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钢：龚先生,您的心愿可以了却吗?

这是龚育之先生在病中编辑的最后一部书稿。

我在龚先生的指导下， 帮助他做些编辑的具体事务。经过一年的工作，这部书稿即将问世。作为编者，我却丝毫没有功成的兴奋，反倒充满哀痛和悲伤，因为它的作者、我最敬重的党史学家龚育之先生永远也看不到它了！

怆然掩卷， 往事如昨。

2006年7月中旬，龚先生告诉我：李辉准备再版他的《在漩涡的边缘》一书。那是李辉主编的《沧桑文丛》的一种，1998年出版的。龚先生觉得原书再版意思不大， 考虑到那本书主要是回忆文革前中宣部的人和事，这些年他又新发表了一些写人和事的文章，大概有十来篇吧，他打算增添进去，改个书名。李辉当然赞成。其时， 龚先生因心脏病住进医院，而且肾功能衰竭，他嘱咐我帮助他编辑这本书。义不容辞！我满口答应。

篇目都是龚先生确定的。我的工作也就是校对文字、核实史料、编排目录，还有配发照片。李辉建议多找些照片插在书中，增加可读性。这件事多亏龚先生的夫人孙小礼教授，她提供了不少照片。我还请朋友帮忙提供了一些照片。

龚先生向来严谨，认真得近乎“挑剔”。按照他的习惯，书编好之后，他一定会自己过目并动手修改的。不过，疾患在身，又是一本已发表文章的集子，我想他这次可能不会太投入吧。我也尽力把编辑工作做得细致一些，以减少他的工作量。

然而，龚先生却一如既往，精益求精。他不仅修改文字，还对内容作了增补。原书《在漩涡的边缘》作了若干文字校改，他将校改的地方折页，让秘书马伟带给我。《听毛泽东谈哲学》一篇，发表时有些删节。

这次再版， 他要我将原稿的电子文本发给他，他在病房里补充完整。修改三十多处，增加两千多字，补充的几段毛泽东谈话颇有史料价值。《胡绳琐忆》一篇， 有个细节我有疑问，作了改动。

1965年11月21日， 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和关锋谈话。这时，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已经发表，毛的谈话没有提及。整整一个月后，12月21日，毛再次在杭州同五个人谈话，谈到了姚文，谈到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

我记得的史料都只提到后一次谈话，以为“11月21日”是“12月21日”之误。龚先生回复电子邮件说：那个情节没错，他是有根据的。源自胡绳的回忆，记不清是不是回忆田家英那篇，反正胡绳自己写过，是两次谈话，不是一次，后一次是前一次的继续。一查，果然不错。胡绳在《忆家英二三事》的一文里就是那么写的。（2013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记载了11月21日的谈话，印证了胡绳的记忆——笔者注）胡绳的文章我也读过，可我却忽略了这个细节。

《自序》一篇有一段话，说文革开始后Z宣部被砸烂，这个机构就不再存在了。所有干部，被一锅端，相继到旧北京市委党校去办学习班、到宁夏贺兰县去办五七干校。任务是：斗、批、散。“斗、批、散”？文G中的流行提法是“斗、批、改”，“改”与“散”又字形相近，莫非是误排？龚先生回复：“斗、批、散，不是斗、批、改之误， 因为中宣部的结局只能是散，当时对这一类机关都有此提法。”我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惭愧，更被他的严谨、敏锐、细心折服。

说到细心，他不仅确定选目、审改内容，而且对书稿编辑的细节也有周到考虑，目录编排、照片选择都一一提出要求，连照片和照片的说明文字也让我到医院送他过目。

编好书稿，龚先生在病房里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自序，交代编书的原委。自序说，他无意对“文革”前的中宣部历史作总体评价，只不过是写了他的一些亲历亲见亲闻， 力求不溢美也不饰非，提供一点史料，留给后人评说而已。这是他一贯的治学态度和风格。研究党史和写作党史，他历来主张从史实本身出发，按照历史原貌来写。他自己回顾往事，同样如此。

2007年2月20日， 出版社寄来书稿清样。龚先生因患肺炎再次住院已近两月， 炎症冥顽不去， 高烧时退时起， 心脏病也在加重。医生严禁探视。22日， 我打电话给孙老师，询问他的病情，请她转告龚先生：书稿清样已经收到，我会做好校对，请他安心养病。孙老师说，这几天他又在发烧，过几天医生将作会诊。

没想到第二天就接到他的电话，一是要我将书稿的数字统一为汉码 （ 前一天电话里我告诉孙老师：清样的数字用法不统一， 有的用汉码， 有的用阿码）；二是说他正在考虑要不要收入一篇写于光远的文章。这本书原来只收回忆已故者的文章，所以没有写关于于光远的回忆。于老和龚先生在中宣部共事十四年，交往则达半个多世纪，是上下级和同事，更是师生兼朋友，历经风雨而友谊弥坚。

龚先生回忆中宣部的人和事， 缺了于光远的确是个遗憾。我也觉得应当收入一篇， 而且有篇现成的稿子。2005年， 于老九十华诞。在“于光远学术思想研讨会”上， 龚先生作过一个题为《祝于光远九十寿》的发言， 概括于老一生的工作和贡献， 情真意切， 与会者都称赞讲得好。会后，《炎黄春秋》杂志还全文刊登了他的发言稿。

第三天， 他又打来电话。我建议他收录那篇，不必另写。他却说那篇只是概括了于光远的工作和贡献，体例也与这本书的其他文章不合。他想新写一篇详细的回忆， 写于光远的人品和特点， 从认识于光远开始写起， 题目就叫“于光远琐记”。

他说有许多事情想写，文章会比较长。比如于光远和钱。八十年代有人批判于光远“向钱看”，其实于光远是一个不在乎钱的人。他还讲了一个于光远和钱的故事。中宣部里，于光远最有钱，又最不在乎钱。一个服务员偷了他寄给母亲的钱，他竟从未发现。直到东窗事发，法院通知于光远作为证人出庭，于光远还一问三不知：不知他的钱被偷，不知什么时候被偷，不知被偷了多少，引得严肃的法庭哄堂大笑。于光远有钱，是因为他的稿费多。他的稿费大多交了党费，也留了一些自己支配。他有自己的想法， 比如赞助公益事业。电话里，龚先生说他精力体力不济， 写文章恐怕困难了，准备写一个提纲，嘱咐我待他病情好转些，去医院听他谈，录音记录，整理成稿，再交给他修改定稿。

这样一来，校对好的清样暂时不能退回出版社，书稿的出版也就推迟了。万万没有想到，这天的电话竟成了我听到他的最后的声音！

两天后，突然传来他病危的消息。二十七日，我赶到医院，医生只许在病房门口看看：床边摆着抢救设备，身上插满管子，看不清他的面容。我难过极了，心里一阵阵颤栗。

从孙老师那里，我才知道一些他的病况。那几天他一直在考虑回忆于光远的文章，想起了许多往事，怎么认识的于光远呀，于光远怎么到清华“选兵”呀，于光远如何在科学处“练兵”呀，于光远在“肃反”运动中怎么保护干部呀。

得知身边的护工会电脑录入，他非常兴奋，还说他“发现”得晚了，早知道就好了。他口述，护工录入，写出了几页类似初稿的提纲，包括“初识”、“选兵”两节；孙老师也帮助录入，又写出“整风反右中的科学处”一节。不知是他太操劳加重了病情，还是本来病情就恶化了，二十六日凌晨三点，龚先生突然昏迷不醒，心脏和呼吸系统衰竭，心脏和肺部都有积水。经全力抢救，下午两点多才苏醒，但仍时有危险。

几天后，龚先生病情稍有稳定，但还是发烧，喉管因插呼吸机受伤发炎，尤其是肺炎症状不减，身体极度虚弱。他谈我记的打算无法实现了。三月十六日，我去医院，但医生不让探视。孙老师在医院走廊上，给我讲他的病情。令我感动的是，孙老师给了我几页提纲，字迹开头还算清晰，渐渐显得无力， 后面则模糊起来。那是龚先生稍感有点精神时，在病榻上写下来的。

三月初，他讲话困难，只能费力地用笔写，常常写上几行字，心率就加快， 不得不停笔。孙老师告诉我，有的模糊字迹连龚先生自己都认不出来了。看着那些模糊的字迹，我不知道他付出了多少超出常人的力气！

孙老师真是一位坚强的女性。这次龚先生病危，医生已经告诉她做好最坏的准备。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现在可能随时面临诀别。她强忍悲痛，一边精心照顾龚先生， 一边坚持完成他的心愿。她嘱咐我和她分别辨认那些字迹，打印出一个稿子；她会按照提纲，在龚先生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抓紧时间一点一点听他谈，记录整理出稿子。

因为不让探视， 她问我还有什么要问他的， 她可以帮助我问，帮助我记。我听出这话里含有最后机会的意思， 心情更加沉重，也油然生起对孙老师的敬意：这样做无疑会加大生命的透支，然而深深了解龚先生品格的孙老师， 作出了帮助他完成心愿的选择。这是一种更博大、更深沉的情感。我不忍问，也不能问，只是在心里不断地为他祈祷，唯一的心愿是他能转危为安。

4月8日，接到石仲泉先生电话：龚先生在透析时休克，呼吸受阻，再次病危。医生当即通知党校领导到医院，报告病情。经全力抢救，龚先生又一次暂时脱离危险，但是情况仍很不好，继续发烧，衰竭症状更重。

4月28日，孙老师来电话，竟告诉我奇迹般的好消息：今天撤掉了全部抢救设备，龚先生病情开始稳定， 只是还非常虚弱。撤掉抢救设备，意味着危险期已经度过。那会儿，我真地以为他会从此逐渐康复。

此后一个多月里，我时常与孙老师或他的秘书马伟通电话，询问他的身体情况。他的病情还是时缓时急，肺炎逐渐减弱，但心脏情况一直不好， 血压时高时低，血色素也异常低，每天要做八到十个小时的血滤（透析）。但是他仍然在断断续续地口述于光远的往事，还把题目改成了“于光远素描”。身体极度虚弱的他，声音微弱，常常只谈上半个小时甚至十几分钟，就因体力不支而昏睡过去。

孙老师来电话，除了病情，都是谈稿子，有次还要我查实：于光远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是哪年出版的？她记得好像是当时唯一的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发行量很大。几个月里，孙老师整理出十一个小节的稿子，大部分给他读过，开头和第一、二小节还读过三四遍，他亲自作了修改。他让孙老师分别打印每个小节，以便好些后一节一节地修改补充。病重到如此程度，龚先生依然如此顽强和镇定，依然那样细心和严谨。医生不得不多次“干预”，但他还是没有停歇。孙老师后来告诉我，医生有禁令，他们就偷偷口述和记录，连护士都被感动了，为他们“打掩护”。

6月11日晚，又一次传来龚先生病危的消息。我以为生命顽强的他会再次抛开死神，然而第二天上午九时， 他竟撒手人寰！

龚先生终于安息了。

活着的人们却陷入了极大的悲痛！

他去世后，我常常问自己：最后这些日子，龚先生是透支生命来坚持工作，还是坚持工作以延续生命？再一想，我的问题真是多余。对这位生命不息、思考和写作不止的学者而言，生命与工作的意义难道有什么区别吗？

这些天，怀着巨大悲痛的孙老师料理完后事，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写完龚先生未了的文章。说是写完，其实也还是未了：提纲上列出的问题，龚先生并没有谈完。这只能成为永久的遗憾了。完稿后，孙老师像龚先生那样一丝不苟，分别打电话或送稿给中宣部原科学处的同事以及于光远本人，请他们核对事实，提出意见。再经修改后，本书的封篇之作《我的第三个上级——于光远素描》定稿。这成了龚先生一生最后的文字。

书稿到这时终于可以编就了。我又一次潸然泪下，默默地问他在天之灵：

龚先生，您的心愿可以了却吗？

                                                                                         2007年7月16日改定于千萃山下

注：本文为《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编后记，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炎黄春秋》发表时有个别文字修改，标题为编者所拟。这次发表时，又做了一些零星文字修改——作者附识，2026年2月1日）

来源：三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