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溪：“真正的学者不是不会’生存’，而是懂得拒绝”

多年前，施爱东就曾出版过一部批判性学术史专著（《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当时我便震惊于他的敢于直言。这一次，他再次用民俗学的方式，做了一次学术田野——只是田野不再是某个村落或某种仪式，而是他自己身处的学术界。《蛋先生的学术生存》的最大价值，正在于此：它留下了一个当代学人鲜活的学术生存个案。这份鲜活，比任何理论概括都更有说服力，也更能让后来者看清，我们究竟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学术江湖里。

我读过作者勤奋耕耘的成果，听过他在学术会议上的精彩发言，也深知他在学界获得的广泛认可。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他的正直——他敢说真话，敢批评人，不随波逐流。正因如此，读完这本书，我的感受是复杂的：我钦佩他的勇气，理解他的洞察，却无法赞同他的终极立场。

这本书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它以民俗学为田野，将学术界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撕开了那层光鲜亮丽、看似纯净的面纱——“帽子”的等级制、门派的依附链、“非升即走”下的学术民工、会议与期刊中的潜规则……作者用锋利的手术刀剖析了这个行业，告诉每一个身处其中或即将踏入的人：学术圈不是一个纯粹的象牙塔，而是一个真实的江湖。这种祛魅的勇气，在当下的出版物中极为罕见。仅凭这一点，这本书就值得每一个青年学者阅读。

然而，当我合上书页，一种隐隐的不安始终挥之不去。作者写的是“学术生存”，而我关心的，从来不只是“如何生存”，而是“为何而学”。

一、专家与学者

在作者笔下，学术圈是一个规则清晰的竞技场：投靠名师、抢占热点、计算产出、经营人脉——一切行为都指向同一个目标：生存，乃至更好的生存。这无疑是真实的。但作者似乎默认了一个前提：学术首先是一种职业，因此首要问题是“如何在这行活下来”。

我不同意这个前提。我认为，作者没有区分两种人：专家与学者。

专家是体制内的熟练工。他们解决问题、完成指标、积累头衔，成为某个领域不可替代的技术节点。这没有错儿，社会需要专家。但学者不同。学者追问的是那些没有标准答案的终极问题——生命何义？何为幸福？人何以痛苦？社会何以不公？文学何为？这些问题不带来“帽子”，不产出可量化的成果，甚至可能让人丢掉饭碗。但正是这些“不实用”的追问，让学术区别于任何一种职业。

真正的学者不是不会“生存”，而是懂得拒绝——拒绝被指标体系定义，拒绝把思想变成晋升的砖瓦。

萨特在1964年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不是故作清高，而是终生践行一个信念：知识分子不应被任何体制收编。从塞林格到埃莱娜·费兰特，多少作家在成名后选择隐居？不是因为他们“不会生存”，而是因为他们懂得：有些东西一旦占有，就被占有了。

反观某些“学术大满贯选手”，拿了所有能拿的头衔、上了所有能上的榜单，却人品尽失。抢学生成果、拉帮结派、在评审中搞小动作，为了一个升职名额或一顶“帽子”，举报同事，不择手段。更有甚者，不可言说。这些事不是传说，就发生在我们所在的学术界，发生在你我共同的日常视野里。书中所说的“帽子满天飞”，飞的不只是荣誉，还有随之而来的特权、傲慢，以及对人性的腐蚀。

二、策略性的妥协者

当然，我也不同意将学人简单分为“清高的学者”和“堕落的投机者”。

有一种学者，他们年轻时也曾“跑场子”，结交名刊编辑，托人发过核心期刊，为了某个项目不得不去“拜码头”。这不是因为他们接受这套规则，而是因为生存需要——没有职称，就没有安放书桌的空间。但他们与“学术大满贯选手”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评上职称之后。

后者会继续攀登，从一个“帽子”奔向另一个“帽子”，乐此不疲，直至身体垮掉、良知耗尽。而前者，在拿到那个足以安身立命的头衔后，悄悄地退出了游戏。他们不再主动申请课题，不再出席无意义的会议，不再经营人脉。他们终于可以回到书房，读自己想读的书，写自己真正想写的文章。

我把这种人称为“策略性的妥协者”。他们不是不懂得拒绝，而是懂得：拒绝需要资本。在没有资本之前，适度的妥协是一种生存智慧，而非道德的沦丧。关键在于，妥协是为了有朝一日不再妥协。

然而，这样的人数量极少。因为所有人都被体制裹挟了。绝大多数人评上职称之后，要么成为“功利躺平者”——不再读书、不再写作、只等着退休；要么成为“被动退出者”——评不上职称，就在单位混日子，彻底放弃学术。真正能在妥协之后回归学术的人，是极少数幸存者。这恰恰说明体制的裹挟力有多强：它不给你退出的空间，即便你想退出。

这让我想到作者没有讨论的一个沉重话题：身体。眼下，媒体上每天的讣告都在提醒我们：又一位中青年学者倒下了。四五十岁，正是学术盛年，却因过度透支猝然离世。这已不是个别人的不幸，而是系统性的灾难。在这种残酷的生存压力面前，那些“评后即退”的同事，恰恰是最有智慧的——但他们太少了。更多的人，是在这场没有终点的竞赛中，把自己的命也搭了进去。

三、功利性的躺平者与洁身自好的退出者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值得同情。有些学人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学术而来。对他们而言，读博、发论文、评职称，只是一条获得稳定工作和体面身份的途径。他们精通所有生存技巧：托关系发核心、拉人情拿项目、在考核前突击产出。一旦评上职称，他们便果断“躺平”：不再读书，不再写作，不再关心任何一个学术问题，只等着退休。

这种人大量存在。他们不是“妥协”，而是“利用”——利用学术圈的规则获得一张长期饭票，然后就不再对这个行业付出任何真心。

但也有另一种人：他们的“躺平”是值得同情的。高校里有一部分教师，适合教书却不擅长科研；还有一些很优秀的编辑，他们的选择也很无奈。不是他们不想做事，而是不愿同流合污，不愿参与那些无休止的学术社交和利益交换。他们宁可默默教书、编书，也不愿去争“帽子”、拉关系。他们的退出，不是躺平，而是一种有尊严的拒绝。

这两种“退出者”看似相似，底色却截然不同：一种是被体制吸干后剩下的空壳，一种是主动保全自我的清醒选择。

这构成了对作者“学术生存”逻辑的最大反讽：如果您教大家如何在圈内“生存”下来，那最后活下来的，可能恰恰是那些不在乎学术的人。因为他们最懂得如何最小成本地满足考核、最大效率地获取资源。而那些真正热爱学术的人，反而可能在“非升即走”的压力下最先倒下。这套“学术生存学”所培养出来的，可能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精通了所有生存技巧，却从未问过自己：我为什么要从事学术？

四、一个清醒的局内人

最后，我必须谈到作者本人。

作为同事，我知道施爱东不是一个“功利躺平者”。他勤奋、高产、在圈内备受认可。他没有去追逐各种“帽子”、项目、奖项，他只是做了自己认为“正经”的学术工作。但与此同时，他也并非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他顺应这套上升体制的基本规则，仍然在意这个体制内的认可与声望。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清醒的局内人。

这不是讽刺，而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一个残酷的现实：在这个体制里，即便是最清醒的批判者，也无法真正退出游戏。作者知道规则是不公的，知道“帽子”会腐蚀人心，知道内卷会摧毁人的身心——但他仍然身处其中，仍然在意这场游戏的输赢。这不是他的错，这是体制的威力：它让你在批判的同时，仍然渴望它的认可。

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或许不是它提供的答案，而是它暴露的困境：一个清醒的局内人，如何与自己和解？作者没有给出答案。他写出了“学术生存”的三十六计，却没能写出“学术精神”的安身立命之处。这正是我与他的分歧所在——我相信，真正的学术始于拒绝，而他似乎仍在体制的引力场内挣扎。但这份挣扎本身，恰恰是这本书最诚实的地方。

结语：蛋壳之外

有人评上职称后躺平，有人退休后躺平，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把学术当成一份职业，而非人生的终极关怀。学问本应滋养人生。那些徒耗生命的学术，无论产出多少论文、斩获多少头衔，本质上都是伪学术；而假借学术权力放大的个人欲望、扭曲人性，更是伪学术的极致。

来源：必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