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兴：朱厚泽：离开权力中枢仍忧国忧民，他的名字是开明的一个标志

在我的记忆里，朱厚泽这个名字，是开明的一个标志。

知道厚泽先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小干部，他是中宣部长。我只能是远远地观望他。但是，他的“三宽”（即宽容、宽厚、宽松）深得我们这些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年轻人的心。

“三宽政策”的提出，是在1986年文化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当时他在发言中说：“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要使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忙忙做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和创新，要加以支持。”，他还说，“有篇文章，讲到宽厚、宽容和宽松。三个‘宽’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先生少年时就是一个有抱负的人。

他上清华中学时的一个故事是他的同学唐先生讲出来的。

那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有一年贵阳市举行中学生演讲比赛，朱厚泽的演讲题目是“我想当官”。在演讲中，他先批评国民党官员的腐败、昏聩、无能，然后说，如果我当了官，我会做什么，做什么。他说要做的事都是针对时弊的，是百姓渴望的。他的演讲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获得了全市一等奖。

其实，先生一直在践行他的理想。

先生离开了权力中枢，却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他自己说，我是东张西望，看一些书；东游西逛，有时间到各地转一转；人家叫我说，我就东拉西扯。

朱厚泽晚年思想十分活跃。这和他的经历有关。他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参加革命的，文革前就是中层领导干部。但“四清”运动把他打入社会底层，有过上访者的经历。也靠自己修收音机的手艺谋生，自己买元件装配过电视机，所以在电子方面的动手能力远高于同龄人。他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网民，大约在90年代中期就开始上网。他既当过封疆大吏，又曾在中南海行走。爱读书，善思考，阅历丰富，交游广阔，使他总是站在时代的高处，着眼历史的大处，关注全球的风云，忧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厚泽先生的一生很传奇。粉碎四人帮后，他有了机会施展才华，他遇到了两位好领导，一位是耀邦。一位是当时贵州的一把手池必卿，从1978年当贵阳市革委会秘书长，到1983年当贵州省委书记，到1985年当中宣部长，他像跑步一样迅速地进入了中南海。

真正说认识厚泽先生，是2009年的11月。《领导者》杂志创刊五周年，我们在北京郊区的华彬庄园开了一次作者座谈会，厚泽先生到会了，还发表了讲话，对《领导者》杂志说了不少赞许的话。

当面说赞许的话也许不算什么，但是，我要说一件亲历的事情。有一次，我在一个会上，突然接了一个电话，对方说，“我是石宗源。”吓了我一跳，我不认识石宗源，但是，大名鼎鼎，时任的贵州省委书记，曾任的新闻出版署署长，我做过多年出版社，也算是业内老大。

当时很诧异，因为这么大领导，应该是秘书代他拨通电话，确认是需要通话的人，再转给首长，但是，这位省委书记是本人直接打给我。石宗源书记问我关于《领导者》杂志的事情，为什么要办这样的杂志，是如何操作的，等等，颇为赞许。最后他对我说，是朱厚泽同志推荐我看这本杂志的。

那个时期，贵州有好几位省级领导看这本杂志，我估计都和老书记朱厚泽的推荐有关。

在华彬庄园开会那天，北京下了当年第一场雪，第二天起床时，白雪皑皑，十分漂亮。我动员先生到我家在附近的杉园做客，他欣然答应。

在我家的阳光房里，厚泽先生、何方先生还有杨继绳等人围坐一起，雪花落在玻璃屋顶上，到了一定的厚度后，又一块块滑落下来，发出不小的声响。

然而，没有人关注这些，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听先生的话。

先生讲话的特点是声音不大，当然，和他得了癌症后做过几次手术有关，更是和他平和的性情有关。先生讲话有条理，也善于倾听。和他谈话，真的是一种享受。

记得他很认真地问我：最近有一篇谈“中国模式”的文章，你看过没有？你要注意，我认为，最近十年，中国模式将是大家谈论的热门话题。听得出来，他是不赞成的。

这个问题，果然引起了大讨论。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约请先生到我家，同时还请了中央党校的杜光教授，耀邦的两位秘书刘崇文和高勇，还有一位少奇的秘书姚力文。后面三位都是我的老领导，五个人的平均年龄超过了80岁，都是党的老干部，又都在思想理论战线工作多年，所以，话题一个接一个，老人们也越谈越兴奋，从下午一直延续到晚上10点，先生一直是中心。后来，几位老人的家里打电话来问，到底怎么了，这么晚不回家？老人们这才起身回家。想想很后怕，这样的老人，万一有个闪失，我将是多大的罪人！

那天的谈话，我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先生观点新锐，但是语言平和。尽管他屡遭磨难，但是他不抱怨，不攻击，讲道理，有见解。例如，说到谢韬先生写的关于党的改造的文章，先生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他会写一篇与谢韬先生商榷的文章。记得当时我还追了他，希望他尽快写出来。

经过几次相聚，先生成了我常常联系和常常请教的师长和朋友。我说喜欢他拍的照片，他就会偶尔发一张他的摄影作品到我的邮箱，我说请他吃饭，他就会随时短信答复我。他的短信对我的称呼很简单，一个字：“周”。

我时常对一些朋友说，朱部长，曾经是那么高的地位，现在是那么大的岁数，可是，上网、发邮件、发手机短信，样样灵光，真是不得了。

2009年年底，我曾经向他约稿，想在《领导者》杂志上发一组他的摄影作品，因为他拍的照片的确水准很高，他说，准备住院，等出院后再说。后来，我打电话给先生的女儿朱玫，说到医院去看她父亲，朱玫说不急，安顿好再说，没想到这一拖就直到先生去世。

很多年过去了，朱厚泽的名字，我从来没有忘记过。

记得几年前去贵阳，我特地去了厚泽先生的墓地，伫立很久，总有一种要和他说话的冲动。也不禁想起先生去世后不久，一个清晨，我还没起床，突然手机响了，一看来电显示，赫然是“朱厚泽”！正要接起，却又断了。我惊了，马上给先生的女儿朱玫打电话，问是不是她打来的，她说不是，说电话在她妈妈手里。

我和妻讲了这件事，我们都是这样认为，是厚泽先生希望我们再为他做些事情，当然不会是他的私事。我的心中，一直记着这灵异的电话铃声。

来源：粥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