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兴 ： “一二·九”一代的殊与同

 

 

我的邻居发小张大农，一九八〇年和我同时考入北京大学。他上中文系，我去历史系。翌年我留学日本，从此天各一方，但是同一个大院的发小、高中同学、大学同学里有太多共同的朋友，因此，彼此都一直约略知道对方的消息。十年前我开始频繁回国，立马和大农恢复了密切交往，也由此结识了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人民日报》文艺部任职时几位好友，其中一位是著名记者兼作家袁晞，有《〈武训传〉批判纪事》《社论串起来的历史》等著作。袁兄每次聚会能来必来，亲切温和，眼中含笑，话语不多。我有一个观察，大凡勤于笔耕的人未必健谈，反之亦然，那就是像我这样“满嘴跑火车”的人经常写不出东西。正月初五又在大农召集的聚餐上见到袁兄，蒙赠《随笔》二〇二五年第一期，上面有袁兄的新作《殊途同归》，是他由读老一辈历史学家吴相湘先生回忆录《三生有幸》和先父李新回忆录《流逝的岁月》而生的感慨。袁兄写的是读后感，所见颇具功力，虽然他并不认识吴先生与家父。我三十年前在芝加哥有缘得识吴先生，又从吴先生那里得知他的两位大学同学是我从小就认识的长辈与邻居。吴先生、他的同学和家父都是“一二·九”运动时的学生与积极的参与者，抗战爆发后皆曾投笔从戎，虽然思想倾向殊异，在当时抗日背景下，做出的选择却是相似的。他们都是“一二·九”一代，由此开始的人生路径，却是一波三折，既有“殊途”，又有“同归”。因之缀成小文，既是对袁兄大作的一点呼应，所谓“读后感的读后感”，也是在“一二·九”即将九十周年之际，谨表对那一代人的一点怀念。

一

吴相湘先生一九三七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初习明史，受教于孟森先生，抗战期间投笔从戎，之后转向当代史，而成就最著于《民国人物列传》，其孙中山、宋教仁、晏阳初传记，皆为筚路蓝缕之作。吴先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赴台任台湾大学教授，以《孙逸仙传》居史学正统。他本是忠诚的国民党党员，但性格狷傲，坚守学者立场，又爱护李敖这样的学生，遂不见容于当局，终竟先被开除党籍，后不得已辞去台大教职远走新加坡。吴先生一生勤奋，著述与史料编撰均十分可观，然而职业生涯并不顺利，以至于六十多岁移民美国，隐居芝加哥郊外三十余年。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日，美国中西部地区北京大学校友会在芝加哥成立，近五百人出席。我在成立大会上初次见到吴先生，老先生时已年过八旬，是最年长的一位前辈，然而中气十足，讲话引经据典，却又很会说故事，赢来满场掌声。吴先生对校友会非常热心，每有活动必参加必讲话。校友会活动大多在城里举办，他住在五十公里外北郊利伯蒂维尔（Libertyville，或译“自由村”），接送这位同系老学长便成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吴先生当时丧妻不久，一个人住在一家老年公寓里，相当寂寞。我有时去看望他，他会滔滔不绝说两三个小时。他的子女都在美国，都没有继承父业，或学理工或学医，都已成家立业。一位公子住得离他不远，时任大型药企雅培高管，工作十分繁忙，很少来看望他。我想吴先生愿意和我聊天的一重原因是，我毕竟是学历史出身，对他讲的种种往事能大致听懂，也有兴趣。当时他还能写文章，但是聊起天来已经有一些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我曾经想要录音，吴先生没有答应，他说比较喜欢和我这样轻松地胡说八道，回忆录他自己可以继续写。如果我没有记错，他的回忆录《三生有幸》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已经出版。我只看过一部分，如同他的历史著作一样，内容十分扎实。由于没有记录，当年和吴先生聊天的内容大半已经模糊。我那时刚刚人到中年，开始有心如止水的一面，但仍颇有臧否人物的习惯。吴先生恰好也是爱憎分明，有时不免南辕北辙。尤其是孙逸仙，在吴先生心目中十分崇高，在我却多有疑义。比如一九一四年成立中华革命党时要求党员对他个人效忠，又如他与日本右翼之关系，他曾经提议向日本出让权益。每次一提及凡此种种，吴先生就会激烈为之辩护。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读过台湾版《胡适文集》，有醍醐灌顶之感，非常膺服。吴先生是胡适的学生，又是最早的胡适传记作者之一，所以当他和我聊天说胡适先生有些时候太面面俱到，是非模糊时，我颇为愕然。在我看来，胡适先生是很有自己原则的学者，而且吴先生应非殷海光、雷震的同道中人。后来我想，这大约是吴先生个性使然。吴先生的倔强和自信、对自己观点的坚持，都是很有北大人特色的。他说他在中国台湾、在新加坡就是因为这个性格和官方冲突，最后只好远走美国投奔子女，在老年公寓度过漫长岁月。另外吴先生有很可爱的一面，比如说见到一位漂亮女性，往往会很大方地握住她的手，夸奖她的容颜，然后说自己老了，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看见漂亮女孩子。当时“Me Too”运动尚未发生，被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握手与夸奖的女生大多嫣然一笑。

二

现在想来，吴先生其实对国内民国史学界并不陌生，对先父也有相当的了解。第一次和吴先生聊天，他就告诉我他和孙思白、刘导生是大学同学。孙思白先生与先父两度共事，和父母有三十多年的交情。他的公子孙渤和我年龄相仿，自幼相识，数年前在微信上久别重逢，通电话聊了许久，然后听着黑胶写下“偶遇旧朋惊夜短，长聆古调伴更深。月明江上人犹在，帆杳天青舟已沉”。

孙思白先生在北大读书时即思想“左”倾，“一二·九”中加入民先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简称）。抗战爆发后，他返回家乡，曾追随抗日将领范筑先。范筑先将军殉国后，孙先生南下赴大后方入西南联大复学，不久参加八路军驻渝办领导的地下工作。孙先生从此走上教学研究之路，抗战胜利后返回山东任教于大学。由于组织关系曾经中断，他的革命资历到晚年才被承认。一九五六年，任山东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的孙先生与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历史研究所所长的先父李新结识，意气投合。先父受高等教育部委托主编近代革命史的高校教科书。他先后邀约彭明、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共同主编，历时六年完成了四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编写组多数人在东厂胡同一号近代史研究所内的八角亭（清末曾经是荣禄会客之地）同吃同住，一起度过了食物高度匮乏的艰难岁月。

孙先生之后回到山东大学，“文革”中受冲击，曾于一九六七年避难北京在我家小住。一九七二年家父受命主编《中华民国史》，旋即借调孙先生，又经数年努力，终正式调入，孙先生户口也得以入京，这在当时严控户口、人员流动极少的情况下相当不易。“文革”结束后，他继李新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任，主持《中华民国史》的编撰工作，成为著名民国史学家。

吴先生告诉我，他在北大时遵胡适主张，以学业为主，未多参加学生运动，但也曾任北大学联宣传委员并参加右派的北平学生联合会。刘导生先生则是民先队秘书长，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之一，早早就去了中共抗日根据地，成为职业革命家。刘先生早年由黄敬介绍入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曾任团中央书记，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社科院前身）负责人，和我家是同一栋楼的邻居，与父亲也交往颇多。在我的印象里，刘先生身材魁梧，和气稳重。近年来才知道，北大历史系一九五五级沈元学长，当年高考文科状元，被打成右派后仍勤奋著述，是刘导生先生向黎澍先生推荐他，然后黎澍先生在《历史研究》发表了他的文章。于我而言，刘先生不仅是北大历史系，还是北京师大附中老学长，然而今天很少有人还记得他了。

袁晞兄文中根据父亲回忆录提到祖父曾经参加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在家乡任小学校长，然而家兄近二十年前回故乡时遇到当时还健在的最后一位堂叔，得知李氏本荣昌（原四川荣昌县，今重庆荣昌区）望族，祖父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如此说来，他应该是一位中级军官。无论如何，父亲八岁丧父，靠勤奋学习获宗族祠堂供养得以完成学业，考入川东师范。“一二·九”运动兴起，他被选为重庆学联主席，翌年被学校开除后入党，“七七”抗战全面爆发后集合同学朋友七人（其中有王小波之父王方名）自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区）步行赴西安转延安。自此他走的路与刘导生先生相当接近，但他在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自觉转向，一九六〇年由行政官员转为教授，一九六二年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协助范文澜编撰《中国通史》。父亲与我的三位历史系老学长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虽然也是“一二·九”一代并从此投身革命，却在历任多个职位的中年后转向学术。

在风云依然激荡的一九七二年，李新忽然开始主编《中华民国史》一事的来龙去脉，由于当事人皆已身故，至今不甚清晰。我所知道的是，父亲当时十分热心于此，而史学界其他人多有所顾虑，于是他负责成立民国史研究组。

最初的几年，民国史研究被认为是“险学”，一九七五年更被当时的学部（社科院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领导口头下令终止。父亲力争，指出当初编写民国史是根据国务院和中国科学院的文件，如果要停止，也应有正式文件。一来一往之间，政局丕变，此事遂不了了之。十年浩劫结束后，民国史渐成显学，执笔《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李宗一、王学庄、耿云志、杨天石皆成著名史学家。几代优秀学者辈出，绵延至今。

三

成长在民国的那代学人大多家国情怀颇深，在海外常怀云树之思。吴先生在美国未曾求学或任教，只是晚年旅居，大约心情更是如此，他对校友会的关心，与北大的联系，大约也出于此。父亲在编撰《中华民国史》之初，就规划撰写大事记、人物志等。他自然久闻吴先生大名，而吴先生对北京编写民国史的进展也很关注，时不时问我，然而我当时忙于工作，三十年前不似今日网络发达，与故国相当隔膜。我已经记不清是否向父亲介绍过吴先生，他们当时是否直接联系，曾经见面。但是因为这层渊源，吴先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捐赠设立一个“吴相湘讲座”，办了几次，其中一次是请先父去讲，之后他专门告我：“令尊讲得很好！”

十多年以后，一位网友发来父亲在“吴相湘讲座”上讲话的记录，记录者在前注里写道：“此文乃我国著名现代史家李新先生于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八日上午为北大历史系所做报告的内容······这是吴相湘先生出资赞助的系列讲座之一，此次报告由刘桂生先生主持。”他谈的是抗战，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抗战，谈国共两党在抗战期间的斗争。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就提出重新评价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作用。一九八五年，父亲在《历史研究》发表《论抗日战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提出“凡是对抗战做出贡献的人员都是有功的，凡是为抗战而牺牲的都是革命烈士”。在这篇记录稿里他也提到故乡：“抗战时四川出了三十万军队，四百万壮丁……在抗战中牺牲的人该有多少！但这些人的家属没有被当作烈士，相反有的当作反革命家属。”

一九九六年是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后不久，父亲最后以一首七绝结束了他的讲座：

五十年来记梦新，

未名湖畔忆前因。

当时争论人何在？

千载纷纷直到今。

岁月匆匆，孙思白先生在二〇〇二年，先父李新在二〇〇四年先后去世；吴相湘先生二〇〇七年在九十五岁高龄上远行；刘导生先生最高寿，二〇一四年仙逝，享年一百零一岁。在同代人里，他们都堪称幸运，活得很长久，见证了一个波澜动荡的世纪，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吴先生毕生基本在象牙塔；孙先生革命历程曲折，却也塞翁失马，一直在学术机构栖身；刘导生先生由革命而从政。袁晞兄感慨吴相湘先生和父亲是殊途同归，我倒觉得是未尽殊途，实属同归。他们其实都是“一二·九”一代，祖上都是乡绅，本人都是小镇知识青年。吴先生虽一度赴第九战区，不久即回归学界。父亲则是由革命而仕，半路出家从事史学，是一个相当少见的个案。他们虽然一直相隔遥远，最终竟然在同一个领域；虽然具体历史认知颇不一致，却同样笃信求真这一史学基本。如今他们和二十世纪一起走入了历史，然而过去的影子，总会在某些时刻以某种方式投射到现在，构成历史的此刻，构成生者对逝者的回望。

来源：《随笔》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