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明：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当代中国史研究译著评介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海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代中国的历史始终保持着高度关注，先后出版了一大批相关研究论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外交流日渐加强，海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著作被陆续翻译引进在国内出版，方便了国内学者了解海外的最新研究动态。本文将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翻译的海外当代中国史研究译著的代表作品进行介绍,并对其具体的研究内容、特点进行分析，评析其研究的特色及局限。

海外当代中国史译著概况

海外当代中国史研究被翻译到国内的著作涉及的内容广泛，涵盖了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社会等方方面面，并且还对中国的多位领导人有专门研究。海外的相关著作既有综合研究的作品，也有专题个案性研究著作，而且身份比较多元，有学者、记者、官员等不同群体。

海外关于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多部综合性通史著作被国内学者翻译出版。如美国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及《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论述了1949—1982年的当代中国史。美国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则是以时间为线索叙述了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历史。另在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2014年再版)第四部分专门介绍1949—1985年中国；美籍华人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也对1949—2000年以来的新中国历史有专门叙述。

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上，海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体制颇感兴趣，也有多部译著出版。美国汤森、沃马克等著《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作者用通行的现代政治学理论，叙述和讨论了当代中国政治的各个方面，包括基本构架、政治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及其变革、政治社会化方式、利益表达和录用程序、政府运作和管理方式。美国约瑟夫著《极左思潮与中国（1955~1981）》(东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专门研究了1955年以来的“大跃进”，“文革”等极“左”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德国韩博天的《红天鹅：中国独特的治理和制度创新》（中信出版社，2018年）跳出了传统的制度分析框架，以比较政治研究的视角，对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阶段的发展模式和试验创新进行了深度解析。尤其展示了中国如何将长期的国家规划、战略与各种地方试验（试点）相结合，通过这种机制有效地推动政策创新和调整，推动经济实现了腾飞。此外，美国傅高义著《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以广东省会广州为着眼点，考察和叙述了从1949年到1968年的20年间，中国所经历的一系列深刻、激烈的政治运动。

还有海外人士专门考察了中国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美国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的作者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对这场涉及千百万人生活的运动之起源、目的、过程、结果以及这场运动所体现的政治色彩、社会冲突和价值观念作了全面的描述和精彩的分析。法国潘鸣啸的《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综合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等多个角度，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对中国1968~1980年间的上山下乡运动进行了探讨和总结。

在当代中国社会研究上，海外译著涉及主题多样，关注的内容颇为丰富，涉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日本学者浅井加叶子《当代中国扫盲考察》（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专门考察中国扫盲工作，分扫盲教育回顾、扫盲教育政策、文盲现状、扫盲工作成果及课题四部分。很多学者注重地区个案研究对民国、新中国历史进行历时性的考察，如美国弗里曼等著《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考察了1935年至1960年华北平原农民的生活，研究了华北平原的社会状况，重点聚焦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些家庭、村民和当地干部的生活境遇。日本韩敏著《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通过对皖北一个具有60年历史村庄的考察，揭示现、当代中国历史，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对其的影响，从而以此为缩影，揭示了中国现、当代社会结构与机制的变化、延续及其对中国农村各个方面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德国艾约博著《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勾勒了四川夹江县一个农村手工技艺从业者社区二十世纪的社会变迁史，考察了该村造纸这项要求有高度技能的工作。而“技能”这一话题以两种互相关联的线索贯穿全书:技术性的，或社会性的。作者试图通过聚焦一种技能劳作的相关细节，更加透彻地了解乡村民众的生活世界。

对于当代中国妇女阶层生活，海外人士从性别史的视角与话语考察较多，出版多部著作。澳大利亚杰华著《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通过对都市里的农家女的一手材料的说明，提供了关于农村女性与城乡经验之间如何协调的有价值见解，以及这些经验如何影响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际关系的方式。英国艾华著《中国的女性与性相：1949年以来的性别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分析了1949年以来中国妇女对女婴、性教育、恋爱婚姻、女性之婚姻角色等的态度，对中国的婚前观念、一夫一妻的理想，健康的身体，性与商业化的市场，怀疑中的性等内容有精彩论述。美国贺萧著《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人民出版社，2017年）则描述了陕西省某农村的72位老年妇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生变迁，通过深入分析这些被访者的人生故事，作者从女性视角出发，记载了农村社会变迁对于妇女生活产生的影响。加拿大宝森著《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以独特的视角与方法挖掘并梳理了云南禄村缠足与纺织、农地制、农业与非农就业、贫困与富裕、婚姻家庭、人口变迁及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的社会性别问题，从而再现了乡土中国汉人社会性别制度嬗变的微观动态。加拿大朱爱岚著《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以作者1988年对山东的3个村落的田野考察为依据，分析了各个社区对改革作出的不同反应，剖析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对北方农村妇女地位、生产活动及社会关系的影响等内容。美国罗丽莎著《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为探讨社会性别、现代性与权力之间关系的人类学名著，作者以杭州地区纺织女工为研究样板，借助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通过记录分析中国3个代群女工的生活故事，突出了她们的性别主体性和“庶民”的能力性，以及她们对现代性的想象和渴望。

在当代中国的衣食住行及日常生活研究上，海外译著关注的话题颇为新颖。如美国冯珠娣的《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从“食”和“色”两方面入手，审视了当代中国人“欲望”的变迁，挑战了“食色，性也”的论断，揭示了“快乐”的政治和历史本质。美籍华裔杨美惠著《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考察了当代中国的关系学网络，力图呈现从1980年到1990年间，关系学在中国大陆是如何运作的，并将这一系列的实践置于国家在经济分配及初现端倪的市场经济中去考察。美国冯文《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运用人类学的调查方法，于1997~2002年间在中国大连对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多位青少年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观察访谈，探讨了独生子女在一个过去历代习惯大家庭模式的社会中成长的情形与体验，考察了何种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力量塑造其成长经历，并分析了独生子女身份对于青少年的主体性、体验、渴盼所带来的影响。美国张骊《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则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实际调查，探究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建立北京的浙江村所面临的社会管理观念和模式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也引起了海外人士的高度兴趣，出版多部著作。美国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从国际环境、政治结构、经济发展、社会整合和科技进步等五方面，论述了中国现代化事业晚清民国到解放后经历了起步、彷徨、动摇、发展、挫折、再发展的艰难历程。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学者尤为关注。如美国傅高义的《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从变革之风、变革的模式、变革的推动者及变革前景对广东改革开放初期十年的变革进行了研究，考察了1978—1988年十年间在改革前沿广东所发生和开创的重大事件。他综观了广东各地区包括两个经济特区、珠江三角洲和海南岛的历史和现状，全面叙述了各地10年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并把广东的改革放在东亚新兴经济区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上进行比较。他还实事求是地列举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发展方针提出了建议。美国邹至庄《中国经济转型》从历史回顾入手，在考察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后，作者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难题，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在条件(如人口、人力资本、金融体系、消费、国有企业、其他所有制企业等)与外部环境(如外贸、外资、西方国家的环境政策等)进行了分析。

在当代中国经济的具体问题研究上，日本顾琳著《中国的经济革命：20世纪的乡村工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以河北中部的高阳工业区为研究个案，从该工业区20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揭示了中国乡村工业的发展面貌。美国易明的《一江黑水：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以淮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为切入点，主要论述了中国经济发展所付出的环境代价，介绍了中国环境保护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以及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分析了中国面临环境压力以及环境治理的艰巨任务。美国库恩著《脱贫之道：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密码》（重庆出版社，2020年）是以中国精准扶贫的典型案例为依据，对中国的扶贫事业进行深度观察、思考与评述的一本通俗性著作。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也为海外人士所高度关注，并出版多部论述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的通史性著作。如美国戴维·W·张著《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法律出版社，1991年）介绍了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对世界的影响，论述了邓小平设计的中国改革的战略和策略，分析了改革开放中的问题和困难。美国库恩著《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以一个美国人的视野全面审视了改革开放历史的伟大变迁，分改革的指导原则、历史脉络、运作机制，各部门的改革，未来前景等进行了论述。该书探索了改革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包括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地方改革，还有关于中国的新社会契约的话题，也有改革带来的问题，诸如收入差距、腐败、农民工问题，等等。美国学者鲍大可的《中国西部四十年》（东方出版社，1998年），分别介绍了1988年他实地考察内蒙、新疆、宁夏、甘肃、青海、云南等地四十年发展变化。英国古德曼等编著《中国的挑战：调整与改革》（中国华侨出版社，1990年）分改革进程回顾、改革前后政治问题与发展、经济改革、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中国对外政策的现代化四部分进行了论述。1998年，东方出版社还出版了美国丹尼尔·伯斯坦和阿恩·德凯基泽合著的《巨龙:商业、经济和全球秩序中的中国未来》，分新冷战内幕、为中国定位、下海、龙的未来四部分探讨了中国的未来发展变化，探讨了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影响。法国魏柳南著《中国的威胁？》（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共七章，内容包括：“中国威胁论”；中国的国家战略；中国的经济战略；中国的能源安全；社会政治面临的挑战；中国的军事挑战；中国的主权质疑等问题。美国学者沈大伟著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客观地分析和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分析框架和预测，同时对近2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和思想的建设举措进行详尽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判断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一直处于转型即收缩与调适的过程之中，并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作出了谨慎预测。美国政治家基辛格的《论中国》以一位资深外交家和思想家的独特视角，分析和梳理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传统，从围棋文化与孙子兵法中探寻中国人的战略思维模式，特别是试图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决策机制，以及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中美建交、三次台海危机等等重大外交事件来龙去脉进行深度解读，并记录了自己与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

海外人士对于当代中国模式研究较多，进行了深入分析。意大利纳波利奥尼著《中国道路：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不但把重点放在中国经济方面，而且还包括社会现况和全球化所产生的问题，并概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有别于一般国家，它结合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全球化与共产主义的利害关系、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被视为与全球化划上等号的民主制度。美国奈斯比特等著《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1年)精辟地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并由此总结出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英国马丁·雅克著《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中信出版社，2016年）从社会发展模式、文化根基、民族价值观、地理环境、外交政策、全球战略定位等方面，以深邃的眼光透视了中国发展模式和西方模式的异同。马丁·雅克著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中信出版社，2010年）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西方世界的终结、中国世纪的到来两大部分分析了中国的崛起，对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体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美国李侃如著《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主要从四个方面对中国社会变革、政府管理体系、经济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对毛泽东时代的政府管理方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邓小平时代的政府管理方式变革，1949年以后的中国管理机构设置和结构如中央政府、县、乡等不同层级的管理体制等都有所介绍。印度阿嘎瓦拉著《中国的崛起：威胁还是机遇?》（山西经济出版社，2004年）介绍了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且认为中国会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而非威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外交逐步打破欧美的封锁，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也为海外人士所关注。如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上，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美国唐耐心著的《艰难的抉择：美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争论》，该书充分利用已解密的官方档案，特别是美国一些在华企业的档案，对1949—1950年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系统的论述。美国马丁著《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运用大量外交档案和权威文献资料，再现了纷繁复杂的四国五方关系(中英、中美、英美、中苏关系及美国与国民党政权关系)，着重阐述了英美两国对中共新政权的不同反应与态度，涉及瓦尔德事件、中美关系、中英建交、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及英美的反应、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日内瓦会议等重大史实。

当代中外关系为海外人士颇为关心的话题，国内翻译引进多部力作，尤以中美关系的著作最多。美国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论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美国对华主要政策的形成过程。美国哈丁著《美中关系的现状与前景》（新华出版社，1993年）回顾了中美关系自1972年至1991年几起几落的过程，分析了这种关系的背景和当时存在的实质性问题，对两国关系的前景作了估计。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还翻译出版了美国霍尔德里奇著《正常化：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作者为美国官员，亲历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整个过程。他在书中叙述了此历程的迂回曲折，大至会谈僵局的戏剧性转折，小至外交宴请的细节安排，述及范围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苏关系等方面。他以外交官的敏感和美国文化观念，对中国“文革”乃至改革开放后的政治生活、社会状况进行观察和判断，叙述了许多首次披露的内幕。美国罗斯著《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1969—1989)》(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关注了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建交及交往的历史；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一书的第三篇专门论述了美国与新中国的关系。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研究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澳大利亚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著的《印度对华战争》考察了中印的边境冲突。商务印书馆于1980年出版了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费思棻著的《中国与世界》考察了中国外交正常化的过程，分五章分别叙述了中国对世界事务的态度。此外，澳大利亚马克林的《我看中国：1949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专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方的形象问题，以时间为经、以话题为纬呈现了1949年以来西方对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看法和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外国人来中国访问，并出版著作记录了自己亲身经历的当代中国面貌，也颇有史料价值。美国埃德加·斯诺著《大河彼岸》（新华出版社，1984年）为作者1960年重访中国5个月，叙述了社会主义建设、民主专政、西北、江南行等内容，并运用了大量的新旧事例比较，对新中国的社会进步和发展进行了真实的报道。斯诺的《漫长的革命》（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则记录了其1970年访问中国的情况。美国海伦·斯诺的《七十年代西行漫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是20世纪70年代，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海伦·斯诺1972—1973年率电视摄影小组来华拍摄电视片时，重访陕西旧地重游、触景生情而写下对当时西北情况的记载。海伦·斯诺的《毛泽东的故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记录其1973年到湖南长沙、韶山、浏阳等毛泽东活动地采访的见闻，真实地反映了当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法国记者卡罗尔著《毛泽东的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描写其1966年访问中国情况，包括农村的意识形态，探索中的无产阶级文化等内容；美国斯特朗著《西藏农奴站起来》（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作者1959年访问西藏，真实地记载了西藏的民族改革运动，肯定了西藏和西藏人民所做出的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建设人民自己的天堂。波兰爱泼斯坦的《西藏的变迁》（新星出版社，2016年），记录了作者1955年、1965年、1976年三次进藏对西藏各界的采访及西藏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曾多次来华的德国施密特等著《理解中国：对话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海南出版社，2009年），分五章论述了中国的复兴、中国与世界、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儒学的传统、展望前景等内容，并记述了同毛泽东、邓小平会面的经历。

改革开放后，外国人来华访问更加频繁，许多来华外国人出版了记录中国的著作，对当代中国情况从亲历者视角进行了论述。如美国威廉斯的《中国新时代的黎明：一个美国外交官的见闻》（花城出版社，2010年）作为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第一位总领事，其任职的两年(1979—1981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作者以生动的笔触，翔实再现了当年他在北京、天津、广东、广西等地看到的风土人情与社会变革。英国萨布伦著《透过迷雾看中国：外国记者见闻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真实记述了他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和当今中国风土人情的切身感受，以及现在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政治信仰。沙博理著《我的中国》（中国画报出版社，2006年）为华籍美国专家沙博理先生的自传，书中讲述了他在美国的生活及在中国定居50余年，直至成为中国公民、全国政协委员的传奇经历。德国驻华记者布丽塔·海德曼的《中国特写》（北京出版社，2019年）是根据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经验创作的一部反映当代中国的图书。作者采用随笔式的手法介绍了中国文化社会的诸多方面。多次访华的德国克伦茨著《我看中国新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从他聆听“十九大”报告开始落笔，结合在中国各地的访问见闻，讲述了他与中国的渊源，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

对当代中国人物的研究也是海外关注的重点问题，国内相继翻译引进了海外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及江泽民等人的研究传记。因毛泽东对缔造新中国的重大贡献及其领袖地位，海外学界中毛泽东研究一直是研究热点。美国施拉姆的《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美国学者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美国赖斯的《毛泽东的路》（北京出版社，1992年），加拿大陈志让著《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英国威尔逊的《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日本近藤邦康的《毛泽东：革命者与建设者》（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美国肖特的《毛泽东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美国学者卡尔的《毛泽东传》（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等，都对毛泽东1949年后的活动进行了详细论述。特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006年出版“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第一辑，包括美国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美国斯塔尔的《毛泽东的政治哲学》、美国迈斯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美国魏斐德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美国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最新版全译本)》。2015年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了该译丛的第二辑，如有法国阿兰·鲁林的《毛泽东雄关漫道》、美国威尔逊的《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澳大利亚奈何特的《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俄罗斯潘佐夫的《毛泽东传》及美国施拉姆的《毛泽东》等译作，这些著作对毛泽东在1949年后的思想、哲学、历史都进行了详细描述。

海外对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传记也有多部。如有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的《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澳大利亚古德曼的《邓小平政治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美国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英国伊文思的《邓小平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4年）等著作，这些传记虽然都是叙述邓小平一生的事迹，但是都对其1949年后的活动特别是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事迹有深入讨论。对于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领袖人物，海外也有著作出版。如美国张大卫著《中流砥柱、各有千秋：周恩来与邓小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美国威尔逊的《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苏联齐赫文斯基著《周恩来与中国的独立和统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美国迪特默著《刘少奇》（华夏出版社，1989年）、美国贝奇曼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及波兰爱泼斯坦著《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新星出版社，2015年）等传记，对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宋庆龄在1949年后的活动都有叙述。美国泰韦斯著《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分三部分，第一编毛泽东的思想及行为变化的轨迹（1949—1965）；第二编领袖的合法性；第三编毛泽东及毛以后的正统原则和谨慎原则。美国库恩著《他改变了中国命运：江泽民传》（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为中国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的传记，该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根基”（1926—1989）、第二部分“领导地位”（1989—1996）、第三部分“崛起”（1997—1999）、第四部分“展望”（2000—2004），按照时间顺序全面、真实地展示了江泽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作和生活。

海外当代中国史译著的研究特点

海外的当代中国研究成果异常丰富，从目前国内出版的译著看，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观点上都有颇多创新之处。研究者知识背景多元，注重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当代中国的历史，而且在研究内容上可谓是宏观研究与个案研究并重，视角比较新颖，并且注意到中国的特殊性，特别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关注研究最多。

海外人士在关注当代中国史的事件与人物时，强调注意中国发展的特殊性。如美国伯恩斯坦研究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指出：中国的组织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是其独特的革命历史的产物，因而，它很难被复制。尽管如此，仍然值得重申，为了实施知青下乡计划而动员组织和意识形态力量，并不是中国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自动反应。实施这个计划需要强大的政治压力，这种压力是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的形成相联系的。美国李侃如则指出：“许多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的经验，所以了解中国就更具挑战性。例如，中国既是都市的，又是乡村的，既是工业化北半球，又是非工业化南半球的一员。在国家的一些地方已经现代都市化，而另外一些地区则欠发展。中国的中产阶级深受政府的介入；而不是像在西方，中产阶级是作为国家权力的对立面而成长的。这个空前巨大和多样的国家，正不可避免地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态度和条件的混合体。”德国韩博天则分析了中国政策制定与实施的灵活性，称：“这种灵活的政策过程让一个威权体制变得有活力和弹性。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靠的是一种实践经验学习能力，这种学习能力与历史上其他一党执政的国家相比也是少有的。但是这种学习却是严格工具化的、是以问题为导向的，随时可以中止并受到控制。这种学习不涉及权力结构的改变，不影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英国马丁·雅克则关注到中国不同阶段的变化指出：毛泽东时代，政府的合法性主要在意识形态方面，依据的是阶级斗争体系论，在该理论中，工人和农民被誉为国家的新主人，到了改革时期，部分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和人民之间“重结果轻过程”的不成文契约，按照这份契约，政府必须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于中国外交的特殊性，澳大利亚费思芬称：因为我们需要一种远为有效的分析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中国特性”的动力受到的注意无疑比应该要得到的少得多，而我个人的看法是，这种动力比人们认为的要重要得多。我以为，如果我们和各国政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不能恰当地估价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具体问题，而各国政府则不能有效地应付这些问题。

海外人士在著作中论述了当代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未来发展寄予了厚望，多肯定了中国模式。如美国奈比斯特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认为：越来越多的事情都要求有自下而上的参与，政府官员的任职资格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这就是中国政治体系成熟的体现。中国的自豪感还将继续增强，塑造出一个基于中国价值观和中国人需要的纵向民主体系。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西方的观念，只是西方人才关心的问题。中国有自己的目标和梦想。如何实现?中国和中国人民会自己决定。英国马丁·雅克则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绝不会变成一个西方式社会，它将保持高度鲜明的本国特色；西方发达国家代表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目前主导世界，但将受到中国所代表的“另类发展模式”的挑战，直到有一天“东风压倒西风”，中国模式主导世界；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将丧失文明操纵权，世界将按照中国概念重新塑造。

海外译著受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影响，注重挖掘中国社会生活的细节，其成果也颇具可读性。如美国冯珠娣的《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探讨了从对饥饿的记忆到经济发展时代的美食，从传统中药的香气到对古典文献的挖掘，从对集体身份的颂赞到对个人经历的关注诸方面，认为这些在当代中国被体现的存在都必然创造并存留于对个人和国家生活的公众反映之中。本书运用人类学、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方法，对当代中国生活进行了全方位解读，她的解读不仅包括科学研究和社会理论领域的关注对象——家庭，也涵盖了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国杨美惠的著作关注当代中国的礼物与关系问题，指出：“本书所讨论的关系艺术，起到的是对国家再分配经济、对日常生活精细的调节和限制的颠覆和破坏作用。在与国家相一致这一点上，关系艺术比人情更工具化、更强硬、更玩世不恭和政治化，适应了政治中一些男性化特征。另外，关系经济在许多方式上成为了市场关系的替代，在过去受到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和计划经济的严重限制。在此过程中，关系艺术也在较大的程度上工具化和商品化为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传统人情伦理存在于有市场关系的场合中，考虑到了大量的商品和服务的分配。”美国张骊则关注中国的流动人口问题，指出：“在中国，由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向当前混合经济的转型引发了戏剧性的空间关系重构。现有的空间结构不再能够满足新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需要……非正规的流动人口经济和没有城市居民身份的另类生活方式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空间，一种可以滋养商业创新与私人社区生活的社会空间。流动人口当中新兴的业主权利的重要基础就是对居住、生产和贸易空间的建构。这层次的变化(对现有社会空间的根本性的重构)恰恰是政府所担忧的，因为它会挑战现有秩序。”

海外人士对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异常关注，对中国经济模式多有分析。如日本顾琳通过河北高阳分析了中国乡村工业区模式，指出：“与大多中国乡村工业区一样，高阳从事的是可以在任何地方生存的小规模生产。与许多乡村加工业一样，它将大量闲置的劳动力与唾手可得的技术和原料结合起来。一旦某个企业带头成功建立了一种工业模式，不久就会有其他的企业家和地区纷纷效仿。结果是，过度的投资和生产，这又增加了原料和销售市场的竞争，利润压力加大，导致该行业的许多企业倒闭。”邹至庄的《中国经济转型》则全面涵盖了当代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本书对于中国经济成功发展所基于的历史、体制和理论方面的贡献因素做了深入和全面的分析，揭示了对市场机制功能、中国人力资本、私有制、政府组织形式、政治环境，以及官僚经济体制等众多方面的新发现，而且涉及一系列重要问题:环境制约、收入分配、农村贫困、教育体系、医疗保健、汇率政策、货币政策以及金融监管。

海外人士在研究过程中，还看到中国内部的发展差异。如美国汤森等提出：“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在生产率、富裕程度、资源、教育、人口统计学类型和其他社会变化指数上都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在各地区中，在以亲缘关系、民族和其他社会纽带为基础的地方社区之间有可能存在尖锐的差别和冲突……中国的国家政策很少可整齐划一地应用于全国，或者说无论如何也很少能产生一致的结果；旧的联合或习惯有可能在官方宣布变革之后仍然维持下来，或是反过来影响取代它们的社会类型。”同时，还有学者看到了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中国对传统的继承，如韩敏指出在社会认同方面存在延续性，尽管在公开的场合下，对人民公社集体和国家的忠诚以及阶级成分意识形态取代了原先对亲属关系和对家庭的忠诚，但是在日常实践的层面上，村民对血缘关系的认同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有海外研究者特别重视中国某一地区的微观个案研究，通过以小见大来讨论当代中国的宏观问题。如德国艾约博的著作即专门关注一个四川夹江的手工造纸村，追踪了知识分配在一个世纪内的变迁，这导致了对技能的控制权大量地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初级生产者转向管理精英，从女人转向男人。在作者看来，造纸技能是一种资源，是分配和争夺的对象。作者从这一独特的角度出发，从一项传统技艺个案入手来介入对宏大问题的思考：革命、建国以及市场化等现代化进程如何改变着20世纪的中国农村。傅高义则考察了改革开放先行的省份广东改革开放：对广东在全国改革中的先锋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全书突出了“在中国先行一步”这一主题，把广东称为新体制的实验室。他还关注了1949~1968年的广州的规划与政治研究，指出：“在这二十年中，党建立了强大的政治体系控制社会、改造社会，重要的经济、文化、教育、农村的活动都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社会主义改造使经济事务牢牢地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政治决定取代了市场机制，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决定因素，政治指挥经济。”

海外人士在著作中经常利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除了传统历史学方法外，还有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方法。如罗丽莎的著作《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借鉴了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对跨文化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精良的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典范。法国潘鸣啸在研究上山下乡运动时，因其属于复杂现象，运用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人口学及词汇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指出：“如果不提及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不触及有关城市及农村经济的问题，特别是就业问题，那就不能进行研究。下乡运动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现象，处于政府与社会两者关系的正中央，还作为领导层不同派别内部斗争的赌注。此外，由于城市青年要融入农村环境中，因此涌现出社会学及心理学方面的问题，知青在现实生活中精神上受到的冲击亦牵扯到中国的精神文明史。另外，下乡运动实际上是一次重大的人口迁移，那么它的结果，就像其原因一样，应该以人口学的观点来分析。最后，不要忘记，这么重要的一场社会运动自然孕育出一批丰富的特殊语汇，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那就该是词汇学家们的研究范围了。”还有海外研究者从心理学视角重视分析中共领袖个人性格对其命运的影响。如英国威尔逊的《周恩来传》关注了周恩来人物性格、气质对其工作影响，指出：“周恩来由于他那精细而又西方都市化的作风，自然而然地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显得与众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他从不勉强自己对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至少在公开的场合如此，尽管在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他可能不那么谨慎小心。”

有的海外人士还从性别史视角出发，特别重视当代中国女性研究，其研究视角及解读颇有新意。如英国艾华的著作关注中国1949年以来的性别话语，并且认为其受政治因素影响，称：“建国以来主流性话语的形成，说明了性被作为一种政治控制的场所。它意味着形成了新的方法对中国年轻人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健康发展进行监督，并且将个人的性行为纳入主流意识形态所支持的原则之中……主流的性话语通过其政策化的力量，垄断了一切有关性问题的公开内容，从而建立了普通男女在他们的公共位置中唯一可以使用的术语。”美国罗丽莎的著作《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着重考察了中国自社会主义革命以来所进行的交叉重叠的现代性项目以及社会性别在其中的中心地位。作者通过比较杭州一家丝绸厂在解放初期、“文革”中和后毛泽东时代进厂的三个代群女工对工作、政治和社会性别文化的不同态度，展示了中国在全球想象的不平等交叉中进行的各种现代性想象，以及女工们与中国各个现代性项目之间的多样关系。美国贺萧的著作专门关注农村集体化时代的妇女，指出：我们需要将社会性别放到一系列的权力关系中去理解。“妇女”甚至“农村妇女”这范畴皆受到年龄和地域变化的深刻影响，每一种变化都有一系列自己的附属、规范和越界所有这些都同时在当代的中国流通传播。这些有关个人历史的社会性别叙述本身在发生变化，并对这些叙述被言说出来的当下时刻提出要求。加拿大朱爱岚则关注了当代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问题，并就习俗与社会性别关系指出：“习俗是国家权力以其扎根与弥散形式出现的一个特权场所。在这里，国家权力同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性别政治非强制且静悄悄地相遇并交织在一起。也是在这里，扎根的国家权力获得了其社会性别化的方面。以其更公开且正规的形式存在的国家权力，往往缺乏构筑日常生活的功效，但当它作为扎根的国家权力通过习俗与习惯性实践的细节运作时，就变得极其有功效的了。”

海外译著还重视比较研究，如当代中国与民国的比较、中美比较、中国领导人物内部比较等。有学者注重民国、新中国发展的贯通研究，很多成果是研究20世纪的中国发展，注重两个阶段的比较。如鲍大可研究中国西部，关注问题与中国改革的广度、性质和连续性有关。他指出：“自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末，40年来的现代化对这些边远地区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他们是否从根本上开始改变这一地区?如果是，是怎样改变的呢?或者中国西部还像40年代那样基本上停留在‘前现代阶段’?现在新旧问题如何混杂?对这些问题的判断，我主要依靠1948年所观察到的情况。”海外学者普遍关注中美两个大国的对比，德国赛茨曾指出：美中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他们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保持这种关系的平衡，要求双方要有冷静的理智和均衡的利益。美国不仅要把中国“纳入”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现存体系中，而且要赋予她领导地位。中国也要承认美国在东亚太平洋区域的大国地位，并且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解决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冲突。在人物比较上，美国张大卫著的《中流砥柱、各有千秋：周恩来与邓小平》则是选取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来分别叙述比较了周恩来与邓小平的经历，认为两人都为讲求实效的稳健人物，但又将周恩来称为爱国主义的革命家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将邓小平称为讲求实效的马克思主义者。美国迪特默的著作《刘少奇》则从行为表现、人际关系、利益纠葛、现实态度、思维方法、工作形式等方面对刘少奇与毛泽东的革命活动进行了比较，最终分析两位性格不同的领袖产生分歧的原因。

海外人士的当代中国研究还重视到中国实地考察进行访问，搜集一手的参考资料。如鲍大可的《中国西部四十年》分别介绍了1988年他实地考察内蒙、新疆、宁夏、甘肃、青海、云南等地40年发展变化。他在采访考察过程中，还设计了许多具体问题。“有许多问题是非常具体的——关于经济、改革政策、地方领导、政府、党和军队的机构、交通与通讯、大众媒介、教育、公共卫生、生活水平、通货膨胀和腐败问题、社会环境、代别变迁、民族关系，等等。在开始旅行前，作者设计了数页的具体问题，成为日后旅行中采访活动的框架。所有问题都与两组宽泛而根本的问题有关。”美国库恩为了写作《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曾专程考察了中国20多个省份的40余座城市，独家采访了众多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建设者，其中包括百余位省部级官员、企业领袖和专家学者。傅高义的专著研究改革开放后的广东情况，其自1979年多次访问广东。1988年，他应广东省经委之邀请，在广东作了8个月的实地调查。他走遍了70多个县，作了数以百计的采访，才写成了这一材料广泛、内容丰富而又分析深刻的研究成果。

海外研究对国内国史研究的启示
（一）加强借鉴海外国史新理念、新方法

海外国史研究经过多年的积累，形成了一些特色的研究领域，其在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及观点上都有一些创新与突破，善于提炼总结新概念，值得国内学界借鉴学习。目前国内学界还应继续加大对海外国史研究最新成果的翻译引进，当前翻译出版的著作在时效性上相对滞后，海外很多有关国史研究的最新著作未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造成很多重复研究。而且各国都有其研究特色，国内学界自改革开放以来对英美德法等国关于国史研究成果比较重视引进，对于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非洲、拉丁美洲等国有关的当代中国史研究著作还应加大翻译引进。

目前国内的当代中国史研究，仍多偏重于政治、经济等重大问题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多是利用传统的历史学实证研究方法，导致很多研究成果中规中矩，缺乏新意。因此，有必要充分参考借鉴海外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方法，重视口述史料的利用及实地考察，进一步增强问题意识、比较研究，注重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微观考察，突出研究问题的学术性及通俗性兼具，才能更加深入推进国史研究的水平，并从根本上推动国内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及话语体系建设。

（二）对海外国史研究进行批判性对话

国内学界不能盲目迷信西方话语，应该辩证认识海外国史研究成果的优劣。由于意识形态、资料、语言等因素的限制，海外的国史研究也存在很多不足。如韩强对其不足指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视野，容易犯历史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因所持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立场，以西方话语体系表述中国共产党，带有意识形态的偏见。此外在研究资料的选用方面也会有明显的主观性、随意性，致使结论有失公允。而且在很多海外著作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存在史实叙述错误，甚至有很多“阴谋论”的解读，这在海外毛泽东、邓小平的传记中表现尤为明显，部分研究甚至存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国内许多学者曾发文专门进行讨论。如美国施拉姆的《毛泽东》在叙述和分析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方面，也有许多明显的错误观点，甚至有使中国人民不愉快的言论。例如作者对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的批评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有些人所谓的“洗脑筋”的说法，有较大的片面性。对建国初期政治运动的评述都有这种情况。此外，一些译著在史料上对一手的国内档案明细利用不足，也直接影响了其结论。因此，国内学界对这些成果应加强批判性的研究，对于海外国史成果的一些错误结论应及时在国际上撰文进行回应，驳斥相关谬论，以正视听。

（三）加强国内国史研究成果在海外的推广与影响

国内学界一方面在翻译引进海外国史研究译著的同时，更应加快国内国史研究成果在海外的推广，便于海外学者了解中国学者的国史论著，这样他们在其研究中才可吸收借鉴国内成果。为此，建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应组织遴选一批经典权威的国内国史研究著作，通过“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进行多语种的翻译，在海外进行发行推广，以便海外国史研究者可以利用参考，也可使之改变错误认识与看法；鼓励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的国史学者积极在海外刊物上刊发外文的国史文章，并推荐学者在海外举行的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年会、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等相关学术会议上发言，介绍中国学界的最新国史研究成果，从而增强国内学者在国际学界的影响力与学术话语权。

同时，我国相关部门应创新国史研究在海外推广的内容与形式。正如习近平2021年5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时称：“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有关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带领中国进行建设改革的叙述更是中国故事的重点，需要各部门共同努力加强其在世界上的宣传。建议中国宣传及外事部门应借助建党百年纪念的契机，创新当代中国史的对外宣传方式，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相配合，着力打造融通中外、易于被国际社会接受的国史故事及内容；通过新媒体、影视剧、译著及文艺作品等丰富多样的形式向海外介绍传播真实的当代中国历史，在世界各地展示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逐步让国际社会更加全面客观、理性地认识看待当代中国的历史。

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二〇二三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