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四座大山、结构性错配与民营企业信心——中国经济增长若干问题分析
过去四十余年,中国经济依托人口红利、城镇化红利和全球化红利,实现了长期高速增长,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进入“十五五”阶段后,支撑增长的传统动力相继减弱。2026年中国经济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只有4.6%,与上个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前十年这二十年间,连续两个五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相比,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腰斩。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十分复杂,本文仅就以下三个问题展开针分析:
一、四座结构性大山的交织叠加
房地产深度调整、人口快速老龄化、地方债务压力凸显、居民消费持续偏弱四大问题相互缠绕、彼此强化,构成了当前经济运行中最难跨越的四座结构性大山,也是制约短期经济复苏、影响长期潜在增速的核心现实约束。
1. 房地产:支柱行业逻辑根本逆转
房地产曾是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柱,最高时房地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超过20%,土地出让收入一度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但随着城镇化率突破67%、人均住房面积超过42平方米,全国住房市场总量已经从普遍短缺转向结构性过剩,行业运行逻辑发生了根本逆转。
2021年全国房价处于周期高点时,中国家庭总资产中房地产的占比一度达到67%,部分三四线城市普通家庭的房产占比甚至超过70%,同期全国家庭金融资产占比仅约15%。截至2026年,家庭资产中的房产占比虽已回落至52%,这依然意味着中国居民每100元家庭净资产中,就有超过50元沉淀在房产上。
其中,普通工薪单套房家庭是受拖累最严重的群体,这类家庭的房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普遍超过64%;部分城镇老年家庭的财富中房产占比甚至超过80%,农村家庭房产净值占家庭人均财富的比重也达到52.28%。这类群体几乎没有其他高流动性资产,房产估值缩水直接导致其养老储备、家庭抗风险的安全垫大幅变薄。
房产占比过高带来的“负财富效应”,已经成为压制居民消费的核心因素。普通家庭为了对冲房产缩水带来的财务焦虑,会主动大幅压缩非必要消费,转向提前还贷、增加预防性储蓄,这直接导致全社会大众消费品的需求持续走弱。
房地产市场持续下滑的影响,远不止单一行业调整:房价预期转弱直接导致家庭财富效应收缩,大量购房者选择提前还贷以降低负债,直接压制了当期消费能力;与此同时,土地出让收入连续四年下滑,直接冲击了地方财政的稳定基础。其带来的增长缺口,短期内很难通过新兴产业的增量完全填补。
2. 老龄化:长期刚性增长约束
2025年末,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突破2.2亿,占比15.6%,已经正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值得警惕的是,中国老龄化的推进速度远超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预计2035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突破20%,用不到20年时间就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深度老龄化,这个进程在欧美国家普遍需要40年以上。
快速老龄化首先直接冲击劳动力供给,2022年以来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已经累计减少超过2400万,劳动力数量的持续下降不仅推高用工成本,也直接削弱了传统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老年抚养比快速攀升,养老、医疗、照护等领域的刚性支出持续扩大,直接加剧了养老金和医保基金的收支平衡压力。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正在深刻改变劳动力结构、储蓄率水平、消费结构和公共财政支出节奏,这条“长坡厚雪”的刚性约束赛道,将持续拖累潜在经济增长速度。
3. 地方债务:收支错配的深层矛盾
地方债务问题的核心矛盾,实际是县级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导致长期存在的财政支出责任与收入来源错配。当前地方政府承担了全国约85%的公共服务与民生支出责任,但在土地出让收入持续下滑后,能够自主支配的稳定财力大幅收缩,形成了极为突出的收支缺口。根据相关测算,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显性与隐性债务合计规模已经超过12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64%,其中大量隐性负债来自过去数十年城市建设、园区开发过程中形成的融资平台债务。
这种错配带来的压力正在从多个维度逐步显现:一方面,过去大量举债建设的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很多无法产生直接的经营性现金流,项目收益难以覆盖到期本息,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再融资等方式缓释短期到期压力,财政资金被大量用于付息,挤压了民生投入和产业扶持的空间;另一方面,银行体系是地方政府债券的主要持有者,过去五年地方政府债券占到银行业新增资产的22%,如果债务化解节奏慢于预期,将逐步向金融体系传导,加剧金融机构的经营压力。
近年来中央推出了一揽子化债方案,通过置换债券、特别再融资债等方式压低利息负担、拉长债务期限,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财政支出责任下沉、收入来源上移”的深层矛盾。如果不能同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培育地方稳定的新型税源,仅靠拉长债务期和压减支出,很难从根本上化解地方财政的长期脆弱性。
4. 消费不足:供需结构的核心错位
当前中国经济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之一,就是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偏弱的居民消费能力之间的错位: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几乎可以生产所有品类的消费品,但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长期徘徊在4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60%以上的平均水平。
消费不足的本质,是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水平不能充分满足公民的基本需要,因而全社会普遍存在“预防性储蓄”倾向。面对未来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诸多不确定性,绝大多数家庭都会主动选择压缩非必要消费,把资金留存下来对冲潜在风险,这直接导致大量商品供给出来之后,找不到对应的有效需求。公共服务领域的保障深度不足,直接抑制了居民的服务消费意愿。如果不能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把更多灵活就业群体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不能真正补上民生保障的短板,根本不可能从根本上激活消费的内生动力。
四座结构性大山彼此交织、相互强化,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最难破解的复杂局面,单一维度的政策调整很难实现全局突破。
二、新旧产业的结构性错配
当前中国经济另一突出结构性矛盾,是新质生产力赛道的高速扩张与传统产业的深度承压之间形成的强烈错配,这种错配正在逐步放大经济运行的结构性分化,形成自我强化的负向循环。
人工智能、大模型相关赛道的企业营收增速普遍超过30%,这类产业普遍是技术、资本高度密集的赛道,单名员工的人均产值远高于传统行业,一家估值百亿的AI大模型企业,核心员工可能仅数百人,却能创造出远超万人规模传统工厂的营收。同时,新质产业的岗位门槛高度集中,核心研发岗要求硕博学历占比接近四成,能直接匹配岗位要求的普通劳动力数量极为有限。
关键的是,新质产业的就业带动效应呈现明显的“头部集中”特征:优质岗位高度聚集在北上广深苏杭等少数城市,绝大多数普通地级市很难承接这类产业的就业溢出。这就导致新质生产力的高速增长,看起来数据亮眼,却很难把就业红利传导到更广泛的区域和更庞大的普通劳动力群体身上。
与新质产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覆盖全国90%以上就业人口的传统产业,正同时遭遇三重挤压: 一是需求端的持续收缩,房地产深度调整直接向下游传导,钢铁、建材、家居、家装等行业的市场规模连续多年收缩,大量中小微企业订单不足,只能通过缩减用工、降低薪资成本维持运营。 二是技术替代的加速渗透,原本吸纳大量初高中、大专学历劳动力的重复劳动岗位,正在被自动化设备快速替代。 三是成本端的刚性抬升,能源、原材料、物流成本持续波动,叠加环保、安全合规要求不断升级,大量传统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根本没有余力扩大招聘、提高员工薪资。
传统产业的就业困境,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失业”特征:很多普通劳动者并非完全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能匹配过往收入水平的岗位。过去在沿海电子厂、建筑工地上月入过万的熟练工人,如今很难再找到同等收入的岗位,只能转向外卖、网约车等灵活就业赛道,收入稳定性和社会保障水平大幅下降。这种变化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占就业主体的普通群体收入预期走弱,预防性储蓄倾向持续上升,最终进一步压制全社会消费能力。
这种结构性错配最值得警惕的是,它不是孤立存在,而是沿着经济链条形成自我强化的负向循环。新质产业的高速增长主要集中在少数头部企业和高技能群体,带来的收入增量很难外溢到普通消费市场,而传统产业就业群体的收入增长放缓,又直接导致大众消费品市场需求不足,反过来进一步压缩传统产业的盈利空间,让企业更没有能力扩大就业和增加投入。
三、民营经济投资持续下滑
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从十年前65%的峰值滑落至2026年的51.8%,这是多重长期因素与短期现实压力叠加共振的结果。
首先是市场预期与盈利空间的持续收窄。过去民营经济最擅长的大众消费、传统制造、房地产上下游等赛道,当前普遍面临需求收缩的压力,202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仅1.1%,远低于此前的增长中枢。不少民营企业主反馈,现在新投一个项目,回本周期从过去的3-5年拉长到8-10年,部分传统行业甚至看不到明确的盈利前景。
其次是要素成本与经营风险的双重挤压。近年原材料、物流、用工成本持续攀升,民营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已经降至不足5%。
三是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仍然面临挑战。一些地方趋利性执法、选择性执法的现象,乱收费、乱罚款的问题尚未完全根除。全国工商联的万家民企营商环境调查显示,虽然法治环境满意度连续五年排在首位,但仍有近三成企业反映,在项目审批、日常监管中遭遇过不同程度的不公平对待,这种不确定性直接降低了企业家的长期投资意愿。
与此同时,市场准入的“玻璃门”“旋转门”尚未完全打破。虽然政策层面明确要求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使用要素、公平参与竞争,但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部分垄断性服务业领域,民间资本依然很难真正深度参与。不少重大项目的招标过程中,隐性的资质门槛、经验要求,实际上把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挡在门外,导致大量民间资本找不到合适的大额投资出口,只能在少数已经内卷的赛道里反复竞争。
最后是资产负债表修复的滞后效应。过去十年大量民营房企和上下游企业经历了行业深度调整,不少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至今尚未修复,存量债务化解、应收账款回收占用了企业绝大多数现金流,根本没有多余的资金投向新的产能和项目。叠加全球供应链重构带来的出口不确定性,民营企业家对长期发展的稳定预期仍在重建过程中,投资行为自然转向高度审慎。
民营经济投资下滑实际是信心、预期、市场空间多重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预期层面的谨慎,直接体现在民间投资的中长期项目占比持续下滑,短期化、保守化的经营策略成为主流。只有真正把“两个毫不动摇”从政策层面落到每一次执法、每一个项目审批的细节里,才能重新激活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生力军的内生动力。
结语
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矛盾,并非短期总量不足,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痛点相互缠绕形成的增长困局。
其中民营经济投资占比从十年前65%的峰值滑落至51.8%,根源不在市场空间不足,而在部分基层选择性执法、市场准入隐性门槛、产权保护落地不到位等营商环境短板,直接压制了民企长期投资意愿。破解困局无需走大水漫灌的强刺激老路,要把营商环境改善作为核心先手棋:用涉企执法专项整治清退乱收费乱罚款,全面破除基建公共服务领域的准入“玻璃门”,以产权保护的确定性重建民企信心,再配套定向滴灌的结构性政策组合拳,短期化解地产和地方债务即时风险,中期通过财税改革、产业协同破除深层机制障碍,长期以民生兜底激活消费内生动力,用3-5年稳步消化存量矛盾,即可推动经济重回4.5%-5.5%的可持续中高速增长区间。
来源:常态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