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则徐：万庆良“发飙”是捍卫改革开放底线
在1983年前后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时，国企问题就成了一个“鸡肋”式难题，因为城市改革的症结就在国企，如果维持国企的既有绝对垄断局面不变，则无所谓改革；如果试图进行实实在在的改革，就必须打破国企的既有绝对垄断局面。对国企改革的切入点一是企业自主权，二是商品经济。企业自主权的本质是不同企业之间的平等关系，商品经济的本质是市场，两者累加构成了企业平等的市场关系。当面临平等竞争的市场时，国企因其弱竞争能力自然将处于败退态势，但是，由于固有的国民经济体制、观念及现实利益障碍等原因，政府又无法做到真正的壮士断臂。
国有经济之所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难以下降，诚然与国企本身在改革开放中发生了企业管理等一系列的进步有关，但根源还是在于国企本身的性质。中国的改革是由政府主导的，而国企虽然名为全民所有，实际不过就是政府所有，因此，虽然一方面政府试图对国企进行限制，但另一方面则彼此有着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关联，比如国企管理人员与政府官员之间本身就是互相串换的，今天为国企董事长，明天可能是市长，而民营企业则不会发生这样的角色串换。因此，国企就有了一系列天然的“优势”，比如同样的偷逃税行为，鲜见有国企法人代表被捕判刑的，而民企老板则不断因此被抓捕，企业因此而衰败甚至倒闭；比如低效益的国企仍然能够不断得到银行输血而身躯日益庞大，民企即使效益很好，要得到贷款也是困难重重。可以认为，30年前奠基的市场所形成的最终产品平台，构成了唯一的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平等市场关系，消费者在可选择的条件下，并不会管所购买的商品是国企还是民企生产。因此，对这一平台的捍卫，构成了坚守改革开放的底线。万庆良的“发飙”，正是对这一底线的捍卫。
30年前进行改革时存在着尖锐的“鸡笼经济”与商品经济之争，这一争执的核心实际就是国企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在当时而言，无法放下国企是很现实的利益考虑，而所有利益的重中之重就是就业问题。那时候城市就业的主要渠道必须依赖国企，但是，目前非国有经济解决就业已经占四分之三，新增就业人口则更是90%由非国有经济解决，维护国企的主要利益基础已经极大消解，国企如果不正视平等、自由的市场，必将成为阻碍中国经济进步的众推之墙。
(作者系法律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