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有情有义勇于直言的张澜先生
2025年9月25日上午，笔者在澜之教育基金会尹同志陪同下，参观坐落在南充的张澜纪念馆，收到阳琼馆长赠送的《张澜年谱新编》。翻阅此书，特别是看到张澜为卢作孚去世两次给周恩来总理去信为卢作孚打抱不平，为梁漱溟顶撞毛而给毛去信期盼原谅梁的行为，让人感动。此时张澜已是80高龄。先生有情有义，勇于直言，乃真君子。不愧为川北圣人，中国杰出的大政治家，教育家。
一、为卢作孚打抱不平
张澜（1872-1955）与卢作孚（1893-1952）是近代中国两位重要的爱国人士，他们的交往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张澜比卢作孚年长21岁，因共同主张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而结下深厚友谊。张澜在四川享有极高威望，1933年被民生公司推选为董事并连任三届，成为卢作孚事业的重要支持者。
卢作孚在泸州推行“新川南”建设时，张澜对其教育改革（如邀请恽代英任教、创办民众教育机构）给予支持。
1925年卢作孚正式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始搞航运业。凭借优秀的管理制度、过硬的信誉，卢作孚民生公司很快崛起，并且承接起在川江航运与帝国主义轮船垄断公司的对抗任务。卢作孚成功团结民族资本家和爱国民众，沉重打击了外国轮船的气焰，他本人也成为了当时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在此背景下，卢作孚原先的三艘轮船一下增长到1935年的44艘轮船，员工也扩张到2800余人，卢作孚和他的航运公司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企业。
抗战期间，卢作孚领导的宜昌大撤退保存了抗战工业命脉， 这是卢作孚先生值得后代铭记的为抗战做出的历史贡献。抗战初期，卢作孚亲自指挥民生公司抢运4个师两个旅的川军出川作战，1938年初武汉会战，面临武汉失守，长江各线轮船被毁的困局，为挽救武汉的军民，民生公司承担了长江上游90%以上的运输，火力全开运输各种重要物资和人员。在日机狂轰滥炸的日子里，卢作孚经过40天的抢运奋战，终于在宜昌被日军拿下前，成功将这里的全部囤积人员和物资抢运到四川。因其抢运过程之艰险和取得的成就之难得，被人们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在抗战前三年中，他的公司一共运输了150万余人，物资约100万吨，当然他也付出巨大损失，船只损耗16艘，员工牺牲百余名。
1950年6月，卢作孚响应周恩来号召从香港率船队返回，1952年2月8日，“三反”运动中，卢作孚受冲击在重庆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终年58岁。此事引发中共中央高层震动。
当卢作孚自杀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毛泽东、周恩来正与张澜在一起说事。张楠先生当即说，“我与卢先生是数十年之至交，深知其人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从不置私产，一心为公工作，不计报酬，废寝忘食，是为国家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绝不会是贪污”。
2月28号，有人在政协学习会上污蔑卢作孚为帝国主义服务。张澜在一些人攻击、污蔑卢作孚的情况下，连续两次致信周恩来，陈述卢作孚“服安眠药致死一事”的主要原因。介绍卢作孚对国家所做的贡献，并称“在旧社会中属于自觉自治而有如此成就，实属难得可贵，建议”可否由政府指定专人收集资料详细考核”。
2月29日张澜的信中分析卢作孚自杀原因：
一是股东压力。卢作孚返乡期间，合川县民生公司股东因长期未获股红息，情绪激烈，甚至威胁“流血对付”；重庆股东亦指责作孚“好大喜功”，扩张船队导致现款呆滞，以致股东不能得到利润。
二是民生公司职工多数固能勤苦努力，廉洁守法，但亦有少数人在国民党通货膨胀时期，利用机会营私舞弊者。
三、民生公司财务情况收支已经接近平衡，但近期连续有两支轮船触礁失吉，又造成重大损失，打破了平衡收支计划。以卢作孚对民生公司之公忠勤苦，为全体股东积累巨额资产，而股东中乃仅有只顾目前私利之人，不加谅解，言行偏激。以作孚治事之切实精细，坚毅勇猛，刚要做到收支平衡，忽又遭意外挫折，损失重大，更加重其心脏间隙之旧病，平时每天必服安眠药始能就寝，在这几种刺激之下，宜其急剧转变，多服药片，消极治疗，以明心见志。
当然还有一些原因，张澜信中没有明说。张澜强调卢作孚“艰苦朴素，严以律己，一心为公”，其自杀实为极端环境下的悲剧。
3月1日，在第一封信发出后的第二天，张澜再次致信周恩来，就卢作孚向加拿大借款一案作补陈说明，在陈述了事情原委之后，张澜说，“足证作孚为了保全人民财产，曾做坚定而精细之努力，完成任务。此项财产将来即为人民服务运输之重要工具”。
上世纪80年代，卢作孚的问题有了较为正确的结论。1980年的9月4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对卢作孚先生的一生给出的政治结论是，“卢作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族工商业者，早年创办和经营民生轮船公司，对发展民族工商业起过积极的作用。解放后，他热爱祖国，拥护人民政府，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曾从香港组织一批轮船回来参加祖国建设，对恢复和发展内河航运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1980年能够做出这样评价，已经很不错了。放在历史长河考察，这个评价，过于平平。卢作孚历史地位没有写到位。特别是在抗战期间的贡献，甚至没有提及。
点评
张澜与卢作孚均为民国时期重要社会活动家，前者是民盟领袖，后者是实业救国典范。两人在抗战及建国初期均有很好合作，张澜的给周恩来的信，不仅是对友人的追思，相信友人的品德，亦是对卢作孚自杀原因分析与反思，更是张澜有情有义的真实写照。而卢作孚自杀，则是当时民族资本家（今天称民营企业负责人）发展整体环境堪忧的缩影。
二、为梁漱溟顶撞毛向毛泽东求情
张澜和梁漱溟都是民盟的创始人。两人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包括爱国、爱民，关心农村建设和农民问题，追求民主、宪政和社会正义。两人早年都不赞成用暴力革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而是希望通过教育和地方自治来改造社会。梁漱溟在山东积极从事乡村建设实践，主张通过教育改造社会；而张澜则在南充以民治主义为指导，发展实业、普及教育，推动地方自治。1937年7月，张澜邀请梁漱溟在南充成立四川省南充民众教育馆，旨在通过教育普及提升民众文化素养。该机构后来发展为南充市中心医院，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卫生设施。
1953年9月11日，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时，因质疑过渡时期总路线中重工业优先政策对农民的忽视，与毛泽东发生激烈争论。梁漱溟提出工人与农民生活差距如九天九地，强调建国后不应忽视农民利益。毛泽东则当场反驳其观点荒谬，批评其反对总路线。这场辩论持续数日，最终以梁漱溟被台下群众轰下台而告终。
史料：中国民主同盟成立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鲜英寓所）召开成立大会，张澜、梁漱溟、黄炎培、罗隆基、章伯钧、张君劢、左舜生、李璜、林可玑、丘哲、江问渔、冷遹、杨赓陶等13人参加。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和国人》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并选举到会的黄炎培等1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章伯钧和梁漱溟为中央常务委员，推举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半年后，张澜继任。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三党三派”联合发起，包括：三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中国农工民主党）；三派：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救国会（1942年，沈钧儒和救国会加入）。凡加入同盟的党派的领导人都有双重党籍，同盟的组织纪律对加盟的独立政党的领导人并没有多大的约束力，因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依然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政治联盟。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的“政团”二字取消，改名“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容许无党派人士个人参加。选出了张澜等33人为中央委员，张澜继任主席，左舜生任秘书长。
为了让读者对这场辩论有所判断，笔者将梁漱溟在1953年9月11日下午大会发言最核心内容作一展现：“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了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9月12日，毛泽东在讲话中不点名的批评梁漱溟。9月16日，梁漱溟获准在大会上发言，重复了他对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的看法。在9月18日的大会上，梁漱溟答辩发言刚开了头，就被会场上轰他下台的声音打断。梁盯着毛泽东，以争取发言权，说：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昨天的会上，各位说了我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是不公平的。我很希望领导党以及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同时我也直言，想考验一下领导党。现在我问毛主席有没有这个雅量，听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完以后，你说误会我了，梁漱溟原来没有恶意。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毛泽东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漱溟紧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泽东回答说，但我有一个雅量，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是可以当下去的。让你继续当政协委员，是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的。此时梁漱溟没有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回答得很干脆，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另一回事。 毛泽东最后说：“梁先生，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不给你充分的时间讲话你又说是不公平的，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你讲话，那什么是公平呢？你看怎么办？”梁漱溟满脸的不悦：“听主席决定。”
梁与毛发生了冲突，梁顶撞了毛，随后，毛主席给梁漱溟定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遂对梁的处理，依“政治从严，经济从宽”，没有把梁往死里整。这是毛建国后，处理政策异见者的一个特例。
毛为什么放梁一马，人们不知道背后故事是：事件发生后，张澜与李济深联名上书毛泽东，力保梁漱溟。
因为他们都在会议的现场，事情原委他们十分清楚。在那种场合下，他们既不能像多数人那样怒斥梁漱溟，也不能替梁讲话。或帮梁向毛泽东求情，但内心却为梁十分担心。此后不久，张澜与李济深交换看法，并一起商量如何帮梁一把。他们认为，梁批评党的现行农村政策并无恶意，当众顶撞毛。虽然不合适，但也没有其他用心，只是个性太硬使然。于是他们商定联名给毛写了一封信。首先批评梁的傲慢，指出他当众顶撞毛不应当。然后以老友的身份介绍梁的性格和为人，希望主席能看到他的坦率、耿直的一面，原谅他的过错。他们在信中还提出，如果毛有时间的话，还可以约他们面谈细说。
张澜和李济深都是德高望重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也都是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既然两位联名替梁解释，求情，毛虽然没有回信，但不能不有所考虑。这或许是梁漱溟能够继续留任政协委员的原因。梁漱溟在90自述中回忆：“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
点评：1953年的梁毛争吵，实际是一个重大事件。梁是一个书生，梁过去虽与毛有多次交流，包括争吵，双方地位是平等的，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了，梁却没有认识到这一变化。而毛对梁的处理，似乎可以感受到领袖个人专断作风正在形成。诚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了毛个人专断作风损害了民主集中制，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而毛的个人专断作风何时开始，梁毛争论或许就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从历史视角看，这场争论标志民主党派历史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民主党派人士议政空间急剧收束。但1953年还不是1957年。张澜为此事向毛泽东求情，一方面说明张澜有情有义，勇于直言，也同时说明民主党派地位正急剧发生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