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我的广州发小们 / 外一篇： 广州往事 我的两个家

1952年春节前，我随母亲的好友张鸣阿姨从武汉来广州，找我的父亲。之前我一直过的是颠沛流离的生活，从东北一直往南走，在哪个城市也待不长，没想到在广州一住就是十四年。

我家虽然在军区大院，但我从来没有感受到大院文化。可能军区大院里像我这种在延安就出生了的孩子太少了，大多数孩子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我最早的童年玩伴是吴布生和何生，我们同在中南军区第二小学上学。

布生家与我家就隔几个门，他的父亲是赫赫有名的吴克华将军。辽沈战役中著名的塔山阻击战惨烈空前，林彪直接喊出：“我不要数字，我只要塔山！”塔山，就是被吴克华死死守住的。布生小时候长得别提多好看了，她的相片被著名的广州艳芳照相馆放在橱窗展出。

何生则是个特别爱笑的女孩，整天“哈哈哈”。何生的父亲何伟是当时的广州市委书记，父亲的老战友，一个天生带着微笑的和蔼叔叔。

那时候不知为什么，几个女孩子总喜欢今天住这家明天住那家，叽叽喳喳有说不完的话。我们是在供给制之下长大，所以我们对家的概念不强，住谁家都行。从战火硝烟中出生的孩子，一头闯进大城市生活，又爱美又不会美，整天学苏联女孩往头上扎蝴蝶结。我有时头顶蝴蝶结，辫梢却用纸绳扎，那个土腥味儿，穿越半个多世纪还能从相片中闻出来。大人从不管我们，反而乐见我们这样。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吴克华和何伟的调离，两位童年小友也离开了广州。

大概是1952年的某天，父亲带我去看望冯白驹，我并不知道这位忠厚长者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当时在他身边的是长女冯尔超，年龄与我相仿，非常朴实憨厚。大人们谈完事准备告辞时，我拉着这位小姑娘的手说：“上我家来玩儿吧！”她立即高高兴兴跟我走了。她的单纯随和与我的没心没肺十分相宜。她经常在我们家一住好几天，她家大人一点也不着急。后来我俩去北京上中学，每年寒暑假一起回广州，整个假期都泡在一起。

尔超是广州时期与我交往最长的朋友。最后一次见她是2023年，在海南陵水，我们都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旁边的人无不为我们保持如此长久的友谊而感动。

我在军区大院里还有一个小玩伴冬洞（黄春光）。他父亲黄永胜是广州军区司令员，我父亲兼任广州军区政委，两家相邻而居，隔着窗户都能聊天儿。

黄叔叔魁梧挺拔，绝顶军人英姿，与毫无仪容可言、矮小的父亲形成鲜明对比，但他俩关系却很好。黄家四个儿子，冬洞是老大，小我两岁。冬洞虽然是个男孩子，但一点也不淘气粗野，反而十分乖巧礼貌，所以我们俩玩得来。一般都是冬洞来我家：“亮亮姐姐！”每次都是未见人先闻声。

冬洞的回忆很有趣：“达道路十九号略略维修了下，陶伯伯、曾妈妈和亮姐就搬来了，一起邻居十几年。亮姐爱睡懒觉，常常被我这个傻小子闯进屋里吵醒，并央求带我玩或讲故事。亮姐爱看小说，我还不爱看，有时扔给我本书，她再赖会儿床，我只得乖乖地坐在椅子上看书，亮姐接着蒙头睡……有时睡到吃午饭，我只好郁闷回家（这种情况只限于假期）。但看小说却是亮姐逼我出来的，慢慢也喜欢看书了。”

两小无猜，“亮亮姐，亮亮姐”地叫着，也不知这样过了多少年，突然觉得小男孩脆脆的声音变成了大粗嗓门，这才发现那个一直被我认为的“小屁男孩”竟长大了，长成一个高大英俊的青年。后来我去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1962年他去了西安的“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简称西军电，即后来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但每次放假回广州的时候他会照例来看望父亲和我。

前一段冬洞还讲了跟我父亲的一件往事：“陶伯伯在我眼中是个既严厉又亲热的长辈。每次见到都会微笑着对我说‘小冬洞来找亮亮玩了，她在楼上，去找她吧。’上大学时放寒假回家，去看望陶伯伯和曾阿姨。陶伯伯拿了个很小的半导体收音机送给我说‘这是野坂参三（日共中央主席）送给我的。你是学无线电的，拿去研究研究，人家日本人怎么能做出这么小巧的收音机，而我们连大的都做不出来？’”

当我与布生、何生、冬洞、尔超再次见面已是十年运动结束后了，且都已经人到中年。除了尔超回到家乡海南外，其余我们四人都定居在北京。此后再也没有分开，每年都必定相聚一两次，已经坚持四十年。然而，当我构思这篇文章时，突然发现，那十年她们是怎么度过的？克华叔叔经受了什么？何伟叔叔究竟是怎么死的？脑子里竟是一片空白，而最让我惊讶的是，当我向她们询问时，她们似乎都不想谈。布生回我：“我们全家都未正经说十年中个人的遭遇，心痛受不了！”仔细想想，布生说得有道理，那些往事不是我们几家的事，是全民族的事，个人的命运何足挂齿！

凭着有限的一点资料，略略谈谈我们几个以及父亲的事儿。

何生父亲何伟，《林海雪原》里何政委的原型。在当河南省委第二书记时，曾三下兰考（河南省一个县），促成了焦裕禄这个党的模范干部成为全国标杆。作为党内少有的大学学历的领导干部，他被安排担任教育部长，运动开始后首当其冲，天天被批斗，1972年在地铁站突发心肌梗死，未能得到及时救治而去世。

何伟、陈正人以及曾山三位部长先后突然离世，让周总理痛心不已，经请示主席后，总理以“让老同志检查身体”为由，让大批关押在监狱、牛棚和下放劳动的老干部得以解脱，纷纷回到北京。

布生的英雄父亲吴克华，被所谓的“革命组织”在地牢里关押了四年半，经历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将军去世时留下遗言：“请把我葬在塔山！”他曾用“尸山血海”来形容当年阻击战的惨烈，如今作为总指挥官的将军来陪伴他的士兵们了。

去年布生在“发小”聊天群发了一段话：“……春节过得也挺苦涩的（恰是我爸走了的日子）。……尔超昨天也去找冯伯伯了。最终得出一个不知对否的想法——要是没有‘文革’多好！一切的一切，都会是另一番景象！”我才猛地咂摸出布生心里的苦啊！她对父亲无时不刻骨铭心！

冬洞，这个冬天在洞里出生的孩子，注定人生要进入一次凛冽的冬天，只是他的冬天比我们的冬天来得晚一点，命运多舛一点。他的父亲，开国上将，三枚一级勋章获得者，被判有期徒刑十八年，1983年在刑期内病逝于青岛羁押地。黄叔叔的三儿子写了部书《军人永胜》，很好诠释了他的名字和戎马一生。

对前三位发小我可以一笔带过，但对尔超我想多写两句，因为牵涉到两代人的关系。提起《红色娘子军》无人不晓，但娘子军背后的巨人却鲜有人知。冯白驹创立了琼崖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光辉奇迹。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表彰在三大历史时期做出卓越贡献的英雄，国家颁发了一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拿到三枚一级勋章的全国只有五十一人，冯白驹便是其中之一。但是冯白驹没有获授军衔，1952年调离海南，1957年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运动开始后突然消失三年，原来是被“专案组”关押在杭州灵隐寺受审。1973年因前列腺癌去世。

我看过尔超深情怀念父亲的回忆录，其中一段写道：“……那天（一九八三年春），我接到广东省委组织部的电话，通知去部里看份文件。在组织部二楼，当我接过那份平反通知时，百感交集，象是捧着一件稀世珍宝，眼泪如潮无声滑落……那时还没有复印机，文件也不能带走，我颤抖着问道：‘可以抄下来吗？’得到肯定的答覆后，我流着泪，逐字逐句、完完整整地把文件抄写在笔记本上。晚上，回到家中，我长跪在父亲的遗像前，把这份通知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给父亲听，一遍一遍地告诉他：‘爸爸，党中央给您平反了！’”

我父亲主政广东，对“反地方主义”难脱其责，尔超心知肚明，但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流露过她的伤感，更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友谊，她反而总是对人说“亮亮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父亲百岁诞辰，她特地从海南赶来参加。这么好的一个人，却晚景凄凉。先是最疼爱的大儿子心脏病猝死，紧接着相濡以沫的老伴也撒手人寰，她崩溃了！每次与她通电话，她都说：“你为什么不来看我呀？”（她后来是冯白驹纪念馆馆长）就在我们最后一次相见三个月之后，2023年4月1日，她因脑中风孤独走完一生，成为发小中最早走的那位。

何生、尔超还有我的父亲们均死于那十年，布生父亲搭上了半条命，冬洞爹则是失去了政治生命。父亲们逢难时，我们都不过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但命运的变化让我们失去了青春。我们虽然都完整地接受了大学教育，但同时也都受到父辈的牵连，何生在哈军工学的是空气动力学，父亲出事后去干校当了农民。尔超学的是外语，被分配到济南钢铁厂当工人。冬洞进学习班政审四年，出来后到一个农场任副场长，后来白手起家经了商。我和布生由于学的医，幸运保住了专业，但我被分配到大西北呆了五年。何生从一个事业单位退休，我与冬洞则拿的是社保养老金，布生在军队退休，待遇较好。我们早已归入烟尘，除了我不得不仍在折腾外，其他人都做了一个安安静静的大妈大爷。

在我们绵长的友谊中，共同的回忆却只有广州那一段，那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光。然而，当我今天回首往事时，却不仅仅有快乐，也有了沉重，几番的沉沉浮浮，让我常常会陷入沉思。对往昔的议论纷纷攘攘，各执一词，即便我们发小，在成长过程中，也难免不受到牵扯。

然而“广州时期”，即50年代初期，也是我们五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则是一个让我们回味无穷的好时代。父辈们蹚过了血与火的二十八年，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上海和北京的市民一定不会忘记一个稀世罕见的场景：清晨当他们打开房门时，惊呆了！街上齐刷刷地睡着解放军战士，军队夜间静悄悄地进城接管了政权。他们何曾见过这样的军队？他们怎能不心悦诚服于共产党的胜利！在短短的时间里，野马脱缰般的通货膨胀被抑制，全国的匪患被消灭，新中国不再有战乱流民，不再有黑帮恶霸，不再有妓女、赌博、鸦片……这些中国千年的沉疴痼疾被一夕之间连根拔掉。虽然还一穷二白，但中国老百姓终于过上了和平宁静、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生活。特别是中国贫苦的农民，盘古开天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尊严，有了政治地位。我曾遇到一位出租车司机说“毛主席给了我们尊严，邓小平给了我们富裕”，这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

现在网上激辩：“过去究竟好不好？”就我而言，当然希望国人认为过去好，因为50年代初的中国欣欣向荣、生机勃勃，我们的父母们从职业革命者踌躇满志地向建设者转型，那是他们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时期。然而感情归感情，事实归事实。如何直面往昔？这是我至今要勇敢面对的问题。事实上最深刻的反思反而来自一批老“红二代”，他们反思是难能可贵的。

人们对过往的回忆可以非常不一样，即便我们五个人也绝不会一致。如今网上争论“吃得饱”或是“吃不饱”，也许都是事实（也不排除成心的杠精），只是对应的时间不同而已，加上其他一些非常复杂的因素（阶层、身份、职务、级别、地域……），就构成了对一个时代完全不同的感受。但总体上那个年代物质是极其匮乏的，吃不饱是有的，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究竟有没有锇死人？1960年，我父亲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首件事就是去河南处理信阳事件，中国人不应该忘记这个事件。

1961年5月份父亲特意回家乡祁阳考察灾荒实情，至今祁阳“陶铸纪念馆”还展出着他于5月18日写给母亲的一封信：“曾志：……我这次回到祁阳家里住了两天，几年来那里工作做的很不好，比我那次回去的情况完全两样，那次是见到的人高高兴兴，这次是哭哭啼啼，非正常死亡比例很大，病人很多，山林破坏得很厉害，房子破烂不堪，总之是一片萧条景象；我去跟当地党委开会帮助解决些问题，情况会逐渐好转，但要完全恢复，应非两三年不可。陶荣到广州后你见到吗？很可怜的一个小孩，你精神好时可以要他谈谈他在家里的情况，要亮亮、斯勇、志修他们也听听，很有好处。”

“陶荣”是父亲从祁阳带回的一个饿得奄奄一息的孤儿，后改名陶斯民。“上次见到的人高高兴兴”，是指他1951年广西剿匪归来，路过家乡，特意去看望了老母亲，也感受到了新中国老百姓的喜悦。1961年再次归来，家乡“一片萧条景象”，甚至连种子都吃光了。他当即下令解散食堂，救济饥民，并运来红薯种苗以度灾年。为了响应主席“三年不吃肉”的号召，我父亲真正做到了三年不知肉滋味儿。在配给制下，省委书记的生活也不过如此，可想那些本就贫苦的人家会多么困难。

我先生理由在回忆我母亲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位在战争年代百死一生的传奇女性，几乎用她的后半生去执着地迎接一场新的挑战——如何超越中国亘古以来对于创业与守成那铁一般的悖论。在中国文明史上，这场挑战更庄严也更壮烈。是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的父辈是一群极富献身精神的理想主义者，把国家建设强大，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他们至死不渝的追求。如今的他们早已化作烟尘随风而去，功过是非，留给历史；未达的使命，交给未来。

我们几个当年广州的孩子，在经历了几度变故后却能重续前缘，是什么力量让我们的友谊能够长长久久？父母的因素肯定让我们深度黏合，当我们几个在一起时，就彷彿穿越到了五零年代初的广州，回到了“小棉袄”时代。难不成八、九岁时聊的小儿经，到了七、八十岁还是聊这些？现在想想还真的就是这样。我们不谈钱，不谈利，不诉苦，不抱怨，简单的快乐，说易实难，我们聊的那些内容不足外人道，却可抚我心。

我非常喜欢《建党大业》的主题曲《追寻》：

追寻我生命的那份纯真

心中抹不去的那一片云彩。

追寻那永远属于我们的

那份无悔的忠贞。

又见过去岁月如歌的年轮……

我与我的发小们，从小到大，从大到老，一直在追寻，追寻岁月如歌的年轮，追寻生命中的那份纯真，追寻父母们的足迹，直到永远不再分开！

2024年5月于北京

 

作者注：本篇文章最早发表于《亚洲周刊》2024年第20期，原文标题为《陶铸之女回忆童年岁月 陶斯亮难忘军区大院“发小”》。我将那篇文章做了较大的删减和修改，现在天道和圣微信公众号发表，作为我《广州往事》系列的第三篇小作文……

 

【外一篇】   广州往事 我的两个家

此生的遗憾

如今，我活到这个岁数了，回忆一生，有两件终身遗憾的事情！

一件事是父亲被囚禁在中南海时，我获准来看望他，在家住了大约一个多月。1967年9月的一天，得到通知，我被分配到吉林白城321医院。临走前一夜，我与妈妈挤于一床，彻夜长谈。凌晨，我在父亲的门前徘徊了许久，心里在挣扎，要不要与他打个招呼？但我怕我会哭，怕分别的伤心场面，一咬牙，出门走了，心想用不了多久，我还会见到老父亲的。没想到这竟是永别！后来知道父亲那天晚上通宵都在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并写下心得，落款是：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女儿离别之夜。听母亲说，父亲稍有责怪，“怎么走得那么匆忙，连个招呼都来不及打吗？”。六十多年过去，这依然是我心中的最痛，触不得，一触就痛得不能自已。

另一件事是，我小学（四年级前）、初中、高一、大学都是在外地上的，只在广州执信女中读了高二和高三，陪伴父母的时间太少，等我意识到父母正在老去，需要我的陪伴时，为时已晚，“十年”改变了一切。

失去了才知是宝贵的，我搜肠刮肚，将有关“家”记忆，点点滴滴地写出来，以告慰父母，更是为了自己心灵的解脱。

母亲的四个孩子

我是母亲的第四个孩子。

大哥石来发和二哥曾春华因当时的斗争环境不允许，都是一出生就送了出去。中间还有个男孩铁牛，是与蔡协民生的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生在福州，环境不是那么险恶，母亲想把铁牛留下来亲自抚养，但是被组织送养给了当地一户有钱人家，换了一百大洋，用来解决急需的经费。母亲心疼如绞，但面对“妻子与腹中孩子刚刚一齐被杀害”的领导，她无法拒绝。小铁牛不久便得上天花夭折了，这成为母亲心中难以拂去的伤痛。

母亲在自传里写道“这种事在今天是绝对不能设想的！但是对那时的共产党人来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抛弃的，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然而她依然是痛苦的，即便进入老年，对小铁牛仍不能忘怀，面前经常会浮现出小铁牛的可爱模样。

我出生在延安。1945年父母奉命开辟新游击区，在出发前不久，母亲做阑尾手术，要求结扎输卵管，这对父亲来说是断香火的事儿，但父亲尊重母亲的决定，因此我成了他俩的独生女。父母临行前把我托付给了杨顺清叔叔。若不是日本投降，我得以早早回到父母身边，恐怕命运会与我的几个哥哥一个样。

战争时期好像没有固定的家，母亲一直战斗在前方，她从来都是独当一面地工作，好在有杨叔叔，他从两岁一直把我带大到九岁，才回到贵州老家。

武汉，妈妈和爸爸的家

真正安家过日子，是建国后在武汉和广州。如今回忆那时的家，还真是很奇特。

50年代初，是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这两个湖南人，一个羞于怕老婆，一个不屑当夫人，两人都是钢骨铁筋，都以自己的事业为大，谁也不肯做出妥协。特别是我的母亲，把自己定位为：首先是革命者，然后以事业为重，最后才是妻子和母亲。难得的是这三条她都做到了，而且出色。

在武汉时期，母亲任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时就自立门户了。她托人从福建找回了与蔡协民所生的二哥春华，接来了分别二十多年的母亲，过上了美美的小日子。对此二哥后来写下文字，描述了他历经万难从福建来到武汉，终于见到素未谋面的妈妈时的情景：

“……我坐在办公室沙发上等妈妈。妈妈从外面开会回来。还没进屋，妈妈就喊‘我儿子到了吗？在哪？’妈妈穿的是硬底皮鞋，踩着刷着红油漆的木板地板咯噔咯噔地响。她穿着一身咖啡色列宁服，一阵小跑，进屋了。走近我身旁，我仍然坐着，没有起身，此时哪懂得一点儿礼貌。妈妈蹲下来同我讲话。接着带我‘回家’。”

所谓的家其实就是妈妈的办公室。一共有两间屋，一间内屋，是妈妈的卧室；一间是妈妈的办公室。晚上二哥就睡在妈妈的外屋。

“我进入梦乡，哭着，叨念着，伤心啊！怨妈妈为什么扔掉了我使我残废了，十几年来这么苦！半夜里把妈妈吵醒了，妈妈来到我床沿边，安慰了我一阵。第二天早上醒来，枕头上浸了不少泪水。

吃了早餐，妈妈要去开会，她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那时干革命工作，如果带着你，恐怕你也难活下来，那时很艰苦，我们到处跑，随时都有被敌人捉着杀掉的可能。你的父亲叫蔡协民，是湖南华容人，很早就牺牲了，你是春天在福州生的。你跟我姓曾好不好？华容是你父亲的故乡，以后你就叫春华吧，春华秋实，苦尽甜来，现在革命胜利了，这是多少革命战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妈妈，从此时起，春天生的春生就改叫春华了。第一天享受到母爱的幸福。曾春华新的一页生活从此开始了，我有妈妈了！”

“妈妈很少回继父陶铸家，有一个星期天，妈妈带着妹妹回来，向我介绍说：‘春华，这是你的妹妹……’”

这个妹妹当然指的是我，我当时是跟父亲过，住在一座小楼的二层，除父亲和我外，还有奶奶和表姐刘曼华。

妈妈把外婆也接到了汉口。外婆和妈妈住在里面的卧室，二哥仍然住在外间，外婆很疼爱二哥。就这样，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母亲带着外婆和失而复得的儿子，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只是偶尔才回来看看我们。

广州，母亲的家

母亲1952年来广州后，任广州市第一任的电业局局长兼西村电厂厂长。她又是这个样子了，在西村电厂工人宿舍区安了自己的小窝，先后将外婆、她的侄儿、侄女以及外甥都接来，在电厂安了家。小屋过于拥挤，母亲就夜宿办公室，回家吃饭。

我外婆是一位非常朴实善良、开朗热情的人，她与那些工人家属们打得火热，经常做点好吃的请左邻右舍分享。夏天的晚上，邻里们常将小桌子搬到小天井来，小桌子几乎连成一片，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说笑，不太宽敞的天井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彼此都很亲切，气氛十分融洽。母亲感叹：这里的人心是相通的，没有等级之分，没有界限，有的是同志之间深厚的情谊。

此时二哥已去外地，连续读了几个速成班，最后到太原化工专科学校上学，学的是炸药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一所军工厂，成了一名工程师，直至退休。母亲和外婆帮他找到了终身伴侣，是一位勤劳能干的湖南辣妹子，他们育有二男一女。二哥虽然经历过很多艰辛，但聊以慰藉的是，他始终是个“公家人”。

值得一提的是，母亲在这儿迎来了留在井冈山的长子，夏明震烈士的骨肉，石来发。

对于这对母子相会，大哥的长子金龙在纪念曾志百岁诞辰时著文道：“……奶奶性子很硬，很少流泪，可是见到父亲，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话也不会说。二十多年的牵挂，二十多年的思念，都在这一刻迸发了。奶奶对父亲说：‘来发，留下吧，在广州，白天到工厂做工，晚上去夜校读书识字。’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妈，算了吧，我已经成家了，还分了田，分了地，我是家里的主力，还是回去吧！再说，家里还有八十岁的奶奶，没有我她就活不成。我得回去守着她，给奶奶养老送终，人得讲良心啊！’奶奶听后非常感动连连点头。她说：‘来发，你做得对，应该回去！你虽然不识字，却能懂大道理，做人就是要知恩图报。人家养了你这么多年，我也不能夺人所有啊！’就这样，父亲和奶奶匆匆见了一面，就又回到了井冈山。后来文革党内斗争又起，陶铸爷爷和奶奶都身陷其中，我们家也就又一次和奶奶失去了联系。这一别又是二十多年。父亲也就在井冈山做了一辈子农民。”

1996年江西电视台拍摄的文献片《为了可爱的中国》，其中对母亲和大哥都有采访。大哥确实是为了石家的养育之恩而返回井冈山的，他是一个多么有情有义的人！不愧是大革命时期满门忠烈的夏家骨血。

母亲生命的最后三年，二哥来北京，一直守护着母亲。1998年4月4号，大哥、二哥与我，陪母亲过了最后一个生日。那一天，这个倔强一生的女人，郑重地向两个儿子表达了埋藏心底的歉意。

广州父亲的家

1952年初，我先于母亲来到广州，自然是跟父亲住一起。爸爸这边也是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父亲接来了奶奶，还有堂弟陶斯勇、陶斯民和表弟刘志修。

家里有一个阿姨叫郑嫂，是贫苦的广东农村人，家中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她的女儿才11岁，就已经在广州当小保姆。父亲听说后对郑嫂说“国家建设需要很多人才，不读书哪里行？你把孩子接过来，我供她读书。”这样，11岁的秀彩被接来我家开始读小学。父亲为她更名为罗彩。她一直读完小学，之后上了护校。

家里还有一个年轻警卫员小鲁，长得很清秀。后来父亲送他去了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他来广州看望父亲，此时的他已褪去稚气，成了一名英俊的军官。

表姐刘曼华也在广州工作，放假也回来家里，正好碰见，两人一见钟情，便相爱了。父亲为他们举办了婚礼。而后曼华就随小鲁去了军营。但我们姐俩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直到她去世。

总之，父亲的家不是姓陶就是姓刘（我姑父姓刘），母亲的家不是姓曾就是姓吴（我外婆姓吴）。母亲只有周六、日才会回来看我们一下。所以在对广州的回忆里，“妈妈”这个词对我来说若隐若现。

母亲调任广州市委书记后才搬回爸爸的家，把外婆也接来家里与奶奶同住。外婆很胖，天真开朗，笑口常开，很疼我。她先后悄悄地给了我几枚金戒指，让我收起来别告诉别人。奶奶则是很瘦很精干的样子，不苟言笑，一看就是一个坚强的女性，只有她敢骂父亲。这两位老太太在一起甚为有趣，不过胖外婆也好，瘦奶奶也好，反正她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懂。母亲很爱外婆，父亲更是孝顺，每天都去奶奶那请安，行礼如仪。

慈父严母

我从小感受的是慈父严母。

父亲虽然工作忙，一年大部分时间在乡下跑。但只要他在家，就会无微不至地关怀我，比如半夜开会回家后，都会来我房间看看是不是掖好了帐子，关没关灯。只要有闲暇，他会让我陪他在门口的江边散步，给我讲很多的故事和做人道理。每隔一段时间，他还会总结一下我的优点和缺点。印象最深的一条是“你没有妈妈漂亮，也没有妈妈聪明，但是你善良厚道”。我去上大学前夜，他摘下手表送给我，并且给我讲了李密的《陈情表》，说我们是“相依为命”的父女。

而妈妈对我就比较严，对我从来没有任何亲热的举动，更没有甜蜜的话。她要求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干，不要养成依赖性。她半夜12点回来了，见我泡着一盆衣服没有洗，就使劲儿地敲门，逼我起来把衣服洗了，我不开门她就敲个没完。我总是对她一肚子气。父亲去世后，她成为我唯一的亲人，又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我才体会到对她的感情。我的母亲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女革命家，也是一位最好的母亲。

广州的家，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有父母的吵架。

我父亲就是个暴脾气，从小就叫“陶猛子”，在党内也是有名的炮筒子。而我母亲看上去文静秀气，但脾气可一点也不比我父亲小。他们一吵架我就躲在门后哭，于是他们就偃旗熄鼓了。

他们吵架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工作。作为广州市委副书记，有任何工作上的问题，只要是从母亲嘴里说出，广东省委书记的父亲就通不过。有次我父亲将我母亲的全国人大常委名额划掉，换了另一位女委员，这可把我母亲气坏了，指责父亲没有权利拿她做人情，并且一封信告到主席那里，主席批示“良马被人骑，善人被人欺”，这才保住了母亲全国人大常委的资格。

读懂父母

我真正理解了父母之间的深厚感情是在那十年运动中。

1967年元月4号，当她得知“中央文革小组”打倒陶铸的阴谋得逞后，对父亲说了一句“我今后再也不与你吵架了！”之后她不弃不离，陪伴父亲度过每一个“熬骨煎血”的日子，直至1969年11月与父亲诀别。特别父亲生病期间，她尽到了一个妻子能够做到的一切，甚至低下她那倔强的头，给当时的中办主任写了一封信。我无意中翻出了应该是那封信的草稿，时间是1968年4月。这是封无比凄楚的信，难以想象，一向被认为是钢铁意志、性烈如火的母亲，怎会写出这么一封极尽哀求甚至有点低声下气的信来？当读到“可怜我！拉我一把吧！”时，我不由得仰天长叹，泪水顺颊而下。

其实她写信，只不过是请求允许她每天能去301医院照顾和看望父亲，因为父亲患胰腺癌，在301做了手术后，并发感染，高烧不退，已报病危。但这么简单的事情，在当时都是不可逾越的高墙围栏。母亲的信真实描写出了她为病得奄奄一息的父亲担忧得魂不守舍的情景。特别是这句“即使他的罪过是‘死有余辜’，但三十多年夫妻，我非铁石心肠，见他患上这不治之症和这样疼痛辛苦，怎样理智也难以克服感情上的不安。”读来真是让人心碎！

很多人对母亲有误解，虽承认她是位忠勇双全的女杰，一个卓越的革命者，也是个能力很强的领导人，但却不认为她是好妻子好母亲，甚至觉得她是个缺乏人情味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然而，单看母亲这封信，人们也会为母亲对父亲那种奋不顾身的行为所感动。

而父亲与她生离死别前，赠给她一首诗《赠曾志》，这首诗感动了无数的国人，其中“心底无私天地宽”更是成了名句。我母亲把写这首诗的纸页缝在棉衣里九年，直到父亲平反才宣告于世。

告别广州

1966年中央调父亲进京，母亲因患甲亢，很快也去了北京休息，但家没有搬动，好像他们都心照不宣地想，早晚还得回广州来，怎知此去再无归期。我最后一次回广州的家，是1967年的春天。

我在朋友刘海伦的陪同下，从上海来到广州，要求回家拿回自己的私人用品。几经请示，终于让我一个人进去了。带我回去的一位军区同志说：“你要有个思想准备，你的家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家了。”此时的家已经被各路造反派抄了九次，满目狼藉。我只被允许拿自己的东西。还好，相片、笔记本、信件等都还在，就是那几枚外婆送的金戒指没有了。郑嫂一直在看家，她一边擦眼泪一边反复地说“多好的首长，好人啊！”。

这次回去，只见到了志修，他在华南师范附中读高二，此时正准备去海南农垦农场。志修是陪伴父亲最长、也是父亲最看重的一个孩子。父亲曾跟我说：“咱们家最有出息的可能是志修。”他果然没有辜负舅舅的厚望，恢复高考后，考上了中山大学，并且取得了中山大学历史系的硕士学位。当然这是后话了。当时有家回不得的姐弟俩踟蹰在广州街头，真有点无处话悲凉之感。

从此广州再也没有了家。比起后来母亲给我的那个三代同堂，既和睦相爱又吵吵闹闹的烟火之家，广州这个家就像门前的珠江水一样，静静流去，留下的只是“达道路十九号”这个地名，像摩崖石刻一样，深深刻在我的心里。

来源：新华路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