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工作队”何去何从？

回顾农村发展，人们会发现，工作队几乎伴随着农村治理全过程。从土地改革时期的土改工作队，到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工作队，到“四清”和社教运动工作队，到“农业学大寨”工作队；从计划生育工作队，到扶贫工作队、新农村建设工作队，再到今天的乡村振兴工作队，工作队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农村治理工具。

然而，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是：工作队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它究竟是推动农村发展的有效机制，还是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临时性治理工具？当我们回顾几十年的农村发展历程时，这个问题已经无法回避。评价一种制度安排，不能只看其主观愿望，更要看其实际效果；不能只看短期成绩，更要看其长期后果；不能只看上级评价，更要看农民的真实感受。以这样的视角审视工作队制度，许多习以为常的认识值得重新反思。

从历史上看，工作队首先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工具。它的产生，往往不是因为农村社会自身的需要，而是因为上级希望迅速推动某项政策、完成某项任务。每当基层组织难以实现预定目标，或者上级提出了宏大的政治任务和发展目标时，工作队便成为一种习惯性的选择。

这种思维方式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一种长期存在的治理逻辑：不相信基层能够自主完成任务，而相信外部力量的介入能够解决问题。因此，工作队往往被赋予特殊权力，承担特殊使命，并在一定时期内凌驾于基层正常治理结构之上。

在政治运动时代，工作队往往成为推行政治路线的重要工具。无论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其主要功能都不是帮助农民解决生产和生活问题，而是贯彻特定政治目标，是推行极左政策的组织工具。

尤其是在社教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工作队深入农村，组织批判、整顿干部、推动各种政治活动。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些工作队不仅没有促进农村发展，反而在许多地方破坏了正常生产秩序，加剧了农村社会紧张关系。

在经济发展领域，工作队的作用也需要更加冷静评价。改革开放以后，各种发展型工作队不断出现，诸如小康村建设工作队、新农村建设工作队、扶贫工作队、乡村振兴工作队，都曾经被寄予厚望。从短期看，这些工作队确实在改善基础设施、推动项目建设、整合资源投入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如果把观察时间拉长，人们又会发现许多令人深思的现象。不少工作队离开以后，原来建立的机制难以持续；一些产业项目失去补贴后迅速萎缩；大量台账、档案和考核材料被束之高阁；有些看上去轰轰烈烈的建设成果，在经济环境变化后很快失去意义。尤其是在扶贫工作结束之后，若干地方暴露出的返贫说明，仅仅依靠工作队推动的发展模式，其可持续性并不牢固。这并不是否定扶贫工作本身的历史贡献，而是说明，外部力量可以帮助解决一时的问题，却未必能够替代农村社会自身的发展能力。

更值得反思的是计划生育工作队。在相当长时间内，计划生育工作队成为农村中强悍、暴力的工作队形式，承担着完成指标、落实政策、组织检查等任务，搞那些扒房牵牛、刮宫引产的事情，成为对农民进行强制计划生育的最有力工具，持续了十几年甚至更长。从政策制定者角度看，出发点可以理解，但从农村社会的实际感受来看，许多地方的强制性执行方式给农民留下了惨痛的记忆。这种依靠外部力量强制推行计划生育，对农村发展所造成了深重的历史伤害。在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上，计划生育工作队谱写了沉重而惨痛的篇章，至今并没有深刻反思。

当然，历史上也并非所有工作队都具有明显负面影响。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扫盲工作队，就曾经为农村教育普及作出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帮助农村妇女识字、提高基本文化水平方面，这类工作队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们更多体现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而不是行政命令的执行者。但从总体上看，这类案例是少数。

大量工作队的存在，本质上反映的是治理体系自身不足。当一个政策需要不断依靠工作队推动时，恰恰说明这一政策尚未真正获得基层社会的内在支持；当一个发展目标必须依靠工作队维持时，也说明其自身的动力机制并不健全。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作队现象实际上是一面镜子。它反映的不是农村的问题，而是治理方式的问题。

农村改革最重要的成就，恰恰没有工作队推动。家庭经营制的出现，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时，广大农村并没有工作队组织农民实行包产到户。恰恰相反，是农民自发要求包产到户。在文革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曾经组织了大量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推广大寨经验，推行极左政策，维护不受农民欢迎的人民公社体制。但是，这种工作队虽然短时间内相当强大，最终却被农民所抛弃。农村改革最辉煌的成就，恰恰在于没有工作队。最初的改革动力都来自基层社会内部。农民并不是在工作队的组织下走向改革，而是在追求自身现实利益的冲动中，对抗瓦解“学大寨工作队”（当时也叫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冲破人民公社体制，探索出新道路。来自农民和基层的创新，远比任何工作队推动的运动更具有生命力。历史已经证明，凡是农民愿意做、能够做、自己做的事情，往往最有生命力；凡是长期依靠工作队推动的事情，则常常难以持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最成功的经验，几乎都遵循同样的逻辑：尊重农民选择，激发基层活力，减少行政干预，扩大自主空间，而不是相反。因此，回顾几十年历史，一个重要结论逐渐显现出来：农村发展的最高境界，不是拥有越来越多的工作队，而是不再需要工作队。一个真正健康的农村社会，应当依靠稳定的制度安排、健全的基层组织和农民自主参与来运行，而不是长期依赖外部力量的持续介入。

如果某项政策必须长期依靠工作队维持，那么政策本身就值得反思；如果农村发展必须依靠工作队推动，那么发展机制本身也值得检讨。

工作队当然不会完全消失。在特殊时期、特殊任务、特殊领域，工作队仍然可能发挥必要作用。但它应当是例外，而不是常态；是补充，而不是主体；是过渡性安排，而不是长期制度。

农村发展的未来，不在于建立更多工作队，而在于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不在于动员更多干部下乡，而在于激发更多农民自主行动；不在于强化行政推动，而在于培育内生动力。

工作队何去何从？答案或许并不复杂。最好的工作队，不是永远留在农村的工作队；最成功的工作队，是最终让农村不再需要工作队的工作队。这也许正是中国农村治理现代化应当追求的方向。

                        （2026年6月）

来源：九号院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