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前满：共同富裕实践路径选择的境界与层次：共享还是分享

曹前满，华东师范大学理学博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产业转型、共同富裕、三农问题等。在《经济学家》《城市发展研究》《社会科学》等核心期刊独著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3篇获人大复印、《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独著学术著作２部，合著、参著10余部。

摘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党的奋斗目标。共享发展是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伦理取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理念与实践路径。共同富裕实践是共享还是分享，体现出政治与伦理取向下的不同发展取向与分配方式，呈现为共享的不同层次的境界；共享形式的无偿与有偿是特定所有权结构下的需要或制度安排，有其分配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依据。不同所有权属性的共享形式有其不同的共享份额；劳动参与的分配体现为共建共享，而共建参与面很有限，在特定市场结构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基于共享内涵、共享理念与共享实践之辨析，探讨所有权宽度、共享实践范围与分享的厚度之逻辑，明晰劳动参与面、市场化深度与共享权益之结构。进而，基于共享发展理念的逻辑推演，构建共同富裕的共享实现机制，化解影响共享的诸如所有权、市场、技术等各类结构性问题，在实践层面引导先富带动后富，促进共建共享参与，增强生产性福利，增进劳动者福利。

关键词：共同富裕；共享经济；分享经济；平台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党的奋斗目标。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共享发展是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伦理取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理念与实践路径。可以说，“共享发展”理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规律的反映与提炼，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的表现形式。而近年来，在信息技术助力下，平台经济活跃，互联网平台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发挥资源集聚优势，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时下谓之共享经济，亦称分享经济。这种共享经济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利润分享制度的“分享经济”有所不同。“共享”或“分享”一词的使用高频次出现，由此，引起学界广泛讨论。相关研究辨析了共享发展理念与分享经济理论，阐述共享发展与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关系，指出共享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指向。李炳炎等指出“共享”不局限为一种分配方式，更将成为发展方式的创新。马蓝指出中国共享发展与西方“分享经济”的运行逻辑和价值旨归之不同。朱霁等基于共享范畴的认知，强调公有制是基础、有效制度安排，群众平等参与社会共建等。王立胜指出应构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范建平等建议从收入差距层面进行区域共享发展水平测度研究。总体上，相关研究更多从政治伦理、政治经济学层面探讨“共同富裕”与“共享发展”的关系，阐释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探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而提出宏观层面的路径取向与基本原则；强调共享范畴，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有效制度安排，让群众平等参与社会共建等，构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然而，共享发展理念需要落实到共享实践还是存在很多困惑，况且共享的发展、益贫式增长都是世界性难题。在政治伦理层面，共享是至高的境界，也是广泛意义上的；在实践层面的共享体现为分配方式、资源匹配方式。共享发展理念与共享经济理念或分享经济理论存在着一致性，共享与分享在不同语境下有其不同的含义。在所有权结构下的参与式共享是借助于市场交换实现分享，共享与分享存在重合，受价值链切割与生产碎片化分割，共享效应具有局限性，影响到创造共同富裕的局面。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梳理和辨析共享与分享概念的范畴，从所有权属性、资源配置结构、价值体系、经济大循环体系层面探讨共同富裕路径选择的共享境界与层次，助力引导劳动致富的共享实践策略。基于此，本研究从基本概念入手深入剖析共享与分享，消解概念困惑，以共享境界之层次关联共享与分享、共享发展理念与共享/分享之经济实践；从个体行为到群体效应层面、从资源要素到产品的权属关系层面、从地域性市场到全球价值体系层面深入探讨共享形式与分享效应，进而探讨参与层面的共享结构问题，以及共享发展理论逻辑支撑后富致富的共享策略。

一、政治与伦理取向决定共享还是分享的发展路径取向

（一）共享的基底、时代之急与时代之托

富裕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早在1953年，在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首次出现“共同富裕”。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正如邓小平所言，“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富裕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富裕，注重的是全体人民的富裕，并且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和共同努力。这是我们的制度和道路选择的底层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在实践中探索共同富裕道路，执持共享发展理念，创造共享发展基础。在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共享理念广泛存在，并贯穿在实践中。只是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我们对之赋予了不同的理解和实践形式。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消灭私有制努力创建共享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实践路径依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标准，为共同富裕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推进市场经济改革，注重发展市场经济与市场化配置资源，对共同富裕实践中的公平与效率更侧重于优先效率，激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让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直到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要求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即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此后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这里的共享形式是模糊的，更多通过政策转向，取向于一种获得感与可及性。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正迈进高质量发展阶段，党中央提出“共享理念”与“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以共享为发展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五大发展理念，并阐述了共享发展理念的内涵：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与渐进共享。这里的共享显然是至高层次的政治伦理，也是方法论层面的重要手段。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共享发展上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指出:“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要让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就要完善发展理念和模式，提升发展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

富裕体现财富的数量，共同富裕体现共同享有的财富数量，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先把‘蛋糕’做大，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分好”。”共享逻辑的合理性在于在个人与国家性质关系层面，“国家建设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事业，国家发展过程也是全体人民共享成果的过程”。“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共享的实现途径上，强调共享是共建共享。共建共享是一种参与式的共享。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共享理念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人民对发展成果的共享首先体现为生活消费与人的全面发展，而消费能力的提高取决于收入水平以及获取收入能力的提升。另外，就是体现为一种融合于生产、生活环境中的福利形态，如“十三五”规划所强调的，“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二）共享内涵、共享理念与共享实践之辨

共享是当下高频次使用的词汇。“分享”和“共享”对应的英文是“share”一词，从中文词汇意义上看，二者区别在于“分享”为分而享之，“共享”指共同享有。因中文使用语境中总是有着微妙的差异，故而有“共享经济”与“分享经济”概念内涵同一与否的争议，或共享经济较分享经济理念更为包容、内涵更加丰富之说。“共”突显出权利源头上公的整体性，不可切割性；“分”则体现在具体分配上的切割与施舍意味，如有人认为，“分享”是有目的和条件的，而“共享”是基于共同占有的权利，是无条件的，因而“共享”比“分享”更为强调身份平等和分配公平。

日常生活中的分享是所有权者将其所属财物的部分作为分享对象物，与其他对之有需求的主体之间所发生的权益关系，通常是基于一定的目的性，通过特定手段让渡对象物的权益。分享是有境界的，有时体现个体的伦理境界，表现为一种施舍与奉献；但更多时候主要体现为市场原则交换权益，诸如基于规则或制度安排下的劳动参与，就是依据特定尺度的机制分得一份收益。共享的层次体现于“共”的范围，取决于所有权属性，有全民所有、集体所有、少数合伙人所有，共享方式是依据所有权的分配方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为按要素贡献分配，同一性质要素按股份获取。基于分享的所有权拓展，或市场平等交换所体现的分享，与共享有着重合部分。因此，作为一种商业模式的共享经济或分享经济，共享与分享有时互为指代。

分享更多是一种方式与手段，而共享则体现为我们高层的一种执政理念。因此，共享发展理念与分享经济理论有其一致性。共享发展理念层面的“共享”与现实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中的“共享”“分享”是有巨大层次差异的。广泛意义上的共享在概念衍生层面还体现为不平衡发展增长极涓滴效应、辐射效应等。

在政治层面，共享具有群体广度，须在特定先决条件下，并体现为理应享有，更多体现为制度安排下的公共性，即无偿性，在所有权属性上体现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公有制。当下共享发展是作为发展理念，即国家针对人民福祉的经济社会目标取向与实践路径取向。共享形式是宽泛的，并不一定特指公有制。因而在多种所有制结构下，共享已不是纯粹的公共性的共享，而是体现为社会效应的分享。作为具体的给予手段方式的分享，即分而享之，在私有产权下还体现为一种情怀、胸怀，所体现的是个体层面的伦理境界及其衍生的价值取向，即体现为奉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享指一种平台化的协同化的集聚与重复利用以及供需匹配方式。

共享发展是引导性的发展理念，不是具体分配或共享活动，但发展理念需要付诸实践，绕不开共享方式，也需要分享经济或共享经济。具体如何共享，需要借助于各种机制，在特定历史阶段因应对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同而有所侧重。社会主义制度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和谐，突出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在制度安排上，要求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突出效率优先而兼顾公平作为实践导向。而这一导向性原则在实际运作中很难量化权衡与把握，更多要借助于市场价值体系反映，通过市场化资源配置功能达到市场效应，进而实现资本或生产要素的效率和劳动的价值。市场取向的经济共享，即市场效应，是从做大总量中体现分量增加。共享效果反映社会财富分配结构，劳动参与的共建共享存在参与面的问题。

共享与分享的根本区别在于因制度条件不同而分享的依据与分享份额之不同。在这一意义上，共享是一种特殊分享，分享并不等于共享，只有在无偿与他人分享时才是共享，即便这样，仍受量的局限。因特定的使用语境，共享与分享可互为切换，当共同所有权资源或共同劳动参与的成果以公平分配的方式共享其所有权和使用权，即转化为一种私人所有时，共享体现为经济分享活动。共享是作为一个共同体内部成员的权益关系，更多体现为公共物品的重复利用。在伦理层面，在共同所有权或没有所有权下的共享体现为无偿的、理所当然的，因而不存在感恩之情感；而在认定的私人所有的权属下，分享则在伦理层面反而被拔高，显得难能可贵。

现在，我国生产力还并不够高度发达，还须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广泛发扬劳动精神，继续注重公平与效率，发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机制作用，但“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必须更加自信，回归发展初衷，推进共建共享、逐步共享，提升共享层次与分享境界。

二、所有权结构下共享实践形态与共享份额

（一）所有权属性与共享的有偿无偿

自然界是人类存在的共享空间，自然的馈赠体现为公共资源。只有劳动才是属于个体的，在这个意义上劳动是交换的价值依据。人是属于社会的，具有社会性，在社会分工中体现自己的参与与获取，而制度安排决定权属关系，由此，改变着共享方式。由于各种历史性原因，衍生出不同的权属关系。首先是公共资源的私人占有，进而是工具、技能的占有与控制，形成所谓的要素价值理论，形成按要素贡献的分配理论。

共享可从资源层面与产品层面区分，因权利属性之不同，共享形态可分为有偿或无偿。共享因所有权结构决定共享的范围与层次，而呈现出不同的共享群体，当然包含着少数人之间的共享，也包括所有权者将其部分财产或收益拿出来与他人分享。当共享因共享对象物的共同所有权或无所有权归属时，共享通过劳动就业获得，因劳动参与的有限性，更多体现为一种劳动交换关系；而在绝对切割的所有权归属下，当市场被抽象化为纯粹的相对等价交换市场，两种权属都需要呈现为交换，则有偿与无偿的形式并不重要，相反有偿使用更具合理性。但有人从伦理制高点层面，不认同有偿的或市场交换形式的共享，认为其至少不是社会主义的共享。

在共同所有权的生产前提下，共享是通过社会协作的生产装置获得基于价值符号的成果分配权益，但只有在共同所有权、共同付出，取得接近同等消费需求份额的回报时，才能体现共享的无偿性。显然，无偿是基于满足需求的特定对象物使用，况且参与的生产只是特定的产品生产，并不能满足广泛的需求。若付出不相等则共享就需要以体现人们彼此之间发生的对等交换形式获得有偿价值份额。在社会化分工的生产体系下，生产与消费是分割的，乃至是割裂的，依据市场体系交换价值，不同所有权属性的要素通过广泛的市场交换的经济活动获得各自所需，也称之为共享，也就是有偿、付费的共享。而具体的劳动参与分配归类为要素贡献，以薪酬形式体现为分享。无偿共享则主要体现为公共物品，包括生产资料，甚至公共物品也要收费，其正当性取决于公共物品生产属性。

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享有的权益并不是资产所有权，而是劳动报酬，并不体现为共享所有权的财产性收益的分配，其共享形式仍为市场化的、间接的分享，即以一定的机制效应来呈现获得感。而农村集体经济因生产要素（耕地）的共享性，不可变卖，体现为资源（耕地）的共享（无偿使用）；从纯粹的集体经济视角看，因其产业特性更多体现为劳动成本的价值，不体现为财产性收入，也就使得集体资产（财产）没有收益和收益积累。当下，我国推进农村集体经济股权化改革，以期望通过发展集体经济获得财产性收入，这就需要集体经济创造远大于劳动成本的价值。所有权群体进一步缩小就是合作化的民营企业，通过雇佣劳动，合伙人依据股权比重分享或共享利润，并以管理层自居取得高薪，获得多重收入。总之，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下，具体的共享与分享并不体现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性质。

作为生产资料（包括资源）的共享，则体现为无偿性使用，不体现所有权属性，如同广袤的（公共）草原上当地人都可以放牧，可多可少，而羊群则属于个人，对自然资源利用限度取决于劳动参与及其能力。当然，在局域市场中其市场交换也体现纯粹的劳动，资源价值并不显现。经过社会化生产单元的经济装置，“装置”的属性决定生产的共有与私有。由此出现公共资源无偿化不均衡利用，往往最终转化为有偿使用的私有属性产品，其中隐含了资源的价值，结果出现如同公共资源私有化局面。总之，生产资料的共享未必会直接导致生产结果的共享，作为生产资料的共享往往体现为其作为生产要素而无偿使用，其使用可能不受限度约束，即出现不平衡使用，而产出的结果被认定为归属私人所有。而作为生产结果的共享，只有在拥有特定生产资料共享权利的主体，通过共同努力或劳动付出的前提下实现对产出物所拥有的占有权，依据劳动贡献度获取不同分配份额，亦即体现为纯粹的劳动价值。

而现代经济“装置”则更为复杂，参与形式多样，经济活动主体也有技能层次差异，要素、生产企业属性及资源组配能力亦有差异，在市场机制下产生产品中的价值转移量不同，由此，共享层次的差异更为显著。显然，需要依据所有制形态与经济的运行方式确定共享层次与形式。生产资料属性、劳动参与成为共享的依据，由此决定无偿共享与有偿利用或消费是否对立，最终由生产“装置”的属性决定分配份额与财富最终去向，因此无偿享用的适用范围是受局限的。在特定生产力条件下，使用者收费有其广泛的合理性和适用性，是一种有节制使用的解决方案，归属于共建共享的范畴，借助于交换方式，重要的是提供参与机会均等化，对参与程度进行量化。无偿共享成果体现为公共物品化部分，具有可重复性使用或可持续利用，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其实现方式。

（二）不同所有权属性的共享形式的采用

市场具有资源配置功能，并产生一定的市场效应，因此市场化共享具有逻辑合理性。而当市场化水平局限于部分资源、要素市场或产品市场，存在将共享资源（无偿使用）转化为不对等的，不为共享的或有偿使用的物品。另外，市场化不足也会发生买方定价与卖方定价的局限性。市场化不充分时表现出市场机制不活。而活化市场机制，就得深化市场改革，就需要从分配方式入手，从具体属性要素层面介入。

尽管劳动本属个人所有，劳动产品因生产装置而不属于其自己。劳动者如同其他要素由控制者决定价格或不对等议价确定。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劳动力最初作为一种商品存在，其买卖以工资制度形态确定下来，雇员的工资作为劳动成本是固定的，在经济上升时期，厂商（资本）基于雇佣（固定成本）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而扩大产能。经过一个时期，资本明白需求结构规律，据此调控产品数量，控制边际成本与边际收入关系。厂商根据经济形势或市场需求变动配置劳动力，因此需要对资本主义经济系统进行“根本性的修补”，由此，西方引出“分享经济”概念，提出一种新型分配制度，即“分享工资制”。

“分享经济”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马丁·L.威茨曼1984年在其著作《分享经济》中提出的。他认为，企业员工薪酬管理可划分为工资制度和利润分享制度，而利润分享制度即是“分享经济”。他主张用分享制取代工资制，认为工资制是造成经济滞胀的根本原因。由此，这种分享经济理念在西方发达国家被广泛应用，成为应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滞胀境况的有益探索。分享经济理论为当时应对不合理工资制度、缩小国内贫富差距、刺激经济增长、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应对经济滞胀等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对策。此后，应对或缓解经济滞胀状况的分享经济理念被广泛运用于企业治理和企业家与雇员之间的利益分享。推行分享经济制度，把工资与某种能够恰当反映厂商经营的指数联系起来，这样一来，工人与资本家在劳动力市场达成的不再是具体规定每小时的工资是多少这种合同，而是确定工人与资本家在总收入中各占多少分享比率的协议。资本通过将工资报酬与经营成效关联起来，以提高受雇佣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更多剩余价值，体现为“分享”的形式。

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格局下的中国，在分配制度改革中也广泛采用“利益分享”这一新的经济指导方式。李炳炎在1990年出版的《需要价值理论》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分享经济”思想，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特殊的企业管理理念，将非公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分享问题纳入其研究范围，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支柱，更加有利于建立起实现共同富裕的利益分享机制。该理论认为，经济活动中的各个主体都应该按照一定的标准去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只有这样，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经营者与职工之间，职工与职工之间，不同地区和部门之间实现真正的利益分享，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和谐和共同富裕的实现。当然，改革前的国有企业成为职工特有职业福利，改革中也使得一些垄断性行业引入高薪职业经理人制度，使得分配更加不合理。

平等的市场交换本身就是一种和谐的共享方式，而更平等的市场依赖于市场化的深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世界经济收缩，消费需求萎靡，迫切需要降低生活成本、增加绝对收入，由此开始盛行一种“共享经济”。这一“共享经济”形态体现为一种便捷经济，雷切尔·博茨曼和路·罗杰斯(2015)相信，协同消费会成为未来社会大变革的一部分，传统的以卖出多少产品为衡量标准的产品导向型消费系统将转变为一种价值衡量标准多元化的消费系统。消费者通过社交平台建立资源共享、协同消费的新型经济模式，利用产品服务系统和市场再分配的模式进而逐步发展成可持续的消费模式。这种“共享”亦即“分享”，体现为在产品私人所有的前提下的一种交换行为，通过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暂时让渡其使用权的方式，在市场中匹配，实现重复、高频、高效利用闲置资源，有效缩减了个人占用资源要素的规模和时间，从而缓释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压力。需求方与供给方的协调高效匹配是“共享经济”发挥规模效应的前提条件。这种“共享经济”或“分享经济”是基于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在互联网技术下建立起来的信任或信用机制为前提，通过平台实现供给与需求双方相互有效匹配，完成交换。这是充分发挥全部要素生产力作用的方式，基于此成为获得价值回报的有效途径。

这种市场化资源配置（匹配）方式的“共享经济”，其“共享”是针对平台而言的，“共”体现为平台汇聚充足的资源，市场主体都能通过平台找到各自特殊的需求，这在微观层面是具体的一次个体匹配交易活动。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依托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新发展，以获得价值报酬为主要目的，形成将个人闲置物品或资源使用权共享的开放性交换系统。在经济活动主体层面，这种共享形态是纯粹的市场活动，是基于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有效整合闲置资源，自然是分享活动，实行有偿分享。

分享经济理论在中国也得到发展，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有助于我们推进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基于分享经济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的深刻变化与影响，2017年7月，国家相关部委出台了《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以引导和规范平台发展，促进分享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使消费使用与生产服务深度融合，形成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的发展格局。分享经济理论若立足于劳动的参与、劳动的价值创造与劳动的分配制度，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

（三）所有权宽度、共享实践范围与分享的厚度

分享概念的范畴也有一定的广泛性，体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让渡，通常反映所有权者基于一定的目的性，通过特定手段让渡对象物的权益。分享有时表现为一种施舍与奉献，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规则的劳动参与分享，主要体现为市场原则交换权益，很显然，与共享涵义有着重合部分。

分享和共享在经济本质上都体现为分配，包括资源的分配、产品的分配以及利润的分配等，体现一定的利益份额，两者差别体现为对象群体范围；在平台经济下，平台尽管集聚巨量资源，呈现出共享局面，而微观交易可能只是一对一的匹配。西方的“分享经济”局限于在不改变占有权的前提下而让渡一部分权益，当产业盈利能力下降，资本可能选择退出，因为资本属性决定了分享是有前提的。公有权属的生产装置出于共享，可以推进公益性的福利产业转型。因此，在实践操作层面，我们的共享发展更多在于创造共享的前提，这与西方“分享经济”有不同的运行逻辑和价值旨归。

当下，对共享理念的认知趋向于将其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即要求通过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的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作为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代表着国家意志，掌控国家的经济命脉部门，因特定历史时期的国家使命，财富去向或体现为积累与扩大再生产，或通过税收体系并由国家统筹决定再分配或使用去向，抑或因企业的产业属性或地位，尽管效益差，但企业的坚持起到维持社会就业的保障功能，乃至成为福利性产业或事业。

事实上，共同所有权与共同劳动参与不是重合的，作为共同体内部成员权益关系的共享，更多体现公共物品的重复利用。当共同劳动成果以公平分配的方式共享其所有权和使用权，就体现为市场化的分享行为。因此，需要创造共享条件，让更多社会发展成果变现为公共物品形态，避免公共资源独占。

广义上的共享反映全体社会成员对社会财富的享用，但并非都可无节制、无偿性享用（使用）。在方式方法上，必须权衡消费与积累的关系，经济的发展性与可持续性，还需从人的发展之全面性和需求之多样性，考虑共享内容的全面性。共享形式要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特定发展阶段有必要调动资源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共同参与价值创造，在创造中增加获得。

新时期党中央提出“共享发展”，其“共享”是最广泛意义上的，但要取得共享层次的提升则需要有效的制度安排作为坚实的后盾，保证人民真正切实地享有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伦理层面更高境界的“共享”是在共同所有权基础上的使用权与收益权，共享主体对共享对象有共同占有权。即便如此，生产资料所有权与使用权是分离的，共享群体可以是广泛的，而个体参与共建的劳动范围是有限的，获得收入的方式还是要取决于所在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与劳动生产方式。

中国要创建的共享发展模式是让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的成果，更多以公共产品和服务形式体现，减少价格垄断或价值不对等，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产品供给和社会服务。这种共享体现为社会主义性质，以生产资料的公有或共有为基础，在经过相互协作、联合的共同生产过程之后，最终以公平方式分配生产结果。全面共享经济景象是人民共同享有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乃至共同享受生产劳动。共享是通过共同参与、共同分担的一种活动、组织、经济模式、制度或战略思想，在复杂的社会运转体制下搭建有利于使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利益分享平台。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是共享发展的前提、基础和重要动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共享的内容更加广泛，共享并不局限于分配领域，而是体现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领域中。尽管当下生产力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即便在公有制或集体产权制度下，共享往往只是一种分享权利。事实上，所有权范围越大，个体的权限就越小。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是广义上的企业主人，并不意味着员工可以直接支配企业的财产，而是以劳动的价值回报呈现，并局限于所在行业、所在企业的效益。若将公司作为其职工的职业福利，则违背共有精神。基于共同产权的共享是广泛意义上的共享，体现广泛的社会性福利，经由社会系统的协调、配置，目标是共同富裕。

总之，共享是权利与义务结合，其合理性在于共建共享，共建是共享的依据。共享可以依据共同体成员身份，从共同体的公民权利层面对生产的前提条件进行权利溯源，即共同所有权所赋予的共享权，有人谓之共生共享权利，平等地参与共享。由于共建参与面的有限性和行业的局限性，需要共建共享与共生共享相互补充、相互助益，避免导致贫富悬殊，乃至部分人无法生存或普遍贫困。因此，在生产领域中的共享，应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主导与生产中广泛而平等参与的分工合作关系；在分配领域，坚持按劳分配、改进财税政策平抑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在交换领域，应坚持价值规律，进行等价交换，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交换关系；在消费领域，应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消费需求，推进消费转型升级，改善基本消费结构，促进精神文化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共享方式如何更为公平合理，需要适应社会发展而不断调适与修正。共享的比例由共建的比例决定，但在操作层面却是非常难，只能在共享逻辑层面规范并驾驭市场，更多依托市场机制。

三、市场结构下劳动参与的分享机制回馈效应

（一）市场机制与市场结构下的分享

理想的共享方式需要一系列机制，市场是其一个重要的机制，只有好的制度安排才有助于好的机制运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共享并不体现为免费共享，而是有条件的、范围有限的共享。深度市场化则是资源效用最大化的共享方式。

经济活动的制度规约由理性的逻辑演绎形成。早期西方思想家们将个人利益视为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动力，如休谟曾提出“自私是建立正义的原始动机”。经济活动如同亚当·斯密所言，“如果你把我想要的东西给我，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这个东西”。这就是基于私利的经济活动的逻辑基点，使资本主义社会在自由竞争市场阶段，“带有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人性中的自私自利被资产阶级极度放大，最终人被资本裹挟，形成完全以资本为轴心的经济运行模式，造成垄断、贫富分化、劳动异化、经济危机等诸多恶果。

而在当下国际环境下，现实的经济活动存在“以资本为中心”的倾向，将市场逻辑理解为“资本逻辑”，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曲解为遵循“资本逻辑”，导致资本趋向高回报的价值链环节，造成经济结构性问题。在国际层面，由于核心技术决定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价值链地位，由此决定价值获取份额。在国家层面，主要体现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经济结构因资源配置与社会结构转型脱节，由此形成结构性困境，导致多重二元化，衍生出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问题形成区域性贫困与群体性贫困。低收入限制了人的消费，也制约了个体的人力资本积累。要实现全体居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亟需解决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的非均等化问题，形成相对平衡的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合理兼容、发展与共享的良性互动。

市场具备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由此形成的市场效应反映市场的一般均衡，广泛的市场参与就会呈现具体的效用递减规律，城乡要素价值（价格）趋向平衡。技术不断创新总是打破或打乱市场平衡态势，形成新的不平衡。显然，市场具有激励效应与福利效用，若市场脱离完全竞争格局，就会使得财富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大幅度下降。市场的平衡体现市场的基本功能，市场不平衡时则展现市场机制效应，而资本主导的市场趋向短期的利益，资本逻辑趋向赚钱效应。因此，我们需要为资本划定领域，设定红线，规范财富积累机制。

在特定机制条件下财富积累效应会转化为累积性的结构问题。中国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下，需要依据市场化资源配置原则，协调多种所有制关系，推行共同产权的所有制企业的股份股权化改革，有助于平衡市场，使资源要素更能体现市场价值，共同参与分配；在动力机制方面，基于国际通行市场规则，需要考虑劳动参与的价值分配，也需要权衡要素在生产力中的贡献市场激励。在共享发展理念指导下，超越具体市场的共享活动，全局把握，谋划布局，反思社会生产的前提、过程与结果，在资源要素使用的共享层面（价值层面），认知集体性企业使用与私人使用的性质，认知两种财富积累的性质，进而通过必要的制度调适引导分配格局。

（二）参与技能与技术的福利分享效应

让居民广泛共享发展的成果，需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是生产力发展、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有助于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拓展消费空间，通过消费升级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消费升级与经济结构服务化是同时发生的。在由中等收入迈向高等收入国家的过程中，必须通过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拓展经济发展空间，特别是拓展精神、服务领域的消费，推进经济运行结构的优化，实现共同富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提升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而在当今的全球化格局中，科技决定了国家在产品中的价值链地位，并由此决定在价值体系中的要素收入层次，事关国民收入。创新是第一动力，自主创新体现国家科技实力，有助于开辟新赛道，打破现有全球科技格局，形成国家竞争优势。科技创新是人的劳动成果，是生产中的特殊要素，不被免费“共享”，在产权保护下成为获得“效应价值”回报的手段。早期技术与人是绑定的，成为在自由竞争市场中获取市场回报的重要手段。自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起，工匠技能不断被解析，工人去技能化，技术独立化，成为由资本家掌控的现代要素，参与劳动竞争，造成人与机器的矛盾。由于市场的分工与分割以及技术更迭，要素市场趋向一体化，而利润市场呈切割化，资本代表资产性要素与劳动共同参与财富创造，依据产出贡献值参与收入分配，通过市场竞争决定他们应得的比例，在凯尔萨看来，即所谓现代经济中劳动价值论的作用退化了，而资本创造财富的作用越来越大。

在市场经济中，劳动以生产要素形态呈现，与资本属性的要素共同以要素贡献来参与价值分配份额。在现实市场中，劳动力是非同质性的，劳资处境与力量是不对等的，其对抗性已被价值链切割的，碎片化的生产体系下的市场分解，由此，在劳资竞争中，天平总是向资本方面倾斜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其实质是主张市场化的导向，企业间的合作、企业与个体间的合作都依据要素贡献获得价值份额，而在不平衡的发展格局下，劳动在效用价值体系中所能获取的份额极为有限，因此，贫困问题并非仅通过市场、就业就能根治，市场化还得深化，调节性制度还得适时调整。因此，推进技术、创新成果的共享化，是社会财富共享的重要方面，需要国有企业、国家机构对关键性技术的掌控。

创新资源共享化，有助于创新创业环境，有助于集成创新，避免内卷化竞争，从而在全球不平衡市场中提升价值链地位。必要时借助举国体制，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在经济内循环层面，科技创新推进生产力发展，提升生产效率丰富国民需求。科技资源共享有助于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有助于科技与产业经济融合，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拓宽经济面，增加就业。科技成果共享能发挥技术生产力带来的福利效应。多样化的科技共享服务则有助于快速高效地完成科技资源和服务的精准匹配，极大提升科技效应。

（三）劳动参与面、市场化深度与共享权益

共享发展理念要求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平等共享、共建共享与渐进共享，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各得其所”。

在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结构背景下，既要尊重劳动价值，还要重视效用价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增加公共权益面，创造平等参与条件与机会，让人民共同广泛参与到共建发展过程中来，通过共建来实现共享。共建共享重在充分扩大和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共建，进而使人人都有获得感和幸福感，实现公正共享。

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不平衡格局下呈现增长极的辐射效应，经济增长中收入不平衡也存在着一定的“涓滴效应”，通过消费、就业、再分配，乃至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等渠道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使低收入阶层能从中获得好处，增加获得感。受制于系统与结构关系（性质）不同层面，这种涓滴效应是有限的，特别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使得生产效率与工资割裂，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的潜力。因此，必须拓展单纯这一种形式的共享方式。

分享经济理论旨在弥补劳资合作关系，有助于缓和劳资矛盾，保障社会生产的稳定。分享经济模式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劳动的尊重，起到激励工人的作用，提高其生产积极性，从而使得工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但工人的薪酬取决于企业的效益，而且企业一般会以较低的底薪作为工人获得利润分享的前提条件。分享经济采取的工资形态有计件工资，以“底薪+提成”的绩效工资。显然，这种利润分享属于分配领域的一种调剂方式，它不能反过来决定生产资料的归属和生产关系的实质。况且最终决定是否让工人参与利润分享以及分享比例多少的还是资本家，资本依然支配着雇佣劳动。

分享理念除了尊重劳动，还体现尊重科技、重视人力资本，这一点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其实践形式主要有四个层次：在私有制企业中实行利润分享制，在公有制企业中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在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实行所有权（财产权）分享制，在“共同决定制”企业中实行经营权分享制。在市场化推进中，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引入人力资本理论，支付给较高质量人力资本的员工以较高薪资在情理之中，是对其接受教育、参加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的补偿。然而，近年来出现了高管薪酬增长与公司业绩严重偏离的现象。高管高薪酬制度更加剧了薪酬上的机会主义企业决策。国有企业往往处于垄断地位，加之种种政策优惠，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使得国有企业的业绩并不能完全反映高管能力，标榜“与国际接轨”，企业高管拿天价薪酬，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国有企业出现高管薪酬过高或畸高现象，其薪酬是企业内最低工资的98倍，而世界平均值仅为5倍。原因在于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标准绝大多数是由企业自主确定的。国有企业高管自定薪酬的现象使企业激励机制丧失了“与绩效挂钩”的“灵魂”。

市场化是共享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共享经济是对市场化的深化，使资源要素在市场中更好匹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享经济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享经济将“使用权”纳入到市场经济下的共享范畴中，实现了分配对象从“所有权”到“使用权”的延伸，有助于减少资源要素闲置、浪费与垄断，平抑要素价格，增加福利效应，同时也有助于人民获得资产性收益。基于网络平台的“零工经济”，其平台背后是由资本主导着分益。在共同所有权结构下，共享体现为共建共享，共建代表劳动参与。然而，面对各行各业的生产力水平、价值链层次不同，个体能力差异，劳动参与面很有限，各部门效益差异大，直接影响到劳动回报，这些结构性问题仍需通过市场优化配置，实现再平衡。

因此，分配公平不局限于微观市场主体层面，还关涉宏观层面的部门或价值链层面。市场行为的效率取向下，市场因其自身之不完善乃至失灵，就解决不了公平性问题，只能通过导向性共享与分享的制度安排加以规范与匡正。

总之，普通民众通过劳动参与获得广泛的市场效应，体现为共建共享，但个体的参与面是极其有限的，并依赖于一次分配份额。因此就需要提升一次分配的公平性，深化市场机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打破社会结构固化与部门利益固化，获得广泛的市场效应，化解经济结构性梗阻与财富截流，创造更广泛的共享资源，增加获得感，获得保障性的收入。

四、共享发展理论逻辑支撑的后富致富的共享策略

（一）提高共享共富的制度保障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目标追求，共享发展理念是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共享与共富的保障，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劳动者共同占有，是真正实现共同富裕与共享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基础。共享是价值实现形式，共同富裕有赖于共享，共同富裕还取决于共享的层次，取决于共同富裕进程中各个发展阶段的特殊历史使命。新的时期，中国的共享发展理念所追求的平等、公平、正义是把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追求。共享体现在发展的起点、过程、结果中，强调过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共建与共享的统一，时代性与终极性的统一。

共享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和策略，应着力于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破解发展难题。共享的全面性强调劳动者能够享有在社会有机体中各方面的发展成果，包括人的发展。共享发展突出共享的发展与共享的分配，高质量发展与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良性互动。共享发展也体现为在整个社会体系下的社会财富效应，而非具体的生产单元所能达到的效应。如何共享，需要体现共建共享。共建的参与方式是通过市场化的资源要素配置，由此，发挥全民各自优势、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努力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为全民共享提供厚实的物质基础。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初次分配的劳动报酬，提升社会整体的共享程度需要生产力支撑，还需在初次分配中体现公平性。目前，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在多种所有制结构下，应该注重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在应对错综复杂形势时，坚持底线思维，力推共享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劳动幸福的治理智慧。划定发展进程中的“红线”，推进区域、城乡一体化，提升共享性公共性福利的厚度，提升公共性的可及性。

（二）平衡发展，突出共享机制

共建共享方式需要化解有限的共建参与面与全面的共享面之间的矛盾，这就需要借助于各行各业发展的均衡。共建参与只能在所在领域和部门通过市场交换获得共享，重要的是破解市场主体的能力差异与体现为价值链地位的利润市场切割。这需要优化经济结构，推进市场结构性平衡，这也是初次分配公平努力方向。共享发展的伦理要求在政治层面须体现公平性，在政策手段上体现为帮扶，在经济实践层面体现经济发展的方式、手段与效应，借助于市场及其对市场加以规范，实行二次收入调节，特别是二者结合的先富带动后富，弥补市场不足与补齐个体不足。

既要坚持在发展中共享，扩大社会发展成果，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提高分享的质量，又要坚持在共享中发展，逐步由“先富带动后富”走向“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图景的追求，共享更加充实全面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共享共富路径与策略选择要破解群体性（如城乡）结构与区域性结构问题。尽管都体现为处理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问题，但因特定发展阶段或背景环境，在实际政策推进中会有所侧重或取舍，诸如通过选择性地域开发模式的不平衡发展，希望通过先富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外溢带动邻近地区的共同富裕。实际上这种辐射带动作用的范围比较有限，因而有了之后的区域均衡协调发展战略、城市群协同发展战略加以纠偏。

共同富裕的逻辑支撑在于伦理层面和机制层面，也就是基于伦理逻辑基点，通过机制预演构建制度框架。共享作为共同富裕的实践方案，就需要为共享找到理应为之的先决条件，市场机制体现为市场化效应，也是共享发展的一种方式，也是最高效的。若市场化不能解决财富分化问题则需通过市场规则进行修订，在一定程度上给予矫正并促进共享；市场不能解决的，则另需替代机制发挥功能。因此，围绕共同富裕目标，需要创新共享发展的实践路径，构建共享的体制机制，达到供需最优匹配；搭建就业、创业共享平台，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传统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可持续发展；加强社会化共享助力网络平台供给，吸引更多社会化项目或人员加入社会化共享助力网络平台。推进经济体系构建，创新共享方式，可通过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扶贫救助制度，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机制、文化教化机制、利益公平分享的法律保障机制、成果共享监督机制。依据共享的层次达到相关共享机制所达到的效应，提高必要补偿机制和帮扶机制。

（三）提升生产力，强化生产性福利

共同富裕必须重视生产力发展，重视科技创新，而在全球经济层面，需要通过科技创新提升我国产业的价值链地位，进而在价值体系层面提升我国资源要素的价值分量；在国内经济循环层面，通过科技进步，提高效率，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拓展经济面，做大经济总量。

创新通过提升生产效率（降成本）与效益（创造价值），产生巨大的社会福利效应。科技以知识产权形态呈现。保护知识产权就在于激励创新，因此科技也成为资本谋利的手段。为此，有必要将切实关系到民生事业（如医疗）或产业（如农业）发展的技术国产化、共享化，产业福利化。推进产业融合发展，创新产业形态，发展平台经济，实现在融合中共享，帮扶困难群体就业。

解决低收入群体的贫困问题，发展乡村集体经济，推进乡村产业融合、共建共享，根据必要性对传统型产业推行福利化转型，实行就业优先，尊重劳动的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

（四）共建共享，增进劳动者福利

共建共享突出劳动参与的价值实现。共建是共享的前提，社会财富产生于劳动实践，没有劳动参与便不会有直接共享的成果。提升劳动者福祉，提高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需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创造，发扬劳动精神与创造精神，鼓励勤劳致富。但是，劳动参与的共建共享层次未必能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条件，这就需要在广泛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进行共建，即人民群众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共同参与社会生产实践。这种有限的参与要达到共同富裕目标还需要部门、行业间的平衡，市场化是重要手段，制度性矫正也很必要。此外，从居民的获得感层面看，共建共享还体现于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上，借助于社区经济、集体经济，激活闲置资源的财富效应。

共建共享的共建是抽象的共建，是全体人民群众的劳动参与；共建对象是国家各行各业整体化呈现，具体个体的参与面是很有限的，在百业之中只能择其一二，是在具体职业岗位上实现着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因此，需要突破抽象化的共建，开拓共享路径，加强制度设计，寻求一种平衡、均衡机制。一要创造就业机会，实现充分就业，尊重劳动、尊重创造性劳动，实现劳动致富。二要强化市场配置功能，促进市场均衡，增强各行业之间的整体性，获取合理的价值份额。三要推行公共物品化路径，增加社会财富公共资源化，增加资源的社会效益，创造共享环境与壮大共享面。四要对特殊领域或产业推进技术公共物品化，提升生产效率，形成福利效应。共享不局限于社会财富的共享，还包括技术知识、服务的共享。共享还体现为便利化、节约成本，如信息技术支撑的平台化交易就大大减少了市场信息不透明、不对称，提高了产业效率，减少消费成本。

弥合因个体共建共享的参与面过于狭窄，而共建参与在特定的结构体系下，因效用价值体系而呈现负外部性，使得劳动收入并不对等，这就是通过二次分配提供补偿，调适价值体系。提升社会的分享境界，切实引导先富带动后富这样一种共享或分享方式，即通过接受三次分配，推进扶贫开发，做实集体经济，形成共建共享的共生关系，实现乡村经济振兴。重视劳务经济，以创业带就业，帮助成长于社区的、具有社会企业性质和劳务经济性质的微型经济主体，尽管价值链价值不高，但可帮助居民获得劳动报酬。因此，强化社会化的服务机能，在解决民生问题的低效益领域，推进社会企业发展是共享发展的新形式，从局部有力推进社会共享发展与共同富裕。

来源：理论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