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 盗火者林昭与北京大学（上）

作为一个以身殉道的盗火者，林昭的名字早已广为人知。而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54级学子，她又是1957年北大反右中罹祸的五百多名学生右派之一。她在北京大学度过的四年，是她短暂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在北京大学，她完成了从一个虔诚的革命儿女到独立思考者的转型。

 

曾经的革命青年林昭

林昭，原名彭令昭，出身于一个官员家庭。其父彭国彦曾任江苏吴县县长，他是一个传统士大夫式的书生，为人正直清廉，秉公办事，在任期间，曾经搭救了一些被捕的共产党人。林昭母亲许宪民，是苏州政界的活跃人物，曾任“国大代表”，许宪民的大哥许金源曾是中共苏州地下党负责人，在“四一二”政变中被捕牺牲。许宪民受其影响，同情革命，与共产党有密切往来。在抗战中，她做了很多救亡图存的工作。

受这样的家庭影响，林昭从少年时期就关注时政，思想激进。她和很多当时的青年学生一样，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满，迫切要求革命。林昭的高中同学陆震华回忆：林昭在1948年曾秘密加入中共。在临近解放时，地下党获得情报，林昭上了国民党城防指挥部的黑名单，通知她立即撤离苏州。但林昭认为母亲是“国大代表”，自己不必撤离。这是一个违反党纪的行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党组织根据秘密工作原则，也不可能再与林昭有任何联系，她就此脱党。苏州解放后，林昭为自己脱党一事感到愧悔，她在给陆震华的信中说：“我深感这个污点的可耻，对着你们，我总难免有些羞愧、自卑，至今犹存。”“希望有一天，我能写信告诉你们说：‘我已重新回到党的队伍里了’，那时我会告诉你们很多话……”

1949年7月，林昭进入“革命摇篮”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学习数月后，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由于所受的阶级斗争教育和土改中营造的“仇恨”环境，这个时期的林昭显示出那个时代特有的爱憎分明，立场坚定。林昭在给陆震华的信中讲到：太仓城厢镇追缴地主隐藏的米粮，过去觉得“地主可怜，农民粗暴”，但到了现在我已能启发群众说：“政策范围内应拿出来的，一粒米也不能少！”看到地主在人民面前的狼狈相，我心里只有“冷酷的痛快”。林昭又告诉陆震华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前些日子在（太仓）城镇，‘五一’枪决了十多人，其中一个是我负责的街上的汉奸恶霸地主，我从收集材料、组织控诉、直到提请公审，是我出了一分力送了他的命。枪决后有些人不敢看，我是敢的，我是一个个看那些伏了法的敌人，特别是那个恶霸，看到他们这样死了，心里和直接受害的人民一样扬眉吐气。”

当时被林昭视为影响她革命的思想包袱是她的家庭出身，父亲是民国期间的县长，母亲是“国大代表”，这在当时，是被归入“反动”之类的，因此，林昭去苏南新专参加革命时，即与家庭决裂，在填表格的“家庭成分”栏中写上了“反动官僚”，为了划清界限，她断绝了与家庭的一切往来。

林昭的母亲为了让女儿了解父母的真实情况，写信告诉她：父亲彭国彦是在两千多人参加的文官考试中得了第一名，才做了县长的。他当县长期间，有朝气，正直廉洁，口碑很好。所以母亲才心生爱慕，嫁给了父亲。父亲在做县长时，正值白色恐怖嚣张，但父亲不但没有迫害过共产党人，还曾释放过被抓的共产党员。最终，父亲因为正直清廉，拒腐抗上而丢了官，潦倒终生。而母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也尽其所能帮助过共产党，做了不少好事。母亲的信对林昭有所触动，她将母亲信的内容告诉了同志们。当时组织和同志们认为“这样决裂地对待一个并不是劣迹昭彰的家庭，怕引起坏影响，于是林昭“写信回家，向他们承认部分态度、措辞的错误，并打通父母的思想”。

可是，到了1951年“镇反”时，林昭却因与家庭有书信来往受到重点批判，林昭分辨说：我写信回家是教育他们好好改造，转变立场，难道也不对吗？结果引来了一群同志的猛烈炮轰，批判她立场不稳，划不清界限。林昭招架不住，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使得四座皆惊，那是一种受了大委屈之后的痛哭！

然而在数日之后，林昭在写给好友倪竞雄的信中说：“最近为对家庭看法问题，亦曾一度与同志们有过意见分歧，但现在解决了。本来我只单纯地看父母有没有被捕，且近日来信，一改过去落后论调，甚为‘进步’，因此就肯定他们不是反革命分子。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启发，才使我认识到为反动派做事且又做得不低，这本身就是一种罪恶，对人民是绝对没有利的，应该属于反革命分子一类。经过这次的事情，更使我认识到自己的政治水平、阶级意识、立场观点离开党的标准还很远，我需要更好地锻炼自己……”

林昭在有所动摇之后，最终按照党的要求，坚决与父母决裂。她并且根据组织的要求，写了揭发母亲的材料，给母亲编造了一些无中生有的罪状。

在红色思想风暴的荡涤中，林昭努力改变着自己。但她心直口快的性格有时仍会给自己招来麻烦，比如她看到有的干部抛弃原配妻子，另娶年轻夫人，就会忍不住指责。加之她曾经“脱党”的所谓历史问题，都让她难以被组织完全信任。

即便如此，林昭一如既往地向往革命、崇拜领袖。1952年，林昭到常州工作，她在写给好友倪竞雄的信中说：“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它却在北京或莫斯科，但它并不拒绝将它的光辉指引我。每一想起它，我便感到激动，我常使自己从它取得力量。五反运动开始时，我便在心中默念着我们伟大领袖——亲爱的父亲的名字。而写下我的誓言。”1953年，斯大林去世，林昭深感悲痛，她制作了一朵小白花，拴在辫梢。

 

走进燕园

1954年，林昭考进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她非常兴奋，立志努力学习，要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记者。

林昭所在的新闻专业54级有104名学生，这个集体调干生很多，党团员多，更有一些从部队转业来的男女同学。在当时的时代氛围和这样一个集体中，崇尚朴素，阳刚，共性是很自然的，江南女子林昭，爱穿花裙子，梳辫子，气质柔弱，显得孤芳自赏，又伶牙俐齿，嘴不饶人，就多少有些格格不入。熟悉林昭的同学说：林昭班上有一些从军队转业的女生，不喜欢林昭，认为她爱打扮，小资产阶级味道，因此林昭在女生中人缘不够好。

然而北京大学作为民主摇篮，大环境是宽松和多元的，作为文学爱好者，她参加了北大诗社，与同年级同学张玲、沈泽宜、张元勋成为诗友，她又是校刊文艺副刊的编辑，她的诗文常见于校刊，她也和诗友们相互唱和、品评。她的文学功底获得了游国恩先生的欣赏，游先生曾希望她转到文学专业。在先生的引领下，与文友们在文学的天地中徜徉，使林昭感受到北京大学自由浪漫的氛围。

在这样的氛围中，林昭骨子里曾被“革命性”压抑的浪漫个性开始释放出来。林昭同班同学孙文铄回忆：记得入学后不久，我们班同学在未名湖的石舫上，为赴罗马尼亚留学的杨家春同学开欢送会。林昭在会上唱了一首李叔同作词的《送别》：“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在回宿舍路上，我批评她不该唱这首歌，太悲凉，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她立即反唇相讥：“难道让我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弄得我张口结舌。

在文学世界中体验到的浪漫情怀使林昭对新闻专业过于空洞的教学产生了厌烦，同年级文学专业的同学薛鸿时回忆：林昭曾对我说：她懊悔上了新闻专业，一个‘标题’学了一星期，内容空空，她说她很羡慕我能上文学专业。

在波光潋滟的未名湖畔，多情的林昭萌生了爱情，她爱上了同年级文学专业的诗友沈泽宜。沈泽宜是知名的校园诗人，浙江人，出身世家，与国民党要人陈立夫是亲戚。才华横溢，举止潇洒。而熟悉二人的同学们都认为他们并不合适，但林昭却很执着，她曾让沈泽宜同班的党员老大哥彭力一帮忙牵线，也曾委托诗友张元勋搭鹊桥。彭力一回忆：林昭对我们班的沈泽宜产生了好感。她很坦诚地告诉我，要我帮忙。我当时觉得不大合适。她说沈很有风度。我笑着说：“由于他的家庭教养，他的确很有风度，温文尔雅，见人点头微笑，很有礼貌。可那是绅士风度。我们今天要的是工农兵风度。”她说沈诗写得好，我说：“他不但诗写得好，学习也不错，球也打得好，是校排球队队员，但是他内涵不深，有点浮，爱出风头。”我还提到沈在政治思想上也不如她，年龄比她小，劝她慎重考虑，但她对我的话听不进去，还是微笑着要我帮忙，我也只好答应了。我找沈泽宜一说，沈就皱起眉头，说：“我已经感觉到了，她老爱找我，我很为难。”（大意如此）沈不同意，我也不深劝，就回复林昭了。这段单相思恋情持续了几年，自然是无果而终。但从中可以了解林昭当时的爱情与审美取向。而后来林昭的惨烈结局，也使沈泽宜背负了沉重的心债，并影响到沈泽宜与张元勋晚年的关系。

在北京大学的活跃氛围中，林昭的政治意识也开始被重新塑造。她开始对以往政治运动中的态度进行反思，她对自己曾经“大义灭亲”无中生有揭发母亲而悔恨，她写信给母亲表白了自己对荒唐过往的痛悔，并发誓：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也绝不再说违心话。

1956年秋，北大党委决定创办一个学生综合性文艺刊物，这就是著名的《红楼》，《红楼》取代了之前的《北大诗刊》。林昭和张元勋都是《红楼》的编委。《红楼》在1956年“百花齐放”的宽松气氛中应运而生，成为北大众多文学青年瞩目的作品园地。

《红楼》创刊号于1957年元旦面世。创刊号请中文系林庚教授题诗一首，名为《红楼》：

红楼你响过五四的钟声，

你啊是新诗摇篮旁的心，

今天你为什么不放声歌唱，

使年轻人越过越觉得年青。

张元勋回忆：《红楼》的第二期于1957年3月1日出版，那一期的责任编辑是林昭与我。林昭在第二期的编后记里写道：我们希望能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

1957年5月4日，《红楼》第三期出版，这一期刊载了林昭的文章《种子——革命先烈李大钊殉难三十周年祭》，文章中有一段深情的阐述：

在图书馆，在资料室，当我从那些纸张已经发黄的报刊中找寻着阅读着李先生的遗作，我感到和解放前开始接触鲁迅杂文时同样的心情。尽管在今天，在明朗的阳光下，在宁静的屋子里读它们，还使我的心激动地撞击着胸膛：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贫困，乃至死杀，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随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么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长……”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地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身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林庚先生的题诗和林昭的编后记昭示了《红楼》的醒目色调：聆听“五四”的钟声，而放声歌唱，不仅歌唱爱情、祖国、时代色彩，也烧毁一切”遗毒”，“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而林昭纪念李大钊的感言，更彰显了林昭对北大传统精神的体悟和向往，此时的林昭已与当年那个崇拜领袖、努力以纯正的红色来洗刷自己的革命者形象渐行渐远，走向生动、深沉、独立、多元。

 

亲历5·19

1957年5月19日，在北京大学校史上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

这一天，北京大学历史系55级二班的一群学生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内容为“质疑校团代会代表是如何产生的”，由此拉开了北大鸣放，史称“5·19运动”的序幕。

这张并不尖锐的大字报迅速激起连锁反应，一批活跃敏锐的北大学子迅速跟进。

哲学系56级学生党员龙英华贴出第二张大字报，要求开辟民主墙。

数学系54级陈奉孝、张景中、杨路、张世林紧接着贴出极其犀利的重磅大字报：要求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取消秘密档案制度，实行人事档案公开；取消政治课必修制度，改为政治课选修；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制度；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特别引人注目的大字报还有：

物理系53级谭天荣：《一株毒草》，提出“马克思主义按照铁的必然性转化为自身的反面”。

物理系54级刘奇弟：胡风绝不是反革命分子，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5·19当天，林昭的文友，校园刊物《红楼》编辑沈泽宜、张元勋写出诗体大字报《是时候了》，呼吁校友们积极投入鸣放。这张大字报由沈泽宜动意起笔写了上段：

是时候了（一）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

一齐都

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都抖出来，

见见天光！

即使批评和指责

急雨般落到头上，

新生的草木，从不怕

太阳照耀！

我的诗，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篱。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诗友张元勋接力应和写出了下段：

是时候了（二）

 

是时候了。

向着我的今天，我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弹响沉重的琴弦。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歌唱和风和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鞭挞死阳光中的一切黑暗。

为甚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

为甚么，有人说，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甚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

为甚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是时候了》贴出后引起极大反响，这种反响表现为不同声音的激烈争论。张元勋回忆：次日上午，大饭厅东门外人集如海，燕园的静谧打碎了！围观者之间，开始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争论以至争吵，《是时候了》上下左右已被新写的大字报贴满。

其中一首《我们的歌》引人注目，这也是一张诗体大字报，是针对《是时候了》而写，诗文中说：

我们不同意

《是时候了》的基调，

那声音，仿佛是白毛女伸冤

我们

在共产党的关怀教育下成长

和昨天相比，

我们的生活无比温暖。

我们爱党，甚于爱亲娘，

为着党的事业，

我们情愿献出全部的青春、才能、热血

……

为什么，不能用柔和的调子

真理的力量，

并不在于真理揭示者姿态的疯狂，

假使我们爱党，

首先想到的

就会是效果

而不是醉心于

歇斯底里式的手段。

……

《是时候了》的作者，请原谅，

我们的歌，

你们也许觉得，

不像是“放开嗓子唱”，

我们也难于接受

你们举起的火炬，

尽管你们自己宣称，

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这张大字报署名者19人，全部是中文系56级学生。在当时，他们被认为是“卫道者”，而当时与他们持同样观点的人也并非是极少数。

在异常活跃的氛围中，《我们的歌》也很快遭到反诘。张元勋回忆：有一首题为《这是什么歌》的八十行长诗贴在《我们的歌》之侧，新闻专业56级校友韩乐群告诉张元勋，这是林昭所写，在5月20日深夜贴出。诗云：

我（并且还不只我一个）

指责这种凌人的盛气，

……

为什么

非得搬出，

这么一大堆

吓得坏人的名词

“疯狂”“歇斯底里”……

几乎就差一句

“反革命分子”

 

这首诗是林昭在“5·19运动”中首次发声。她的态度很明确，反对“卫道者”的盛气凌人，扣大帽子。

5月21日，沈泽宜、张元勋和中文系53级的两个文友，也是《红楼》编辑的李任、马嘶商定办一个墙头诗式的壁报，命名为“广场”。张元勋回忆：21日下午，一张约两平方米的毛笔小字壁报悄然张贴于十六斋东门外的墙上。因为整风所反”三害“之一是官僚主义，我们便以苏联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一句名言“我真想像狼一样地吃掉官僚主义”为大字横幅，贴于壁报之上端，望之赫然入目。

这种夸张的诗化表达很容易让读者感到偏颇。几个作者当场遭到围观者的质疑和斥责。第二天黄昏，更大的一场辩论有备而来。在十六斋东门外的马路上，显然是有组织的一群同学团团围住了张元勋和李任，对张元勋提到的中文系学生黄必达自杀事件展开激烈争论（黄必达因重症肺结核于1957年初自杀而死，张元勋认为校系领导对黄的自杀负有责任，是官僚主义的表现），张元勋表示认错，但仍遭轮番讨伐。

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到深夜，拉出大饭厅的饭桌作为讲台，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气氛已显得剑拔弩张。

在张元勋面对围攻难以招架时，林昭出马了，她登上了桌子，操着苏州口音的普通话说：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你是谁？”一声怒吼从夜色中的人群里咆哮而出，打断了她的发言。

“我是林昭！怎么？你又是谁？如此摆出一个审讯者的腔调！你记下来，双木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

“告诉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功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你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这是林昭在“5·19运动”中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言。她当时在“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中”痛苦挣扎，出于良心驱使，她为同学张元勋受到无理攻击仗义执言！

在“组织性”与“良心”之间徘徊的林昭，始终关注着“5·19运动”的事态，她参与了一些活动，也在一些自己认可的大字报上留言支持。

5月25日，西语系学生会在办公楼礼堂召开“肃反控诉会”，调干生顾文选和周铎在会上重点发言，顾文选讲述了自己上大学前在公安局工作时肃反中遭遇到的迫害。周铎讲述了自己在公安机关工作时被打成反革命所遭受的虐待，两位同学的发言声泪俱下，在场的听众群情激愤。沈泽宜回忆说：“两位同学控诉完毕会还没散，我转过身去，发现离我几排座位的中间部分坐着林昭，她的眼睛已经是红红的了。”

物理系气象专业53级胡伯威回忆：鸣放中，他先后贴出了小字报和中字报，剖析了自己从对于政治的盲从狂热到质疑、思考的心路历程，提出了大学教育中存在的政治理论课死读硬灌，组织教育塑造没有独立思想的学生等等问题。他说：我的中字报标题不记得了，倒是记得用了一个副标题：“一支柔和的小提琴奏鸣曲”，表示自己这篇文章遵循的是党对整风提倡的“和风细雨，而不是疾风暴雨”的精神。文章贴出来以后，立即引起反响。一些人在上面批了赞同的意见。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一段署名“林昭”的娟秀的钢笔字，大意是说，这真是一支优美的“小提琴”奏鸣曲，太好了！后面还有几句话，具体的我记不得了，我的印象是此人非常理解我的想法。

主张和风细雨的林昭并没有加入到激进学生的行动中，5月29日，激进学生社团“百花学社”成立。林昭的同班同学王国乡是这个社团的发起人之一。王国乡对笔者回忆：我当时让林昭参加“百花学社”，她拒绝了。

但对于《红楼》诗友张元勋、沈泽宜主办的“百花学社”同人刊物《广场》，林昭给与了支持。她以“任锋”的笔名写的诗歌《党，我呼唤》被收入了《广场》，在这首诗中，林昭表达了对共产党在建政以后一些特权现象的忧虑：

党啊！在你神圣的机体内，有一些这样的党员，他们是你身上的斑斑毒癣，他们醉心于另一种特权。对这些人我要大喝一声，请听听一个公民的声音：把眼光投向生活的深处，投向人民苦、乐的底层！不应倾着耳朵光听赞歌，在谄媚声、喝彩声里倦倦欲眠。

党啊！我向你声声呼唤！人民从不把自己的命运，轻易地交到别人的手中，还有什么更深的痛苦，甚于受统治者的欺骗，播弄？但是，党啊！对你，只有对你，我们献上一颗颗赤子之心，献上全部的忧虑和希望，献上全部的信念与爱情。

这首诗写于5月29日，在鸣放的揭露和抨击中，一些阴暗、腐败被曝光，林昭对此忧心忡忡，她对衷心热爱的党一剖心迹，忧虑和希望溢于言表。

6月初，反右已在党内布局，林昭听到了风声。党员同学彭力一回忆：反右即将开始时，有一天，我碰见林昭了，她问我，“大鸣大放是不是要停了？”当时，我还算左派，被指派为反右理论小组成员，听过校党委书记江隆基做的准备对右派发起反攻的报告，但天机不可泄露，我回答说：没有啊，大字报不是还在贴吗？她说：“毛主席真伟大，敢发动大鸣大放，要是停止大鸣大放……”,下面的话她打住了，问她也没说。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右斗争的号角。6月21日，《人民日报》在关于高校反右的报导中，将北大“百花学社”定性为“反党小集团”。6·8社论和《人民日报》对北大“百花学社”的定性，在北大激起了很大反弹。一些学生干部和被视为“卫道”的同学们感到欢欣畅快，而激进的学生们则愈加逆反，态度强硬。不少中间派的同学则对这种之前号召鸣放，之后又秋后算账的做法比较反感。这种对立和分裂前所未有，北大的反右陷入僵局。

此时的林昭和不少人一样，感到不解、忧虑和迷茫。西语系德语专业53级学生杜文棠是林昭在北大诗社的诗友。杜文棠回忆：大约六月份，久未见面的林昭突然约我谈话，说希望和我交换一下看法。我和她在操场北边小土坡下找块树荫席地坐下，平时极富口才的她欲言又止，终于说：目前同学们情绪这样对立，发展下去如何收场？她很担忧，问我怎么看，怎么能解决目前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我哪里答得出，我本人也非常困惑。我结结巴巴说了几句“我也想不清楚，但总归会解决吧”之类的废话，就说不下去了。当时天气很热，空气凝重，只见她比平时更显瘦弱，面色苍白，眼神充满了忧伤。我想说几句关心安慰她的话，但终于没有说出口，只是枯坐在那里，沉默着。这谈话也终于难以继续，她轻轻地说：“那么，多保重吧！”我连忙说：“你也保重！希望情况会好起来！”她慢慢起身，缓步走了。我呆坐在原处，从她的背影我能感到她的失望、无奈和忧伤。

 

罹祸反右

因为当时北大反右受阻的形势，高层派彭真到北大坐镇督导反右，彭真先后到北大数学系54级、物理系53级等激进右派学生集中的班级支部，布置和推动反右，以高压手段强势推进，打开了北大反右的突破口。

为了持续集中火力打击右派，北大将本应在7月初开始的暑假推迟了两个星期。实际上，整个7月都用来组织反右力量，这个阶段，主要是揭露批斗最激进的影响力大的右派分子，“百花学社”首当其冲。《广场》的主编，中文系54级学生张元勋、沈泽宜、王国乡都成为主要目标。

沈泽宜被校方策反，成为率先认罪的典型，获得从宽处理。而态度不好的张元勋、王国乡则在劫难逃。

7月7日，《红楼》编辑部召开会议，讨论开除编委张元勋和李任，所有编委都同意将张元勋和李任开除出编辑部，包括林昭在内的所有人举手表决通过。参加会议的杜文棠回忆了当时的境况：主持会议的团委领导康式昭宣布将张、李开除出《红楼》，在江枫、刘登翰、任彦芳、张炯等人发言后，林昭也发言，表示要与张元勋划清界限。她声音很低，语言不连贯，仿佛做了某种错事，希望大家能原谅她。

但以林昭在鸣放中曾为张元勋鸣不平的表现和她与张元勋、沈泽宜的密切关系，她很快被涉及。在《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第二辑、第三辑上连续刊登了《林昭是“广场”的幕后谋士》《翩然“红楼”座上客，竟是“广场”幕后人》等批判林昭的文章，称“林昭是张元勋、沈泽宜的亲密战友，‘广场’的幕后参谋者”，要“林昭滚出《红楼》”。

在1957年9月开学后的反右第二阶段，林昭被划为右派。同班同学孙文铄回忆，林昭的右派罪名是：

5月19日沈泽宜、张元勋的《是时候了》发表后，林昭写了《这是什么歌》的长诗支持沈、张；

她在张元勋受到围攻时，公然为张元勋辩护，宣称党团员存在“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

她在背后不是说党对整风没诚意，就是说哪个党员不顾人家死活；

她为《广场》写了《党，我呼唤》一诗，全诗用哀婉欲绝的调子哭诉解放后遭遇的不幸，还以行动维护《广场》的战斗；

她是《红楼》的编辑，当《红楼》选编“整风运动特辑”时，她主张将张元勋的《是时候了》和王国乡的《一个积极分子的自白》两文收入，并且特别推荐右派诗人戴佳珊的作品，因为其中有”官僚主义今犹在，只是招牌改”这样的句子；

她深夜坐在未名湖畔大声朗诵屈原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发泄不平。

林昭在被划为右派后，精神极度苦闷、绝望，她在给妹妹彭令范的信中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维系我的一切全垮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还惨。

作为一个热情纯粹的理想主义青年，她经历了理想幻灭的极度痛苦。她曾吞火柴头自杀，被同学发现及时抢救过来。她又曾跑到团中央投诉，要求主持公道。同学朱锦翔回忆：林昭那时心情非常苦闷，又没有人能诉说，经常一个人跑出宿舍深夜不归，她几次听同学说：林昭又找不到了。孙文铄回忆：一个晚上，林昭突然失踪了，班上同学分成三路，分别去未名湖、颐和园和北海公园去找，没有找到。第二天上午她自己回来了，原来头天晚上她的确去了北海公园想投湖自尽，但是她到了那里想了一夜，想开了，回来后对同学赵雷说：“我当右派不冤枉，但干的右派活动太少有点冤枉。要想改造社会，不干则已，要干就往大里干，决不低头屈服。”

经历了牛虻式的精神蜕变的林昭，再次表现出天性中的较真与倔强，她对于蛮横无礼、强加于人的批判和诬陷绝不接受。彭力一回忆：他们班上开她的批判会时，要我去参加，我去了，而且根据我当时的认识批判了她，最后，让她表态。她很倔强地说：“今天，所有党员的发言，除了彭力一以外，别的我概不接受。”不曾想彭力一为此大受牵连，他被指为右倾，同情右派。彭力一说：林昭曾对我说：你虽然也是党员，也有些傲气，但是你还有点人情味，还听得进不同意见，不像有些党员，把党员牌子挂在脸上，一副政治面孔。

未完待续

来源：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