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建立：中国目前的改革最需要什么

上周9月7—9日，我荣幸参加了杭州莫干山会议，会议上我准备发言的内容如下：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与改革之前相比，取得了巨大成绩。政治上摒弃了干部终身制，年轻干部一代一代走上领导岗位；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实施了市场经济，创造了惊奇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再挨饿了；科技上飞上太空潜入海底，高铁、飞机、电脑网络、手机、汽车、电视机等为常人使用；教育上如今的研究生比当年的本科生还要多，1977年恢复高考，有570万人报考，只录取了27万，录取率4.74%。1978年又有610万人报考，原计划招生29.3万人，录取率4.8%。实际招收40.2万人，录取率,6.59%。两年参加考试1180万人，计划录取56.3万人，录取率4.77%；实际录取67.2万人，录取率5.69%。现在2012年硕士研究生计划招生51.72万人,201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为53.9万，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为6.9万。生活上得到巨大改变，三世或两代同室的情况基本上没有了；……总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但是，政治上一把手领导权力还没有真正限制；经济上商业欺诈，如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仍然猖獗；科技上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至今还是零；教育上返璞归真的路还没有认识到；住房价格高涨让一般中产阶级望房兴叹。

有人把如今当官做了笑段子：要拥有自己都怀疑的信仰，要把鬼话讲得冠冕堂皇，要把贪婪的内心巧妙地伪装，要把巨额资产尽力地隐藏，要让家中红旗不倒，要让家外彩旗飘扬，要心系客商生意，要为安置亲友奔忙，要躲开不明真相目光，要照顾上司关系网，要躲避同僚算计，亲信也要时刻提防……做贪官真不易！

面对我所立的题目，我认为中国最需要——市场，自由、多元、开放。

在今天这样的研讨会上，我想讲的话很多，在此就讲三句话。

一、市场经济最需要抛弃狼文化，追求羊文化

狼文化主要是借用狼特征的隐喻，野蛮、残忍、贪婪、凶残、狡诈等。泛指市场经济中各个经济实体如同狼一般，参与市场竞争，攫取企业市场领地，实现自身价值的目的。狼文化是中国社会步入现代文明转型期的产物，是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不规范的体制和刚刚起步的企业发展的共同产物。

狼文化可以归纳如下一些特征：一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重视的是方法与手段，漠视道德与诚信。二是富于进取心和攻击性，且不轻言失败，“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一心想置对方于死地。三是嗅觉敏锐，善于捕捉机会，尽力攫取、贪婪蚕食、鱼肉客户、供应商是冤大头，自私冷血地对待非狼的一切生物。四是很少单独出没，总是团队作战，强制执行，绝对服从，对业绩结果无休止地要求，透支执行过程中的健康和道德。五是一统天下、吃掉主义破坏市场，对均衡、共赢、可持续发展的商业环境，产生破坏作用。

羊文化主要是借用羊特征延伸的隐喻，奉献（全身可为人用）、牺牲（赎罪的祭品）、担当、我死你活（耶稣的死换来了上帝选民的永生）、爱、服务、双赢、顺服、温柔、善良、宽容、多元、民主、圣洁、公义、慈爱、荣耀等。泛指市场经济中各个经济实体如同羊一般，参与市场经济运行，根据企业自身实力，公平正义获得市场领地，提供自身价值服务的同时实现双赢多赢的目的。羊文化是社会现代文明的产物，是市场经济中企业做大做强的共同特征。

羊文化可以归纳如下一些特征：一是在市场上表现为顺服规则、客户至上、诚信与爱、共拓海阔天空，表现在管理上强调服务式领导、工作与生命信仰的一致、用生命活出执行力，表现在企业家精神上则是尽力挣钱、尽力省钱、尽力捐钱的天职精神。二是在于攻克己身、努力塑造和更新自己，而非将眼光总是盯着对方。不要老是伸出批判的指头对他人、组织指指点点，我们更应该指点的是自己的内心。个人内心的更新带来环境的更新，环境的更新带来大家的一起更新。这里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我死你活”，其精义在于建树新的东西，而不要将重心放在颠覆、破坏旧的东西上。三是不靠暴力颠覆、吃掉对方等恶的手段获胜，而是靠双方一起更新、用祈祷、自我牺牲、灵魂得救等善的方法来更新恶，叫恶自我悔改、变为善。在《圣经·罗马书》中写到：“不要以恶报恶。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以善胜恶就是用良善、正义、慈悲、自我牺牲的方法在道义上、道德上、灵魂生命上战胜恶、化解恶、更新恶。四是发扬羊的精神，时刻琢磨，如何靠更好的、更多附加值的、更有爱心的、更能带来良善的、更卓越的产品质量、技术和总体服务来赢得客户、扩大市场。

二、我们社会最需要思想市场

既得利益集团，往往有意无意地坚持惯性思维，自觉不自觉地坚守既定话语，完全不理会已急速变化的现实，对思想解放怕得要命，满口官话套话，以禁锢思想来保住其话语霸权。

改革时代是开放的时代，也应是思想最活跃的时代。如改革之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就破除了“凡是”观念的羁绊。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又进一步突破了“姓社姓资”的纠结，从而极大的解放了思想。

思想市场指的是思想有自由表达的环境，百家争鸣，执政者不但不禁锢思想，反而着力创造思想自由的氛围，鼓励思想论争，自己则对救时主张择善而从。我国历史上曾两次出现了思想市场——春秋战国时代和民国初年五四时期。

人类社会需要思想，就象需要粮食一样。任何时代都需要政治思想的引导，没有思想引导会走弯路。思想不可能为一个人或少数人垄断，但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思想家。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善于思考的精英人物，苦其心志对政治问题作理性思考，以其思想的完整性、深刻性、创造性而成为思想家，代表着一定时期政治思维的最高水平。改革时代需要思想的支撑，也就需要思想家，尤其是政治思想家。

大变革时代的中国，需要有大作为的政治思想家。思想家提供思想智慧，应该是自由人，不一定在体制内，不一定在官场上混，屈从依附于权力，而可在民间智库或大学做学问，保持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指点江山，针砭时弊，以其深刻思想见解著书立说服务于社会，做“顶层设计”工作，从而成为时代的灯塔、路标。当政者应尊重他们，左、中、右的思想家都有存在的理由，政府对任何思想流派都无须打压，任其争辩，兼容并蓄，择善以从。以权力来裁量真理往往是最愚蠢的举动。

中国改革开放已持续三十多年，下一步的路怎么走？不妨放开言路，让各路英豪各抒己见，做一些“顶层设计”，让社会各界争辩一番。真理越辩越明，改革时代需要思想论争，以分辨是非，探究前进方向。对于民间思想学术界的争论，当政者可以不介入，更不必压制，政府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地让思想市场有货可售，百家争鸣，大胆探索，兼收并蓄。言路畅通，思想家辈出，是社会进步最显著的标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大变革时代的时代特征。思想开放会使中国更有前途。

改革需要新思维，需要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新的见解，需要各方人士为改革出谋献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心人对于国家战略、宪法宪政、政府设施、公共政策等方方面面，都可以说三道四，品头论足。民众可以公开批评或褒扬政府，评析当政者的政治作为、执政能力，就大政方针提出正反各种意见，总结历史经验，提供药方。当前，我国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更尤其需要忧国忧民之士挺身而出，考虑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改革的路径。英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坦言：“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中国的改革发展需要“思想市场”。 改革需要新思维，需要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新的见解，需要各方人士为改革出谋献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心人对于国家战略、宪法宪政、政府设施、公共政策等方方面面，都可以说三道四，品头论足。民众可以公开批评或褒扬政府，评析当政者的政治作为、执政能力，就大政方针提出正反各种意见，总结历史经验，提供药方。当前，我国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更尤其需要忧国忧民之士挺身而出，考虑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改革的路径。英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坦言：“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中国的改革发展需要“思想市场”。

三、建议我们财政学界的各位著名专家能够扛起思想市场的旗帜

我们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就是一个要求说假话的国家，说假话、空话、胡话甚至鬼话能够得到实惠，而说真话、实话，往往能够感动人，却真正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基本上属于梦话。我衷心希望我们财政学界各位著名专家，你们不需要个人承担责任，开动思想智慧，以神话为基础，把假话讲得比真话还真，力求把本专业内思想智慧凝聚到一个报告或者一个建议，让中央领导人能够接受其研究探讨成果。

我国已持续三十多年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全社会各个关节都在发生明显变化。改革在政治上是利益重组，要重新摆平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制度上要除旧布新，思想上要与时俱进，以求在新的平衡点上构建和谐社会。我们应该清楚，垄断思想，非但不能引领时代前进，反而会开历史倒车。

通过我们这个学科的思想智慧，改变全国其他学科的变化，最终对我国思想市场的形成做出我们自己应有的奋斗。我们的奋斗就是全中国的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