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国企改革改不动在于观念问题

编者按：2013年，改革重新风云激荡，新一届领导人频频放出信号，表明“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这一年，城镇化、国企改革与市场经济法治体系的推进这些至关重要的改革，将走向何方？有哪些争论？需要警惕什么？南方周末呈现各方观点，以期激浊扬清，凝聚共识。

我们对国有企业制度的选择不是立足于国有企业能不能搞好，而是立足于需要不需要国有企业，国家有限的公共资源放在哪儿更合适。

为什么国企改革总是推不动，我认为有观念上的问题。

我们对国有企业制度的选择不是立足于国有企业能不能搞好，而是立足于需要不需要国有企业，国家有限的公共资源放在哪儿更合适。

国有企业只是国有资本的载体，国有企业的进退实质是国有资本的流动与分配。那么到底什么是国有资本？

现在公布的财政报告，是一本收支账，公共财政收入多少，支出多少，赤字多少，相当于企业的一个现金流量表。如果把国有企业定义为国有资本的话，从国家资产负债表来看，就看得非常清楚：国企就是国家的资产、全民的资产，它的净资产就是国家掌握的公共资源或权益。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公共财政资源，只不过是以货币或实物形态表现的财政存量，它的本质是国家掌握的财政公共资源。

公共资源本来就是全民的，把它社会化，用于更需要的地方，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从以上逻辑来讲的话，国有企业资本化问题本来不构成问题。

当然国有企业是我们计划经济的遗产，上世纪60年代很多国家都有国有企业，包括西方。但冷战结束以后，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都变成了一种很特殊的企业，就是市场做不了的事情交给它做。基本上这个问题已经不构成世界经济问题，只是在中国变成了一个“中国问题”。

国企改革改不动，观念上的原因，一个是公有制和私有化的问题。

首先要说清楚公有制和私有制。所谓公有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的一种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下的国家所有制，它不是一个微观的概念。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也建立了全民和集体两种形态的公有制，实践证明这种体制束缚了生产力发展，剥夺了现代社会个人应有的选择和自由。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对这种体制的否定。

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的公有制国家，而是混合所有制国家。在国家层面不是公有制国家的话，在微观层面国有企业就不能视为公有制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它的本质和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是一样的。

第二个问题是国企的属性和命运。有人认为，国企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商业机构，它除了承担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功能外，还要承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种功能，比如说关系国计民生、战略安全，甚至执政基础等。

先说在竞争性行业，国企应该退出，不与民争利。最终应该是在市场做不了的非竞争性领域，国企来做，那时国企就不是商业机构，而是带有公益性和准商业性质的机构。再说关系国计民生，我从来没见到过明确的定义，什么叫“国计民生”？这国计民生和国家战略、国家安全，是全球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问题吧，那为什么所有其他国家都不用国有企业这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认为这是个伪命题。

第三个问题是自然垄断行业、公用事业的国有资本（前者比如电网和铁路，后者比如石油能源价格、水电气价格）不能放开。大多数可以通过设立市场准入条件，通过招标来引入民营资本，然后国家可以限价。政府的职责是制定规则和监管，而不是通过所有权来实施。要把公益性行业、价格管制的行业和自然垄断行业分开来看，国际上都是有标准可循的。

关于日本、韩国的“发展主义政府”经验，所谓发展主义政府即政府的精英来研究幼稚产业的发展，然后给予税收和汇率等方面的支持，使这些产业迅速扩大规模实现国际化，再来带动其他产业发展。亚洲金融风暴中这种发展模式从理论到实践中都被主流抛弃了，韩国和日本自己也放弃了。

这个模式有非常成功的阶段，但问题在于它有三个命定的悖论和弊端，一是它扭曲了价格，包括税收和汇率，就必然导致资源的错配；二是它让政府选择要扶持和保护的行业，那就必然产生官商勾结，比如韩国的情形；三是路径依赖，政府能否起到理想中的扶持作用我不能给一个明确的答案，还需要讨论，但问题在于，当产业已经升级、市场已经发育的情况下，政府会不会自动退出来？不会，绝不会退。

（作者为博源基金会理事长，本文为南方周末记者冯禹丁根据其在2012《财经》年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标题为编辑所加，未经本人审阅）

（本版观点不代表南方周末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