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远：从私藏到公物：新中国成立后庞氏虚斋藏品流转过程及若干所思

（一）南浔庞氏发发迹于庞元济的父亲庞云鏳。根据《近代浙商名人录》的记载，庞云鏳与胡雪岩私交很好，因此得到了替左宗棠采购收复新疆所用军火、军需物资的机会，获得巨额财富。庞氏致富后仍有很强不安全感，于是以长子庞元济名义，借赈捐豫直灾害为名，向清政府捐银10万两，并托请李鸿章奏闻于慈禧（《李鸿章全集》里有《徐佩衍庞云镨捐赈建坊片》），庞元济遂获博士弟子功名、候补四品京堂。

1889年庞云鏳去世，当时庞元济才二十多岁，不过元济并非纨绔子弟，同样具有经商才能，将家族事业进一步做大。他先后创办世经缫丝厂（国内最大机器缫丝厂）、通益公纱厂（浙江最大企业之一）、上海龙章造纸厂（上海第一家造纸厂）等，成为清末民初最重要企业家之一。只不过因为当时中国缺乏对企业产权的保护，他的企业的命运后来是坷坎的，通益公纱厂被迫转让给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而龙章造纸厂抗战西迁后就被迫国有化，卖给了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改名为“中央造纸厂”。

（二）庞元济另一个嗜好是收藏中国古典书画。清末民初是社会秩序再造时机，大批江浙传统士绅巨富，在近代工业化冲击下纷纷破产；清末后宫廷和官方典藏管理不严，也纷纷流向民间，这都为具有雄厚财力的“新富”庞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其创造的虚斋先后获得以下传世珍宝：唐阎立本 《锁谏图》、唐王维《春溪捕鱼图卷 》绢本、唐韩斡 《呈马图》、五代赵驹马 《神骏图》、五代周行通 《牧羊图 》、宋徽宗 《雪江归棹图 》、宋米友仁《楚山秋霁图》、宋高宗书 《女训 》合璧 、宋苏轼 《凤尾竹图轴 》、宋赵孟坚 《莲叶鲜鱼图轴 》、元赵孟頫 《陶靖节像轴 》、明唐寅 《梦仙草堂图卷 》、明文微明 《落花图卷 》、明沈周 《湖中落雁图 》、明仇英 《昼锦堂图卷 》等等。

并且与传统中国式的，极为保密、不展示于外人的收藏不同，虚斋收藏颇具有公共性和现代性。1909年庞元济就编辑《虚斋藏画著录》向世人介绍他的藏品，进入民国后，虚斋多次举行画展，向公众展示其代表性名作，并多次出国参加万国博览会、联合艺术展。虚斋还不吝将藏品拍照影印于当时流行杂志，以及专门出版艺术刊物《湖社月刊》，以上行为目的都是向公众和世界介绍中国古典文明之精髓，实现某种形式上的鉴赏共享。

（虚斋出版的《历朝名画共赏录》）

在民国动荡的局势中，庞元济及族人耗费一切精力保存这些收藏的完整性，除了出于“以藏养藏”，将少数画作售于西方美术馆以外，绝大多数藏品都完好保存至新中国成立。尤其是在抗战八年沦陷岁月，虽然藏品散失很多，但是名作基本得到保全，实属不易。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庞元济去世，按照其遗嘱将藏品一分为三，继承人分别是侄子庞秉礼，孙子庞增祥、庞增和。这次出现争议的、被拍卖的《江南春》，收藏方艺兰斋自称收购于庞元济女儿或外孙女，显然是杜撰，庞元济根本没有女儿，他的继承人只有这三位男性。

（三）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充实博物馆收藏，各地文管部门开始向收藏名家征集文物珍藏。当时上海文管会的负责人徐森玉亦是湖州南浔人，其家族与庞氏有旧交，深知虚斋典藏之价值。于是，徐森玉委托庞元济的故友谢稚柳等人去居住在上海的庞秉礼和庞增祥家看画，并连续征购了两批书画，分别是董其昌《山水册》、《西湖图卷》、《依松图卷》，任仁发《秋水凫棱图卷》，周臣《长夏山林图卷》，倪瓒《溪山图轴》、钱选《浮玉山居图》、仇英《柳下眠禽图》、唐寅《古槎鸲鹆图》、文徵明《石湖清胜图》、戴进《仿燕文贵山水》、王冕《墨梅图》等，收购的价格近7万元。

1952年秋天，徐森玉本人也来庞家看画，这次庞家把苏州庞增和的画也运到上海，最后上海文管会选择了其中的一些精品收购，价格总共16万余元。这年的12月，庞秉礼、庞增和、庞增祥还联名将包括《莲塘乳鸭图》在内的一批珍惜文物，无偿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

1953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在看到了虚斋遗藏目录后，立即给徐森玉先生写信，表示北京也要征集虚斋的画卷，他在信中说道：“庞氏画，我局（国家文物局）在第二批单中，又挑选了23件，兹将目录附上：‘非要不可’单中，最主要者，且实际‘非要不可’者：不过(一)沈周《落花诗图卷》，（二)文徵明《张灵鹤听琴图卷》，(三)仇英《梧竹草堂图轴》，(四)仇英《蓬莱佩弈图卷》，(五)仇英《江南水田卷》，(六)陆治《瑶岛接香图轴》等六件而已，因此间明清的画，至为缺少也”。

如果说此前的上海文管会征集或多或少有些自愿协商的形式，郑振铎的“非要不可”一来具有某些强制色彩，二来会影响上海博物馆的进一步征集，徐森玉等人不愿意去落实，郑振铎遂再次致信徐森玉，告诫他们：“委员诸公大可不必‘小家气象’也，庞氏的画，上海方面究竟挑选多少，我们无甚成见……像上海，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成立是必要的，且是全国性的。故必须大力帮助其发展也，将来拨发的东西会陆续不绝。”

这样，北京方面也征集到了虚斋的部分珍藏，分别是：赵孟頫《秀石疏林图》、曹知白《疏松幽岫》、柯九思《清秘阁墨竹图轴》、姚绶《秋江渔隐》、李士达《三驼图》、董其昌《赠稼轩山水图轴》、陈洪绶《梅石蛱蝶图卷》、杨文聪《仙人村坞》、王时敏《为吴世睿绘山水册》、髡残《层岩叠壑图》、龚贤《清凉还翠图》、吴历《拟吴镇夏山雨霁图》、文点《为于藩作山水图轴》、石涛《山水花卉册》等，入藏故宫博物院。至于国家文物局是否向庞家支付收购款，笔者就没有进一步的信息了，也希望知情者能够告知。

（虚斋所藏的赵孟頫《秀石疏林图》，如今是故宫博物院最上乘书画珍品之一）

（四）这几次征集以后，上海庞秉礼和庞增祥据有的珍品基本都流转向国立博物馆了，而居住在苏州的庞增和所持有的多数藏品，仍在私人手中。经过时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的郑山尊（字薄来，庞元济夫人的表弟）、南京博物院曾昭橘院长（曾国藩后人）多次协商动员，庞增和最终分别在1959年和1962年分两次将家中所藏古代书画陆续献出，共计137件（16种，共257幅）。

庞增和之女庞叔令女士曾经对此事有回忆：“记得当年省文化局长郑薄来家作动员工作，讲的话很简单：解放前夕，国民党拿走了南博的国宝，尤其是书画大部分都被带去台湾了，现在院内已无好的藏品，我们很尊重庞莱臣先生的为人，现在国家有困难，你们庞家是否能鼎力相助？”

这两批捐赠中，最著名的有宋代赵佶《鸲鹆图》、夏圭《霸桥风雪图》，元代黄公望《富春大岭图》、倪瓒《枯木竹石图》、吴镇《松泉图》，明代沈周《东庄图册》、仇英《捣衣图》、文徵明《万壑争流图》等，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引起了全国博物馆界瞩目。其中除了宋徽宗赵佶《鸲鹆图》出价1万元外，其他可能都是无偿捐赠。

（南京博物院给庞增和的捐赠收据和文物目录）

至此庞氏所藏画作珍品已经所剩不多，后来行政级别最低的苏州博物馆也来动员庞增和捐赠，庞指着家里剩余的画作说“都是一堆垃圾货了”（《苏州文物》第277页），这些物品悉数被苏州博物馆运走，后来在鉴赏整理中仍发现了唐寅的《灌木丛莜图轴》等名作，该画后来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是苏州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

这样，到1963年左右，曾经富甲天下的虚斋收藏基本不复存在了，重要文物完成了从私有到公有的过程，上海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很大程度上依赖获得的虚斋藏品，奠定了目前在书画收藏中的地位。

（五）不过庞氏家族并未因对国宝收藏突出性的贡献，得到应有的尊重、肯定，更何况权利了。“文革”中庞增和被抄家，全家被下放到苏北农村，七口之家仅靠庞一人的45元工资生活，这也可以看出庞在公私合营后工作被安置的很不尽人意，根据后来记载看，只不过是一个最普通的基层房管员。

90年代末庞增和去世后，遗孀王念瑛仅靠沧浪区房管所151元的补助以及子女接济生活，住房面临拆迁，连居住都成问题。幸赖当时的江苏省纪委书记曹克明在参观南京博物院时，得知庞氏对馆藏贡献巨大，特意交代秘书向苏州方面了解庞增和家庭现状，得知庞氏生活困难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拨款35万，用来支付购房款项，才解决了老人家的住房问题。

再者是受益人南京博物院几十年来对庞家令人心寒的态度。改革开放后，庞家数次与南博发生纠纷。第一次是索回《松泉图》和《仿古山水册页》案。 1963年南京博物院征集员徐沄湫，以开画展为由，向庞增和提出借两件画：一幅是元四家之一吴镇的 《松泉图》轴，另一件是清初吴历的《仿古山水册页》，承诺展期三个月后就归还，结果，1964年发生南博院长曾昭橘自杀事件后，庞家也无从索要。拨乱反正后，自1979年到1988年，庞增和夫妇几次从苏州专程到南博讨回画作，均吃了闭门羹。特别是当年到庞家征集文物的院长姚迁，由殷勤变为冷漠，让这对老人心酸不已。

最后庞氏出于无奈，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任南博院长梁白泉竟然在在答辩状上质问，为什么要等到经手人徐沄湫去世后才提起诉讼？庞增和听后非常心寒，认为家里把所有珍藏都捐走了，怎么会去用这两幅画讹诈南博？！更关键的是，徐沄湫1975年去世之时，庞家身陷囹圄，博物院明知这个情况，反而以此揶揄，连最基本的同情关怀都荡然无存。

2014年庞叔令与南博名誉侵权纠纷发生之后，才得知父亲捐赠的仇英《江南春》被南京艺兰斋买走，遂产生对文物保管情况的质疑。数年内多次要求了解捐赠画作现状又被拒绝后，庞叔令不得不在去年10月正式提起诉讼，要求南京博物院履行告知义务，岂料南京博物院在庭审中以“不是捐赠人本人”为由，否认庞叔令的诉讼资格，这显然已经是一种无赖行径，丧失了对捐赠人的最起码尊重。幸亏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秉公审理，为庞叔令争取到查验权，果然发现其中有五件不知去向。

（出现在拍卖市场上的《江南春》）

（六）梳理虚斋文物流转和庞家的争端来龙去脉，不禁产生以下感叹：

第一，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个人捐赠是否完全自愿的问题。众所周知，书画类这种易携带的文物在近代被大量海外艺术馆买走，1949年政权鼎革之际，国内仅存的相当部分又被蒋介石政权带往台湾。今天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吉林博物馆、辽宁博物馆等几个书画收藏大馆的书画类收藏，基本是靠新中国成立初期个人捐赠建立起来的。

比如上海博物馆有明确统计，所藏珍贵文物14万余件中，有3.3万件来自个人捐赠，占总数的近四分之一。故宫博物院也有统计，来自个人捐赠的文物有3万多件。博物馆一般由官方考古发掘文物和书画艺术品组成，个人捐赠的主要部分是书画艺术品，我们相信，几大博物馆的名画可能三分之二来自于个人捐赠。

但是我们要有个疑问，这其中的捐赠，相当多数源于收藏家对国家的热爱和对人民政府的信任，然而又有多少是文物部门点名“非要不可”，这样带有强制色彩征集而来的？考虑到1950年代发生了三大改造，个人财产权被否定，又接连发生政治运动，搜集持有文物成为典型的资产阶级、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遗毒，像庞增和1959年、1962年两次捐献文物，恐怕也有几分捐物求平安的色彩。

恰好本文发布之时，“历史学人”公众号发布了《文物捐献的故事》，依据名人回忆录，整理了迫于建国初的社会形势，几位收藏名家无奈捐赠的详细案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读之。

第二，捐赠人权利保护缺失的问题。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捐赠权益保护缺失尚可以让人想得通，为何到了当代法治社会，像南京博物院这种全国知名大馆，对捐赠人的权益仍然三十多年来持之以恒地鄙视？！庞氏每次都是迫不得已动用司法手段，才能为自己争取一点可怜的权利，难道捐赠的价值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的中国传统文明之精髓，换不来一点知情权？

这两年兴起了博物馆热，每个博物馆都在炫耀自己拥有哪些镇馆之宝，却鲜有提到这些文物的来源。以后是不是应该吃水不忘挖井人，都在展览介绍中说明文物来源，是哪些人捐赠的，或者从哪些地方博物馆划拨过来的（据笔者所知，很多博物馆的考古馆藏，很大部分是通过行政命令从地级、县级博物馆调拨来的，给原来持有单位带来的损失也很大）。如果不是今天出现《江南春》画卷这个偶然事件，我们99.99%的人都不知道庞元济这个近代最重要书画收藏家是谁。

一些网友出于义愤，提出将捐赠品退给捐赠者后人，显然在现实中不可能，更会带来一系列后续问题，但是政府继续给予捐赠者后人一些补偿，博物馆以更大力度强化对捐赠者的纪念，以及保障捐赠者后人对文物保管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是都应该做的。

第三，留给私立博物馆一隅发展空间的问题。公立博物馆有其优势，人员配备充足、财源充足，有利于文物保护和研究，但是与之而来的是官僚系统的系统毛病，比如博物院领导或保管员盗窃文物，修复工作者弄坏文物也不用追责，这方面的负面新闻经常有，社会根本无从监督文物的保管。过去人们普遍对私人收藏文物抱着否定态度，其实在法治社会中，只要是对文物登记、流转做出明确规定，就不会存在大家所担心的文物流失等问题，私立博物馆的安全性和社会教育积极性，不会比公立博物馆差。

比如，我们在美国日本参观的很多重要博物馆都是私人性质的，比如纳尔逊美术馆、亨廷顿美术馆、洛克菲勒博物馆等，实质上美国最重要的文博机构大都会艺术馆也是非公立机构。大家去东京必逛的根津美术馆也是私立的，这家美术馆拥有全国166件法定书画类国宝中的6件；位于银座的高人气静嘉堂文库美术馆，也是私立的，拥有3件国宝级书画文物。

所以，我们或许可以做一个不必要的设想：当时虚斋藏品那么丰富，管理完善，对艺术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功底，如果那个时代人们普遍能够意识到发展私立文博的意义，不是征集文物，而是国家协助成立一个专业的、小而精的博物馆，其实对文物本身和对文明成果宣扬本身，未必是坏事。

总之，虚斋的历史可以视为中华民族有识之士坚忍不拔、保护文脉的，令人感动的历史，侧面也可以反应我们这个社会，个人权利一直被漠视，以至于发生很多曲折。倘若我们有个制度正确分割公权和私权，使二者达到一种稳定的平衡，会让我们社会发展少走很多弯路。

来源：阜成门六号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