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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济生：反思,还是淡忘？- 读徐景熙《五十年前》

发布时间：2026-05-29 13:12 作者：陈济生浏览：1,528次

获赠徐景熙教授《文苑漫步》三册，拜读其中《五十年前》一文，似有“于无声听惊雷”之感。诚如作者所言，对于四五十年前中国大地上确凿发生过的那段惊天动地荒谬绝伦史无前例的怪状乱象，现在的中青年一代大多已是“不知情”“不关心”“无所谓”了，更多人脑海中只有一团似是而非、似懂非懂、似有若无的乱麻和糨子，即使是曾经亲历其境、身受其害的有些过来人，“目下也满足于当名利双收的文化明星，缺失了知识分子必备的良知、正义，更何谈敢于担当、反思历史、解剖自己的真诚品格”。

唯其如此，以回顾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的中国当代历史、探索研究“历史的是非、历史的责任、历史的教训”为主旨的《五十年前》一文，就具有了十分难能可贵的振聋发聩、温故知新的启蒙作用。

文章以“五十年前”为题，是因为五十年前还只是一位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的作者，响应党报号召，作为“百家争鸣”的学术问题，写了与当时的上海大左派文人，后来的中央文革成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姚文元商榷的文章见报，随即被打成“内定右派”，遭到打击迫害。但文章并非局限于诉说个人的不幸（虽然任何个人在宏大的历史性灾难中的不幸都是值得倾诉和倾听的），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民族的大局对“那场民族浩劫的起因和必然性”“作一番全方位、全景式的正面叙述”，因而“兼有文革史研究的性质”。（引文见徐文前言）

它又独具了异于一般史学论文的特色：不是抽象化、概念化、“纯客观”地论述前朝故事，而是当代人论当代史、当事人说亲历事；第一人称的“我”，虽不是文学作品里的“典型人物”，却是现实生活中的“这一个”，从文革中亲历身受的作者这一特定的、真实的个体角度，观照当时全国全社会的大背景，从全局的宏观视角，透析自身遭际的必然性和普遍性。

而作者徐景熙先生劫后余生，在“四人帮”垮台后勇往直前，潜心学术、硕果累累，成为全国知名的文艺理论专家，也印证了著名作家王蒙在他的新著《这个社会会更好吗》一书中对毛泽东的存在和离去的描述：“他个人的存在越是巨大和弥漫，离去的后果也就越是巨大和深远。他的离去使许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使许多必须如此、不得不如此变成了仅仅是曾经如此的历史往事，使许多铁案变成了豆腐渣……更能使多少压在五指山下的智慧与能量释放出来。”平反后的徐景熙先生事业上的成功正是这种“智慧与能量释放”的结果。

作为《五十年前》一文的读者兼与徐景熙同志同为文化大革命亲历者的同龄人，笔者可以郑重地负责任地坦陈两点读后感。一是史料丰富翔实，二是史论精辟深刻。

近几年社会上乃至大众传媒影视作品流传的有关文革的材料，常有信口开河、任意想像、变形走样、与史不符的现象，只图耸人听闻、哗众取宠，不求实事求是、尊重历史。长此以往，谬种流传，以讹传讹，文革信史将难觅踪迹。

徐教授《五十年前》直接或间接引用了大量材料，有“最高指示”、中央文件，也有私人文书、个人材料，有当时奉为圭臬、后来视若粪土的“两报一刊重要文章”之类，也有当初定为毒草、今天视作香花的本色原作，林林总总，涉人数百、涉事数十，以笔者有限而不算贫乏的知识库存和曾经多次接受过毛泽东、林彪检阅，参加过周恩来、江青、陈伯达等召集的会议，又曾因“贬低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见中共南通市委组织部1979年第325号平反决定）而被关押过的亲身经历检视之，尚未见有史实出入的瑕疵。

作者于叙事述史之中，不乏画龙点睛、警策精当之论。比如，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作者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酝酿已久，在长期左倾错误和历史惯性推动下，即使没有江青，没有姚文元……也会通过另外的角色，抓住另一个契机，采取另一种形式爆发出来，是难以避免的。”

对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很多史书对其发扬民主评价较高，而作者指出：“其实，在七千人大会之前，党中央领导核心即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政治生活已存在严重缺失，未得到正视，更谈不到纠正。……‘七千人大会’实质上成了毛泽东不多久进行政治反击的酝酿起点。”

这一论点正与党史专家王年—《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文中关于七千人大会与北戴河会议关系的论述不谋而合、相得益彰：“七千人大会取得了成就，不足之处是限于历史条件未能从根本指导思想上总结教训，北戴河会议对七千人大会有所否定，更重要的是根本指导思想上错误的发展。”

徐文更多的是以问带论或论从史出，比如“事情就是这样的诡异，明明是毛泽东一再确定的主题，又为毛泽东亲自首肯并请主演吃过饭的好戏，怎么到了1965年的姚文元笔下，就忽然成了严重‘歪曲历史真实’、有特殊‘现实意义’的‘毒草’呢？明明是历史学家吴晗按照领袖的指示，宣传海瑞精神，打破‘史’和‘戏’的门户，写论文的同时，受请试写京剧，怎么成了阴谋‘破门而出’，杀气腾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呢？”

“自从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邵燕祥提出建立‘文革学’的建议至今，一方面，许多有识之士越来越从内心正视研究、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另一方面，‘唱红’思潮不时泛起。年轻的70后、80后、90后，已对了解‘文革’、反思‘文革’相当隔膜。”

“2008年前后，教育部关于‘京剧进课堂’的一个文件中说：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部决定将京剧纳入九年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程之中’。并指定15首教学曲目，大多是‘文革’中响遍全国的‘革命样板戏’，听说目前许多高校的‘当代史’教学计划中，只安排两个课时讲‘文革’，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从这些客观陈述的文字，读者感知到，既是历史的凝重性，又有现实的针对性，若非兼备良知、胆识和道义担当、历史责任心者，此种耿介之言，黄钟之声决不可能跃然纸上，公之于众。

《五十年前》一文所承载的历史的丰厚沉重和作者构思选材谋篇成文的良苦用心，实非笔者两三千字的小文所能参透说尽。徐景熙同志撰写此文过程中，激情理性交融，心潮澎湃难已，曾两次热泪盈眶，令人想到从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到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和李大钊所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中华道德文化传统，不能不肃然而生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