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加宁等：牢牢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

一、引言

一个人看病的过程首先是要承认有病，然后还得找对医生，开对药方，良药往往苦口难以下咽。即使服药以后还会有一个“时滞”才有可能见到疗效。从去年9月的宏观经济政策转向来看，终于承认中国经济“有病了”。但是病因何在，各路专家各持己见——有人说是周期性问题，所以需要“逆周期调节”；也有人说是结构性问题，所以需要政府主导调整结构；还有人说是阶段转换，经济增速下降理所当然；更有人说是体制问题，需要加快改革。

从长期看，面对中国经济存在的各种问题，究竟是“抬牛腿”呢？还是“牵牛鼻子”？（吴敬琏，2016）答案当然不言自明，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牵牛鼻子”最省力，而违背经济规律去“抬牛腿”，恐怕最多只能是事倍功半。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牵引中国经济的“牛鼻子”？通过回顾过去，面对现实和展望未来，我们认为，恐怕只有科技创新才是真正的“牛鼻子”。

二、科技创新引导“逆周期调节”

当前形势下，为应对周期性问题，中央银行提出了“逆周期调节”。问题是，资金往哪里投？如果继续往房地产投，试图通过提振房地产来拉动经济复苏，恐怕难以奏效。如果继续往基础设施投，由于公共投资效益在递减，恐怕也无济于事；如果继续往传统制造业投，生产过剩问题只能是雪上加霜。经过反复讨论我们认为，只有往科技创新领域投，才有可能拉动中国经济走出低谷，走向新一轮经济增长。

今后如果想要增加货币投放又不至于引发“滞胀”，最好是由科技创新引导资金流向。这样的话，即使某些科技创新项目失败，仍然还有可能为未来的成功奠定基础。于是，今后的货币发行既不应像本世纪头十年那样以（对美）贸易顺差（外汇占款）为锚，也不能像过去若干年那样以房地产（价格）为锚，更不能以国债为锚（因为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而应当以科技创新为锚，将创新指数作为货币发行的重要参考依据。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今年5月，科技部、人民银行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5月15日，人民银行、科技部等四部门，联合召开“科技金融工作交流推进会”。这清楚地表明：科技金融已经成为我国今后一段时间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为此我们建议：进一步将科技创新（指数）作为货币发行的重要参考依据。

三、科技创新引领结构调整

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就是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错位——在教育结构快速升级的同时，产业结构升级进展缓慢，从而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日益严重，每年有大约1000万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问题。正确的解决方法不是倒退——让教育结构降级，而应当是前进——努力提升产业结构，通过产业结构来适应升级了的教育结构。

但是，调整、提升产业结构，不应像过去那样，由政府部门主导，对产能过剩领域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实际上是国有企业产能过剩反而去“倒民营企业的牛奶”，关的大多是民营企业），而应当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由科技创新引导，通过“科技创新立国”，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后，明确了“科技立国”战略，建立“自主研究和创造型”技术体系，推动原来的“重厚长大”型产业结构转向“轻薄短小”型产业结构。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后后，日本在化解金融风险、处置不良资产时，设立了“产业再生机构”，专门协助“僵尸企业”转型升级。

为此，我们建议，一方面，国家明确提出“科技创新立国”的大政方针，另一方面，设立“产业创新机构”，协助有能力、有愿望的“僵尸企业”转型升级，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起死回生，转型为高科技企业。

四、科技创新牵引阶段转换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经济要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去，高速增长阶段，主要是依靠出口导向，资源投入，投资驱动；今后，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依靠扩大内需，消费拉动，创新驱动。

著名创新理论家阿吉翁曾经指出，发展中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一定要从“技术追赶模仿型”转向“前沿创新型”，否则就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阿吉翁，2021）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也曾经指出：过去，高速增长时期，主要依靠套利型企业家，今后，高质量发展阶段，应当主要依靠创新型企业家（张维迎，2015）。

在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转换过程中，应由科技创新牵引，而不是各级政府人为推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应当逐步向后退，而不是向前进。

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的一切活动——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需要什么原材料？需要多少原材料？用什么样的价格买？用什么样的价格卖？都不是企业自己决定的，都需要纳入国家的统一计划，要由各级计委官员统一指挥，企业拿到生产指标之后，才有可能得到需要的原材料，才能够开始生产。

到了1980年代中期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企业逐步有了一些自主决策权，政府主要是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财政方式对企业行为进行管控。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民营企业快速发展，外资企业越来越多，政府主要是通过产业基金等金融方式对企业进行引导。这一切都说明各级政府是在一步一步地向后退，间接手段越来越多，直接干预越来越少。

但是近年来，产业基金发生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变化，从喝红酒变成了喝白酒，从打德扑变成了打掼蛋，其背后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发生逆转。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应当做加法还是做减法？如果连这样一些加减乘除的基本方向性问题都没有搞清楚，讨论利率高一点，还是税率低一点等微积分问题又有什么意义呢？！

总之，伴随着阶段转换，政府应当逐步后退，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来引领中国经济迈上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台阶。2014年成立了“国家大基金”，将国家战略与市场运作相结合，通过推动半导体关键领域的科技创新，加快阶段转换，实现转型升级。

五、科技创新推动改革开放

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有三大初始动力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首先是底层农民由于整天吃不饱饭，饿肚子，于是安徽小岗村的农民们冒着巨大风险，在攻守同盟契约上签字画押，启动了联产承包制改革，终于解决了吃饭问题。

如今，吃饭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大多数人不再为吃不饱饭而发愁了，所以改革动力越来越小。

其次是高层领导纷纷出访，看到了国内外的巨大差距。1978年5月，谷牧副总理率团访问欧洲五国，回来后向高层领导汇报时称：“我们至少比欧洲落后了20年！”，这一判断引发了高层的巨大震动。继而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看了新日铁，坐了新干线以后感慨地说道：“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于是，邓小平回国以后很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将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高速增长，如今，中国在基础设施、高楼大厦等“硬件”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在有些方面甚至还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所以改革意愿也越来越低。

再有就是中间阶层看到了科技差距。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做出了准确判断，他明确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变革”。之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的马洪同志，组织体制内外、各专业领域的上千名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进行有关“科技革命”的广泛讨论，促使全社会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我们绝不能错过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宝贵机遇！于是，通过加快改革开放，使我国抓住了这一宝贵机遇，实现了“技术红利”，赢得了高速增长。

如今，三大动力已经失去了两个，导致改革开放动力不足，经济增长缺乏活力。

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一方面，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数字化）正在全面提速。上一次的拐点是信息成本（对于消费者来说）变成了零成本，导致信息无处不在。而新的拐点是大模型的成本（对于消费者来说）将变成零，届时大模型将无处不在，认知模型，任务模型，领域模型（诊疗、研发药品等）比比皆是。这意味着，未来人的价值将发生重大变化：除非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见解，否则，任何一种职业都有可能被AI大模型替代。

另一方面，中美科技脱钩的风险也在快速增大。由于美国的科技创新主要是0到1之间的基础性创新，而我国的创新优势主要是在1到N之间的应用型创新，是在美国基础性创新的基础之上的再创新。即使在可以搭便车的条件下，中美之间尚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据艾瑞克·施密特斯在坦福大学的演讲称：中美之间AI的差距至少有10年），今后，如果中美技术不断脱钩的话，“中国遭受的损失要比美国大的多”（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2022年）届时，使用美国AI与使用中国AI之间也将出现巨大鸿沟。与此同时，中美平台的市值在明显分化，微软、英伟达、苹果已超过中国A股的总市值。

由此可见，对中国而言，科技创新越来越重要。我们将再次面临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宝贵机遇的“历史拷问”。而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宝贵机遇，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快改革开放。

总而言之，科技创新不仅应当引领“逆周期调节”，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牵引“发展阶段转换”，甚至可以推动改革共识的形成，成为牵引各项工作的“牛鼻子”。

（魏加宁：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学术顾问; 王少汶,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社科大金融系研究生司夏霈、华天惠、李佩宜等参加了讨论和写作）

参考文献

Aghion, P., Antonin, C., & Bunel, S. (2021). 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ic Upheaval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吴敬琏：《什么是结构性改革，它为何如此重要？》，《比较》2016年第4期。

张维迎：《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海南出版社2022年版。

魏加宁：《对民企座谈会的思考：政府应为民企科技创新做些什么？》，《大势看财经》2025年3月3日。

来源：中关村产业升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