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吴敬琏发言实录：

吴敬琏：我想说两点，第一点回顾过去，大家对我的评价有些确实不敢当。有一个说法，我30年了，我著作的内容一以贯之，这个不太准确。大家对我的学习这一点一以贯之我还是比较认同，学到的知识和表达出来的知识那是变化很大。当然80年以后的可能波动的幅度小一点，要讲到80年以前幅度就很大了。我在1954年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满脑子可以说一句话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1988年江苏出版社出了一个经济学家每个人说自己的自传，我那个自传有一个小标题“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没想到因为当时事情的变动，这个书出了两年才出版，出版的时候这个编辑很紧张，说这个标题不行，改个标题。我到北京来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怀着这么一种心情来进研究所，特别是经过几次运动以后简直是吓破了胆。到了60年代初期中国可能是经济学界的左派矛盾思想很重要的阐述者，以至于在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个代表团来访问到马列所，马列所让我接待，介绍中国改革的设想。讲完了团长提一个问题，61年的时候我们日本的毛派不宣传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当时有一篇经济学经典的论文叫做社会主义的过渡性，署名叫吴琏，这个是不是你？这是我。阐述毛泽东在读书会，社会主义就是一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改革开放以后思想有很多变化，开始的时候我还是着眼于官员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改革，后来应该说重新学习经济学那是在耶鲁大学，刚才颖一说了，应该说对现代经济学做了一个系统重新学习。即使在那以后的文章，现在去看，有很大的理想，很强的进一步改革的影子。以至于我跟老龙一块儿引进比较经济体制，这个时候仍然带有很强的印象。后来有变化，主要的冲击来自什么地方？经过一段改革到了80年代中期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会发现市场制度没有其它包括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的支撑，它是无法有效运转。当时年轻一代的也有一些影子，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在整个20世纪前面五六十年，包括91年我们回忆90年代这次改革的时候，我们跟江泽民总书记讨论，一定要搞市场经济。从我的说辞里面可以看到，我强调的是资源配置，把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看成经济体制最重要的一个效率和标志。后来的讨论里面周小川提出两个主要功能，我当然是支持的，一个是有效的配置资源，另外一个能够形成所谓金融的机密性。后来江泽民总书记在1992年6月9号对十四次代表大会定调讲话说了两点，市场经济的作用归纳了两点，一点有效配置资源，另外形成好的金融机制。从这个地方看起来，我这个思想还是紧追慢赶，并不是一开始很能够站在应用学层面上，需要不断的努力。

后来跟江平教授结识以后，需要懂一懂法制，我请教UC的政治学教授请他给我开一个书单，看了一百来本书，对普通法、大陆法、宪政有一点初步的认识。法制比体制的重要性，跟法学家的交往像江平教授的交往，有法律不等于有法制，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我们这些人学术的认识结构不但老而且相当得顽固，需要努力，我们年轻人会好一些，但是就我来说仍然如此，今后还是继续努力，真正成为崛起的国家唯有自己文化的崛起撑不住的，我们还需要大家共同来努力。我的朋友对文集写了一个评语，他表扬了一点也是批评也是鞭策，他很愿意学习新的东西。

另外讲一点，中国改革还走在半路上，中间还有很多反复，今后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从计划经济走出来在80年代打开缺口，到90年代的改革号称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的结构。我们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等等各种影响，在社会主义中包含了许许多多旧体制的内容，始终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双层体制消长的问题，在86年当时已经发生很多问题，所谓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等等社会问题，还有对腐败的不满等等。当时国务院领导人做了一个判断，我觉得这个判断现在看来还是对的，所有这些矛盾的来源在于当时的说法叫做双重体制的胶着对峙。90年代情况有了变化，90年代经过92年设计93年设计94年开始的改革，这一个体制市场经济的体制力量有了壮大，80年代后期非国有部分只占整个国民经济总量的1/3，包括那些很模糊的苏南模式也不过如此。到了90年代改革实践，两种体制的力量对比发生一些变化，从总量来说非国有部分强一点，但是消长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特别到了21世纪以后改革所得来的成果以一些人极左式由于政府的作用、政府的力量造成的，对于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从生产上的问题到社会上的问题都有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一种解决方案是继续推进改革，不但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有政治体制改革。所谓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另外一种方法强化政府的力量，政府动用资源海量投资来保持高速度的增长，用政府主导来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后一种出路的势头到了过去十年后面的一段时候变得越来越强，以至于后来又人把它命名为中国模式。认为这个不但是解决中国所有发展的问题和社会问题好的药方，而且认为可以让世界效仿一下，解决世界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一本宣传所谓中国模式的书说，中国模式的特点优点在哪里，在于有一个强势政府。这本书的作者说中国创造了两个奇迹，一个奇迹叫高铁奇迹，一个奇迹叫重庆奇迹。这个趋势可能到了2010年左右到达最高峰，2011年以后出现了几个事件使得奇迹的内幕、真相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加上我们理论界网络上的辩论，以怀疑这个药方是21世纪以来被有些人所强力推进的方向是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还是加深中国的问题，怀疑的人越来越多了。正好这个时候召开了党的十八大，在十八大以前人们对十八大能够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正确的回答给予很高的希望，十八大开了以后大家都认为出现了一些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道路，推进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我们面前的问题，而且真正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给予很高希望，事实从十八大文件来看确实有些情况是存在的。我想说的是这样两个不同方向这种争论或者说得严重点中国向何处去的两种方向的斗争仍然会继续，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旧的思想旧的体制旧的路线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改革以来利用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力量比起80年代、90年代都要强得多，这种情况下自上而下不可能一帆风顺。

刚才何迪先生说我是有自信，从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你可以看到那样一种道路是一条死路，是一条绝路。而且这一点如果你深入的考察一下最近五年的经验，那个已经是强弩之末或者黔驴技穷了，经济发展的方式不转变，中国高速的增长不可持续，这个是以前得到过共识的，而且在“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十一五计划”、“十二五计划”都表现了这个共识，但是实际呢？我参与过“十一五”讨论，“十一五”的规定相当不错，不是我们这些人这么看，做“十二五”的时候国台办请了几位美国经济学家做了预研究，为首的诺贝尔奖经济学获得者迈克尔斯潘、鲍汝莫尔，他们听了学者的汇报特别听了发改委主持“十二五”汇报的人的汇报，杨伟民那时候在发改委给他们做了汇报，他们两位特别满意。我问他们有什么建议？我们的建议你们的“十二五”都有。他们临走的时候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做的那一套还是强势政府、动用资源、海量投资，把它们拉起来。09年四万亿，投资十万亿贷款，不到一年下来了。到去年下半年又来了，到各地去都是无比巨大的投资计划，到处是推土机轰鸣，推了建，造城运动，去年下半年内地是这样沿海也是这样。第四季度增长0.9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又下来，说是7.7，还有外贸增长，我到不少地方都很怀疑7.7，即使7.7说明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显现出来了。我不大同意经济学家还有老朋友在说这是一个周期性的第二季度会回来，我不这么看，应该有清晰的认识，用这种办法已经陷入困境。投资一增加，马上资产泡沫和物价都会反映，而在增长上拉动增长的效果非常差。

现在中央工作会议要求今年要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各方面都在登，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参与，这个实际上是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大的事业。思想上的分歧也会很多，利益上的纠结更加严重。怎么来做？我们可以沟通，温故而知新，我们改革30多年来一直是不断地出现新的十字路口，不能够在选择的关头做出正确选择的时候，整个经济发展就会脱轨，现在既是机会又是挑战，我们共同努力能够使得我们经济改革理论能够向前推进，总体发展跟上。

谢谢大家的盛情。

以下为林毅夫发言实录：

林毅夫：很高兴参加吴敬琏老师《吴敬琏文集》的首发式，代表年轻一辈的经济学家们讲几句话，刚才主持人讲吴敬琏老师今年84岁，我今年刚刚过60，差了将近二十三岁，从人来讲是晚一辈，确实也是晚了一辈，我79年到北大学经济，那时候吴敬琏老师刚刚50岁年富力强，思想非常活跃，也是当时推动关于解放思想怎么样从计划经济来往市场经济改革的主要学者。当时读了他的很多文章，虽然我在北大读书不是在社科院，从历史关系来讲不是学生，但是中国有私塾学生，尤其87年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回到国内来，参加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吴敬琏老师关于市场经济改革的系列论述，跟他当时提出的很多政策都是我自己在工作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思想来源和参考文献。今天作为学生参加老师的首发式感到非常荣幸，不仅在吴敬琏老师那儿学到很多东西，实际上他对我们年轻一辈也非常照顾，我们知道吴敬琏老师长期主编《比较》杂志，对于我们年轻这一辈人来讲非常重要的是不断的介绍在国外先进最前沿的思想理论，并且给我们提供一个平台来探讨一些比较重要甚至是尖锐的改革开放的课题，对我们年轻人提供了一个讨论思想进行交流的平台。

刚才江平先生讲了，吴敬琏老师的品德，他的人品是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作为年轻学者要学习的。他确实是知识界的良心，中国在改革开放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他能够去坚持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且他个人温良恭俭让，我们在交流当中在各种不同意见的交流当中，吴老师确实用他的行为来做我们的表率，中国知识分子一般讲的立德立言立党立公，吴敬琏老师在这方面做出很大的贡献。立公来讲对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当中我们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吴敬琏老师是一个跟重要的旗手，很重要的思想推动者。立言出了那么多书，今天的文集记录了那么多的思想文章。今天我作为晚辈学生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个场合表达我内心的敬意和谢意。

今天讨论的是中国的改革，过去30多年的改革取得成就，从经济增长速度来讲人类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毋庸讳言我们还存在很多问题，有发展的问题像环境，也有社会的问题像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的问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还没有完成，我们现在出现很多问题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改革开放的时候实事求是的解放思想，当时觉得道路不是像休克疗法，我们走的是渐进的双轨的道路。渐进双轨什么含义？一方面继续给在改革开放前建立起来的那些大型但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在市场当中没有竞争力的这些国有企业必要的保护，避免它在转型过程当中的崩溃带来大量的失业。同时，放开对在改革开放前受到抑制的但是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比较密集的行业的禁锢，包括乡镇企业、民营企业还有外资企业，没有民营经济不能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有这么快速的发展，是符合国情的改革，但是带来的是改革的不完整，把市场当中不能存活的大型产业，保留了在要素市场上常常扭曲，这里面包括金融受到抑制，金融能为大企业服务的大银行为主，而且绝大多数门户跟中型、小型、微型的企业得不到金融服务，这样造成一方面对大型企业补贴，大型企业是所有制经济，在金融机构里面得不到金融服务的农户这些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让收入低的人补贴收入高的人，产业受到扭曲。另外要素市场资源，我们是资源极度短缺的国家，但是我们资源社会是歧异的，造成谁能拿到资源给谁，谁能拿到一笔资源赚一笔，还是没有完全改革彻底。另外产品市场上也没有完全开放，有很多重要的领域实际上还是保留它的垄断地位，实际上这30多年的发展民营经济已经有它的实力，但是不能进入公平竞争。这样形成了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这种务实的方式而且今天快速发展，带来的这些相当大的社会问题连带着各种寻租的贪污腐化情景出现。我们今天再来谈改革的时候实际上要真正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完善的市场经济，而且我认为到了今天是应该的，应该改的原因这么多社会问题，不改的话即使经济发展这么快，但是老百姓还是不满意，大家还是觉得不公平，幸福感是低的，应该改。而且可以改，我们这种双轨制的改革在80年代90年代我觉得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如果你不给这些改革建立起来大型的资本密集的产业必要的保护补贴的话，那么把保护全部取消掉，大量社会失业社会不稳定，当然经济不可能发展。现在改革33年，人均收入从1979年的只有180美元到去年已经达到6000美元，已经不是一个资本资金非常稀缺的过程，我们的比较优势也在跟着变化，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这些大型产业除了军工安全有关的，那些资本超过我们发展阶段的问题，由于国防的事业当然继续给他们一定的支持，但是绝大多数大型产业所在行业实际上已经不具有比较优势。比如汽车产业，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一年生产两千多万辆，出口一百多万辆，还有大型装备业像三一重工这样的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面跟德国的大型装备业进行竞争，有它的比较优势，它有自身的能力。要是扭曲来补贴它的话就不是雪中送炭，现在变成锦上添花，现在不是应该给。如果我们真正能够走完像吴老师强调的，一定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的话，我相信我们还是有很多快速发展的潜力，而且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各方面的资源等等会跟着改善，收入分配也会跟着改善。我们应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这是应该做的。我们今天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要变成高收入国家的过程当中必然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不断变动的过程，变动过程当中要有市场竞争，资源得到比较好的配置，通过竞争提高大家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第二方面，政府的就业问题，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它必然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结构的变迁必然有经济学家所讲的外部性跟协调，如果没有政府来推外部性跟协调问题的话，完全按照市场计划很多的结构完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