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华：文明四论：本体、比较、互动、互鉴
文明四论：本体、比较、互动、互鉴
作者：刘景华（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历史上主要文明之间的比较、互动与互鉴研究”（项目号：22＆ZD249）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文明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单位，其基本性质是“复杂的社会组织”。对文明及文明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从本体、比较、互动、互鉴等多个维度进行。文明自身具有一整套的核心价值观念和行为体系，可称之为文明的本体，它是文明的灵魂和认同标志。正因为文明各具特色，文明模式和发展路径多元，才应对文明进行比较，包括整体性的宏观比较和专题性的微观比较。文明间互动是各种主客观条件下的自发行为。共时性文明双方介入互动的力度以及互动对双方的影响力强弱，均有程度差异；而先在文明对后来文明的影响是单向度的。互动多是正向促进社会发展，但也有强制性互动造成破坏或缺乏互动造成发展迟滞的反例。文明互鉴则是有意识的、主动性强的高级互动。互鉴行为的发出是精神层面认识的产物，互鉴内容多在物质和制度层面，不顾自身条件的盲目模仿则难以取得成功。
【关键词】文明本体文明比较文明互动文明互鉴
目次
一、文明：复杂的社会组织
二、文明本体论
三、文明比较论
四、文明互动论
五、文明互鉴论
一、文明：复杂的社会组织
文明的定义言人人殊。我们使用“文明”一词时，一般都包括了两种涵义：一是标志社会进步程度、人的开化和修养水平，如“进入文明阶段”“文明社会”“举止很文明”之类表达；二是指一种文化历史型，一种历史文化单位，奉守同种精神文化观念体系的人类社群。当然第二种涵义也以第一种涵义即社会达到较高发展程度为前提。使用历史文化单位这一表达时，西文中还可用复数（civilizations）。从历史文化单位这个层面说，文明或可称文明体，其最基本的性质就是“复杂的社会组织”，与野蛮时代简单的人类社群相区别。人类进入文明状态有很多标志，目前学术界讨论的主要包括：文字、城市、青铜器、私有制、阶级、国家。这六个标志中，私有制、阶级是学术界的一种分析性标准，较为抽象；而文字、城市、青铜器、国家，则是有形的可见标志，四个标志中只要有其一，便可认定该社群已演变成复杂的社会组织，亦即进入文明状态。文字作为有形的物化交流工具，是复杂社会组织成员相互间需要交流、本组织与社群外也需要交流时，才会出现。而城市作为较大的人口聚居点，需要有复杂的社会组织来规划、建设、管理，因此，城市的出现亦表明复杂社会组织即文明的存在。青铜器之冶炼、制造都需要复杂的社会机构来组织实施或进行，不少青铜器（如礼器）的功能是直接为复杂社会组织的活动服务的。国家本身就是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论小（城邦）还是大（王国等）。
按照历史形态学派的观点，世界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众多文明体历史的集合。19世纪俄国学者丹尼尔夫斯基称历史上出现过十二种文化历史形态。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认为，世界历史是八个高级文化形态的集体传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提出，世界历史是二十六个文明的历史，其中十六个文明已走完文明从兴起到消亡的全过程，五个文明停滞了，现代世界只有五个文明尚存。所有的文明在哲学意义上是同时代的。当代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声称，现代世界是由七八个文明组成的。在当下的现实中，文明可覆盖很多国家或政治体，如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也可能只是孤立国家，如日本文明；有的国家可能包含好几种文明，文明断层线上的国家尤其如此，1990年代的前南盟波黑共和国，便有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文明共存、博弈。在欧洲那些白人国家，非洲来的穆斯林移民与基督徒原居民杂处，很多大小规模的矛盾和冲突常常与奉守的文明不同有关。
对文明体之间的关系，可从本体、比较、互动、互鉴等多个维度予以探讨。所谓文明本体，是指各文明所具有的一整套核心价值观念和行为体系，它是文明的灵魂，是文明认同与相互间区分的标志，是文明的特色所在。正因为文明各具特色，文明发展路径多元，才应对文明进行比较。比较的目的既是深化对文明多样性的认识，也是为现实寻找历史的和外部的借鉴。每一个文明都不是孤立的，都要与其他文明发生主客观联系，这就是文明的接触和互动。文明间互动是各种主客观条件造成的行为，以文明发生接触为前提。共时性文明双方介入互动的力度以及互动对双方的影响力强弱均有程度差异。互动的结果一般是正向的即促进文明发展，但也有单方强制互动造成破坏或缺乏互动造成发展迟滞的反例。文明互鉴则是一种有意识的、主动性强的高级互动。互鉴行为的发出是精神认识的结果，即已了解到被借鉴对象的长处；互鉴内容则多在物质和制度方面。所谓“互”鉴，在某种意义上多体现为单向度借鉴，有落后一方向先进文明学习，也有强盛一方主动吸取他者的有益养分，而被借鉴方做出的正负向反应，也是文明互鉴的重要内容。
二、文明本体论
文明发展有基本的共同规律，但并非所有文明都是一种模式。正如没有两片树叶完全雷同，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本体特征。文明本体特征的价值在于它是各文明的灵魂，为处在文明中的人们提供了最广泛的身份认同，成为区分文明的基本标志。除非文明自身主动去适应和调整，任何外力改变文明特质的企图都收效甚微，除非文明崩溃或被他者摧毁。
早期出现的文明，其本体特征的形成与生态环境因素有很大关系，自然条件常常决定文明发展的最初方向，造成文明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和思维观念等诸多方面形成自身特色和核心观念。如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古代中国、古代秘鲁、玛雅，虽然都是独立的原生型文明，但它们又都处在干燥与半干燥地带，这些地方的雨水带来了森林和冲积平原，易发展农业，同时土地易于耕种，对农业有利，农业产量的提高又促使人口数量的增长，土地干燥和人口增多使得修建大型水利设施不仅必要而且可能，这几个早期文明的发展具有极大的相似性。生态环境对人类早期文明特征形成的影响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自然环境刺激人类的生理和心理，促成特有的文化心态和行为方式。如热带的人们易于倦怠，疏于思考；而温带的人们更勤于思考，“舒爽的气候造成有效的工作”，思想家和哲学家会更多地涌现。又如西亚是沙漠大干旱地带，而印度则酷热无比，经常雷电交加、风雨大作，恶劣的自然环境使人们更敬畏自然、惧怕自然，企望有超自然的神祇予以干预，故而易于产生宗教。这两个地区均是宗教起源地，世界十大宗教多出于此：西亚诞生了拜火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产生了婆罗门教、耆那教、佛教、印度教等。另一方面，自然条件又规约人类取得物质资料的方式（生产手段），最终促使各文明形成不同的文化心态。如古希腊属于地中海气候，夏季高温而干燥，不利于需要高热高湿的作物如水稻和薯类的生长，因此农业不很发达，但适合种橄榄、葡萄等经济作物，因而古希腊园艺业发达。古希腊多山、矿藏丰富，凭借发展采矿业、冶炼业来制作手工业品与他人交换粮食。而要与他人交换商品，在希腊的地理条件下必须跨海，因此古希腊的工商业、航海业、造船业非常发达。这一切都建立在对自然探究和征服的前提下，因而他们强调“天人相分”，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神的英雄便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代表。
文明本体精神形成后并非一成不变，在历史长河中尤其是上升阶段中呈现不断扩展、不断嬗变的趋势。特别是核心价值观念体系会随着历史进程有一个不断凝练、不断扬弃、不断丰富的过程。只有不断自觉地吐故纳新，文明才会传承和延续。任何文明在发展中都需要不断抛弃原有旧观念，创造顺应时代的新观念，吸纳他者文明的有益营养，否则就会被淘汰。对于历史沉淀下来的传统文化，精华须传承，糟粕应抛弃。对于他者文明因素亦需区别对待：接受和吸纳其有益因素，拒斥其有害成分，对只适合于他者自身、没有普适性的部分，予以尊重但不接纳。
面向新时代、新环境，文明本体原有观念应有一定的适应性调整和更新，以与时代同步、共鸣、共振，并有新的创造。归根结底，一个文明能否发展，在于文明本体自身。文明本体应是动态的系统，而不是静态的，能不断地荡涤旧事物，创造新事物；文明本体应是开放的系统，而不是封闭的，既能向先进文明学习，也能容纳一切新思想、新观念；文明本体应是不断更新的系统，而不是定格的，应永远具有推动机制。古代世界那么多文明没有能传承至今，在于其文明本体形成后，走向封闭、固化，缺乏活力，故而走向衰落。
中华文明作为原生型文明几千年来能够连续发展，关键在于其能够不断地吐故纳新，不断注入新理念、新思想。中华文明本体特征的形成具有典型的自然性。首先，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是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那种条件下，外部势力很难大规模进入东亚，因此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也难以被外来力量打断。其次，东亚地理板块有足够大的腾挪空间，容得下文明内部迭代更新。因此中华文明是典型的能够沿着自身谱系和自然路径而发展的文明。虽然外来因素偶有进入如通过中西陆海交通和陆海丝路商旅往来等，但其影响力难以撼动中华文明本体。从北方来的具较强冲击力的游牧民族，则因其落后性而很快被先进的中华文明所融化。由此，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形成了一整套特征鲜明的观念和行为体系。中华文明重传统，崇拜祖先，孝行天下；重历史，鉴古为今，惩恶扬善；重人世，以人为本，即所谓厚德：以人伦关系为出发点，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重视人的社会性，强调人际伦理；重自然，即所谓载物：主张顺乎天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追求天人合一；重集体，群体意识浓重，舍己为众，天下己任；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民族认同感和大一统意识；敢于逆境抗争，自强不息；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追求和平，安定为上，不事扩张；勤奋俭朴，聪慧精细，沉着内敛；推崇中庸之道，善于模糊化处理；擅长汲取外部有益养分，并改造、提升和再创造；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注重事物的实用性；等等。当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浸润中华文明两千年之久的儒家思想，对维持社会稳定起着巨大作用，对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助益则不多。
文明本体的观念和行为体系常常呈现出最具辨识度的特色。18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曾对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大加赞赏，认为印度古代宗教和中国士大夫的古代宗教，是没有使人沦为野蛮人的宗教。他称赞中国人的宗教宽容精神，不强求改宗，不外派传教士；最重视伦理学，重视历史，鼓励人们虔诚和正直。19世纪哲学家黑格尔以“自由”精神的扩张来区分东西方文明，认为东方世界（中国、印度、西亚、埃及）是一个人的自由，地中海世界（古代希腊、罗马）是一部分人的自由，日耳曼世界是所有人的自由。丹尼尔夫斯基则主张：希腊是美，欧洲（近代）是科学，塞姆型（西亚）是宗教，罗马型是法律和政治，中国是实用事物，印度是奇思、幻觉和神秘主义，即将兴起的斯拉夫型特色主要是在社会和经济方面。20世纪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研究指出日本民族具有二重性，就像皇室的象征菊与武士手中的剑，既恭顺，又好斗；同时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因为觉得己不如人而感到羞耻，从而奋起。当然，过于强调文明特色是带有片面性的，但这种特色观也在这种强调中有意无意地强化了。
三、文明比较论
进行文明比较研究，有利于深刻认识世界文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文明之间的相通性、文明之间的差异性、文明进步的曲折性，以及这些共同性、差异性对文明发展的影响，有助于深化对文明发展共同规律和特有道路的认识。
对文明进行比较，其实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朦胧存在，甚至还有一定的理性认识和表达。凡是对他者发起互动的历史活动者，不论以何种方式互动，都是建立在将自身与他者进行对照和比较的基础之上的。本文所说的比较，则主要指思想家和学者们自觉的学术活动。这种学术性的文明比较研究已有数百年之久，中外学界都积累了丰富成果。
在西方学界，18世纪意大利学者维科开创了近代历史哲学，也开创了文明比较之风。之后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海尔德等浪漫主义史家，基佐等文明史家，黑格尔等思辨的历史哲学家，朗克学派，马克斯·韦伯和桑巴特等资本主义精神起源论者，汤因比为代表的历史形态学派，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克罗齐和科林伍德等分析的历史哲学家，文化人类学中英国泰勒为代表的古典进化论、德国拉策尔为代表的传播论、美国博厄斯和本尼迪克特为代表的历史特殊论、英国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文化功能论、法国涂尔干为代表的社会学派、美国怀特为代表的新进化论等，均对文明比较予以了较多关注。20世纪后期，两种新的研究范式赋予了文明比较新的研究内容：一是全球史家多强调文明交往网络、文明的交流与互动；二是加州学派提出东西方是在1800年前后出现大分流的，其结论与传统比较模式相反。如彭慕兰认为大分流前中国和西欧的社会发展水平难分高下，西欧在若干关键经济部门领先，中国则在另外几个主要部门更先进。
在中国，20世纪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到30年代出现了中外文明（文化）比较的高潮，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陈序经等人的论著和言论是突出代表。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出现了文明比较研究的又一次高潮，重点是中西比较，尤其是中西封建社会延续长短的比较。目前的文明比较研究，不仅注重共时性文明之间的横向比较，同时也关注同一文明的纵向历时性比较。我国已有的文明比较研究首先多局限于某些地区（如亚欧比较、东西比较、中西比较），关注重点在文明间的横向比较，很少强调文明纵向的、主动创造历史并走向更高阶社会的进程；其次对文明差异性的认识不够，没有强调比较的目的更在于促进文明间彼此了解、交流和尊重。只有在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才能与他者文明形成良性的互动、互鉴。
要做到文明比较研究的全面性，一条路径是对文明进行整体性的宏观比较，从总体上把握历史。如世界上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最具对照意义的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可对这两个文明的起源模式、发展道路、核心价值、精神支柱、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发展结局等进行全方位比较。又如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两者都是古老的东方文明，但发展至今，却又是极为不同的两种文明模式，值得全面比较。另如西欧天主教文明与东欧东正教文明，两者自中世纪分道扬镳，走着不同发展道路，也带来了大相径庭的发展格局。再有子文明与母文明的异同比较，如美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比较；或者出于同一母系文明的派生文明如美国文明与拉美文明的异同比较，它们都从欧洲文明派生而来，而且缘起条件相似（殖民），但后来的发展路径和发展程度却完全不一样。
另一条路径则是进行微观性的专题比较，就文明发展的某个专题或某些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在细节中重建历史。如中国历史上共同体观念与西欧的共同体观念之比较：中国古代是家族共同体；西欧中世纪多为地缘共同体。又如封建时代中国与西欧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比较研究：吴于廑先生认为西欧农本经济中牲畜饲养比重较大；侯建新教授认为西欧中世纪农民人均产粮率及剩余率更多。还有中国与西方不同思维形式的比较：中国是综合思维，从大到小；西方是分析思维，由己及外。所谓“李约瑟难题”其实也是一种通过比较而得出的认识，即探讨先进的中国古代科技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而落后的西欧却在十六七世纪迅速发展现代科技，由此对两者的科技发展模式、方向以及社会条件进行比较。还可就城乡关系问题，对欧洲不同文明时期进行纵向比较：古典时代是城市乡村化；中世纪是城乡对立；近代是乡村城市化；现代是城乡一体化。再如讨论近代日本学西方成功时，通过比较可发现日本也有类似西欧中世纪的特点：（1）两者最初都是游牧民族；（2）日本封建庄园制与西欧相似，领有权多元化（公家、寺院、武家），庄园还有不输不入权（类似西欧领地特恩权）；（3）日本武士如同西欧骑士；（4）日本公（天皇系统）武（幕府将军系统）二重政权，类似于西欧国王和诸侯；（5）日本也出现过西欧那样的自治城市、行会之类的共同体。
四、文明互动论
各个文明必定会通过与他者的交通、交往、交流、联系和竞争等主客观互动行为，来丰富、完善和提升自身。文明的互动（包括双向的和单向的）大都是各种主客观条件所造成的自发行为。互动有和平和暴力形式，有直接的或间接的、持续的或间歇的状态。互动的最好结果是相互取长补短、互相促进。
对文明之间的互动很早就有零散研究。而将“文明互动”研究变成一种自觉性的学术意识，则是20世纪的产物。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文明互动是其重要内容。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主张从全球文明互动角度来理解西方兴起。亨廷顿则认为冷战结束后文明间的互动以冲突为主。以文明互动为主题来书写世界史，使文明史和全球史开始出现合流。
国内学界研究文明互动，集中在中外交流史和世界史领域。中外交流史研究起步早，研究对象是历史上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之间、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进行的思想和物质的各种交流传播，包括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交流互动，研究内容是中华文明与外界的持续互动及其特征、规律和经验教训。世界史领域的学者大都重视文明互动研究，如吴于廑先生论述游牧民族冲击农耕世界、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传统农耕世界。马克垚《世界文明史》、彭树智《文明交往论》等亦从多个层面论述文明互动的客观性和意义。
互动多发生在共时性文明之间。不过，共时性文明“互”动时，很多也是单向的，或者说互动双方的地位是不对等的，动的力度是不同的，动的结果也是不平衡的。
世界文明史上有许多著名的互动现象。如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三次大冲击。亚欧北部游牧民族羡慕南端农耕世界富足、温和的生活环境，他们不断对农耕世界发动冲击，掀起过三次冲击浪潮：第一次是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第二次始于公元前后，延续到公元7世纪；第三次主要是13世纪蒙古人横扫亚欧大陆。农耕民族在冲击下也有一定的反应。结果是：（1）许多游牧族入主农耕世界，转化为农耕民族；（2）对农耕文明造成了极大破坏；（3）客观上为农耕民族之间交往打开了新通道和新平台。
在上古时代，亚历山大以及紧接着的希腊化世界与中东古代文明碰撞和交融，一方面对中东古老文明是一次大浩劫，许多古代文明失传；另一方面造成东西方世界第一次文化大交流，希腊人吸收了中东文明许多因素，使古代许多传统因素又以特殊的方式传承下来。
在中世纪欧洲，文明间互动现象相当频繁。譬如欧洲基督徒与阿拉伯世界的对峙，阿拉伯人从巴尔干、西西里和伊比利亚半岛三条渠道与欧洲接触。西欧人发动十字军东侵，西班牙半岛上的收复失地运动，这些战争激发了双方间的敌意和仇恨。当然两者接触也有一些客观效果，如欧洲人感知并接受了阿拉伯甚至更远的东方的精神和物质产品。中国的四大发明、印度的记数系统等技术，印度和中国的香料、丝绸、瓷器等贵重商品，通过阿拉伯人传到了欧洲。阿拉伯人保留和翻译了大量希腊罗马古典文献，反过来也回传给西欧。中世纪西欧与东欧拜占庭的文化和商业交流频繁，还通过拜占庭连接丝绸之路，与东方世界间接联系着，故马克思称君士坦丁堡是“东西方之间的一道金桥”。拜占庭东正教文化自身，在巴尔干半岛和东欧地区同样也有一个传播与接受的过程。
在近代，西方对东方世界的渗透、冲击与东方的反应，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文明互动。十五六世纪大航海时代，西方文明受重商主义驱使开始了对东方的早期渗透。工业革命前西方对东方发起了第一波冲击，其特征以海盗掠夺为主，以商品贸易和传教为辅，致使东方沿海地区普遍被殖民，出现了许多殖民据点和贸易据点，但东方三大帝国（明清帝国、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并未受到很大触动，只是在沿海组织了小规模抗击或抗争。从贸易角度看，东方尤其东亚却由此大规模获利，中国、印度进入“白银资本”时代。工业革命后西方对东方发起第二波冲击，以坚船利炮为主，以工业品贸易和传教为辅，东方腹地普遍受到攻击，纷纷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东方三大帝国陆续被西方列强击败，出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中国）、“仁政改革”（奥斯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印度）等应急反应。
世界历史上还有些特殊互动现象值得关注。如先在文明对后来文明的影响，可看成是一种纯粹的单向度互动，特别是同一地域范围的先在文明与后来文明的关系。如古代中东文明对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影响。古代中东文明兴盛于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30年之间，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兴起于公元7世纪，虽然中间相差一千余年，并且中经亚历山大帝国及希腊化世界、罗马帝国的侵扰，但古代中东文明对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值得深入探索。又如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与5世纪兴起的欧洲文明，两者在时间上有明显续接关系，后者承续了这片土地上许多原有的因素。同时，古希腊罗马文明还通过在希腊地域上作为罗马帝国延续物的拜占庭，再次传回西欧。与欧洲文明同时代的阿拉伯人将众多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典籍翻译出版，也再次传回西欧，促使欧洲文明获得了极多的古典元素，并激发了欧洲的文艺复兴思想运动。
世界文明跨时空多维互动的现象颇多。如印度文明在7—12世纪向东南亚传播。受动的东南亚既在一定程度上“印度化”，被纳入印度文化圈，又极力让外来的印度因素“本土化”；演变为欧洲殖民地后，近代东南亚有“西方化”趋向，独立后的东南亚则既要“去西方化”，又在“去印度化”。有的互动既跨地域又历时较长，特别是古代条件下文化和技术的传播。如中国的造纸术。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751年唐朝高仙芝与阿拉伯军队发生怛罗斯战役时，唐军战败，一些随军工匠被阿拉伯人掳走，造纸术逐渐西传：793年传到巴格达，10世纪至大马士革和埃及，1100年至摩洛哥非斯，1276年至意大利蒙第法诺，1391年至德国纽伦堡，1494年至英国伦敦，1576年至莫斯科，1586年至荷兰，1696年至北美费城，整个时间持续了差不多上千年。
世界历史上也有许多不对称的强力性互动。其中一种结局是双方发生战争等暴力冲突，胜负未分，但对冲突双方的经济社会都造成了极大破坏。另一种结局是强势文明压倒性战胜弱势一方，但强势一方也遭受了人力、财力、物力的极大损耗，弱势一方则衰落下去，甚至灭亡。历史上的大部分征服战争基本是这种情形。典型者如波斯用武力统一中东古文明地区，亚历山大东征占领中东中亚直至印度河流域，罗马对地中海区域的征服，英国人将印度变成完全殖民地等。
总之，互动对文明发展可能产生正负向双重作用，但都是在文明史上激起涟漪，使得世界文明史画卷鲜活而多姿。若是文明之间缺乏互动则易于造成沉寂局面。如中古的美洲文明、非洲文明，都与亚欧大陆文明缺乏互动；美洲三大文明之间，东非、西非、南非各文明点之间，也缺乏互动。缺乏互动的消极后果之一是不能互相促进；后果之二是“也没有外来的威胁，因而，被淘汰的压力对它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它们可以按原来的状况过上几千年而不危及其生存”。第二种情形似乎也适用于古代中国。由于孤悬东方，中国与亚欧各文明间因地理阻隔而互动不甚频繁，因而社会行程虽然顺畅但是平缓，缺乏外来刺激，故难以产生颠覆性变革和跳跃式发展。
五、文明互鉴论
与文明互动多为客观自发行动不同，文明互鉴多为出于主观意愿而有意识地学习和借鉴他者文明，是一种主动式互动、更高自觉性的互动。文明互鉴须以认识他者文明的长处为基础，并深入了解其不足和教训及原因。互鉴的作用与影响多为积极面。文明互鉴行为的发出是在精神层面认知的产物，互鉴的内容则多是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事物。
严格地说，互鉴应是共时性文明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吸收有益成分，相互借鉴经验教训，虽然有主体和客体之分、主动和受动之别。但从世界历史实际来看，所谓互鉴，“互”的情况较少，大多是较落后的一方主动向先进方学习，也有强盛文明主动去学习和吸收他者因素的情形。还有种情况是后代文明对先在文明（包括外部文明）的学习、模仿，吸收其正面的、积极的、成功的因素，借鉴其失败之教训。
世界历史上成功的“互鉴”甚多。在欧洲，如古罗马文明对希腊古典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古罗马在征服希腊后掀起了“希腊文化热”。罗马人虽然征服了希腊，但他们感觉自己在文化上远为落后，于是本着务实包容的态度，将希腊文化大规模地引入意大利，包括语言、生活方式、艺术品、戏剧、文学、哲学、宗教等诸多方面，罗马文化由此开始得到较快发展。在“希腊文化热”中，罗马也对希腊文化赋予了理性思考，并非毫无选择全盘纳用。又如中世纪西欧，由对罗马法等古典文化因素的崇尚，引发了“12世纪文艺复兴”。中世纪经院哲学极力张扬亚里士多德主义。中世纪西欧也学习同代的阿拉伯文化：学习阿拉伯文学的世俗和人文精神，甚至模仿其狩猎、爱情、冒险、战争之类题材，这在《堂吉诃德》《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中都有体现；学习、吸收阿拉伯的天文学、光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13世纪巴黎大学还出现过拉丁—阿维罗伊学派；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习技术，包括来自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技术等；他们还将阿拉伯人保留的各类古典文献带回欧洲并翻译。文艺复兴时期西欧人不但以复兴古典文学和艺术为旗帜，倡导人文主义和世俗主义，还从古希腊罗马那里汲取思想养分，以古代史家著述材料研究罗马史；在学习和模仿古典作品基础上创造自己的写作风格；重建古典的政治制度等。在俄罗斯，基辅罗斯时期学习拜占庭文化、引进东正教；17世纪彼得大帝学习西欧进行改革；18世纪叶卡特琳娜学习西欧、实行“开明专制”等。
在亚洲，中国古代高僧法显、玄奘等出使印度，引进佛教经典及佛像艺术等，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并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宗教。20世纪初期中国先进分子学习俄国十月革命，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发起社会主义运动，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至今的全面对外开放，包括学习西方的现代管理思想和技术，大大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繁荣。在日本，7世纪先后派出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和制度，实行大化改新，使日本进入了奈良时期和平安时期的盛世。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派岩仓使团考察西洋学习各国优长：经济上学英国，教育上学美国，政治体制和军事上仿德国。明治政府还提出“求知识于世界”，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树立“脱亚入欧”目标，从此西方思想文化潮水般涌进日本。“二战”后，日本大力引进西方专利技术，五六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在土耳其，“一战”后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剩下的土耳其该何去何从？凯末尔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具有鲜明的文明互鉴特征：在实践上，吸收了西方经验，也保留了土耳其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在文化上，既是对西方文明的借鉴和模仿，也是对本土文明的重塑和创新；在理论上，对不同文明的价值观念进行选择、吸收、排斥和融合。具有明确文明互鉴意识的凯末尔改革加速了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
然而，即使是文明互鉴成功的范例，也充满着复杂性和曲折性，互鉴过程中常常有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当落后方去学习先进方时，被学习者未必愿意让人学习，因而经常阻止对方的借鉴行为。一方面有被借鉴方的阻力。如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取得显著成效时，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意图学习，结果遭到英国千方百计的阻挠，甚至立法惩罚将技术传带到大陆的工匠。今天的美西方也借保护知识产权名义，禁止芯片等高科技产品和技术出口，甚至还针对性地遏制对方。另一方面也有学习方内部的纷争。当主观上有向外学习的意图时，那么选择谁作为学习对象，主要学些什么内容，以什么方式去学习，谁来主导互鉴行为，诸如此类，必定会在决策层内有激烈博弈。
因此，历史上也有些文明互鉴的反例，即那种不顾自身条件盲目模仿或未学到被学习者的真谛，因而没能成功的变革。如十八九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奥斯曼长期与西方对峙、博弈，曾是阻挡西方力量东扩的屏障。工业革命后欧洲崛起，奥斯曼日益面临西方威胁，在模仿西方制度方面进行了四次改革，前两次改革是建西欧式新军，第三次改革称“坦志麦特”（革新），意在建新政，第四次是新党派模仿西方建立宪政治，最后均因未触动封建体制而告失败。萨菲伊朗的改革也与之类似。萨菲王朝曾利用英国力量打击葡萄牙人，结果英国殖民者的进入却使伊朗传统经济大受冲击，巴布教徒多次起义，统治者被迫改革。著名的达吉汗改革着力于建新政、建新军，但未能触及传统封建体制，最后也以失败告终。在中国，鸦片战争中英国用大炮轰开中国大门后，清统治上层势力仅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掀起了洋务运动，以兴办军事工业为主要内容，附之以兴办相关联的民用企业。洋务者，仿效洋人“坚船利炮”也，并依靠洋人来实施。结果是兵未能强，故有甲午战争之败；国也未富，外国商品倾泻中国，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晚清知识分子等有识之士推动变法维新，康有为欲效法俄国彼得大帝西化改革，主张废科举、倡新学、办实业，重点是主张制宪，建立君主立宪制。戊戌变法触及了专制政体，遭到顽固派和洋务派两方面的反对和镇压。总的来看，无论是洋务派建新军，还是维新派建新政，都没有触动封建制度和传统经济之根本，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
还有一种情形是树错了样板，走上邪路。日本明治维新学习德国的君主体制和军事体制，虽然以国家力量推动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却走上了军国主义邪路，成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元凶之一。这是一个颇为深刻的教训。
总之，研究文明的本体、比较、互动与互鉴，旨在进一步推动世界文明史的学术创新。早期的文明史多是对文明逐一考察，强调文明兴与衰的自身原因、自我演变，而文明的本体、比较、互动、互鉴研究，则可将文明进步或衰落看成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从把握文明横向的互动互鉴趋势来揭示世界文明迈往高阶的纵向发展的必然性。进行文明之间的比较、互动与互鉴研究，可以改变世界文明史以往那种内视的、纵向的叙事，把各文明置于人类世界宏大框架内，探索文明间横向联系，从而建立纵横交织的新的世界文明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揭示、吸收、汇聚和融合各文明的积极因素，使新形态文明的内容更丰富、更饱满，也更具多样性、包容性、开放性。强调文明之间的比较、互动、互鉴，并不是要让不同文明完全融为一体，而是要让各个文明能长时段地“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在不断扩大的程度上和日益深入的交融中努力凝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每个文明都尊重他者，对他者具有包容性，不以改变他者为目的。要让世界文明真正融合成一体，只有集合各文明的优秀特质，在不断交流和互动中随着时间进程逐渐调和文明间的差异性。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要创造一种能将各文明优秀特质聚合起来产生复合作用并激发新因素产生的高阶文明。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