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秋红：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同性”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摘 要：奈格里与世长辞是当代西方左翼力量的重大损失，他与哈特关于以重塑“共同性”实现当代共产主义复兴的思想余韵，仍在西方世界回荡。他们以当代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方式变化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影响为问题意识，以“共同性”生产为核心概念，建构了一条从理论和观念形态通向共产主义的新路径。即便他们更多将问题停留在意识和观念层面，缺乏对新变化和新状况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分析使其具有软弱性，但他们对“共同性”的关注仍开启了时代性的新话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思考哈特和奈格里开启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同性”的研究，从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层面把握“共同性”之于当代共产主义现实运动的新意义，是当代值得研究的新问题。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共同性”生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

数字资本主义是当前资本主义呈现的新样态之一，即便其不能完全概括资本主义的当代特征，但也表征了资本主义最鲜明的特质。数字生产、数字劳动、数字化的劳动过程及其劳动结果使数字成为承载剩余价值生产的重要媒介，导致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财富积累的载体产生了一些新变化。哈特和奈格里是当代集中关注数字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重要学者，在他们的系列作品中均从这一变化入手，分析变化的整体趋势和未来前景。在这些分析中“共同性”及其“共同性”生产构成其分析框架中的核心范式。

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同性”生产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挑战

在哈特和奈格里讨论“共同性”之前，大多数学者多在“公共资源或公共事务”的意义上定位“共同性”，将其理解为与私有财产相区别的自然或人类社会中物的公共属性。与之相区别，哈特和奈格里则将“共同性”理解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结构，是超越资本的新的可能性，“只有共同性筹划直接控制结束，生活世界及自然环境的再生产才有可能；只有服务于诸众的共同自由，理性才能作为共同性制度的一种机制进行运作”[1]86。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生产是创造性的基本行为，是人的普遍性社会活动最直接、最鲜明的体现，也必然能够成为超越帝国边界而创造新的可能性的手段。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和生产方式的新变化则蕴含着通往“共同性”的无限可能。

（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新劳动形式的出现使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在资本与劳动博弈中，资本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力量构成挑战

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以知识、语言、符码、信息和感受等为表现形式的非物质劳动，因其产品本身的特殊性而使其生产过程摆脱了一般物的生产的限制，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对物质生产的宰制和占有关系，使“生产者因为相互协作的不断增强而具备了摆脱资本而自主生产的能力”[1]5。这一方面通过非物质劳动而生产出了非物质的新形态的劳动产品，使劳动者再生产出不同于物的世界的信息、符码等非物质产品；另一方面通过这样的新的劳动形式再生产出新型的生产关系，即生产者和生产者之间不再依附于资本所提供的共同生产条件和流通链条而发生关联，使之通过相互关联性的生产能力和劳动行为而发生劳动协作关系，从而生产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哈特和奈格里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分析了劳动的技术构成，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的技术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是非物质劳动日益取代物质劳动的核心地位。在他们看来，这一趋势并不是指物质劳动的消失，而是非物质劳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即体现为情感、智识、符码等劳动形式在数字时代作为一种新的产品，其发挥几乎可以匹敌物质生产产品在日常生活重要性的功能。更为关键的在于非物质劳动不仅再生产劳动产品，也再生产主体性自身，生产的客体成就主体自身，也再造了主体的社会关系，构成生产当中最重要的附加值，使其相对于物质劳动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更为突出。正如哈特和奈格里所认为，这在劳动的意义上使产品生产的重要性被社会关系生产的重要性所取代，生产和再生产的边界变得模糊，无形价值和无形资产的计量则成为政治经济学需要回应和破解的新问题。

而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分析能够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思路。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本质就是一种社会关系，是通过剩余价值生产而不断再生产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从这一角度看，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也是不断再生产出维持资本主义制度运转的要素以及维系其统治的政治经济关系及观念，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方式的变化恰恰增加了一种不确定性，即劳动自主性的扩大。劳动自主性的扩大一方面体现为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比例的变化。前者在数字资本主义劳动和生产条件下的重要性递减，劳动和生产对包括机器、以物的方式表现的原材料、生产场所等不变资本的依赖性逐渐减弱，可变资本的比例特别是可变资本当中活劳动的智识、情感等成为影响生产的最重要因素，这就改变了原有劳资对抗的基本结构，也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产生重要的影响。劳动自主性的扩大另一方面体现为生产协作方式的变化。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剥夺性生产，在这一剥夺过程中关于协作能力的剥夺是其重要表征，资本家在物质资料生产的过程中通过资本方式垄断生产协作领域，在控制生产全过程的同时也为占有劳动产品提供条件。但在非物质生产条件下，智识性的劳动和情感性劳动的生产过程在很大意义上摆脱了对协作的控制性，而更多体现在生产过程中通过生产性相遇而发生的自主性协作。这一新的协作方式的出现破坏了资本控制协作的基础，为产生新的协作方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劳动自主性的扩大日益恢复劳动本身所应具有的有机性，而对资本主义生产和管控制度构成了挑战。

（二）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共同性”的劳动日益取得中心地位，对资本与劳动博弈中资本限制劳动边界构成挑战性力量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之前，资本构成劳动的界限。劳动力总是在资本雇佣条件下发挥作用，资本雇佣的边界就是劳动力发挥作用的边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的边界事实上造成了劳动力发挥作用的时间限制，而资本为获得剩余价值所创造的劳动场所和劳动条件则构成劳动力发挥作用的空间限制，资本掌控下的劳动时间和劳动空间是劳动力发挥作用的边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非物质劳动使资本对劳动的控制被破坏，劳动力发挥作用的时间限制和空间限制日益不受资本的辖制，非物质劳动超出了工作领域的限制，充满在整个生活世界当中。哈特和奈格里认为从社会需求的角度看，这些劳动尽管不生产被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物质形态和经济价值，但劳动力从资本的控制当中“出走”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和生命模式，这正是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的开端。数字劳动的新形式激活了人所具有的知识性诉求和情感性需求，科学和语言的力量逐步替代了对劳动资料和劳动条件的依赖，激活了社会普遍性的力量。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劳动是一种既单一又普适的力量，“单一是因为劳动已成为民众的智力和身体的专有领域；普适是因为民众在从虚拟到可能的运动中所表达的欲望经常构成一种共同的事物”[2]。他们认为劳动的这一特征使共同性构成劳动的重要条件，劳动中共同之物的形成揭示一种普遍的趋势和规律，任何想要阻挡这一趋势的行为都将被超越和弱化，以劳动为核心，人的心智、情感、激情等共同性构成了新的权力。智识劳动和情感劳动本身就是带有反思性的劳动形式，与其他物质生产形式不同，其不仅仅是生产出劳动产品，更鲜明体现出生产主体性的劳动，而这一主体性的生产建立在主体的智识不断更新以及情感交互运动的基础上，其内在蕴含着主体突破加诸于自身之上的各种力量的超越性因素，也必然形成通过反思提升而不断改善的新的生命形式和生命状态。这就为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诸多要素的合法性带来契机，因而新的劳动方式带来的革命状态，不仅体现为建立一种新世界的主张所引发的新的社会实践，更鲜明体现为根植于一种新社会实践基础上的新世界建构。数字劳动方式使原有施加于劳动之上的经济条件、生产过程的控制以及意识形态的监督在现有方式下发生断裂，劳动方式的私人性得以凸显，这便在劳动领域形成了隐形的、可能摆脱资本监控的领域。

（三）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同性”生产使社会资本、自主化生产力应被纳入考量，这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计量规范构成了逾越和挑战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包括信息、符码、图像、情感等在内新的劳动方式需要以社会形式的交往作为前提，这些产品的生产需要借助网络技术和信息资源的获取，这就需要在开放的网络环境当中获取原材料和相关信息，与他人通过网络平台和信息进行交往是这一生产得以完成和实现的关键环节，在这一意义上讲“共同性”构成了生产方式的前提。区别于以往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共同性生产所依赖的资本不仅体现为私人占有的资本，更是与社会和社会组织联系在一起，这就需要建立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作为社会关系前提的知识、语言、习惯、道德和法律规范等都是生产得以推进的前提性条件，此外，情感意义上的信任、同情、融合、共鸣也是生产的基础，这些因素均构成生产能够开展和相互协作的前提。因为共同性生产是主体自主协作的生产形式，在这一过程中生产中的相遇、共识的达成以及再生产的不断实现，都是在生产过程中达成的。为此，生产的重要前提就是社会资本的存在。哈特和奈格里指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社会资本的存在构成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商业资本能够有效运转并实现财富获取的重要条件，这也表明非物质的社会关系事实上也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职能。但同时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这也带来一定的难题，即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按照成本核算利润，资本有自身的计量办法和图式对成本和产出进行控制，使之最大程度服务于资本增殖的根本目的。但社会资本虽然在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在资本核算过程中却没有被纳入生产性资本的范围当中，而被排除在生产和劳动过程之外。不仅如此，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劳动已经跨越了资本的界限，“共同性”生产已然发生在资本控制的范围内并弥散在整个社会生活当中，当生产超出了固定的时间和空间，也为自主化生产力的计量和控制带来了新的难题。不仅如此，新的生产方式对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重新分配使资本的剥削在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因其打碎了人们的常态性生活，破坏了日常生活的固有节奏，使人们对于资本控制下的快节奏、劳动弥散化的状况有更清醒的认识，这也为反抗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新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最重要特征是生产出名曰“共同性”的产品，而这一共同性构成了通向未来社会的基础，同时这一共同性作用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领域使之构成一种不断扩大的新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在他们看来，作为生产的交往也是共同性生产的重要环节，当人们在共同的语言、符号、思想和关系当中进行交往的同时，也就再生产出社会交往所需要的语言、符号、思想和关系，这就不仅完成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再生产，同时再生产了新的观念系统和意识形态，也会再造以“共同性”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关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们得出结论“增强生产性的共同性，并且让每个人都自由享用，这对共同利益也有好处”[1]267，而将“共同性”看作是社会历史的新契机和新起点。

二、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同性”生产带来的社会变革新契机

哈特和奈格里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共同性”生产作出自己独特的理解，认为这一新的劳动和生产方式不仅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突破资本主义制度原有生产方式，对其形成了一些新的挑战，而且还带来了突破资本主义的新的可能性和社会革命的新契机。

（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赋予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以更大的“共同性”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我们可以按照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分析资本的循环过程。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共同性”生产使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都改变了以往的形式。在生产过程的意义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同性”生产不再受制于物质生产资料的有限性、稀缺性，而具有无限复制自身的能力。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总是受到外在时空条件的限制，地租和土地价值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话题。而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知识生产、情感生产、技术生产以及信息图像等生产形式受到生产条件和生产资料的限制相比于原有生产形式更少，财富生产不再需要通过摧毁或者消耗原材料来实现，稀缺性的逻辑也不再对数字时代的生产发挥决定性作用。这首先表明生产规模和产品无限增长的逻辑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会更大程度地发挥作用，数字劳动产品和情感性劳动产品因其不受物质资料的限制，体现为生产更大规模和更丰富产品的可能性。这同时也表明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和生产对资本的依赖性越来越弱，而对劳动的共同性协作的依赖却越来越强。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相对于生产来说，劳动特别是一般劳动是一般生产的前提，在这一过程中并非交换赋予劳动一般性质，恰恰相反是因为劳动预先具有的共同性使之构成了生产的基础，也使之作为生产产品分配的基础。在劳动的共同性基础上生产也具有共同性，生产的共同性体现为产品服务于社会的一般需要，使之成为共同的、一般的产品。生产的共同性已经取代资本对于生产过程的控制性成为生产得以发生的重要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在流通和交换意义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同性”生产并不需要在流通过程中增加成本，而使流通本身也成为产品不断衍生的重要环节，新的劳动方式本身在流通中也是生产共同性的过程，信息和图像等电子产品更趋向于通过再生产构成共同物，成为社会共同性的一部分，也为形成一种基于共同性的新的经济、政治秩序的出现提供重要前提。与生产所具有的共同性相似，流通和交换也因其为着共同的需要和相似的目标而使单个人能够共同分享全部产品，才使交换价值得以确定。从劳动、生产、交换中可以发现，“共同生产，作为生产的基础的共同性是前提”[3]119。在消费的意义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同性”生产并未通过消费使之消失殆尽，而是传播越广、受众越多、价值越大。所有的劳动都是共同生产中的一定份额，而其终点也体现为单个人参与共同消费而使产品价值得以实现，这样一来共同性贯穿于劳动、生产、交换、消费等各个环节之中。共同性生产贯通于各个环节中也反映了知识情感生产和资本主义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关系。资本想要通过知识生产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但知识和情感生产却不完全在资本的全面控制之下。在数字时代，“价值自行增殖是一个社会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这个过程构成了对抗资本主义的另类和自主的集体的主体性”[1]6。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当非物质生产在生产体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甚至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时候，这一时刻或许就是劳动力能够摆脱资本的时刻。

（二）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带来新的“共同”占有产品的可能性

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越来越体现为“共同性”的剥削。从表面上看，体现为将所有具有共同性的物转化为私人所有的物的逻辑，这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其主要包括自然资源、生活空间、土地以及其他一切支撑人类生存的共同性条件。而占有这些静态物、资源或条件的前提是与劳动相关的工具性共同性的占有，比如对语言的占有、对交往模式的占有、对社会活动的占有等，这也构成占有共同性财富的先决条件。这些共同性不同于静态的共同性，不断体现为生成性的动态发展性，更体现出人自身在这些共同性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使其体现为人造的共同性，对这类人造共同性的占有也构成了对“共同性”剥削的另一种形式。而“共同性”剥削的更本真的形式则体现为对创造财富的劳动力的剥削，特别是对作为劳动力的主体的生命政治的剥削。资本主义劳动对生命政治的剥削体现为对劳动者生产协作能力的剥削，原本的生产协作是与生产活动相一致的，但伴随着资本对生产的控制，其总是通过控制协作而控制生产过程，这就破坏了原有以协作为基础的公共劳动，而获得在生产过程中的指挥员的角色。这更使劳动者丧失对自身劳动及其过程的控制权力，也更丧失了对信息流动、交往网络、社会符码、语言创新和情感形式等方面的全面生产、整合和获取的能力，也使生产从一种各种要素的偶然相遇转变为被控制下的丧失主体性的活动。“与其说是资本提供协作，不如说是剥夺协作，这是剥削生命政治劳动力的核心要素”[1]104，即劳动者丧失了对劳动的控制性。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恰恰打破了资本对生产协作的垄断，伴随信息生产、知识生产、情感生产、符码生产等方式日益成为生产的积极形式，这些生产过程的协作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实现，其生产方式所需要的积极性外部性因素越来越多，资本以外的要素对生产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一变化趋势使资本不再能够垄断生产过程，也使其对生产协作的控制能力有所减弱，这使劳动者主体的自主性越来越强。劳动日益增长的自主性为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和管控提供了可能性。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只有对共同产品进行社会性占有，才可能有经济增殖；只有共同性筹划直接控制技术，生活世界及自然环境的再生产才有其可能；只有服务于诸众的共同自由，理性才能作为共同性制度的一种机制进行运作”。这就使共同占有产品生产成为问题的关键。数字劳动产生了新的“共同性”，如在科学知识生产领域，生产的专门化使其依赖于过去的科学行为能够为新知识的出现提供相关信息、方法和观念，而对科学的公共信息的共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样期刊、会议等中介在研究者之间建立起广泛的联系，而高度发达的合作和交流机制为新知识的产生创造了基础并提供了条件，这也必然使作为劳动产品的科学知识本身具有公共属性，而以此为基础的科学生产也必然以“共同性”作为起点，这就建立起“共同性”的良性循环，使其成为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和条件。

（三）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重构了“共同性”的生产形式和制度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方式能够通过将生产性中原本作为外部条件的因素内在化，使“共同性”生产成为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超越原有将私人占有作为生产关系中最核心要素的生产形式和社会制度，而将“共同性”作为各种生产要素的核心。当“共同性”成为生产的目标和核心时，也就重构了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我们共同的知识是所有新知识产生的基础；语言共同体是一切语言创新的基础；我们现有的情感关系是所有情感产生的基础；我们共同的社会形象库(image bank)使创造新的形象成为可能。所有这些生产的积累都是共同的，并反过来成为新的生产基础。”这一状态必然再造一种共同性的生产形式和生活形式，并在其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共同性生产不仅体现在具体领域中，更体现在整个社会空间当中。以大城市生产为例，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事实上大城市已经取代了工厂构成共同性生产的空间，正如物质劳动依赖于工厂，非物质劳动更多体现在大都市当中，因为对于大城市来说，“都市的房地产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同性的表现，或者是经济学家所谓的那些内嵌在大都市周围地区的‘外部性’的体现”[1]177。在城市生产当中“共同性”的重要价值体现在城市的价值当中，如生态价值、教育价值、文化价值等原本都被作为外部价值处于生产价值增殖场域之外，但事实上这些所谓外部因素正日益构成城市价值增殖的关键因素，这些共同性附加值已经取代关于建筑的成本核算的核心位置，“共同性的生产正成为城市的生命本身”[1]177，使共同性成为新生产形式最核心的特征。这一基本趋势必然冲击原有资本对共同性的分化和占有的破坏趋势，“共同性”的一般趋势就与资本家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会越发凸显。“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我们发现了共同性和私有产权之间的冲突，或者用传统的术语来说，日益社会化的生产网络和财富的私人积累模式之间的冲突”[1]2，这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也是资本逻辑内在矛盾和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结果。这一结果必然要求以破坏社会制度的形式，采取一种对财富的开放实用、民主决策和自我管理的社会制度。在这里，哈特和奈格里并不认为社会主义会取代资本主义成为新社会的制度基础，相反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仍然秉持现代主义的发展观念，这一观念仅仅是颠倒性重复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权力结构和发展图式，仍然没有走出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樊篱。而“共同性”事实上指向一种新的制度建构，“我们坚持认为，共同性能够且必须以公开、民主的方式得到组织和管理。要发明出这种自治形式，是共同性筹划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1]2。这就需要越来越多的生产者意识到共同性生产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共同性生产当中，进而形成服务于共同性的社会形式，最终这种共同性将冲破资本主义的制度限制而朝向一种可能性的社会图景。

可以看到在哈特和奈格里眼中，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为共同性创造了条件，而“共同性”代表着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曾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被掩盖和遮蔽，但必然伴随生产方式的不断变化而越来越彰显其自身的社会历史意义和价值。正是出于这一趋势，唤醒“诸众”朝向共同性的联合便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解决现实矛盾的关键。这其中包含着以哈特和奈格里为代表的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学者对突破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诉求和期待，在同类学者已然诉求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路径而仍然建设从生产方式、经济关系的意义上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而言，体现出积极的进步意义。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共同性”生产能否直接指向社会变革及引领社会发展，其中还有许多重要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三、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同性”生产能否完成再造社会使命的反思

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共同性”之于人类理想社会建构意义重大，其中内蕴着再造社会的根本性力量，“私有之于资本主义，正如公有之于社会主义，同时也正如共有之于共产主义”[1]7，在这一意义上他们不赞同需要通过社会主义通向未来理想社会，而期待通过“共同性”直接朝向共产主义社会。“共同性”能否直接完成再造社会的理论和实践使命，这是哈特和奈格里关于“共同性”研究的最核心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

（一）生产和“共同性”究竟体现为何种关系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共同性是生产的前提条件，也是生产自觉或不自觉的结果，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也生产“共同性”，特别是数字资本主义更体现为通过非物质劳动对共同性的生产。在新的生产方式当中，共同性不再是生产的手段和资料，而其本身就是生产的目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对抗就表现在通过团结“形成一个比任何单一个体都强大的社会体时，我们就是在建构一个新的、共同的主体性”[1]128。数字资本控制下的非物质生产，也推动合作、协作和交往的普遍发展，图像、知识、情感的生产必然引发人们的独立思考，必然开启人们之间更为本真的合作，必然构建起新的劳动协作方式，必然推动一种真正的内在的创造性劳动，这会为共同性生成创造条件。那么数字资本主义的非物质生产是否能够直接缔造这样的共同性，这样的共同性能否突破资本的控制，以及突破与变革的革命力量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通过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思想进一步理解与批判。我们看到恩格斯在该书中也在生产方式的意义上讨论生产对于共同性的影响。在恩格斯看来，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前，人类的生产就是一种共同性的生产，与生产相对应的分配也是在共产制公社当中的直接分配。生产和分配都在生产者的直接控制当中，生产者拥有对自己的生产过程和生产产品的支配权，这是共同性生产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伴随分工的不断拓展，即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则破坏了生产和占有关系的共同性，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这一规则的确立使生产的共同性在本质上遭到破坏。恩格斯的分析表明，共同性从本质上说是建立在生产的共同性基础之上的，有生产的共同性才有分配的共同性以及生产者对劳动过程和产品的支配占有关系，也才使共同性体现为本质上的真正的共同性，这就从根本上把握了共同性最根本的生成逻辑。马克思明确指出，在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交换价值作为商品的首要规定性的条件下，私人劳动取得共同性只是间接的任务，其目的不在于共同性，而仅仅在于只有通过共同性才能实现交换价值。在这一意义上，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或者前进到更高阶段，当一般劳动不再表现为“间接取得共同性的私人劳动”[3]165时，交换价值也就不再是商品的首要规定性，而共同性才能不仅仅作为手段，而体现为目的本身。

（二）“共同性”能否自然而然突破资本的控制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在新的劳动方式中蕴含着对现有秩序和再生产的基本规则的超越性力量，既指向新的社会解放的力量，又朝向一种新的社会虚拟实体的类型和状态。共同性已经成为剩余价值的发生地，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不仅知识、情感、语言和思想的共有本质被资本家想方设法无偿占有为财富的同时，也表明这些新共同性生产当中的财富仍然有一部分内容突破了资本私人占有的形式。不仅如此，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其中内蕴着共同性的力量，包括金融工具和金融资本也代表了对未来共同趋向的判断，代表一种面向未来的共同生产力。但事实上，这其中蕴含着一种将“共同性”理解为抽象的共同性的倾向。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判鲍威尔对任何领域内的实体性的拒绝时指出，其错误体现为不承认“任何有别于抽象的普遍性的现实的共同性”[4]，这就表明在马克思看来不同于抽象普遍性的现实共同性是真实存在的。但马克思也坚决反对抽象地理解“共同性”，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反对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而这一类本质就是某种内在、无声的似乎能够把许多人所谓本质连接起来的抽象的“共同性”。马克思生动地批判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的做法，指出在他们的理论基石当中，一方面是个人，另一方面是作为同个人相互对立的社会的普遍物，这其中引申出所谓人的特殊的本质和普遍性本质，又在普遍性本质当中引申出共同性和人类平等的所谓理念。这一逻辑表明，所谓共同性的普遍本性不过是抽象的人的本质、人的本性的产物，而共同性赖以生成的社会历史性则被淹没其中。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批判用空洞的词汇表达所谓个别性和普遍性的做法。他曾经讽刺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总是在谈论所谓普遍生命、世界有机体、人类社会、共同性等普遍性概念，即使是个别性也被框定在单个生命、个人幸福等抽象的词汇当中，真正的个别性所呈现的丰富性、具体性也被淹没其中。这就表明一旦将“共同性”理解为人以及人的存在方式的抽象性特质，就重新陷入到旧唯物主义以抽象共同性定义人并看待人的发展的惯有逻辑当中，这也是一些西方激进左翼学者共同的问题所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指出，当“同一氏族的财产差别使氏族成员的利益的共同性变成他们之间的对抗性”[5]就表明财产关系的区别是定义共同性的一个重要标准，财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未被突破，仅靠共同性是无法改变现存处境的。

（三）“共同性”能否构成社会变革主体的关键力量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共同性”不是一种理论上的共同体主义，也不是一种抽象概念和抽象权力，而是个体尽管将自身置于共同体当中，但个体的奇异性却并没有减少，而是在共同性当中可以自由表达和自由展现自我的特殊性。共同体这个词，通常指的是一种凌驾于民众之上的道德的统一性及其相互作用，就像一种主权权力。共有并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或公有，而是基于奇异性之间的交流，并通过协作的社会生产过程而产生。当冲突体现为争取共同性的斗争，诸众就会更关注社会再生产的需求和机制，更依赖社会民主的提议，政府也应以保护共同性的再生产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这就使“共同性”超越了私人或公共管理的界限成为生产和管理的超越性目标。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共同性是否能成为社会变革的直接动力，仍然是存疑的。

事实上在马克思的时代，产业资本组织大量工人在同一生产空间中进行生产，既是其创造剩余价值的必然要求，但也客观推动造就资本主义制度反抗力量的相互理解和团结。但马克思在批判共产主义同盟革命斗争策略的软弱性时也曾经指出，他们幻想着“单靠那种认识到阶级地位的共同性为基础的团结感，就足以使一切国家和操各种语言的工人建立同样的伟大无产阶级政党并使它保持团结”[6]261是一种虚妄的空想和狂人的呓语。马克思在论及不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批判“共同性”所带来的虚幻平等的观念，认为“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共同的资本即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支付的工资的平等”[7]。在这一过程中仅仅体现为相互关系通过一种想象的普遍性建立起来，在其中似乎劳动是每个人应尽的本分，而资本是使得共同体背后的普遍性和力量，但事实上并非每个人都通过劳动尽自身对社会的本分，而作为普遍性力量的资本却真实起到作用于共同体的根本性作用。哈特和奈格里在谈论共同性的时候，更多还是在谈论在面对相似处境中的共同性能够自觉产生。但事实上共同性的生成就其现实性上看，还是需要与个体的日常生活和日常利益相互关联，正如马克思谈论无产阶级的“共同性”时，提出反对抽象谈论“共同性”的观点，认为研究工人阶级的状况就要详细分析其中所具有的成分不一致的状况，雇农、短工、帮工、工厂工人和流氓无产阶级他们面临着不同的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特别是当其分布在人口少且不发达的居住区域当中，他们不可能自发地就能实现对自身共同性的自觉，而只能短暂地看到自身与日常生活相关联的切身利益以及获得合理的工作报酬之类的直接利益。但马克思同时也指出，在特定的情形之下，当他们意识到自身的共同性质以及看到其他阶级对普遍性的不满而使其获得更大的动力时，他们才能够团结起来从事他们的革命事业，才使阶级范式和阶级斗争仍然是推动革命发生的直接动力。

可以看到，哈特和奈格里看到了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变化为共同性提供的重要条件，也看到了共同性之于革命的重要意义，这一点与马克思有异曲同工之处。马克思在谈论美国的工人运动时高度评价了美国工人群众曾经集中地论述共同性之于工人阶级革命的重要性，指出“工人群众感受到他们的悲惨状况的共同性和他们利益的共同性，感觉到同其他一切阶级对立的阶级团结；他们为了表达这种感觉并把它变成行动，已经把每个自由国家里为这种目的而预备的政治机器开动了起来”[6]385。这就表明工人阶级日益意识到“共同性”构成其阶级意识觉解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也是其能够形成阶级团结的重要条件，更是通过局限于一国的阶级活动引领和撬动其他地区和民族国家的政治运动的问题所在。但马克思也意识到这仅仅是第一步的前提和目标，“共同性”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而问题在于在意识到“共同性”的基础上如何找到一种共同的解决问题的良方和药剂，并以这一药剂为核心形成指导工人运动实际的纲领，这才是革命运动中最为关键和最为困难的环节。这就表明“共同性”仅仅作为革命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性条件，而为落实和实现“共同性”进而提出的策略及其现实运动才是更为关键的问题。对于哈特和奈格里来说，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方式能够给“共同性”创造条件，更在于如何才能真正实现被压迫群体对“共同性”的真正自觉。在这一问题上可以看到以哈特和奈格里为代表的西方左翼学者的软弱性，把自觉作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而缺少为实现自觉而开展的意识培育和运动展开，这一自觉也就无法真正实现。

结  语

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深探哈特和奈格里关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共同性”，是我们在面对“共同性”之生产所带来的对资本主义的诸多挑战时应有的态度与立场。这些挑战如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新劳动的出现使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所展开的资本与劳动的博弈，更使资本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力量构成挑战；当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共同性”的劳动越来越占据主导时，资本与劳动在博弈中也越发限制劳动边界构成的挑战性力量；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同性”生产必然伴随对社会资本、自主化生产力等因素的考量而造成对以往计量规范的挑战。以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同性生产对生产关系的挑战必然带来社会变革的新契机。因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生产方式之新必然赋予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以更大的“共同性”，新的“共同”也使占有产品的可能性加大而重构“共同性”的生产形式及其规则。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问题不仅仅是数字资本主义的“共同性”生产出现的危机与挑战，关键在于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在他们看来，“共同性”之于社会建构的意义在于其内嵌的社会变革力量，即他们期待通过“共同性”直接朝向共产主义。至于共同性能否完成社会变革的理论与实践这一重要而光荣的使命，特别是哈特和奈格里将“共同性”的研究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核心议题时，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对之进行反思批判。

来源：韩秋红.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同性”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哈特和奈格里为例[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4(02):5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