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李仁百岁晋一：大勇大智，沧海桑田

8月20日，天朗气清，人民日报老社长钱李仁迎来101岁寿辰。人民日报80年代老记者张宝林、高宁、许林、祝华新带着本报很多过来人的敬意和情义，来北京医院看望老社长。

每年孙子钱越都会给爷爷赋诗贺寿，今年写的是：

鹊鸟衔花飞来贺，

彩凤引吭唱寿歌。

百年沉浮似云烟，难得糊涂笑蹉跎。

前些年老钱曾说自己143岁、156岁，今年能正确报出自己的101岁年龄。儿子亚飞和儿媳吴彤在老钱耳边问话，他能回应春夏秋冬、东南西北的英文。眼神明亮读报顺畅，看到俄乌冲突，立刻说出Russia和Ukraine。

仁者寿。人民日报老干部局早早送来花篮，部分80年代老同志送来今天采摘的101朵玫瑰，献到端坐座椅、胸佩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的老钱面前。花篮附着一张报社老同志的贺卡，上写：

一个世纪的沧海桑田

上接庙堂之高，下连江湖之远，大勇大智，力为前驱

钱李仁回忆录的书名叫《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如今百岁晋一，名副其实“一个世纪的沧海桑田”；后一句是作家乔迈1988年8月为人民日报创刊40周年所写文章里的话。那是思想解放八面来风的年代，也是改革开放凯歌前进的年代。

 

那个八面来风的时代

例如，在这一年有关“蛇口风波”的讨论中，中国青年报原总编辑、中宣部新闻局老局长钟沛璋提出了3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一、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是粉饰现实，还是让人们正视现实；是让人们安于现状、驯服听话，还是激励人们改革、开拓、创新？

二、思想政治工作是替人思想，还是启发人们思想？

三、思想政治工作是为了要人们牺牲自己的利益，还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疑义相与析 奇峰共攀登》。1988年9月5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还刊登中国科学院干部的来信，提出：

在价值观层次上，我认为，一个社会的动态稳定（也是最稳态），要靠它的价值观的多样性来保证，同时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也有赖于此。具有单一化价值的社会只能在封闭状态中保持自己僵化的亚稳态。（《多样性才能保证稳定和活力》，1988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钱李仁曾亲自撰文，解读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为何没有沿用此前“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提法。钱李仁分析：我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现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因此，不能提出“超越现阶段历史要求的其他任务”。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但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对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如果硬要这样做，其结果，或是流于空谈而损害共产主义的名声，或者挫伤多数人的积极性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过去我们这方面的教训并不少。”（叶稼《谈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这是80年代曾经的开明开放、自信豪迈、激情四溅。

 

主持报史上“全家福”大会

1988年6月15日，钱李仁主持开了一个简朴而热烈的大会，庆贺人民日报40周年。这是一次人民日报史上前所未有的“全家福”。第一任总编辑、社长张磐石，1949年曾任人民日报社长、后来长期代表中央领导人民日报工作的胡乔木，1957年后直至“文革”前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粉碎“四人帮”第二天接管人民日报的迟浩田将军，“文革”中被“四人帮”诬为“一股邪气、一股力量的代表人物”老社长胡绩伟，与老胡同为延安出身的前社长秦川，前总编辑李庄，前副总编辑安岗应邀到会并讲话。全体工作人员深切怀念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老领导范长江、邓拓，对应邀到会的邓拓夫人丁一岚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钱李仁解放前是地下党上海学联党组书记，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外事口与团中央工作。组织上找老钱谈话，考虑调他到文化部或人民日报工作。钱李仁征求恩师李一氓的意见。李一氓分析：这两个部门工作都比较复杂，但文化部回旋余地大一些，不像人民日报那么敏感。而且报社有其长期形成的工作格局，你新来乍到的，有些事可能不好办。

但组织上没有再问他考虑得如何，这年12月，钱李仁奉命来人民日报，出任改革开放时期第三任社长。

胡绩伟和秦川两任社长，在“文革”结束后痛定思痛，反映党内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大彻大悟，领导人民日报倡言思想解放。1978年连续发表各省市党委对真理标准的表态，并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勇敢地发表“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新闻；肯定包产到户，支持深圳特区，为“清污”指向年轻人的生活时尚和学术探讨纠偏。因此报社也承受了巨大压力，被党内老同志指责为“自由化”。

 

困境中坚持实事求是尤为不易

在80年代激烈的思想观念交锋中，人民日报需要调整激进姿态，稳住队伍，避免“左”的或右的困扰。钱李仁虽然此前没有媒体工作经验，“六十岁学吹鼓”，但他沉着融入党报领导岗位，出色地展示了“政治家办报”的智慧和从容。他保护了在拨乱反正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文艺部、理论部，顶住了改组两部门的要求，在任内经济改革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鲁布革冲击”与国企改制、沿海发展战略、万里讲话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蛇口风波”与改进思想工作等重磅报道，延续了改革开放思想舆论马前卒的角色和作用。

比如，他任上记者采访新中国第一个公开招投标工程——鲁布革工程。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签订1.454亿美元的贷款协议，日本大成公司中标。全新的管理理念带来的高效率、劳务工人的高回报，同时也产生了两种管理体制、两种文化观念的碰撞：日方管理人员开口闭口“我是开过工钱的”。工人抽烟时间稍长一点，就跳起脚来骂。“我总认为是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我们是主人，怎么又成了奴隶了？”有人问工人：“外国人能解雇你，也能多给你钱，中国干部不能解雇你，也不能多给你钱，你给谁干？”他笑了：“年轻时给外国人干，老了再给咱们干”。

编者按沉痛地写道：

中国人民并不比外国人笨，也不比外国人懒散，我们现在的劳动效率所以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劳动效率，除了技术装备这个因素外，主要是管理体制太落后。只要在管理体制方面来一番改革，发达国家已达到的劳动效率中国人民也能创造；高效率所需要的严格的纪律和紧张的劳动，中国人民很快就能适应。改革可以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快地发挥出来。尽管改革面临着很多困难，但都是可以克服的。改革的步伐应该加快！

（《鲁布革冲击》，1987年8月6日人民日报）

今天一早，本报80年代副总编辑李仁臣给我留言，嘱我代为向老钱祝寿。老李说：能在钱李仁同志领导下工作，确是一件非常荣幸之事。老钱为人行事的本质内核是实事求是，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尤其是在复杂时期、困难境遇中，坚持实事求是，更属艰难。老钱严于律己，是坚守原则的楷模；他对工作、对别人同样很讲原则。但是他讲原则，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对方方面面的实际情况有透彻的了解和把控，对每个人的处境和个体差异也都十分重视和体恤。这样他在对待人和处理问题时，就能做出效果最好的决定。在凝聚领导班子成员的意志，调动部下群体积极性方面，老钱讲原则，也讲情理、讲人情，这是他深得人心的高明之处。“我们发自内心的称呼他‘老钱’，这声‘老钱’透着我们对他的尊敬，也饱含相互关系的真挚亲切。”

80年代另一位副总编辑余焕椿（同事称“大余”），年富力强之际忽然调往外省工作。钱李仁到北京医院看病时，约余焕椿到东单公园聊天。他以长者和过来人身份劝大余服从组织分配，把组织关系办理清楚，免得日后麻烦。老钱还举了历史上王炳南工作调动的例子。循循善诱，对体制内沉浮宠辱不惊，让大余十分感动、“终生不忘”。后来老钱到四川参访，大余以老部下、新主人身份全程陪同，再次领教老钱的为人和严谨作风。

 

老地下党的全球视野

一个有趣的现象，80年代外事口领导多为解放前的地下党。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在大都市投身革命，具有民国人文教育底色。如80年代中联部几任部长乔石、钱李仁、朱良、李淑铮都是上海地下党，外交部则有黄华（中共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吴学谦（地下党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钱其琛（上海地下党）。钱李仁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的是化学系，解放后在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时派驻匈牙利，1982年又作为中国政府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具有国际化的视野。

80年代本报教科文部主任罗荣兴忆起，1987年10月，本报刊出长篇政论报道《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罗荣兴、曹焕荣、祝华新）前，老钱把罗荣兴叫到办公室，说文章很好，可以发，接着从文章谈到对国家发展模式路径的看法。日本为什么能在战后那么短的时间实现经济腾飞，一度对美国产生威胁。问罗荣兴怎么看。老罗提到产业转移，从美国的科学发明，到日本实现产业化，从日本再向“亚洲四小龙”（人民日报称为“亚洲四小”）转移。老钱最感兴趣的是“亚洲四小龙”是怎么起来的，当时还没有“东亚模式”的说法。罗荣兴感慨：老钱有非常好的全球视野。他当时非常关注拉美，为什么阿根廷、智利发展起来了，突然又不行了，当时还没有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政治家办报的高度不在办报的专业细节中，老钱是跨界的，他洞察所有大事，富有大局观，全局观。

80年代总编室第一副主任刘允洲，1988年随钱李仁到波兰、匈牙利和东德采访。在东德和匈牙利关注“科技长入经济”和民生。特别是波兰在物价改革、国企改革全民公投前夕，报道写道：

剧烈的社会冲突，使党深刻地发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旧模式的弊端。痛定思痛，治乱求进，党坚定了改革的决心。

改革旧的经济体制好比动手术。“体制病”涉及社会上下每一个人，“动手术”就必须征求大家意见。“手术”不能不做，但又不能硬做，这就要同群众商量，全民投票就是类似医生同病人谈话，经过充分的解释，“手术方案”由双方共同作出。

刘允洲说，老钱平素谨言慎行，异域出行更是如此，但东欧纪行“还是深藏着我们对改革这个主题的关心”。老钱对出访报道看得很细，不少小的修改文字老到，大匠之风，令人敬佩。

那是一个唯才是举的年代。刘允洲感慨，他在农村部和总编室两次提拔，与报社主要领导都不熟悉，与考察自己的人也不认识，人民日报的官非常正派，用人根本不讲怎么巴结。

老记者谷嘉旺80年代负责报社电子编辑大系统引进，陪钱李仁会见外宾。老钱与外宾交流不用翻译，对科技发展趋势也不陌生，关注人民日报能不能跟上这样一个科技发展的大潮。

老钱对新技术的敏感，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留痕。他从社长位置上退下来后，曾到美国探亲，耳濡目染，1993年12月22日在人民日报撰文，敏感地预言：在工业发达国家，新的支柱产业很可能是“信息产业”。运用数字化技术和现代电信技术把声音、图像和数据信号都数字化，通过光纤网络高速传输，将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深刻的变化，有的行业可能会消失、改变，也许更多的新行业可能出现。

有院士主张，宣传信息高速公路应该降温，适应国情，量力而行，先从“低速公路”或“中速公路”搞起。钱李仁斩钉截铁地主张：例如铺设光缆，从一开始就不光考虑声音的传输，同时考虑图像和数据的传输。现代化的信息传输技术，只要开通这个项目，它就是高速的。

要知道，1993年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对互联网还一无所知。这位上海地下党超越时空的洞察力，令人叹为观止！晚年谈起此事，老钱回复我的邮件说：当时在美国，闲来无事，翻翻当地的报刊，读到不少涉及网络通信的新闻和论述；那时还很少传到国内。我对网络通信之类从未研究，但对在国内没有接触过的新鲜事物，很愿意想一想，发点议论。

人民日报作为意识形态前沿阵地，在全党中心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党报重视经济报道和经济改革政策的宣传，同时努力提升团队的经济学素养和相关报道评论的专业性。钱李仁在编委会提出，尽量不用或少用“改革者”这个词儿。如果把干部群众中的一部分人冠以“改革者”的称号，势必有另一部分人被认为“非改革者”甚至“反改革者”。对改革者能不能批评？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本报就此发表评论员文章《走在改革前列的同志要不断完善自己》。这样的审慎态度，希望经济改革行稳致远。

党的十三大后，从加强财经报道出发，经过一再争取，钱李仁获准列席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同时，中办批准人民日报派中南海固定记者一名，主要是对中办、财经小组采访，不一定都直接供发表，也可以是提供某些新闻线索。人民日报在秦川社长任上举办了第一次中日经济讨论会，胡耀邦热情支持。1986年11月，人民日报和日本经济新闻社联合举办第二次中日经济讨论会，钱李仁抓住这个平台，让人民日报对中外经济交流，特别是在80年代至关重要的中日经济合作，发挥“舆论沟通”作用。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首相官邸会见，钱李仁以记者身份请首相就访华观感和中日经济关系发表谈话。中曾根表示，听说中国有意建设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日本愿意加以认真研究，进行合作。这是谈话中最富行动项的一项内容。人民日报发表钱李仁撰写的讨论会侧记《建立出口加工基地》。

 

言语不多、内心温暖的长者

1988年3月中组部派人来人民日报，对报社领导班子进行测评。后通报测评结果：

政治上，贯彻中央路线、方针。政策、指示坚决稳妥，较好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宣传报道上，比较注意既坚持改革开放又反自由化。宣传报道上没有出现大的摇摆。比较稳妥，比较准确。也有人说，还是有分量，非别的报纸能比。

班子很团结，民主作风较好，重大问题都经过编委会集体讨论。认识也比较一致。

对钱李仁：认为是报社领导的核心、舵手；作风民主、严谨。希望更多接近群众；抓新闻时效，直接抓编辑记者少。

80年代我们年轻人对老钱的印象，是寡言。教科文部曾安排我某天早上到老钱家取大样，老钱精神饱满，淡淡地说了一句：谢谢。再无多话，我退出。而在钱李仁的司机兼秘书纪德来眼里——

钱社长平时言语不多，见到熟人点点头，似乎与人保持距离；实际上，钱社长内心温暖，对下属有很深的保护意识。遇事钱社长挺身而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阻年轻人不要意气用事。

80年代的副总编辑王若水免职后，曾被安排调往商务印书馆。王若水不愿意，钱李仁觉得在离退休问题上尊重本人意愿。王若水就在人民日报留下来。组织上后来查明，对王若水的一些污蔑纯属子虚乌有，钱李仁嘱咐把这个结论放入王若水档案。对于本报另一位有争议的调查记者刘宾雁，钱李仁和陆超祺副总编辑兼纪检组组长两次到中纪委汇报陈情：经过报社和中央派人调查，刘宾雁的作品对纠正党内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起了积极作用，只有个别地方用词不当；他在外单位演讲、作报告，说了一些错话，报社领导以前并不知道，因此没有对他尽到教育、批评的责任。没有教育，不经正常批评，一下子就开除出党，不符合党的传统作法。刘宾雁被处理后，一些曾经被他揭发的腐败分子纷纷到报社要求恢复名誉，把陆超祺吵得焦头烂额。老陆就对他们说：“刘宾雁掌握了你们的大量材料，登报的只是其中极小部分。如果写错了，你们可以到法院告他，让法院判决，给你们赔偿。”结果这些人害怕更多的材料曝光，没有一人告他。

随着人民日报处境走向稳定，钱李仁向中央领导表示，希望仍回到外事口，并再三强调决无要官之意，哪怕让我再当一任大使也行。领导表示可以考虑这个要求，但是没有下文。直到1989年6月底，老钱与谭文瑞总编辑同时卸职。

在报社工作的最后一个月，钱李仁因病请假休息时，仍关心着报社的工作和同志们，夜晚给总编室打电话叮嘱：外边情况比较复杂，请同志们务必保护好自己。一位老同志动情地说：在那么复杂的情况下，老钱保护了人民日报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人，保护人就是保护历史。人保护下来，历史也就保护下来。

老钱在人民日报任职仅三年半，却给我们留下了长达36年的思念。令人欣慰的是，天地佑护，钱李仁松龄鹤寿。

遥想80年代朗朗的天，上上下下洋溢着乐观的气氛。记得胡耀邦总书记1983年8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前来我国休假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胡耀邦、贝林格以及宋任穷、乔石、姬鹏飞、钱李仁等中国同志站成一个圆圈，亲切地交谈了半个多小时。厅内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他们谈到了中国和意大利众多的旅游胜地。胡耀邦打开中国地图对客人说：“你们这次要到西安、南京、上海、烟台等地去，可以好好休息一下。”贝林格看了这几个城市的地理位置，微笑着点了点头。

这是中国敞开胸怀拥抱世界的历史时刻。胡耀邦自信地告诉意大利共产党同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顺利的，同时把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搞好，把整党工作做好，把社会治安整顿好。“情况一年比一年好。”贝林格有同感：“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但我们的心情是坦然的。”

今天大家为老钱贺寿，就是共同缅怀那个“任务很艰巨”但“心情坦然”的时代，我们曾经神采飞扬的青春。

2019年人民日报老同志祝贺钱社长95岁寿辰，从左至右：张宝林、张宏尊（工人日报原总编辑）、朱习华、傲腾、高海浩、钱李仁、祝华新、钱江、王学孝、纪德来、卢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