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想改革但又改不动”

在任何社会，任何政治制度下，成功的改革都需要三个步骤，即先要有改革的思想意识或者改革共识，后再根据思想意识来制定政策，然后再进行政策的执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改革进程也是这样。凡是成功的改革都由这三步组成。反之，如果这三个环节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改革就会遇到麻烦，甚至失败。为什么会出现“想改革但又改不动”的局面？问题就出在这三步里。

对改革方向没有共识

张占斌在《人民论坛》刊文说，改革并没有成为全民共识，在领导干部这个群体，尤其没有共识。一些决策者认为制度创新有一定风险，不如按上级规定在既有框架内发展保险。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对于当期没有回报的改革，能拖则拖，能推则推。从对待改革的态度上来看，有人认为，中国现在就是要靠发展，不能期望有多少改革举动，以免影响发展。还有人认为，执政党推进改革并作出让步，本身就会怂恿进一步改革的要求，从而很容易像滚雪球似的形成革命运动，这样不利于执政党的领导。

学者郑永年认为，从思想意识层面看，今天的中国，改革话语极其分化，也就是没有任何共识。不仅民间和政府之间呈现高度分化，各个社会群体之间、政府内部不同机构、不同利益之间也如此。社会层面，不同力量努力寻找各种思想资源，来论证自身的改革话语———有向毛泽东时代寻找思想资源的，有诉诸于传统“儒家宪政主义”的；向西方寻求思想资源的群体更多，包括民主派、经济自由主义者、新左派、民族主义等等，不一而足。总体而言，民间各社会群体的改革话语，多呈现出“乌托邦”的倾向性，所有这些充满价值观的思想流派所强调的，都是中国的改革应当向哪个方向进行。相比之下，体制内部的分歧则主要表现在利益之争上，对实际利益的关注，甚于对任何主义的关注。他们可以诉诸于民间所提倡的各种主义，接受哪种主义或者拒绝哪种主义，取决于哪种主义会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

民间社会对改革的方向没有任何共识，更加剧了体制内部受利益驱动的“改革”。这和1980年代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改革之初，中国社会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有改革的强烈要求，并且社会各方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改革就是要脱离旧有体制。社会的改革共识，对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党内改革派官员往往能够和社会力量结成隐性的“改革同盟”，艰难地把改革往前推进。

既得利益格局意志强大

社会没有改革共识，而体制内既得利益则根据自身的利益而进行各种“改革”。社会越没有改革共识，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意志就越强大。导致强势社会群体越来越强，弱势群体则越来越弱。很多年来，尽管执政党高层也在主张改革并不断进行改革，但实际上很多改革都是官僚阶层主导。改革政策制定者，自然会成为改革的第一受益者，如果考察一下产业、教育、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领域所进行的“改革”，人们不难发现这一点。一些美其名为“改革”的政策，不过是各个官僚阶层或者既得利益，为了追求私利而形成的特殊政策，而绝非为了社会整体利益的真正改革。

如何推进改革已经成为当下的改革难题，要回到1980年代的社会共识已经很难。中国社会的利益已经高度分化，各阶层除了追求自己狭隘和短期利益之外，很难超越自身的利益，看到社会整体利益和国家的长远利益。

体制内权力过于分散

在政治强人时代，中国内部权力过于集中，现在的体制则是相反，即内部权力相对分散，有太多的相互制衡。政治局常委从1980年代的5人，发展到后来的7人，再发展到9人。这种扩张尽管有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的客观要求，但也产生了很大的弊端，集体负责往往演变成实际上的集体不负责任的局面。权力过于分散，体制运作的效率就成为大问题，政治责任也就无从确立，国家的整体利益也在这个过程中流失了。

内部权力要集中。改革和做事情是要权力的，没有权力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中国现存体制意在从内部制衡权力，结果什么样的改革都成为不可能。但是，也要看到，如果权力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权力的腐败也是可以预见的。这就要求在集中内部权力的同时，要向体制外和社会分权。要保证内部权力不腐败，保证内部权力追求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就要向社会分权。内部权力相对集中，有助于顶层改革意志的确立、改革力量的动员和政策的落实，而外部分权则可以防止强势社会群体对顶层施加过度的影响，有助于顶层决策更能考虑到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国际舆论纷纷热评会议的重大意义。《人民日报》转述英国《卫报》的文章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从9人减少到7人，将使中国的政治决策更加有效率。从世界政治发展历史看，少些内部多元主义，多些外部多元主义，必然要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