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个人经济体”的三大特征及社会共生价值

今天，来到我曾经学习和工作四十年的天津（1955年—1995年），与课题组以及更大范围的同仁，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层面，探讨“个人经济体”这个新话题。我讲的题目是《“个人经济体”的三大特征及社会共生价值》，分为两个部分讲：先讲“个人经济体”的三大特征，再讲个人经济体的“社会共生”价值，并提出个人的思考与建议。

一、“个人经济体”的三大特征

以我之见，“个人经济体”是在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条件下，以“数字平台”为支撑，以个人为中心，且“独领风骚”，“超越”旧式条条框框“限制”的一种新型经济组织形态。

一定要讲这个大前提：“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是在这个“双背景”下产生的。在计划经济时代，不会有；在农耕文明和传统工业文明时代，也不会有；只有在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才有可能产生。由此带来“个人经济体”有三大特征：一是“数字平台+市场经济”特征；二是“独领风骚”特征；三是孕育“超限制新人”特征。

（一）第一特征，“数字平台+市场经济”

1.“数字革命”是“根”

我对“数字平台”特征，给予很高的评价。今年初，我在《产权导刊》（2025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 《改革三势、要素三放与产权市场三延论》，里面有一句话——“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正在力逼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相关制度与之适应，这是‘根’”。这里讲了一个“道”，是技术倒逼“制度”，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命题实际上是“数字平台”技术倒逼出来的。

个人经济体正是“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力逼“生产关系变革”的产物。它突出表现在：它是一种新的组织关系（接近于“零工经济”）和分配关系（与“平台分成”）下的一种经济活动方式。

2.从大历史看：三大文明

要了解今天的数字平台，必须从大的历史长河——即从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来看，主要是三大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数字文明。

第一，农耕文明时代——有极个别的商品交换，但它是非市场经济，虽有个别商贩，但无“个人经济体”。

第二，传统工业文明——产生于18世纪60年代的蒸汽机以后，到19世纪中，第一次工业文明有了机械化；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前半期，第二次工业文明有了电气化。此时虽有工商户，仍是还没有拓展为“个人经济体”。

第三，第三个阶段就是工业文明进一步发展并与信息化交叉，1945年，出现人类的第一个电子计算机（恰好与我同岁，人称是“第三次工业革命”），50年代、60年代陆陆续续出现数字平台萌芽，但不是很典型。

第四，以我之见，“个人经济体”开始萌生，实际上到了第四阶段：今天21世纪所处的“数字文明社会”，它的重要载体就是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AI）， 新的文明浪潮出现，数字平台开始形成并横向化，个人经济体依靠平台开始“大显身手”，形态也更加突出。

2024年9月，我在莫干山主持了“1984莫干山会议40年纪念会（夜话）”，并参加了朱嘉明教授主持的“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发展”论坛。感受到，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打破”了传统的产业边界，“重塑”着商业模式和市场格局。在这个过程中，数字经济以其高效、创新、包容的特点，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而人工智能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技术”之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其 “应用场景”日益丰富，社会影响力也不断扩大。

所以我认为， “个人经济体”崛起并跃升与21世纪波澜壮阔的“人类科技数智化”直接有关，这场新的信息文明是其崛起背景。

以上个人所谈的“人类文明历程”，是我们今天研究“个人经济体”这个命题的“根”，没有这个“根”，下面的一系列事情就谈不到。

3.杭州“六小龙”的启迪

去年，我从北京“四上杭州”。那里有 “六小龙”（DeepSeek即深度求索、宇树科技、游戏科学、云深处科技、强脑科技、群核科技）。他们崛起于新技术领域的前沿，在业内产生不小影响力。 “六小龙现象”，引起我的思索。其中DeepSeek尤其引人关注，其拥有三大特点。

第一，技术上开源、免费、低成本。开源有助于打破封闭，免费有助于普及，低成本有助于摆脱贵族化，走向平民化、平权化。中国技术领域极需要摆脱权贵的限制，走向平民化、平权化。

第二，体制上“民营化”，这六个企业都是民营企业（而非国有企业）。为什么他们都是民营企业呢？这与我主张的创新关键在于“心灵放飞”（《创新立国战略》，2013年）有什么内在关系呢?很值得研究。

第三个特点，年轻人领军。很高兴看到，中国一方面“人口红利”在明显减少，另一方面，类似梁文锋、王兴兴这样的年轻人开始领军，标志着我们的“人才红利”开始呈现。由此，我概括出一种趋势：“中国正在经历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跨越性转变。” （《浙江日报》5月26日）

今年（2025年）1月，浙江准备开“两会”，《浙江日报》访谈，请我提建议，我提出“科技、产业和生态：创新三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科技：“建议全省推广DeepSeek ‘求索模式’。”《浙江日报》于1月13日发表了访谈文章，16天后，即1月29日(中国春节期间) ，DeepSeek在海外（首先是美国）爆火，这篇访谈文章也受到关注。

DeepSeek所折射的中国科技数智化的异军突起现象，是中国科技史和中国改革史上值得重视的事件。

4.数字平台+市场经济

只有数字平台还不行，还必须有市场经济。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贡献，就是提出按着商品经济（市场规律）推进中国的经济改革，我要强调说一句，没有市场经济，今天社会就没有个人经济体。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建立并完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对持续推进的“人工智能+”行动提出了新的要求，更聚焦于“大模型+垂直场景”的具体应用，这表明国家在进一步向AI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发展。

以上分析结论：人类正在面临百年甚至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的生产关系乃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相关制度，正面临变革。 “个人经济体”与“大变局”中的“数字革命+市场经济”息息相关，这是第一特征。

（二）第二特征，“独领风骚”特征：以个人为中心，人在“体”在，人亡“体”亡

所谓“独领风骚”特征，是指“个人经济体”是以个人为中心运作，他们虽有团队，但领军者却是“独领风骚”。比如，我熟悉的邱震海先生“震海听风”高端讲演（和“震海会培训”），董宇辉直播，以及诸多律师、网红直播等等。规律：领军者在，则个人经济体在；领军者不在，则个人经济体亡。这与娃哈哈宗庆后去世后，原企业“领军者不在，而企业并未亡”的形态是不同的。

最新的一个“人在‘体’在，人去‘体’去”的例子是“某个网红大V”。前几年，曾利用网络批判攻击民营企业，颇具民粹主义，据说有上千万粉丝。我在2022年5月一个短视频《权贵操弄民粹，民粹败坏民意》曾经谈过。这是改革史上一个值得解剖的典型事件。前不久，他因偷税问题而被处罚，消停了。随着这位“领军者”消停，他这个“个人经济体团队”也迅速消停，印证人去“体”亡。

我用此例，意在阐明个人经济体的“独领风骚”特征。若领军者在，则个人经济体在；若领军者不在，则个人经济体即亡。

（三）第三特征，孕育“超限制新人”特征：要创造产生“超限制新人”的市场化环境

关于“超限制新人”特征，我在1998年发表的《21世纪初企业创新探讨》一文，曾探讨过 “超限制新人” 命题。我预测，中国将来有可能出现一批“超限制的新人”，并列了可能的几个“人格特质”：（1） 是新的技术力量创造出的一批新人；（2）是“三合一”人才 ：既是技术专家，又是商人，还是艺术家（如现在的马斯克）；（3）他们喜欢变革、新概念、新思想、新思维方式，有创新欲望；（4）他们不喜欢等级制，不喜欢挂行政职务、头衔等（认为是“传统限制性的东西”）。

2013年我在《包容性改革论》（经济科学出版社）一书中进一步展开论述，提出“超限制新人”是21世纪创新的新现象；“超限制新人”的明显特征——超越旧的条条框框的限制，并论述我们应如何为“超限制新人”的产生创造条件。我的研究方法是“先提出、后验证”，两三年得到的验证是：中国的淘宝、字节跳动（海外称TikTok），等。

国家要为“超限制新人”的产生创造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人本体制”。我在2008年出版的专著《人本体制论》一书中，主张“人本实质论”，反对“人本工具论”。该书第1页写道：“着眼于中国下一个30年，就更大范围内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五环式’的体制改革提出思路。”《人本体制论》这本书可供研究个人经济体参考。

要建“人本体制”，就要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去年12月，我与南开校友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主笔完成并出版《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大纲》，主张全部七大要素（特别是其中的“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等人本要素要“率先市场化配置”），从而为个人经济体中“超限制新人”的产生创造社会机制。

 

二、关于“个人经济体”的社会共生价值

（一）个人经济体是实现“社会共生”的重要途径

下面谈谈下一步研究的重点。我建议：除了把握上面三个特征以外，应重点研究个人经济体的“社会共生”价值，这“于国于民”都是有意义的。我认为，个人经济体是实现“社会共生”的重要途径。

前文“三大特征”重点讲的是“个人经济体”中的“个人”。那么，站在国家的高度，我们如何从社会改革角度，来把握这一经济现象的社会价值呢？在2013年出版的拙著《包容性改革论》里，我提出的 “社会共生理论”，可供参考。

我把“社会共生理论”概括为三句话：“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必出走，中产必须扩大”。我这三句话，与王万军同志提出的“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让前行者更行”，有点异曲同工，有时间我们两人再切磋。

（二）“社会共生”三句箴言

1.“穷人不能再穷”：重点关注社会底层

人文关怀首先要关注社会底层。2020年5月2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同志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国家统计局回应称：根据2019年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40%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年人均收入为11485元，月人均收入不足1000元，印证了这一说法。

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些社会底层人士，解决“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下一步“不能再穷”问题。今年春节期间，我在海南到了白沙县的南开乡南开村，那里的黎族和苗族村民原来生活困难。怎么解决贫困问题呢？我在那发现一个很好的做法，黎苗乡亲们用“电商直播”卖他们针织刺绣的“黎锦”（“非遗”产品，包括民族服装等），直播很火，收入也相应提高。产权界权威刊物《产权导刊》今年第5期，发布了这个调查报告——《农村：脱贫如何转振兴——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村对口帮扶”和“高峰村生态移民”调查及建议》，著名网站潮新闻、爱思想以及全国县域经济发展大会媒体《县域报告》转载。“穷人怎么才能不再受穷？”要有具体办法，这是一条管道。

2.“富人不必出走”：顾及“先富”人群

与“穷人不能再穷”紧密相联的，是“富人不必出走”。作为包容性体制， 同样值得关注。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4胡润财富报告》，中国内地的富裕家庭（资产600万元人民币以上）数量达414.2万户。其中，拥有600万元人民币以上可投资资产的家庭为150万户。另据资料，中国内地“高净值家庭”（资产千万元人民币以上）数量为167.8万户，当中拥有千万元人民币以上“可投资资产的家庭”为89.1万户。

下表，我列了中国企业前10名，其中，除平安保险有少量国企资金（5.29%+2.58%）外，其他都是民营企业。

现在民营企业投资经营者“出走”的情况比较严重，为什么出走？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这一态势需要研究：如何给他们创造一个“不出走”照样能够安心经营、继续致富的环境和条件？

针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预期不稳、信心不足”问题，我在《 以创新之钥开启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报告（见《中国企业报》4月22日，《学习强国》等转载）中，提出了切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六条建议，内容包括：提高战略立意、拉长历程总结、加深制度定位、拓宽产权内涵、建立企业家市场、法治“去悬剑”等，就不展开讲了。

那么，这跟“个人经济体”有什么联系呢？去年12月份在广东调研过程中，我到了广州猎德大桥，王万军同志告诉我一对“广东夫妇”（富人）的故事，他们利用“直播”的手段营销，很火，这个案例也说明了个人经济体是“留住富人、不必出走”的一个途径。

3.“中产必须扩大”：重在催生中产群体

第三句是“中产必须扩大”，虽然我放在最后，但最为关键，作为压轴。

“中产”即“中等收入群体”，其 “标准”如何掌握？基本标准一般是：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到50万这个区间内（假如平均到个人，折合每人月收入3000元左右）。按照权威专家的测算，中国大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已超过4亿。例如，我的朋友著名收入分配专家李实教授，两年前就说，2022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已达到4.6亿人。另据我在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原同事王一鸣（南开校友）也在央视新闻透露，我国中等收入人群“已超过4亿”。

现在突出的问题是受各种因素影响，中产有所“萎缩”或“减少”，他们反映经营困难。怎样扩大中产？是一个紧迫问题。

除国家应颁发相关政策外，我从自己的产权专业角度研究，“中产扩大”应探索多条路径。例如，可否让个人经济体中的“财经投资者” 参与“广义产权”的“流转”呢？我在2009年出版的专著《广义产权论》（副标题为“中国广领域多权能产权制度研究”），提出“广义产权论”三大要义，九个字：“广领域、多权能、四联动。” “广领域”，广到哪 ？一广到“天”，即“环境产权”（如碳排放权）；二广到“地”，即各类自然资源；三广到“人”，包括知识产权、技术产权、劳动力产权、管理产权等（简称为“天地人产权论”）。“多权能（包括所有权及派生的各种权利，包括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经营权等）”。第三要义“四联动”，（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交易、产权保护，从而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广义产权论理论体系”，可供实践参考。

比如说，从“多权能”来看，可以在“界定和搞活所有权”上做文章。我在该书中提出 “职务发明的成果产权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该单位所有，另一部分由技术人员持有”，建议“应将这部分‘知识’产权的一部分分配给具体创造该‘知识’产权的技术人员”。（ 《广义产权论》2009，第207页）

十五年后（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这不仅意味着启动“赋权改革”，而且意味着知识技术成果的正当流转和高效转化，从而为个人经济体进入知识技术市场打开了门路。据我调研，广东有个“中（国）新（加坡）知识城”，几年前已经开始“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可否让“个人经济体”参与知识技术产权成果的正当流转和转化呢？

以上是搞活所有权，还可以“搞活使用权”。《广义产权论》指出，“多权能”，不仅仅是所有权，而且包括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经营权也是产权，都是可以交易的。这对“个人经济体”提供了一个“用武之地”。是否可以“搞活使用权”，使“个人经济体”参与到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经营权的交易过程中，获取产权收益，从而催生中产群体的扩大呢？

总之，社会共生理论——“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必出走，中产必须扩大”，不只是一个理念，而且是一种实践。希望“个人经济体”开拓思路，继续开拓，为“社会共生”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作者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个人经济体”课题组天津研讨会上的报告，首发于《产权导刊》202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