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样一来，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就变得面目模糊，自己与自己打架了。

一般来说，一种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往往是复杂的，理论观点未必完全自洽，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也是如此，并且，它还一直处于变化发展之中，这样，你当然可以从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中的论述，找到自己想要找的东西。但是，一种可以称之为理论的思想表述系统，一定有自己的基本观点和核心概念，有相对完整的逻辑推演和论证，马克思从他与恩格斯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创立唯物史观，就有了不同于前人的一整套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特别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说，他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本理论观点--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来理解整个社会的性质和形态--就稳定了，变化的是他对当时欧洲的社会经济政治的矛盾性状与革命形势和方式的判断。如果从后者看，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不仅告别还批判了他认为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甚至对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政治革命”及公民由此获得的“自由”、“民主”权利，他都持一种批判态度，因为在他看来，只要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不改变，就谈不上真正的自由平等，所以，他的思想理论所要回答的是生产资料如何才能归全体劳动者所有，是超越“阶级统治”的“人类解放”；并且，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这段话，相信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没有不熟悉的。

这无疑是我们至今仍然高度认可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虽然比毛泽东当年所看重的“阶级斗争”--毛曾说他从马克思主义中选了四个字，曰“阶级斗争”--要全面得多，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这种马克思主义，与专政极权的距离，要比自由民主的距离近得多。所以，为了在今天说明自由民主的必要和重要，从马克思的论著中寻找“理论根据”，即使搬出《共产党宣言》中那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些自称坚持“无产阶级”“底层立场”、反对自由价值优先的人，也可以说，那是马克思关于人类未来的设想，不是现在可以实现的；现在的中国正在遭遇“资本主义”的蹂躏，工人农民正在失去“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因而，当务之急是打退资本主义的反扑，维护“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自由主义者也会援引柏林关于两种自由的区分，说马克思心目中的自由属于“积极自由”，这种外向的进攻式的自由，必定干预侵犯别人的自由云云。

不知道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呼唤自由的人，如何招架？

回忆一下，当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发动之时，当市场经济要在大陆实行之时，为什么有了“姓资姓社”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大脑里差不多都有“马克思主义”给定的“社会主义”标准。如果靠引经据典进行辩论，改革派们未必辩的过反对改革的“左派”，所以，邓小平声称“不争论”，让“实践检验”，还真是一种政治智慧！毕竟“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体制”让中国人吃够了苦头，西方人搞市场经济搞得人人富裕，社会福利超好，远比我们象社会主义，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死抱住一些“理论教条”？何况马克思他老人家对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都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更谈不上预见中国也能建立“社会主义”，由于“不够格”还要搞“改革开放”了，那还有多大必要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中国改革开放的论据？骨子里还是实用理性的中国人，大都会认为小平说的是个理呀，那就让市场经济在中国实验一把吧！

同理，在今天，要靠从马克思那里找支持“自由平等法治”的观点，并与反对者们开展辩论，恐怕一样事倍功半。说实在话，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为西方准备的，它很好地充当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理学家，在他不遗余力地批判和针砭下，资本主义不断地修正完善自己，在经济政治方面都内生了大量的社会主义因素，如马克思所称道的“股份制”、以“普选制”代替“等级授职制”、最大限度地让国家这个“祸害”受到限制、“小政府大社会”等等。结果，马克思针对当时的许多说法或从当时条件做出的推论，不是被证伪了，就是变得无效了，如马克思认为，随着市场激烈的竞争和垄断，中产阶级将大量在下降为无产阶级，只有少数上升到大资产阶级，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是两头大中间小，事实上，随着资本主义自我调整和文明的发展，中产阶级人数最多，社会结构早就从金字塔变成椭圆形，虽然他们的问题也层出不穷，我们与人家相比，毕竟不在一个层级上。

那么，东方呢？我们呢？虽然由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让我们感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视野和指导作用，中国社会与西方毕竟有很大的落差，要进入马克思理论的境界，那也要拼命地伸长脖子，脚底下还要垫上砖。例如，我们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欺负，就本能地以自认为道德其实是受虐的心理理解“资本”，选择性地忽视马克思对“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的称赞，至于马克思说的资本的“寿命”，我们的官员和学官们知道的恐怕更少了，那不妨照录如下：

“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这里说的资本完成其使命的两个前提，一是“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这对我们来说还是理想的目标，时间长的很；二是，“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我们近几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倒是有那么个意思，但是，能“让物替人从事”的劳动，却因为科技水平和中国人劳动力技术水平普遍太低，而不得不还由人从事。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批一批“资本”的“异化”可以，限制一下资本对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入侵”，也应当，离开它还真玩不转！并且，中国特色的权力和资本的联盟即俗云官商勾结，让马克思老人家来打板子，大概也会打在权力的屁股上。

今天，我们好不容易对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有了较全面的理解，却发现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本身也有不少问题，有些是根本性的，对前苏联、东欧、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带来了不小的负面的影响，这其中自然也有桔逾淮成枳，越到东方越集权主义领袖专政的问题。而到了今天，马恩一个多世纪前的理论，有些仍然领先于时代，有些则明显落后于时代了。

那么，今天的中国人靠什么继续推动中国的社会转型？靠什么解决似乎越来越复杂棘手的矛盾？

其一，政治家仍然需要有邓小平那样的实践智慧，尤其是跳出小是小非的大智慧，看清问题和目标，就要敢于决断；特别是把那些完全由于历史原因和教条主义造成的非此即彼的大对立加以化解，用大包容、大和解代替大对立，并以制度的形式体现出来；

其二，理论家的天职、职责不是政治智慧，而是理论的彻底，研究理论的不是直接从事政治的，不能折衷调合，搞协商妥协也不行！那只能使问题稀里糊涂，即使中国学术界，思想理论上稀里糊涂的也为数不少！何以如此？他们记住了自己“首先当政治家、然后才是理论家”的中国政治安身术、政治上位术，却忘记了马克思首先是思想家、理论家，然后才是政治家，所以，他们看马克思，很容易看到他“政治”上变化的表象，却总是忘记我们在上面所提他的最基本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来理解整个社会的性质和形态”！更不会记住他“在理论的入口处，正如在地狱的入口处，这里来不得半点犹豫怯懦”的话。从事理论的学者们，要真有理论的良知，不象当“跳蚤”，那就必须遵循理论研究的逻辑，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不是政治运作的逻辑，看一时的政治风向，这也是搞好理论研究的普世通则！在今天，理论的彻底既包括对当代中国当代世界的矛盾运动的深入把握，也包括对马克思思想理论的修正和超越，这既需要借助马克思本人比“马克思主义”还要根本的活的思想，更要借助比马克思主义丰富得多的各种思想资源，尤其是源远流长的自由主义资源，中国的儒道释法墨等等，一旦刮垢磨光，也是思想的真金白银。

其三，在今天这个大众时代、凡人时代，也是互联网等现代传媒正在为亿万民众提供各种信息、表达各种诉求、评论公共事务、寻求社会共识的平台和空间，推动民众自我教育和自我提升的情势下，公民的觉悟和发动，是社会最伟大的动力和能源，政治家也好，理论家也好，只要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就没有做不成、做不好的事情。但一定不能忘记，中国普遍的农业经济，大部分还是家庭联产承包即小农经济，而小农们能力的低下、经济的脆弱，使他们大都继续着传统的“依附人格”“依附心理”，包括那些虽然进入城市，当了官员或学者却仍然感觉不到人格独立的人们，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希望出现能从上面给他们洒雨露阳光的“强人”，所以中国远未清除“极权主义”与“民粹主义”上下互应的可能性。因而，要切实推动中国的进步，一切政治、理论和言论的努力，最后都应指向改变这种前现代的、并且必定使人失去尊严和自由的状态：无数的小农、非小农对强者的依附心理，也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拜物教！

2012、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