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研读中国近代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而是为了不再受骗,不是为了去做什么,而是为了不去做什么

发布时间:2026-10-29 12:59 作者:羽戈 浏览:1,282次

案:潇湘晨报·晨视频关于《李鸿章传》校注版的一个访谈,此系原稿。

 

问:这次为《李鸿章传》做评注,您最初的契机是什么?

答:许知远说,如果为近世人物立传,他最想写三个人:李鸿章、梁启超、林语堂。此三人的生死浮沉,正好贯穿了一部激荡的中国近代史。倘由我来选择,前二人完全一致,第三位则会换作胡适。虽然至今没有机会写李鸿章传,却借校注梁启超《李鸿章传》的机会间接实现了这一酝酿已久的念想,张鸣老师笑言“借壳上市”,幸何如之。

此书之主体部分,完工于疫情期间。回头想想,还是要感谢那段校古书的日子,埋首故纸堆中的岑寂与苍凉,化解了窗外奔涌的劫火,有时则能体味民国初年鲁迅先生在京城夜抄古碑的中年心境。1917年1月22日,时值旧历除夕,鲁迅“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这不是逃避,而是以一种独立、专注的精神自治,来对抗时光与生命的流逝。

问:在您看来,这部写于百余年前、仅数万字的小书,为什么值得在今天再做一次详细的评注?

答: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一文,对经典的诠释共计十四条,第一条云: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们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阅读……”的书籍。在我看来,梁启超《李鸿章传》便是这么一本值得一再阅读的经典作品。其光芒并未被时间消磨,反而历久而弥新。为之校注,一是修正或弥补(梁启超写作仓促,书中多有错谬),使此书愈发完善;二是重新呈现李鸿章的历史影像,“年少不懂李鸿章,如今方知真中堂”,研读李鸿章,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问:您在前言中写到,“李鸿章去世至今,大传小传数以百计,梁启超这本依旧是最不坏的那一本”,所谓“最不坏”怎么理解?是什么让您得出这样的结论?

答:桌上有半杯水,悲观主义者说“只有半杯水”,乐观主义者则说“还有半杯水”。同一事实,视角不同,表达或结论则有异。“最好”或“最不坏”,亦同此理。譬如西哲谈民主,认为不是最好,而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有一堆毛病,只是其他政治毛病更多而已。由此来说梁启超《李鸿章传》,第一它有开山之功,是根基,也是范式,写李鸿章,也写李鸿章时代,后世为李鸿章立传,必须以之为参照,谁也不敢轻视或漠视;第二它的错误,我挑出了数十处,后来的李鸿章传,要挑刺的话,只可能更多。此外,文无第一,学无止境,我们说“最不坏”,旨在希望有更好的李鸿章传问世。

问:梁启超对李的经典评价“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您如何理解梁在“才、识、遇”三方面对李的评价?在您看来,李鸿章身上最难以评判的地方在哪里?

答:“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乃是经典论断,其中第一句与第三句不难理解,值得说道的是第二句。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见识大加批判,譬如“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这些话完全正确,尽可成立。然而这是典型的下一代对上一代的批评——李鸿章自称“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其一生事功,止于洋务,洋务运动对应器物之变,梁启超则站在制度之变与文化之变的维度立论(1922年,为了庆贺《申报》创刊五十周年,梁启超撰写寿文《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将五十年来中国进化历程分作三个时期:器物,制度,文化。这被后世总结为器物之变、制度之变、文化之变,用来论断中国近代史的曲折与展开)——下一代未必比上一代优秀,只是享受了时间的福利,占尽了进化的便宜。梁启超自然意识到这一点,随即表示“此亦何足深责”。一面批评,一面同情,这正是《李鸿章传》最耐人寻味的一点。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李鸿章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抑或谤满天下,誉亦随之。其一生饱受争议,最难评判的地方,窃以为还是人与时代的关系:对他所置身的时代的认知,与对他所隶属的代际的定位。他是洋务时代的先行者与领导人,然而论进化或迭代,器物之变早在1880年前后便当终结,近代中国应尽快迈入制度之变与文化之变。残酷的事实则是,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一败涂地,洋务运动才随之黯然落幕。那么这被浪费的十五年间,李鸿章又做了什么,以及未做什么,怎么评判,煞费思量。进而言之,我们谈论历史人物,确定了其代际与位置之后,不仅要看他做了什么,还要看他应该做什么(此即本分),最终有没有去做,做到了何等程度。

问:您在导读中提出:对转型期的权力者而言,方向感是最重要的东西。李鸿章曾是那个时代最敏锐的“预流者”,但却逐渐丧失方向感,最终衰于甲申、败于甲午。一代重臣,为何会出现这种“迷路”的现象?

答:梁启超批评李鸿章“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此言大可商榷。光绪五年(1879)十二月初一日,李鸿章给丁日昌回信,有“今始知中国医术如政术,全是虚伪骗人”等语,足见他对中国政教的鄙弃。至于前半句,则需从李鸿章的同年与好友郭嵩焘说起。郭嵩焘是那个时代最清醒的人之一。光绪元年(1875),他上《条议海防事宜》云:“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显然他已经洞悉“西国所以富强之原”。两年后,他在驻英公使任上给李鸿章写信,告以西洋立国本末,希望中堂大人能够正本、务本,却被当作耳旁风。满怀愤懑的他借人之口吐槽道:李鸿章等“诸公专意考求富强之术,于本源处尚无讨论,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纵令所求之艺术能与洋人并驾齐驱,犹末也,况其相去尚不可以道里计乎!”翻检这段史事,意在说明一点:关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李鸿章曾有听闻,却未入心,他也因此渐渐丧失了引领、推进近代中国转型的方向感。这背后的原因,一是李鸿章的知识结构,于西方相当隔膜,虽然他启用外国幕僚,令人把西方书籍口译为中文读给他听(据说读了不下八百部),可惜终无大补,假如他能像伊藤博文那样,早点出游欧美,开放眼界,也许认知将大不一样;二是正在开展的洋务运动,压力与阻力太大,连办电报、修铁路这些基础工作,都举步维艰,寸土难行。光绪三年(1877)六月初一日,李鸿章给郭嵩焘回信云:“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其祥(一作“梗概”)。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煤铁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其时文相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凤、于莲舫独痛诋之。曾记是年冬底,赴京叩谒梓宫,谒晤恭邸,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轮。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言下之意,连条铁路都修不了,遑论更根本的政教?李鸿章是做事情的人,实干需讲次序,循序渐进。这则是传统与国情对先行者的限制。

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是您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您说评判前人“首先要明确他所处的时代”,“以下一代的标准考量上一代,实际上意义不大”。这些评价,是否有替前人“开脱”之嫌? 我们比前人拥有更多信息和更长视野,我们又应该如何“客观”地考量前人呢?

答:曾有一条旧论,正适合钞在这里:“历史研究,基于后见之明。不过要注意,所谓后见之明,只适合警醒后人,而不宜苛责先人。”所以我不能同意“以下一代的标准考量上一代,固然正确,实际上意思不大”这样的说法属于替前人开脱。至于“客观”,以及相对的“主观”,乃是哲学概念,与历史学关系不大,后者讲究的是“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说句不大中听的话,当一位历史学者标榜自己客观,那么他大概率要夹带私货。

问:对大多数普通读者而言,读一部晚清人物的传记,最大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答:我们研读晚清史或中国近代史,往往怀有一个目的或妄念,即试图追寻唐德刚所定义的第二次大转型的曲折与展开:它是怎么开始,又将怎么结束。我当然不会愚蠢地相信,过去隐藏了未来的答案,它至多只能提示,哪些人是庸医,哪些路是歧途,哪些十字路口的选择将通往万劫不复之深渊。以前说过,中国历史留给后世的最大遗产,不在种种经验,恰在种种教训,所以我们读国史,尤其中国近代史,目的必须明确:不是为了寻求真理,而是为了不再受骗,不是为了去做什么,而是为了不去做什么。像梁启超《李鸿章传》这样的经典作品,多读两本,至少现实之中,对于活人,不至于拜错码头,对于死人,不至于哭错坟头。

来源:羽戈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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