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远:筑牢社保持续缴纳能力和积极性更重要

发布时间:2026-11-17 14:05 作者: 王明远 浏览:1,104次

(一)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率过低,是这些年的社会一直很关注的话题之一。根据媒体报道,未来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将作出以下改革:一是动员符合条件的人参保,实现应保尽保,二是将部分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转化为城镇职工社保。不过从经济学界到老百姓都是反对意见很多,按理说上社保是好事,为什么大家有抵触情绪呢?

第一,对个人来说,社保本质是用今天的钱,去保未来的险,只有在经济上行期,大家对未来的收入乐观的时候,才愿意去做这一笔长远的投资。

当处于经济下行期,就业机会减少、现金流紧缩、收入预期降低的情况下,人们最理性的选择是先满足当下,而不是为未来做一笔支出不菲、并且需要连续付出的投资。

所以,当下经济学界普遍认为首先要做的是,要尽一切可能直接或间接增加收入,让大家消费,把经济的增长杠杆撬动起来。尽管扩大社保尽管是百姓福利的一部分,但是仅就当下讲是反其道而行之,这样就进入一个负向螺旋:消费减少,制造业剩余扩大,投资效率降低,进而降低税收和投资积极性,加速收缩。

我国社保缴纳基数和费率都是全球高水平,北京的灵活就业社保最低缴纳额是2120元/月,即便是一般二三线城市也要达到1200-1400元/月,这个缴纳数额差不多挤占了收入的20%,的确不是一个小数目。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算一个账,以现在未参保灵活就业人员2亿计算,他们每年需要缴1.5万元社保来计算,如果他们全部实现应保尽保,那么意味着要缴纳3万亿左右,相较于城乡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至少多交2.5万亿,那么意味着挤占2.5万亿消费。按照支出法GDP计算口径,对应GDP缩水1.8%左右,即便是1亿人足额缴纳,GDP也要缩水0.9%。这还是直接效应,消费萎缩对经济带来的长尾负面影响更不好衡量。

另外,断交率也是判断实际缴费能力和缴费意愿的最直观指标。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杨俊教授的研究,职工养老保险断交人数2011年为2956万,2022年则上升到6311万(《中国职工养老保险建制理念、现实困境和改革出路—对“统账结合”制度模式的反思与发展建议》,《社会保障评论》2026年第1期),另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的一份报告,2022年断保率也达到19.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实施情况的报告,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411/t20241106_440621.html)。

这说明,在经济低迷阶段,相当一部分居民的收入能力与缴费负担不匹配,其实即便是短期内个人因为政策诱导或压力缴纳社会保险,持续能力也严重不足。

第二,从企业端来说,社保本质也是一种税,是对利润的挤占,国际国内都将企业的社保缴纳支出列为宏观税负的一部分。经过2015年至2019年减税降费改革,中国企业经营环节的税负已经与发达国家持平,但是社保税仍然偏高,比如养老保险缴纳比例,中国企业为16%,而日本为9.15%、美国为6.2%。

过去在社保负担过重的情况下,诸多中小微企业采取用灵活用工的方式(确切是非标准就业),来保障达到最低生存利润,如果强制转为职工保险,那么他们的生存空间可能将消失。

另外对于最近一些年将灵活就业规范化、规模化的平台企业来说,随着内卷化竞争激烈,他们的利润急剧下降,加上灵活就业人数庞大,社保缴纳职工化也是无力承受的负担。比如滴滴2025年净利润仅10亿元,以媒体所披露的每天跑单8小时以上的高频司机总数为80万计算,为这80万名司机缴纳社保一年至少需要120亿,那么企业就无法运营了。对于已经亏损的美团来说,更是无力承受的负担。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的数据,我国就业中大中企业创造的传统就业仅占20%,剩余的都是小微企业、个体户,新型平台经济创造的,现在可能比例更高。如果强化社保征收力度,很可能极大重创这一块就业,影响就业基本面。

现在还需要加入技术变量,即人工智能在生产和服务领域快速普及,如果强制企业为灵活就业人员缴纳职工社保,那么很可能导致企业加速岗位的人工智能替代,尽可能实现无人化。这种变化终究不会保护就业者的福利,反而是减少了他们的福利。

因此,客观来讲,在当下社保高收费标准下,高参保率、高就业一个相互矛盾,不可能同时实现的事情,选择高参保率,只会降低就业水平,如果着眼于维护就业基本面,只能是适当降低参保水平。高参保率和高经济增长也是相互矛盾、不可兼得的两面。

(二)

笔者由此想到两个典故或定律来。一是《论语》里鲁哀公与孔子弟子有若的一段对话:“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翻译过来就是,鲁国经济下行、财政紧张,鲁哀公问该怎么办?有若答道,为什么不干脆点,只征十分之一的田赋呢?哀公困惑地说,现在征十分之二都不够,还要降到十分之一怎么讲?有若解释道,如果百姓手中没有钱,您的国库又怎么可能有钱呢,如果百姓手里有了足够的钱,您何必为国库里缺钱而发愁呢?有若的这个言论我们可以成为“有若定律”,代表着中国古人的总结。

第二个是拉弗曲线,这也是里根经济学的根基,代表着现代社会科学的总结。拉弗认为,税率和总税收呈现一个倒U型函数,如果税率过高,那么总税收也会降低。

前面说了,社保本质是对个人和企业的一种税。如果社保税率过高、征税规模过大,达到一定临界点反而不利于社保规模的扩大,最终会带来社保的萎缩。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从1997年到2002年我国社保税率不断升高,企业缴纳费率最后增加到28%。结果是,从2000年到2015年,我国城镇就业人员增加了约1.9亿,但是在职职工参保人数仅增加了1.59亿;2016年社会保障费率降低后,城镇就业人口只增加了7100万,参保人数却增加了1.32亿。

再考虑到现实情况,我国去年社保收入9.1万亿元,支出8.1万亿,顺差约1万亿,至今年9月底累计顺差达11.2万亿(约1.6万亿美元),目前养老金结余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结余/支出率为160%左右,且已经开始入不敷出),中国社保基金运营状况并不差。

因此,笔者认为当务之急并不是着急增加征收强度,而是配合财经政策的总体方向,修复个人和企业负债表,让经济变得有活力。最近五年,中国大中城市房价平均下跌40%以上,意味着固定资产累计减少同等幅度,金融等流动性资产也在不同程度缩水。企业方面,从2014年至今年三季度,资产负债率从52.8%上升到58.5%,尤其是私营企业从51%上升到60%。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长4.6%,而消费仅增长1.1%,投资下降7.2%,这也是个人和企业资产负债表衰退的一个信号。

只有筑好居民和企业收入的根基,才有助于提高社保基金持续能力;只有做大蛋糕,才能让居民分得蛋糕,正是印证了有若定理和拉弗曲线的“不为而为”的哲学。

(三)

关于提高社会覆盖率和可持续保障性的另一项基本工作是,社会基本制度的改革。笔者的多位师长都是中国社保体制的设计者,从他们之前的言谈回忆及文章中,可以看出我国社保机制建立的时候,尚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因而具有浓厚的计划色彩,比如城乡双轨、体制内外双轨、条块分割、企业办社会等等。

加上当时人们更重视发展,而对社保并不看重,很多基础设计都是粗枝大叶的(不光是社保,跟人民福利相关的教育、住房保障也都是这样),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这套体制跟现在已经严重脱节了,相较于其他领域的改革,社保基本制度改革走的慢了些。

现在大家缴纳的积极性不高,除了受限于收入,跟社保基本制度的一些不合理之处,也密切相关,导致大家把社保看成一个负担,而非未来的福利。只有构建好一个好的制度,才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加入进来。那么该如何提升社保征收的可持续性呢?笔者认为以下几点要做。

1.社保缴纳基数,必须等于或低于工资中位数。比如北京的社保缴纳基数是7270元,工资中位数是6906元,这意味着大约至少60%的劳动者拿不到7270元的工资,却要按照这个标准交社保,这是不公平的。另一个数据是,全国有17个省份社保缴纳基数,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2倍。只有把缴纳基数降到与收入持平,才对最需要社保的那些底层人友好公平。

2.降低社保的工资比例,切切实实给个人和企业减负。即使不算公积金,五险个人缴纳部分占工资10.5%左右,企业缴纳部分占26%左右,累计加起来就达到工资的36.5%。上文提到的2024年第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社会保险法》实施情况的检查报告也指出:“目前五项险种缴费额占职工工资的35%左右”,无论哪一个数字都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

根据笔者的老师白重恩教授的研究,社保缴费改革前的缴纳比例,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北欧五国的3倍,G7国家的2.8倍,即便是现在有所降低,也应该是全球最高水平国家之一。

3.提高替代率和公平度。尽管中国社保缴纳比例高,但是替代率又偏低,2025年实际为43%左右,低于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55%的标准线(日本为61%,OECD国家为63%),所以这是一笔收益率并不高的未来投资。另一方面体制内外缴费额度虽然一样,但是退休后待遇却不一样,体制内替代率最低在80%,甚至有的单位退休后待遇比在职的还好。

4.合理划分国家和企业的责任,国家应该加大对社保的支出力度。我国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养社会的做法,过度依赖以企业缴纳为主的城镇职工社保一头,而由国家财政负担的城乡居民基本社会保险发展严重不足,2025年其在养老保险支出中的占比仅为8%。2025年我国养老保险基本收入8.86万亿,其中60%左右由企业承担,财政补贴占比仅为14%左右,且多用于体制内退休人员。

另外一个参考指标是,2025年日本企业缴纳的厚生年金约为18.8万亿日元,约占GDP的2.79%,而相对应的我国企业缴纳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约为5.26万亿人民币,占3.75%,如果考虑到中国企业利润低于日本,那么企业负担更重。这些都说明,我国社保职责承担中,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付出过多,这也降低了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的积极性。

5.增加使用的便利性。过去社保市县统筹,被人为分割为2300多块,即使2020年后实现省级统筹,跨省依然很难便利使用,现在已经是市场经济,人员高度流动,而社保仍固守计划经济时代各管一块的做法,与“全国统一大市场脱节”。

社保的本质又是居民购买一种服务,如果这项服务使用便捷,投入成本低,收益有保障,大家自然用脚投票,愿意购买。如果基础交易原则有问题,大家肯定是回避心态,不管商家推销力度有多大。

总之,笔者认为尽量扩大社保覆盖率是一个必须坚持、不松懈的目标,因为社保是国家对人民的基本承诺之一,社会主义之所以叫社会主义,就是因为它创立的那一刻起就强调为底层提供保障,落实到以人为本,这是社会主义的最原始的初心。

但是,这个过程必须要讲究步骤、顺序,轻重缓急,否则适得其反。尽管未来十年后社保储备有耗光的可能性,但是对当下几年来说,培育社会持续缴纳社保的能力和积极性,远比增加征收强度重要。

来源:阜成门六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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