自述，他自然知道自己做过哪些事，但只有旁观者才清楚他是怎样的人。自我认知是一桩相当棘手的事，因为自我不断随着认知而变化，梁启超也像所有人一样，囿于当下之我，很难一边保持自我一边揭示自我。他本人无法写出本书的二、四、六章。假设梁启超能够写出这样的内容，他就不可能是被书写的对象；如果一个人拥有自己牢笼的钥匙，他就不会总待在牢笼里。

梁启超的思想是他的牢笼。其中有必然的前后矛盾，也有诸多相互抵牾、他却不得不认同的信念，不是出于逻辑连贯，而是出于个人需要。我作为历史学者的努力，在于讲述他的所作所为之后，还要指出其中哪些所作所为在折磨着他。但本书归根结底不是要研究梁启超的心理。读者应该将之视为“近代中国思想”的探索之作，关乎历史和生平、文化和社会的嬗变发展，而不仅仅是讨论一个人物的性格。梁启超是贯穿本书的焦点，我想探讨的是他身处的环境对他的期许以及能为他提供的条件。当我们发现梁启超挪用欧洲思想（这些思想在欧洲鼓动民众的方式很不一样），或是以与从前的中国人不一样的方式理解中国思想，我们不仅对梁启超有了一定的了解，也对不同社会有了了解——中国与欧洲、清朝与汉代有何不同、为何不同。我尝试以历史与个人的交互作用贯穿全书，将梁氏著述放在历史语境中加以分析，同时不断用梁氏著述所揭示的意义去反观历史。

要历史地分析梁启超，就得认识到其处境的相对性。我最不想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批评历史名人只为了证明我说得对。当我说“前后矛盾”时，不是要表现梁启超想法的荒谬（那将是极为冒失且错误的，也和历史没什么关系），而是要展示他那样想是合理的。而正是这一点令他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哲学家也许会测试一种思想是否具有本质上永恒的理性，但思想史家却特别注重思考的过程，通过揭示思考的过程如何合理来探究在它之下埋藏的时代问题——哪怕它在理性上并不完美，或者正因它在理性上是不完美的。

这一方法，以及本书的主要结论多在分析性的章节中呈现，也就是每一编的第二章。读者可能会苦于在思索型章节和陈述型章节之间来回穿梭，前者对材料作了直观的处理，其中的主人公呈现出广泛的意义，后者则脚踏实地，追随一个小小的个体，将他作为串起中国历史的一根细细的红线。不过也许这样时进时退也有好处。我们必须不时提醒自己，梁启超认为他自己是一股力量，而不是一种象征。他生活的目的并不是供我们下推断。我们希望能从个体身上概括出历史，从而将他视为某种代言人，但这个人有他自己独特的生命，这点我们必须明白。要想从一个人的思想中发现近代中国是很艰巨的任务。熟知他的事业轨迹，以及中国为思想的拥有者提供的诸种可能性，可以检验我们的发现。

原文参见列文森：《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序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