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斌：王郁昭口述

今年2月，是王郁昭诞辰100周年。王郁昭是山东文登人，1941年参加革命。1978年担任安徽滁县地委书记，被称为“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是一位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后任安徽省长，2016年去世。以下是王郁昭的口述——

我十五六岁就参加革命了。原来在安徽的时候，是从大别山出来的，跟刘邓大军从大别山出来的。全国解放以后，我参加了接管芜湖的工作，接管大学的工作，接管安徽大学。我长期在学校工作。

到“文化大革命”，我被打成走资派、牛鬼蛇神。他们在历史上找不到我的问题，抓我的是写的文章和小册子。我是当时安徽“三家村”的代表，经过批斗，关过牛棚。

以后到1969年，我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时给我的头衔是“现代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我们全家都被扫地出门了。到了淮北利辛县的一个公社劳动改造。我开始接触农村的情况。对农民的生活情况，人民公社体制存在什么问题，了解得比较深。

后来，省里有人想起了我，问这个人到哪里去了。以后找到我，让我回省里，要分给我工作。当时我不想回去。被批斗了三四年，折腾得够受了，不想回去。我就拖。拖了一个多月左右，就说限你一个礼拜，必须来。所以，我就背着一个背包去了。到省里才知道，是让我留下来当县革委会主任。

我从此抓农业，开始搞了许多新的东西。比如小苗带土育栽、薄膜育秧等，过去是没有的事情。经过几年，就把这个县搞成了“大寨县”。

我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我首先强调一个东西，就是按劳分配。我每年都清查农村的财务和仓库，账目要清楚。多劳多得。让农民干的多得的多，也挽救了一批农村基层干部，让那些多吃多占的干部退赔，让老百姓多分点东西。

第二条呢？搞多种经营。让老百姓种好自留地。允许种一些蔬菜，养鸡养鸭，搞副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

第三条，搞劳动组合，不搞窝工的事。不能浪费劳动力。

最后一件事，是抓干部作风的整顿和建设。要多为农民服务，不能多吃多占。

我到地区又推广这个东西。我曾经派了几百名各县的干部，到各县去调查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写了几百篇调查报告。

我当时写了一个报告，《关于落实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情况若干建议》。没有被重视。1977年中央派了万里同志到安徽担任第一书记。万里同志来了以后，在清理文件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报告。他认为这个报告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有意义的，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此，就把我的这个报告批转到全省。后来，我被任命为滁州地委书记。

万里同志在我的那份报告的基础上，督促省委领导到农村深入调查。那个时候正是麦收，在打麦子，他们就到麦场去调查，就叫《麦场调查》。当时就形成一个《安徽省委关于落实党在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决定》，有六条。主要是坚持按劳分配，搞多种经营，搞劳动组合。这“六条”是非常符合老百姓的要求的。

邓小平同志多次在各省讲到安徽的这个“六条”，向全国推广。安徽的“六条”在全国就出了名了。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记者姚立文同志，原来是刘少奇的秘书，他是农村部的部长。他就写了一篇《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这个题目也很好。就是讲安徽的“六条”是怎样诞生的，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了。

“六条”强调了农民经营土地的自主权，从此拉开了安徽农村改革的序幕，在全国也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全国的改革是怎样的搞起来的？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1978年安徽省大旱，有半年不下雨，旱情十分十分严重。我那个地区压力非常大，连兔子都找不到水喝。9月份，我就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二百四十二个公社书记都来参加了。会议精神是怎么抗旱，怎么救灾。会议过程中，有的公社书记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也非常尖锐。他说为什么一个公社搞不好？两个公社搞不好？我们二百四十二个公社都搞不好？我们这二百四十二个书记都是笨蛋吗？难道全国只有一个大寨搞得好？别人都搞不好？难道只有外国能搞好，中国就搞不好？他要求地委，“放手让我们干，你不要管，干好了不求有功，干不好自动下台。”提出这么一个挑战性问题。

我们当时对这个问题觉得惊奇，人家提出的也是道理的。我们就动员他们发言。最后出现了三个典型。

第一个典型是滁州地区的来安县。有一个生产队，在抗旱期间他们搞了个什么玩意呢？他们分为二组，将生产包产到组了，每个组五万斤粮食产量，超产的是你们的。结果呢？别人都因干旱减产了，他们呢？年底粮食产量达到十二万多斤。每组比原来的正常年景高出一倍以上。因此，别人都减产，这个生产队丰收了。(包产了以后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他们很高兴)。

第二个例子，滁州地区的天长县有一个公社。这个公社在天大旱之年种的是棉花。天旱没水浇，眼看棉花要枯死了。公社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把棉花包产到户。结果老百姓连洗脸、刷牙的水都浇棉花了。你看老百姓的积极性多高！到秋后，他们棉花都增产50%以上。

第三个例子也是来安县的，叫广大公社。他们搞了一个干部生产责任制（原来干部的责任有六大项：粮、棉、油、种、禽、蛋），就把这个指标分配到每个干部身上。如果到秋后这些指标都完成了，我就奖励你。完不成，就扣你多少分。他们从乡镇企业里拿出几千块钱，就把整个公社的指标分下去包干了。结果这个公社就丰收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地委就研究了这怎么办。后来有一天，我到合肥见到了万里同志。我向他汇报了几个钟头。他听了这三个“秘密武器”，让我回来把这三个典型的材料写出来，并派了一个新华社的记者跟我来调查。

我们回来又对这三个典型进行了调查。调查报上去后，省里就电话通知滁州地委，你们可以进行试点。每个县找一个公社和大队进行试点。所以，地委将这三个典型以地委96号文件发到各县，要求各县选一个公社和一个大队进行试点。

这个文件一发出去，反映十分强烈。这就说明你可以包干到户了。别的不是试点的公社呢？他也要试点，也要搞。结果这种试点一下子把全区搞起来了。到了1979年的时候。我们滁州地区就有百分之六十的生产队都搞了包产到户。最后都用小本子定下了岗位责任制。

这样就引起了很强烈的反映。不得了了！有人传话说：滁州已经资本主义复辟了！当时凤阳县城南公社岳林大队最出名。这个大队有五六个生产队是连片的。每个生产队都包产到组了。他们的方法是：“包国家的，包集体的，剩下的是我这个小组的”。

这是从岳林大队提出来的。“完成国家的，交够集体的，剩多剩少是自己的”。我当时去调查时，他们不叫大包干，叫“包干到组”。以后我们与队长、会计一起座谈时问，这叫个什么名称？叫大包干到组。以后又出来了一个小岗生产队，他包干到户了。小岗村有三个生产队，其中有一个前进生产队，非常穷。当时中央电视台来小岗拍了片子。回来给中央领导看，凤阳小岗村还有这样一个村子。

其中还有一个叫小岗生产队，也很穷。我去的时候，队里的男的都出去讨饭了，地里没人干活。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干活。他只是笑笑不开口。就是这个小岗生产队，他们十八户开了会，按了十八个手印，这就包干到户了。

以后，他们地里的庄稼长得很好。老百姓也干活了。慢慢周围都知道了。我们就去了。看了以后，他们也讲了实话了。县里当时有人不让他们这样搞。结果县委书记很好，就说“复辟就复辟吧，不就一个生产队吗？”因此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我去以后也支持他们。

到了秋后，一下子收了十三万多斤粮食，油料一下子完成了二十年的。(过去这生产队十八户人家，上边派过多次工作组进驻，说用鞭子也要把你赶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很不好搞) 现在体制变了，生产丰收了。

我们地委在现场开了一个不讲话的现场会。你们到任何一家去看看，可以和任何一个老百姓谈，你们是怎么搞的。他们说是到组。不敢让他们去小岗生产队，因为他们包干到户了。结果大家去看到他们每家粮食都很多。地委有的干部就说，允许你们先干三年，以后看看再说。老百姓就炒了花生，用箩筐拿来。我们有纪律，不敢吃。人家就倒在轿车里。干部回来才敢吃。一下子传出去了。

后来我们到了村东头看，非常高兴。老百姓的花生也炒出来了。万里同志穿了一件军大衣。老百姓就给往兜里装。每人都装了一大兜。最后到了那个队长家开会。万里讲，地区批准你干三年，我批准你干五年。干好了继续干。老百姓很高兴，说有人说我们是倒退，是复辟。万里同志说，只要能增产，老百姓能多分配，对国家多贡献，就是好办法。不是倒退，以后继续干。这样老百姓高兴了，心里的石头算落下来了。

以后呢？这个事情不胫而走，在我那个地区包干到户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这里我需要说明一下。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不完全一样，都是一个包字。包产到户是什么呢？你包我的产。我给你多少产量，你包了，但要统一计划，统一种植，统一用水，统一用大农具，最后统一分配。所有打的粮食必须送到生产队。生产队以产记工。就是你打一万斤粮食，我给你计多少工分。用工分来参加分配。

凤阳为什么引起中央重视？是因为有有争议。他不是包产到户，是大包干。大包干就是我把土地分给你。你承包多少土地，我和你签合同。你需要向国家完成多少征购任务，你给我去完成。我集体的提留你也给我完成。剩多少是你自己的。没有统一分配。不需要将他们的粮食拿到生产队来。这样他们就省了这道手续，很简单了。国家的、生产队的你都给我了,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这种形式老百姓是最欢迎的。为什么呢？自主权完全在老百姓自己，种什么、怎么种我不管。当然，这也遭到攻击，说你还有计划没有。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完成国家的，交足集体的，剩多剩少是自己的。”就是这么来的。

这里面有几个是老百姓提出来的：“责任最明确，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单，群众最放心。”所以，凤阳大包干就出名了。

当时，全国对安徽的舆论很大。“复辟资本主义了”，“单干了”。省里议论纷纷。

恰好全国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展开“真理标准的讨论”。因此，到中央75号文件下来的时候，曾经提出一句话：可以，可以，也可以。可以以生产队为单位，也可以包产到户，但不许单干。最后，我们的讨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原来是学哲学的。在我那个地区，实践开展得非常好。因此，我们就大胆地推开了。以后，到1980年12月份，安徽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的发言就是“顺应民心，积极引导”。

后来省委在我那个地区召开真理标准讨论会，我的发言就是“尊重实践权威，肃清极左流毒”。我讲了一天。省委派了一位书记做了总结，肯定了我们的这个东西。

讲到最后我提出来，我要求承认它，为大包干报一个户口。要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我正式提出报户口。当时，会议上有人说王郁昭是“疯派”，议论我。议论也没有办法，你议论去吧。最后总结时，万里提出来了，要保护好。王郁昭他们地区生了一个小孩子，长得也很好，他爸妈很高兴，就是报不上户口，不合法。我看哪，给他报一个户口。这也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就是这个意思吧!

万里的这个总结一发表,在全省一下子翻了天了。老百姓在水利工地上干活都不干了,说我们要回去种田，也要包。这就是大包干。现在全国都是大包干。因此，我说一定要把它保护好。

接着，万里同志过了春节后调到北京中央来工作。他走了以后，风云突变，批判包产到户大包干的压力越来越大。连续在4月蚌埠、5月芜湖、6月巢湖，开的会议都是批这个。刚开始批的时候比较客气,因为群众拥护，情有可原。但是县以上的领导你要清醒，这是暂时的，这个东西不是方向。我一听，那是在将我的军。这是第一次。我的秘书我问这怎么办,回去要传达啊。我就召集县委书记，原原本本地传达。

以后，在芜湖开的会就直接点名了。省政策研究室主任点了新华社记者的名，反对包产到户。说你们舞文弄墨。后来在巢湖又开了一个会议，让我又去了。省委领导就把邓小平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那篇征求意见稿给我看了。我一看，是在表扬在两个县包产到户。最后到了8月份，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中央当时关于包产到户给各省发了一个信，要对这个包产到户做一次调查。到工作会时要研究一下，有个说法。耀邦同志就批了。

那时省里就组织调查。分八个组下去。我这个时候到省里来汇报，准备材料。在这个会上，多数是反对的。最后，六安地委书记说，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办法能增产，老百姓生活能改善，为什么不同意搞呢？最后要我讲。开始我不打算讲，我就从理论上讲。我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这个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规律。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但是呢？这个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又起决定性因素，反过来影响生产关系。我就问一下，他的标准是什么?什么叫适应，什么叫不适应。

我说标准就是老百姓的积极性。操纵生产工具的生产者,作用的生产对象。生产力当中的三要素，劳动力是最主要的、最活跃的。他们只要积极，你的生产关系就是适合的。我就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说这个连初中的学生都懂，但执行起来很难。

我们滁州地区调查的结果是，生产最多的就是大包干的，减产的都是不包干、大糊弄的生产队。最后的结论就是：大糊弄就是不如大包干到户的。有的就说，毛主席领导我们干革命几十年，不是白干了吗？最后我就讲，目的就是为了给老百姓谋利益，给国家做贡献。我就给省委讲，支持，你们就发文件，我就继续提高；不支持，你也发文件，你就说不能搞。我是共产党员我服从。我说你看着办吧，不行你撤职。我当时泪汪汪的下去了。

这样的话，这个会就开不下去了。最后总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就提出来，不好总结了,建议你是不是把邓小平同志的那篇文章拿出来念一念，算总结。没办法，就把小平同志的文章念一下算是总结。这一念实际是表扬。你还说什么东西？最后到北京来开会。中央出了那个文件就说“可以,可以-----”。

接着以后呢？中央召开了起草农村工作文件的会议,在十八所开的。当时请了几个省，安徽省、江苏省、黑龙江省、浙江省、河南省、山西省、云南省。从这几个省收集材料，起草这个文件。在开这个会的时候，几个省在一起讨论。有几个省就不同意。陕西、河南、贵州都是支持的。我就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来为大包干报全国户口。这时有一位部长，他说安徽省你们搞得不错，让我汇报。

十二点时，我要回去了，他说你不要回去了，我给你找地方住。我们一直谈到下一点钟，表扬了我一阵子。回来以后他又反对。在中央召开的一个会议上，甘肃有一个叫张浩的发表了一封人民来信，就说搞大包干违反了毛主席的“三级所有”,这个政策对发展生产是不利的，应该立即纠正。因此，《人民日报》发了一个按语。

我当时在一个县调查工作。一听广播，这是怎么回事？就赶了回来。回来走到一个公社,说我们又要受批判了，老百姓有意见。我回去就印发了几条意见，现在是春耕大忙季节，各种政策都是地委制定的，不管这次是什么形势，一律不动，坚持到秋后再说。不要动来动去，影响春耕生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文件发出去以后呢，我们那个地区算稳了。万里第二天就来了。到了我们那个地区就说，一封人民来信你们就动摇了？报社就好比公共汽车，你可以写人民来信，我也可以写人民来信。为什么一封人民来信你们就打退堂鼓了呢？到秋天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我是找报纸呢，还是找你们县委书记呢？报社又不管饭。

万里的话很生动。这样话就给了我们一个支持。临走时，他再三重复，只要能增产，老百姓生活能改善，给国家做贡献，就是好办法。他交待参加北京会议的同志回去给他们辩论,他能写人民来信，我们也能写人民来信。我们也写了一个登在《人民日报》上。

这个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参加这个讨论会，我们一直受围攻。直到中央一号文件出来。这个部长就说了，你写“包产到户”写的太多了。我就对他讲，你写“学大寨”写的太多太多了。你帽子上写的学大寨，汗衫上印的学大寨，墙上写的标语是学大寨，你报纸登的是学大寨，喇叭广播的是学大寨。我刚讲了几句，你就受不了啦。我对他不客气。他套我的话，回来就批。

以后，召开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经过中央讨论，一号文件就出来了。这是1981年的事情。正式承认了大包干、包产到户都是社会主义的有效形式。将地方户口改为全国户口。我们全部解放了，解放了！心情释放了。

后来全国的包产到户达到99.2%,基本上都到户了。有人说,凤阳出了朱元璋,统一了全中国。现在又出了大包干到户，又统一全中国。不仅我们高兴,全国都高兴。全国的粮食一下子多起来了。老百姓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中国的农业一下子就上来了。

中国农村的改革，从1978年开始到1985年，改革一直是在农村内部进行的，没有触动工业和城市。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粮食丰收了，就多了，出现了卖粮难的现象。我们安徽就曾经排队三天都卖不了粮。最后就出现了一些腐败的小东西。那个粮管员，你给他点小礼品，他就给你先收。以后发现了这个问题，把那个粮管员给处理了，好一点。后来农副产品也多了起来。我就经常讲，象魔术一般，各种产品都出来了。所以什么粮票等各种票证就逐步取消了。原来是配给制，现在什么也不要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而且一些产品向外流了。这个时候全国都很高兴，老百姓也很高兴。

到了1985年，改革的重心转向了城市。

农村的改革为中国的改革进行了一次演习。

来源：丁东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