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祝光：实事求是刚正不阿——回忆邓子恢同志

我们一向都亲切地尊称邓子恢同志“邓老”。他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但是他那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思想，他的光辉业绩和高尚风范，却给我们留下难忘的永久怀念。

初次见面的深刻印象

我初次见到邓老是在1951年。是年5月我和乔晓光、肖寒同志，从湖南调到广西，先去中南局报到，住在武汉市德明饭店。中南局组织部副部长钱瑛同志去看望我们，并说过几天邓老要见我们。那时在我心目中邓老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不几天中南局便通知我们去参加中南城市改革工作会议。会前邓老接见了我们，他说：广西解放较晚，剿匪已取得胜利，进行了土改试点，准备分批铺开，你们去后的首要任务是把土改搞好。短短数语，使我们深受鼓舞，我们表示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城工会结束那天，邓老作总结报告。当时他年富力强，才华横益，不用稿子，中间也不休息，一气讲了近三个钟头，讲得井井有条，头头是道。

他在讲话中首先分析了解放初期城市的情况和特点，阐明在城市社会主义改造中党的方针政策，强调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级，放手发动群众，树立工人阶级优势；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封建把头等残余势力；立足于发展生产，保障工人阶级利益。并强调掌握政策策略，要把资本家和封建势力严格区别开来，过去我一向认为，邓老是农民运动专家，这次见到他对城市工作那么了如指掌，内心十分敬佩，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

50年代初期，中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自北而南次第展开。在邓老的精心组织和亲自领导下，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波澜壮阔地开展。在运动中，他既注意纠正新解放区初期某些“左”的做法，又防止和反对“和平土改”的倾向。强调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强调依靠贫下中农，树立阶级优势，深入思想发动，真正从思想上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摧毁封建势力，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让农民真正翻身，做到农民取得土地，我们取得农民。中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胜利地完成了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在此期间，我经常学习邓老的讲话和文章，包括邓老写的《论群众运动》一书。这本书，对群众运动的规律做了详尽的分析，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我把这本书作为农村工作的指南，带在身上，经常学习，受益匪浅。

1953年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互助合作的群众运动接着又开展起来，中南各省相继成立了农村工作部。我当时在广西省委农村部工作。从1954年到1956年，我连续几次参加过邓老亲自主持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在这些会议上，邓老详细分析了土地改革后农民的两种积极性（个体劳动积极性和互助合作积极性），强调要从小经济的特点出发，从农民的觉悟水平和干部的管理水平出发，逐步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自愿互利原则，由低到高，由小到大，由点到面，典型示范，分期分批，稳步前进，使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得到健康发展。1954年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结束后，留下几位同志修改《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我参加了这个起草小组，工作了近一个月。邓老对这个社章的起草工作非常重视，反复嘱咐一定要把社章写好，使之起到示范作用。并指出这个社章可能管一个时期，至少也要管几年时间。没想到这个社章颁布不到一年，邓老就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被指责为“小脚女人”、“右倾机会主义”等，接着社会主义“大风暴”到来了，初级社的脚跟未站稳就全盘转为高级社，很快又公社化了，以致使“左”的思想禁锢长时期延续下来。

“龙胜调查”的前前后后

龙胜是桂林地区的一个山区少数民族自治县，交通闭塞，居住分散，人多地少，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1962年暂时困难时期、曾出现了不少包产到户的情况，引起邓老的注意，他曾深入这个山区进行调查研究。随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缚、第二书记王任重等同志也闻讯到龙胜进行实地调查，写出报告并得到毛主席的批示。这是广西农村合作化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至今记忆犹新。

1962年4月，邓老听到桂林地委汇报后，同张云逸同志（我们也尊称张老)一起，到龙胜进行调查，他从维护集体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出发，面对现实，对包产到户的情况表达了明确的态度。他在座谈会上指出：解决包产到户间题，要从有利生产，有利团结出发，要实事求是，可以包工到组，也可以包产到组，单村独户的也可以包产到户。不要怕说右倾，不要怕说单干，实际上并不是单干。合作化运动要坚持自愿互利，不自愿的事，势必失败，这是群众运动不是运动群众，不能强迫命令，不能强扭硬转。他还一再强调，社会主义优越性主要表现在增加生产和提高生活水平上。现在无效劳动很多，粮食减产，人民生活下降，群众要求包产到户是可以的。他的讲话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也使基层干部的忧虑消除许多。

时隔不久，是年6月，陶铸、王任重同志在听到龙胜包产到声的情况和邓老的调查情况后，带了一些同志前去龙胜进行调查。他俩在调查中，首先强调要办好集体经济，维护统一经营。在这个前提下，面对不少村包产到户的现实情况，他们也一再说明解决这个问题要走群众路线，要坚持自愿原则，对已经包产到户的不能歧视打击，不能强迫命令。社会主义方向要坚持，形式可以由低到高，逐步提高，可以大同小异，允许千差万别。社会的进步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如果年年减产，农民思想动摇不足为怪。他们并且对当时龙胜出现的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五种生产管理形式，就其性质、特点进行了具体分析和提出解决办法。由此可见，陶铸、任重同志的讲话同邓老的讲话精神应当说基本上是一致的或者是相近的，可以说陶、王的调查报告是在邓老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秋天，在北戴河会议上，对陶、王的调查报告，毛主席曾亲自批示；“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陶、王的报告，深得邓老赞赏，毛主席的批示更使他从中得到鼓舞，意欲进一步向毛主席当面申述他的意见。谁料在北戴河会议，邓老推荐“包产到户责任田”及田间管理包产到户的意见未被采纳，反而再次受到不应有的批判，说他是“鼓吹单干”、“反对农业合作化”、“民主革命思想，过不了社会主义关”，这就使陶铸，王任重同志的报告和毛主席的批示也一起被束之高阁。使“左”的思想不仅未得到遏止，反而继续发展，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在桂林“四清”的日子里

邓老一向比较关心广西，广西的领导同志也一向尊重邓老。从1955年到1962年，邓老虽然多次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但他并不气候，屡挫弥坚，刚正不阿，从未减弱继续探案真理的锐气。此后，他曾多次到广西进行调查研究，并在适当场合发表自己的意见。从1964年11月到1966年8月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邓老连续在玉林和桂林地区参加了两期“四清”运动。

从1964年11月到1965年7月的大半年时间，邓老同他的人陈兰等同志先在玉林地区参加了一期“四清”运动，那一期“四清”刚结束，已经70高龄的邓老，从1965年10月到1966年8月又到桂林地区参加“四清”运动。当时我在桂林任地委书记，邓老一到桂林便对我说：开展“四清”运动是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政策，我在玉林搞了大半年“四清”很有收获。现在再到桂林搞一期，我这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同时也在基层中接近群众，吸取政治营养和进行一些调查研究。

到桂林后他参加临桂的“四清”，随同邓老来的还有农林政治部和人民银行的马凌、程芝桂、海光等三位同志，这三位同志和其他队员一样深入到二塘村与群众实行“三同”。开始邓老也打算住到村里，我们见他年纪大了，吃住在下边有许多不便，经一再劝说，安排住到市里、好在二塘距市区不远，可以随时来住，他的秘书刘蓬勃同志从北京带来自行车经常骑车下去了解情况向邓老汇报，邓老作出指示后，他向下传达。在此期间，邓老改名“李建中”，以普通干部身分，经常早出晚归生活在群众之中。他身着唐装，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人们尊称他为“李老”。他到大队有时参加座谈会，有时到田间看看生产，有时农家走访群众，问寒问暖，更多的时间是同基层干部一起谈心、座谈、讨论工作。大家在他面前无拘无束，自由发表意见。有时他参加地、县委的主要会议。邓老谈话比较慎重，较少在会议发表长篇大论的意见。那时陶铸同志和我在灵川县甘棠公社的同化和莫家两个大队蹲点搞“四清”。邓老经常对我说，一切要按中央的指示办，按陶铸同志的意见办。邓老还特别注意尊重地委和四清总团的领导，有一件事至今仍使我难以忘怀。记得那年12月底，有一次四清总团在灵川开会，灵川是桂林的风口，冬季气温很低，风雪交加，山上一片雪白。陶铸同志考虑到邓老年岁大了，劝他不必赶来参加这个会了。谁知会议刚开始，邓老身着皮衣，头戴皮帽，冒着风雪严寒，精神抖擞地赶来参加会议。大家见了既惊奇，又感动，纷纷劝他注意保重身体。邓老却风趣地说：“身体重要，会议也重要，我们是在地委领导下工作的，不能随便请假。”事后他还对我说，在桂林参加“四清”的领导同志太多了，除了陶铸同志和我以外，还有广州军区副政委郭成柱同志以及一批军师级干部，中南局的一些部委领导，《红旗》副总编邓力群，财政部副部长王学明同志，等等，大家都要在地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我更要做表率，不然的话，你这个地委书记不好当哟。我听了以后，深受感动。

这期“四清”运动，从1965年10月开始到1966年10月，历时一年，运动的每个段落，他都详细听取工作队汇报，分析情况，研究存在问题，安排下段工作。运动中邓老非常强调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要爱护干部、教育干部。他认为基层干部基本是好的，不能一脚踢开；对犯错误的干部要贯彻“惩前毙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处理要持慎重态度。要强调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能强迫命令。那时“四清”中受“左”的影响，许多地方对人的处理偏重，而二塘、沙塘处理比较稳妥。有一次，一个四清工作队员对一个有错误的干部采取逼供手段，强迫他承认错误。邓老听后马上找这个队员谈话，教育这个干部正确运用治病救人的方针。同时对那个犯错误的干部也进行了耐心教育，结果使这两位同志都心悦诚服。

“四清”运动要落实到生产上，生产搞得好不好是搞好四清的重要标准之一。邓老从始至终强调搞好生产，他曾亲自在县里、公社和大队里开会布置生产，还找农业技术员研究生产技术方面的问题，组织制定增产计划，改进耕作制度。他特别强调大搞冬季生产，多种红花草、蚕碗豆、茹菜等绿肥，多种蔬菜、红薯等作物。广大千部和群众很称赞他，有一位不明邓老真实身分的技术人员曾说：这位李老搞农业生产比我们还内行。

在桂林“四清”期间，邓老还先后同我们讲过和亲自抓过几件事：

一、提倡建立田间管理责任制。邓老到桂林不久，曾拿着陶铸、王任重同志写的龙胜调查报告对我说：你看毛主席的指示中，有两个马克思主义。当时陶、王到龙胜调查，首先讲要巩固集体经济，维护统一经营，同时对几种生产管理形式做了辩证分析和提出解决办法。我的讲话也是从维护集体经济，发展生产出发，同时面对现实，对包产到户加以肯定，不转弯抹角，基本精神并不矛盾，邓老还具体介绍他在玉林“四清”中搞田间管理责任制试点的情况，效果很好，农业获得丰收，农民很欢迎。这件事他还在临桂县的一次会议上专门讲过。我们当时对铺开“四清”的地方搞了少数试点，而龙胜县有些生产队则一直坚持生产责任制，未改过来，生产效果都比较好。可惜好景不长，未来得及进一步推行，一场浩劫来了，“文化大革命”，使一切“左”的东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二、主张搞固定资产拆旧。有一天我去向他汇报情况，他正在阅读《资本论》，他对我说，今天给你讲讲折旧问题，这是马克思说的，他拿着那本厚厚的书，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告诉我，马克思认为：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固定资本（或叫不变资本），如机器设备、建筑物等等，在生产过程中有一部分被磨损，从而把它的价值转移到生产物中去。这些固定资产，虽然表面存在，但它的价值由逐步磨损而减少，临到全部更新的期限，以致最终废掉。必须要有相应的形式，来弥补这部分固定资产，使之回流到它的出发点，这就是折旧。邓老接着说，我们可以先搞耕牛、农具折价入社，不折价就是共产风，就是剥夺农民。同时还要搞折旧，不折旧就是吃老本。后要逐步搞固定资产折旧，比如一件农机具价值5000元，可用1年，每年折旧500元。十年后，这件农机具报废了，但它的价值仍然存在。如不折旧，就是吃完老本了事，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这样办经济，是不可能办好的，一定要把眼睛放远些。这件事，在临桂县做了专门动员和布置，制定了具体办法，进行了试点，并在庙岭、会仙、保定等三个公社搞起来。但由于种种原因未来得及全面推广。这件事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尤其是乡镇企业，要把折旧当做大事来抓。

三、加强财务管理，实行经济核算。邓老一向重视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重视经营管理站的建设。当时叫四大管理，即劳动管理、财务管理、生产管理、计划管理。邓老特别注意财务管理和会计工作。记得他曾送我他主编的一本书，叫《农村财务会计》。他说这不单是一件技术性的工作，而是关系到生产计划、经营盈亏和收益分配的大事，应当看作巩固与发展合作社的重要条件之一。强调财务一定要民主，账目一定要公开，一定要实行科学的经济核算，实行勤俭办社，一切开支要精打细算，每项投资要分析它的实际效益，计算投资是否合算。生产队和每个企业都应有精明的会计，严格的制度，具体的管理办法。应当说一手抓生产，发展农业，一手抓财务工作，管好农业，二者缺一不可。经济工作，如不按会计核算的程序去管理，是不可能管好的。我们曾经按照邓老讲的这些精神开了经营管理会议，取得了一定效果。现在虽然人民公社体制改变了，但是邓老的这些光辉思想和远见卓识，对办好集体经济，办好一切企业都是有现实意义的，很有针对性的。

大约是在1966年的8月份，邓老接到通知要回北京，区党委委托我和市委书记黄云同志给他送行和代为致意。临行前谈了一些当前运动的情况和问题，当时形势开始紧张，红卫兵开始串连，有的地方开始受到冲击。邓老对形势感到忧虑，一再交代要我们好好学习马列，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党中央指示，要审时度势，掌握形势，做好工作，好自为之。随后我和黄云同志以及地市县的一些同志送他到火车站，大家沉默少言，依依借别，想不到那次分手竟成最后诀别。

邓老回京不久，即身处逆境，心情沉重。以至最后于1972年12月10日含恨病逝北京。后来他的秘书刘蓬勃同志告诉我：邓老回京后非常挂念桂林，不时提到桂林地市的同志，预感到那里日子不好过。再是邓老曾预言：政治挂帅不是万能的，中国农民是现实主义者，中国总有一天要实行按户承包责任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六中会会决议，对历史作了公正的评价。

 

来源：那片净土中的一颗青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