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 老三届群体对子女命运的影响

“老三届”现在已达古稀耄耋之年，子女的年龄正值不惑和知天命之间，是社会中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老三届”对子女的影响，已经直接间接地传递到了社会各领域、各层级，理应予以应有的重视和研究。

作为父母的“老三届”，基于自己学业中断、“上山下乡”的经历和教训，对子女有着强烈的教育补偿心理和家庭资源倾斜意愿，在子女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呈现高投入、高录取、高学历的 “三高” 特征。加之大学专本招生录取率从 1977年的4.8%， 跃升至1990年代末的55.6%，机会显著增加，大都出生于“一胎化”大环境、普遍接受了正常中小学教育的“老三届”子女，多数都考上了大学，补偿了父母因文革废止高考丧失上大学机会的心理遗憾和愧欠。

据统计，“老三届”子女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61.33%，显著高于非“老三届”子女的32.09%。在“老三届”子女的学历中，大专27.92%，本科29.75%，硕士3.20%，博士0.46%，均高于非“老三届”子女。特别是硕博率约15%–25%，显著高于同龄人硕博率约 5%–8%。“老三届”子女中的硕博群体，堪称历史创伤的代际修复者。父母用一生遗憾托举子女的教育高度，使他们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核心受益者之一。他们的成功，既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也是特定历史时期 “教育补偿”与“时代机遇” 叠加的产物。

“老三届”对子女高考院校的选择，优先公办本科、重点高校，理工科与师范院校；专业倾向于理工科的计算机、电子、机械和物理、化学工程，文史经管的中文、法律、财经，以及师范教育和医学。这些专业适合体制内工作岗位，就业稳定、收入高，契合“老三届”父母的求稳心态。院校地域选择，首先是一线城市和本省省会，其次为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

“老三届”子女上大学，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代际补偿现象。父母以极致投入推动子女教育，子女在恢复高考后的机会窗口中，实现了远超父辈的学历和阶层跨越。

“老三届”群体的分化，直接影响到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实际状况。

农村基础教育是先天性短板，和城市完全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农村基础教育资源极差，乡镇中学师资弱、硬件差，没有补习和重点班资源；城市的重点中学、名师辅导、择校就读等优势，农村完全没有。

农村“老三届”父母也有很强的读书观念和补偿心理，也懂“知识改变命运”，但家里经济拮据，多子女普遍（不像城里大多独生子女），要种田养家，难以承担子女长期读书升造的经济投入，往往只能 “能读到哪算哪”。再则，农村子女从小要放牛、种地、照顾弟妹，学习时间被严重挤占，很难像城里孩子那样全心学习和备考。

加之政策与户籍带来的硬性限制，致使城市“老三届”子女，能大概率上大学，实现阶层跃升，农村“老三届”子女只能是是小概率冲大学，多数早早务工务农，即便升学也多是中专、普通专科，很难进入名校和高端赛道。

城市“老三届”子女，本科率高，名校占比高，教育补偿效应显著。农村和边疆“老三届”子女受户籍、经济、教育资源等限制，以大专及以下为主，本科以上占比显著少于城市“老三届”子女，高考录取率有断崖式差距。在80、90 年代，城市“老三届”子女，本科、大专升学率达60% 以上，本科率接近 30%；农村“老三届”子女，整体大专及以上不足20%，本科率只有5%～10%，重点大学比例极低，多以中专、大专为主，顶尖高校几乎断层，绝大多数学生初中、高中就辍学务农、打工。回城早和体制内的“老三届”家庭，子女教育资源优、升学率高；滞留农村和城市下岗的“老三届”家庭，子女升学的经济压力大，录取率明显低于前者。

“老三届”子女不同家庭条件所造成的接受高等教育差别，直接延伸为就业岗位、发展状况和经济收入的差别。从统计数据看，他们的经济收入呈现“中高等次、体制内集中、资产分化明显”的格局，整体属城市中产主力，平均收入高于同龄人的全国均值。

“老三届”子女经济收入均值约18–25万元/年，显著高于同龄人均值的约12–15万。分学历，硕博（占比15%–25%）约30–50 万/年（高校/科研、三甲医院、大厂核心岗），本科（占比50%–60%）约15–25 万/年（体制内、国企、普通白领），大专及以下（占比 20%–30%）约8–12万/年（基层行政、技术工人、服务业）。分城市，北上广深约25–40万/年（互联网、金融、总部经济集中），省会和计划单列市约15–25 万/年（体制内、省属国企为主）， 三四线及县城约8–15万/年（基层公务员、事业单位、地方企业）。此外，自由职业和创业者（占比 5%–10%），呈两极分化状态，成功创业者（1%–2%）年收入百万+， 普通自由职业者（3%–5%）年收入10–20 万（不稳定、无保障）。基层 和蓝领（占比 10%–15%，学历偏低），如技术工人、服务业、个体工商户等，年收入6–12万，很辛苦，福利少，晋升空间小。

“老三届”子女经济收入的优势是高学历溢价，硕博比例远高于同龄人均值，职业起点高，稳定性强，体制内占比高，抗经济波动能力强，又赶上房价上涨周期，房产成为财富压舱石。痛点是在一线城市难买核心区住房，面临“房价和收入比失衡”，还有职业天花板，体制内晋升慢，中年危机明显，面临养老育儿双重压力，家庭负担重。

“老三届”子女父母辈多为工人、基层干部，退休金4000–8000元/月，高收入者很少，子女收入约是父母辈的3–5倍，且职业更体面，选择更多。与同代非“老三届”子女相比，体制内占比高约15%–20%，收入高约30%–50%；

总而言之，“老三届”子女的经济收入状况，是教育代际补偿、时代红利（扩招、房价上涨）、家庭文化（重教育、求稳定）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整体属城市中产主力，收入稳定，资产扎实。

由于“老三届”各人的经历、知识结构、信息渠道、视野范围和思维方法的不同，理念分野很明显，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光谱。对历史、对现实、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人言人殊。

这个价值光谱大体分两个走向，其中一个走向的“老三届”，认同文革时代的理念和路线，坚守阶级斗争话语，怀念传统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维护与此相应的的传统意识形态，对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市场化持否定和批判态度。他们在“老三届”里为数不少，日常线下线上经常聚会，且圈层封闭，思想固化，态度激昂，很难被其他人说服。他们把青春、命运、苦难全部绑定在改革开放前那个时代，是特殊历史年代留下的一道社会思想印记，不是靠讲道理就能改变的。

“老三届”里这些“老粉红”的思想状态，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他们的子女，孕育出相当一些“小粉红”。这些“小粉红”是代际政治情感传递、阶层安全感需求与网络民族主义合流的产物，是“小粉红”整个群体里的中坚力量。

价值光谱另一个走向的“老三届”，是经历文革、上山下乡后，对极左路线进行反思的群体。他们否定现代迷信，批判体制弊端，向往民主法治，敢质疑，不盲从，勤于独立思考。他们的思想认知状态，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子女，使其在三观人格、教育升学、职业选择、婚恋家庭、生活方式等方面有了自己的选择，基本上没有“小粉红”。

“老三届”自身的人生经历、价值观和道德底色，深深烙印在家庭教育里，对子女具有正反兼具的长期影响。正向引领性的道德品质传承，主要是崇尚家国情怀的理想主义底色，强调国家和集体利益至上的集体主义导向，工作踏实、尽职尽责的自律意识，吃苦耐劳、坚韧抗压的务实精神，重情重义、患难与共的善良本色。负面局限性的，是因文革裹挟，存在政治盲从、道德撕裂的阶段性、局部性问题，以及过度隐忍，委屈求全，缺乏平等沟通和个性包容的缺陷。这两个方面，都体现着时代烙印和人性本色，成为子女性格和人生选择的隐性印记。

还需注意到，近些年来，经常能听到“坏人老了”的议论，所指对象不乏“老三届”的身影。这些人进入晚年后，仍将年轻时在文革形成的运动式戾气、阶级斗争思维、漠视道德规范等陋习带入日常，现实表现是倚老卖老、为老不尊、强势霸道、蛮不讲理。他们经常活跃于公交地铁、社区、网络等公共空间，强行占座，排队插队，碰瓷讹诈，一言不合就脏话辱骂，肢体推搡，网暴异见者。这些人在“老三届”中是极少数，但不能不予以关注。他们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悲剧产物，既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文革戾气的携带者和规则破坏者，对其子女的不良影响难以避免，需要采取适当的防范、教育和惩戒措施。

“老三届”是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对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成就做出了毋庸置疑的贡献，对存在差距和问题也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成就和问题构成了目前社会现实的大环境，直接影响着全体国民的生活工作和前途命运，当然也是分析“老三届”对子女影响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敝人垂垂老矣，精力能力不逮，就不予谈及了。

来源：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