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友梅：以“志在富民”理想走向“共同富裕”现实

以“志在富民”理想走向“共同富裕”现实

李友梅

提要：费孝通先生近百年的学术人生里保存着认识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线索，他在对中国社会变迁的观察中提出了中国这个巨型航船如何“从几千年文化史的这一头”开往现代化的重要命题，并在理论和现实的双重观照下不断破题。他以“行行重行行”看“中国农民的创造”，以“志在富民”的理想走向人民“共同富裕”的现实，以“从实求知”的方法做“迈向人民”的社会学。重温费先生“小城镇大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社会学的“来处”与“去处”，也启示我们应如何重塑中国社会学的想象力，即从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去聚焦中国的“真问题”、把握真规律、“研”以致用解决真问题，从而为理解中国社会转型实践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整体性智慧。

关键词：小城镇大问题志在富民共同富裕从实求知迈向人民的社会学

2023年是《小城镇大问题》文章发表40周年。在费孝通先生近百年的人生里，以此为开端的小城镇比较研究构成了他由乡村研究不断扩展到更加宏观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的关键环节。费先生亲身经历了中国社会与世界历史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同频共振的剧烈变动过程，他以敏锐的眼光观察到中国社会的跨越式变化，以独到的见解思考着处于世界之中的中国历史文化，在现实和史实的双重观照下，他深刻地洞察到有着几千年农耕文化的文明将要进入新的时代，提出了中国社会、文化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命题。

中国社会百年变迁的历程是史无前例的，社会发展阶梯式叠加累进的跃迁速度，挑战着人们原有的想象力。费先生概括的“三级两跳”，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三大阶段两大变化的历史进程，并没有等我们有本领、有准备应对这个局面时才出现，而是以极快的频度、挤压式地奔涌而来，往往是前面一跳还没完成，新的跳跃又来了。新文化对旧文化产生深刻而巨大的冲击，由此崛起的新文明则指向了“有史以来最强烈的社会变动和创造性重组”（托夫勒，1983）。20世纪以来的世界和中国社会变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影响着我们：截至2020年，“农业劳动者”已少于2亿人，“农村人口”为5.10亿人，而户籍身份“农民”仍有7.71亿人（朱光磊、裴新伟，2021）；2022年，三大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7.3%（第一产业），39.9%（第二产业），52.8%（第三产业）（国家统计局，2023）。这种结构与实践的反差、错位、断裂，进一步呈现出中国社会变迁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和速度，远比抽象的理论概括要更为复杂、更为深刻。

从理论上看，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实践，其现代化的“地方性知识”正在形成对西方传统现代化理论的挑战和修正（沃勒斯坦，2013；卡斯特，2001；贝克，2018；吉登斯，2022）。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以时空压缩的跨越式发展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快速变化的背后，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也累积到一起，日益呈现出我们所说的社会形态的“叠加态”，既构成了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样态，也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总体图景。如何在巨变时代中把握基于中国实践的“真问题”并找到破解问题的路径，成为摆在中国社会学研究者面前的课题。

费孝通先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见证者、参与者与推动者，他的学术历程保存了认识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线索，“在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记录：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能看到这么惊天动地、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并通过这个人的直接观察，把这个变化记录下来”（费孝通，2009a：455）。从江村到小城镇再到区域发展和共同富裕、由浦东大开发前沿提出的农民问题到再思文化自觉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费先生于“行行重行行”中不断深入思考的是，中国这个巨型航船如何“从几千年文化史的这一头”开往现代化的方向？他不仅践行了一生所坚守的“志在富民”“从实求知”的研究旨趣和方法指引，也在其学术生涯中贯彻了迈向人民的中国社会学研究宗旨。因此，对于费孝通先生学术历程的重温和回顾，无疑有助于我们在现实与史实、实践与思考的多重观照下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和运行逻辑。

一、“小城镇大问题”的所思所想

1981年冬天，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的费孝通先生在三访江村时倡议，“以小城镇作科研课题”推进重新开始的农村调查更上一层楼。1983年在对江苏省吴江县不同类型小城镇的调研基础上，费先生形成了《小城镇大问题》一文。彼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最初期，该文所呈现的农村、小城镇的景象已经很不同于前两次他在江村调查中所了解到的状况。

20世纪30年代，时年26岁的费孝通初次到访江村，在调查中他发现，“农工相辅”是中国农民摆脱贫困最为现实的路径，“男耕女织”是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结构，“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费孝通，2012）。1957年费先生重访江村时看到农民的生活比新中国成立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传统家庭副业已经衰弱，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被束缚于土地上，农民“手里没有钱花”，商品交换日益萧条，几乎所有的小城镇都缺乏活力。1981年费老三访江村时看到，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基于集体经济的社队企业快速发展，江村全年人均收入接近300元，位于全国前列。1984年中央4号文件将社队企业正式改称为乡镇企业，之后的4年间乡镇企业数平均每年增长52.8%，从业人数平均每年增长20.8%，总收入平均每年增长58.4%。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带动了小城镇的商品流通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原本处于不同程度分割和疏离的各层次区域，因为协作和互补的需要而日益相互开放、产生联系，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小城镇的企业中转化成了生产力，小城镇作为城乡发展的必要环节，发挥着“调节城乡人口的蓄水库”作用。1993年费先生在为“全国乡镇企业经营与发展研讨班”做报告时，特别强调了农民用“千军万马、千山万水、千辛万苦、千方百计的精神”，创造了中国的市场经济（费孝通，2009b：202）。

苏南地区小城镇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让“志在富民”的费孝通感到欣喜，这不仅因为他看到了农民生活状况的改善，而且他看到了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重要意义。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向世界展示出中国在发展经济道路上的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特点：中国农村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它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推动农业走上了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国农民根据自身条件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崭新创造。由此可见，“小城镇大问题”所关心的不只限于小城镇，而是小城镇发展背后所蕴含着的中国独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费先生所关心的“大问题”是我们这个小农经济延续几千年的国家城乡一体化现代工业的前景。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费先生的研究于“行行重行行”中不断深入。在对开发开放的浦东新区进行的实地调研中，他看到了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作用下新旧体制衔接的复杂性：跨国大企业和外资被快速引进的同时，当地的乡镇企业也趋于萎缩，征地农民很快遇到了生产性退路问题。基于此，费先生指出，浦东新区大开发、大变革中提出的征地农民问题，其实是那些在以农村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乡土社会里生活的人，一下子变成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市民时所提出的问题；是外来力量要使一个农村地区在一两年里，迅速进入西方人用几个世纪才建成的现代化大都市时提出的问题，这突出地表现为传统体制转型后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李友梅，2005a）。在浙江金华调研时，费先生发现，一些企业接到国外订单后，实质上沦为了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的“加工车间”。比如金华一家凭订单生产家庭维修用具的企业，美国经销商采购它的一套产品的价格是40美元，在美国市场的零售价却高达200美元，其间差价是采购价的400%。从浦东新区大开发开放中失去生产性空间的征地农民和乡镇企业，到浙江金华企业实际成为了国际经济分工中的车间式工厂，费先生深深感到，中国要在大市场里获得更多的主动权，要在大市场中扮演主要角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由此，费先生看到了乡镇企业在后来的转型发展中受到的重重限制，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产权关系和运行机制面临严重挑战，以及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整体社会文化的变化，他说：“‘三资’企业一来，竞争到国内来了。这是经济交往，也是文化接触。”社会文化土壤在转型过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如何在多种不确定的变化潮流中，坚守文化的主体性，做历史的主人？这不只是关系浦东的征地农民和乡镇企业的问题，而是一个以农民人口为最大多数的国家如何在将来的“地球村”里找到自己位置的大问题。“窥一斑而知全豹”，他说：“我由此联想到中国这个几千年形成的小农经济基础和农民作为其社会结构主体的现代化过程，联想到中国这个‘重舟’要过二十一世纪大关正在行驶的航道，从而感到对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这个‘龙头’作用，以及那里的新旧体制的关系问题和征地农民就业安置问题的研究更紧迫更重要了。”（费孝通，2009c：178）

费先生从家乡开弦弓村开始的研究思考不断扩延其时空范围：伴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时间绵延与研究地域的扩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加速，“快速发展之下的中国社会文化何去何从”这一问题日益凸显。1998年在珠江三角洲区域进行访问考察时，他说：“我联想起几十年前苏州吴江开弦弓村往返震泽镇的航船，航船的这一头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虽然航船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功能，但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依然还在。这个联想使我脑海里又呈现出一个问题：从中国几千年文化史的这一头到来自西方世界的现代电子信息网，还需要中国农村在物质和精神上拿出多少投资？”（费孝通，2009d：330）这个文化航船的比喻意味深长，揭示了“问题从哪里来”的现实路径。

二、“志在富民”与“共同富裕”

小城镇研究关涉“乡土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也涉及中国农民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问题。“我一生的学术工作是以农村调查开始的，其后进入小城镇研究，近年来又开始区域发展的探索，统称为一生社区研究的历程。”（费孝通，2009e：1）小城镇研究不是孤立的研究，它既关联着农村，也关系到更大范围的区域发展，一系列经济区域发展的设想构成了“全国一盘棋”的格局。尽管研究的地域范围不同，但一以贯之的是“中国农民如何脱贫致富”这一核心问题，费先生始终关注着“为中国农民能富起来做些什么事”，始终坚守着“志在富民”的使命感。

费先生“志在富民”使命感的形成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35年在广西大瑶山，费先生就已经关注到在文化接触和碰撞中如何让少数民族人民也能共享经济利益的问题（费孝通，2009f）。在江村，中国农民极度贫困的现实促使他“发生了尽力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也为他“后来一生‘志在富民’扎下根子”（费孝通，2009g：47）。在20世纪40年代的魁阁时期，他与张之毅写成《云南三村》，进一步看到发展乡村工业对于改善农民穷困境地的重要性，这一时期他的很多思考，后来汇集成讨论中国农村社会特点的《乡土中国》和有关农村复兴的《乡土重建》。费先生所提出的关于农民温饱的“小康水准”“现代工业技术下乡”“乡土工业”等一系列想法，都是围绕中国农民脱贫致富这个主题做的文章（费孝通，2009e）。可以说，费先生“志在富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随着他对社区研究的推进而不断地发展，体现了他与时俱进的学术关怀，也体现了社会学早期知识分子用知识报效国家的远大理想。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小城镇研究由点到面不断扩展，费孝通先生在“行行重行行”中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提炼总结也在不断深入。在1982年到1984年的3年中，费先生的足迹遍布江苏省省内11个市，此后又走出江苏、走向全国，“东西穿梭、南北奔走”。他在对沿海发达地区的观察和比较中提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紧贴中国实际的概念，针对资金和人才相对匮乏、乡镇企业发展较慢的内地大片地区，则总结说“致富的门道有很多”：比如不出院不出村就能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的“庭院经济”与“民权模式”；湖北孝感每个村子都发展专门养殖的“一村一品”模式；河南信阳的“公司加农户”以及焦作的“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加工业模式；等等。费先生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重视经济发展与农民的文化根基相结合，根据当地的生产结构和经济特点提高产值、增加收入，从而走出一条充分利用闲散劳动力、提高农民生产力的道路。在费先生看来，这种发展模式具有“水涨船高，大家一起发展”的特点，“从具体历史发展来看，并不是从理论上推论出来的结果，而是农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自己的创造”（费孝通，2009h：353）。

随着对地区发展方式的比较研究逐渐深入，费先生的思考进一步聚焦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和不同区域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提出了如何下好“全国一盘棋”的时代大问题。换言之，在费先生看来，不仅培育每个地方自身发展的内在活力和地区发展的自主能力很重要，“内发性机制”与寻求推动发展的外力相结合的合作机制也必不可少（李友梅，2005b）。他提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两部要配合衔接同时发展，两部都可以有一些地方先富起来，带动后进，全面繁荣”（费孝通，2009i：330—331）。他还强调“内地和边区只要积极地发挥自力更生的精神，大力进行改革开放，与先进地区在取长补短，互助互利的原则下联系合作，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是可以逐步实现的”（费孝通，2009j：38）。1996年费先生提出“串糖葫芦”——经济带协同发展的想法：就是把京九铁路沿线地区的中心城市都串起来，形成经济带，并以中心城市为龙头，带动经济增长点的发展，推动沿线欠发达地区和传统农业地区实用技术和适用技术的应用，接通点与点之间的大市场，为国家实现共同富裕发挥重要作用。在长江三角洲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方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关的欧亚大陆桥为尾闾”的宏观设想（费孝通，2009g：59），也在相当程度上契合了包括西北和西南的西部大开发构想以及日后党和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由此，费先生关注的问题从生产领域扩展到了消费领域，以及连接生产—消费的流通领域，从经济区域到经济带，擘画了共同富裕的蓝图。

不仅如此，费先生的“志在富民”没有停留于“如何致富”的层面，他还在思考“富而后教”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剧烈的转型与变动之中，费先生看到的不仅仅是经济制度与物质条件的变化，人的精神结构如何应对时代变迁带来的新变化也始终萦绕在他心头。1986年费先生对小城镇研究进行阶段性回顾时，就已经注意到在农民的生活需要解决之后，农村碰到了更加复杂也更加重要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费孝通，2009k：174）。1992年年初在针对全国扶贫工作进行交流时，费先生倡导知识分子要积极投身于“智力扶贫”工作，经济后发地区的“富民”工作关键在于引入现代知识（费孝通，2009l：2）。同年，他极具前瞻性地指出，“……我已认识到必须及时多想想之后我们的路子应当怎样走下去。小康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进到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费孝通，2009m：42），他把这个问题称之为不同于生态关系的心态关系。在同年11月的无锡乡镇企业研讨会上，他进一步提出农民在达到小康水平之后应该如何生活下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应该如何实现同步发展是值得研究的大问题（费孝通，1992n：130）。进入21世纪，直面“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的时代”之时，费先生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指出：“社会学的知识、价值和理念，通过教育的渠道，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可以帮助社会的成员更好地认识、理解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之后，费先生进一步提出了如何“智力扶贫”的问题。可见，费先生不断地延伸和扩展了其研究的“问题链”，从地区发展到共同富裕，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从生态关系到心态关系，“志在富民”的思考随着实践变化和时代发展不断向前深化演进。

三、以“从实求知”迈向人民的社会学

费先生一边以脚步丈量祖国大地做学问，一边总结自己“从实求知”的学问方法。在《云南三村》的序言中，费先生曾对“实”进行过这样的阐释：“我一向认为要解决具体问题必须从认清具体事实出发。对中国社会的正确认识应是解决怎样建设中国这个问题的必要前提。科学的知识来自实际的观察和系统的分析，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实事求是’。”（费孝通、张之毅，2006：3）

“从实求知”的“实”首先着眼于人的社会生活实际，对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实际生活现状进行追问，“知”是从“实”中所生成并由此形成的一套知识体系的基础（李友梅，2017）。“实”是什么？首先是真问题。“一切问题，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外国书里翻出来的，更不是从头脑里想出来的，而是要看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提出了什么问题。”（费孝通，2009a：456）费先生用已然、或然、果然或不然来论述研究的过程：“一切要从已发生的事实为基础，观察和描述‘已然’。用可以观察到的事实为资料，进行比较和分析，探索在事物发展中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出设想，然后通过思考，引发出‘或然’。最后以实践去检验其正确与否，经过历史的对证，得出‘果然’或‘不然’的结论。”（费孝通，2009e：21—22）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学理层面还是在实践应用层面，他都坚持“从实求知”，从实际出发进行学理提炼并提出设想，再反过来促进实际的发展，“……抓住这个历史事实进行分析、表达和传播，使人们能理解其在社会发展中的正面和反面的作用，从而通过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对社会客观进程发生作用”（费孝通，2009g：52）。费先生的“行行重行行”，其意就在不断地“从实”中清楚认识中国之“实”，“实”就是农民的生活，也是小城镇大问题的内核，只有深入去挖掘“实”的内涵，提高对“实”的认识，才能深刻体会建立在“志在富民”的社会诉求基础上的情怀与境界。

从实求知的“实”里面既有“现实”也有“史实”。费先生强调中国文化同时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中国是一个有祖宗和有子孙的社会，个人是上下、前后联系的一环。在中国文化中，文化在这个特殊意义上具有的历史性，又紧密地与文化的社会性相联系。人生在一个集体中，一个所谓的‘社会结构’中。出生后要在社会中从幼到成年，变成社会人。所谓‘进入社会’，就是接受一套已先于他存在的文化体系”（费孝通，2009o：512）。在谈及文化自觉时，费先生认为钱穆先生是从中国历史的规定性层面总结出中国文化的精神，这是“史实”，相比较而言，他认为自己是在农民生活的“现实”中体会中国文化的特点，也就是说他看到的“现实”中有“史实”。历史和传统是我们文化延续下来的“根和种子”（费孝通，2009p：352），但文化本身是流动和扩大的、有变化和创新的，个人作为文化的载体，也在文化的不断创新中成为“变体”。

谈及在学术研究中“史实”如何与“现实”相结合，费先生指出，一方面我们要注重传统与创造的相互助益，“我们的学问是要从历史里面出来的，也就是要从旧的里面长出新的东西来，这就是传统与创造的结合的问题。怎么结合法呢？创造不能没有传统，没有传统就没有了生命的基础；同样，传统也不能没有创造，因为传统失去了创造是要死的，只有不断的创造才能赋予传统的生命”（费孝通，2009p：352—353）。另一方面，我们要在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视野中进行历史的回溯和理论的创新，“我们真要懂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并能与西方文化做比较，必须回到历史研究里边去，下大功夫，把上一代学者已有的成就继承下来。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边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费孝通，2009q：352）。费先生从实求知的方法既没有局限于自身的传统文化，也没有局限于眼前的社会表象，而是主张在古今中西的大视野中对社会现实进行整体性分析和考察，这对当下我们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费孝通说自己是“一个以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为一生兴趣的人”（费孝通，2009r：1），他自述一生的研究课题是“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费孝通，2009g）。他基于“小城镇大问题”的所思所想一直紧扣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其志在富民的追求也已融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他从实践中探索出认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方法，给予我们关于治学方法的启迪。

四、余论：

重思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想象力

1980年，费孝通先生在国际应用人类学年会上接受马林诺斯基纪念奖时曾提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中绝大多数人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和繁荣，为了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科学才会在人类的历史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费孝通，2009s：361）“迈向人民”的宗旨不仅贯穿在他一生不平凡的学术活动，也彰显了人类追寻社会科学知识的终极价值和本质意义：只有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获得丰厚的滋养和力量源泉，才能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

更为可贵的是，费先生从实求知的学术人生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同步，在“志在富民”的探索里保存了认识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线索，也真切地体现出迈向人民的中国社会学研究宗旨。与此相应，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践日益呈现出人民性与公共性相统一的本质特征，这种指向共同的根本利益、共同的道德生活与共同的政治生活的新公共性，彰显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共同体为导向的实践路径（李友梅，2023）。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呼唤中国社会学构建新的理论研究范式，这一新范式既要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是世界现代化整体进程的一部分，体现人类社会从近代向现代、从农业到工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转变；又要在转型动力的层面，基于中国经验对“社会何以可能”做出贴切回答。只有同时涵盖这两个方面，才能既阐明本土社会转型的内在逻辑，又构筑起能够进行跨文化对话的概念与理论。以从实求知的精神做“迈向人民”的社会学，与中国社会以人民性为特质的新公共性的高度契合，体现了从实践中得出的“真知”与现实实践的有机联系。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动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成为新常态，“从实求知”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当下的社会运行提供认识和理解，更在于对将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世界秩序的变化作出合理预判和准备。费先生观察到，20世纪的世界以对抗、战争的形式体现了“世界一体”（One Word）的特征（费孝通，2009t：252）。20世纪没有完成的世界一体进程，继续向我们发问：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平衡的发展和多样性的文化，我们要如何认识并达成这样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进而实现世界由分到合的一体化？不同的文化如何保留自己的特点同时开拓与其他文化的相处之道？“现代化”的词意有多样的维度，但接受这个现代化过程是人类共同的命运。在全球化多元文化的并存中要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与发展，要“兼济天下”，就要坚定文化主体性，使中华民族成为自身发展的历史主人，才能为全人类文明的共存、发展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发展指向也概莫如是。

当前，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持续推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但作为知识生产的关键，我们的想象力总是比较缺乏。具体说来，就是中国社会学的想象力从哪里来？如何去把握基于中国实践的“真问题”？如何找到破解问题的路径？如何在社会结构、历史变迁、个人阅历的交错中，使社会学的想象力成为“流动的充满时代活力的巨大河流”（陈云松，2018）。费先生“从实求知”的学术历程无疑能够为我们提供有益借鉴：社会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但既有的社会学理论知识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实生活的变化；现实从历史而来，要读懂现实生活的变化需要对历史和现实的结合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既要把握现实中多元文化的相遇和相处问题，又要理解历史深厚的积淀，这就需要多种学科宽广的视野和深厚的学养功力，为构建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中国想象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要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习近平，2023）费先生不平凡的学术人生，深刻践行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使命。今天重温费先生“从实求知”做“迈向人民”的社会学研究，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社会学的“来处”与“去处”，也启示我们：当下中国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要从当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去聚焦中国的“真问题”、把握真规律、“研”以致用解决真问题。

来源：社会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