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兴：谷牧的磨难与传奇

今天讲讲谷牧。其实，我的主要意思不是讲一个人，而是把谷牧作为共产党内的杰出人才，看看这样一个人要具备什么特点。

我看谷牧，和其他杰出人才一样，需要具备六个字：自己人，有本事。

什么样的才是自己人？

我简单介绍一下，谷牧是1914年9月生人，2009年11月6日去世，高寿96岁。他是山东荣成人，原名刘家语，因为参加革命怕连累家人才改名谷牧。1931年入团，1932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最后的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

所以说，自己人是要把自己早早地献给革命。

荣成这个地方，地处胶东半岛，我在1993到1994年在这里为中央文献出版社盖过一个度假村。那时候，我接触了不少荣成人，喜欢这个地方也喜欢这里的人。

当然，这里也是人才辈出的地方，我所说的人才，不一定都很正面。例如和最高权力一步之遥的孙正才，网上大火的马未都，当然还有演艺圈的倪萍、鞠萍、杨洪基等。

自己人怎么炼成？

我想，首先要能够经得起考验。当然，还要能在各种考验中顽强地活下来。

对于谷牧来说，战争年代的考验自不用说，他受过重伤，子弹打中了胸口，但是活了下来，也算是有命运之神眷顾。这些不多说。

还有文革的考验。

说到文革，谷牧也是经历过文革苦难的。他曾经和余秋里一起，被说成是“二月逆流”的“小伙计”、“小爬虫”。也被说成是周恩来的“三条胳膊”，因为余秋里是独臂将军。他们常常是白天挨批斗，晚上抓工作，时而在台下“低头”、“弯腰”做“喷气式”，时而坐在台上听汇报。幸亏周恩来保护他，在每次接见各部门的群众代表时，总要他和余秋里随同。几乎每次都遇到造反派头头们的反对，诬蔑他俩是“走资派”、“三反分子”和“二月逆流的小伙计和帮凶”。周恩来总是说：“余秋里和谷牧是好同志，是毛主席赏识的干部。他们如果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能带他们来这里吗！这么大的国家，千头万绪的工作我需要他们做帮手，这也是毛主席批准的。”“经济战线上现在抓工作的连我只有五个人嘛！把你们提拔上来能行吗？”

这个期间，谷牧家先后被抄过八次。有时是建委机关造反派抄的，有时是社会上红卫兵干的。有一次，他的小儿子对抄家者表示反对，竟被绑了起来。

一些工交部门的造反派连连批判谷牧，但每次出去，周恩来都派联络员跟着，并通过联络员与他们约法三章：时间以两小时为限；不得搞体罚；不能让其他单位抢走。但是有哪家造反派听话！哪一场批斗两小时能下得来！经常是四五个小时，“触及灵魂”的谩骂侮辱不说，还要被揪头发、扭膀臂、按弯腰，触及皮肉筋骨。特别难以忍受的是四五个小时不能喝一口水，嗓子干得要冒火。一回到中南海，浑身就像散了架子，吃饭不能下咽。

李富春看不过去，向周恩来提出：“谷牧一星期出去两三次，身体受不了，也耽误工作，改为每周一次或最多两次吧！”总理说：“什么一次、两次，一次也不出去了，以后谁叫他出去，要由我批准。”

余秋里和谷牧是邻居，工作上也是共同协助总理抓经济工作。一般各自家里送饭来就端在一处同吃，免不了也同饮几杯。苦中寻乐，聊以排遣。过了一段，余秋里的炊事员造反罢工，不做饭了。谷牧家给他俩送饭吃。又过了几天，建委的造反派又出幺蛾子，“勒令”谷牧的炊事员停止给他们做饭送饭。因为他们觉得受到了羞辱。

有一次，建委和化工学院造反派可能得到了谷牧回家的情报，赶来抄家，想抓谷牧去批斗，谷牧的两个儿子与他们搏斗，坚持了很长时间，门都被造反派扔的煤块和石块砸烂了，直到另有一支队伍从后院爬上二楼捉住谷牧的老伴牟锋，并押她下楼。他们说，看到谷牧回家了，要抓去批判，却到处找不到。突然有人在院子里喊“抓到谷牧了！抓到谷牧了！”造反派们一阵兴奋，等到把躲藏在院中葡萄架下的一位老汉押到屋中时，灯光下人们才发现这是炊事员冯师傅。

造反派们下不了台阶，斗了一通牟锋，说她曾被捕过，是叛徒特务，又勒令炊事员老冯回机关，以后不许再给“走资派”和他的“叛徒”老婆做饭。

家里没人送饭吃，谷牧和余秋里只好到食堂去打，每餐把食堂里供应的几样菜，买一份拿回来，往自备的火锅里一倒，边热边吃边喝。一天，他俩正在吃饭，李先念来了，他说，这两个当权派，还在这里喝酒！他又往墙角一瞥，说酒瓶子这么一堆，看造反派来了你们怎么交待！谷牧也开玩笑说，他们来抓时再说，现在先喝着，您也来品尝一杯如何？李先念素不善酒，却坐下来进了一杯，这也算是借酒消愁吧！

虽然开玩笑，但是心里苦啊，为国家命运，也为家里的老婆孩子。

谷牧1936年在北平“左联”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过。这段历史，组织早已审查清楚。但是，造反派从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档案里，查出解放战争初期给特务发饷的名单上有一个少校，与谷牧原名刘家语相同，没有其他任何信息。造反派却如获至宝，在大街小巷贴出“打倒大特务谷牧”的大字报。

直到1969年下半年，谷牧的所谓“叛徒”问题经查是子虚乌有；所谓“特务”问题也算彻底搞清楚了。专案人员找到了那个与谷牧原名相同的国民党少校特务的小老婆，证实那是与谷牧完全无关的另一个人。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谷牧总算获得了“解放”。

战争年代的考验，勇敢作战，没有牺牲；文革的考验，没有被打死，没有自杀而且坚持工作，这些当然被周恩来、毛泽东等人看在眼里。

当然，毛泽东早就很欣赏他，因为不仅是自己人，而且有本事。

建国以后，谷牧做过济南的市委书记，他是被突然调到济南当书记的，原因是前一任书记刘顺元在东北地区工作的时候和苏联军队的一些错误行为斗争，得罪了他们。1949年夏天刘少奇访问苏联，斯大林对他说，你们有个刘顺元，是反苏分子，他怎么能当市委书记？

那时候，斯大林的话一句也是顶上很多句的，这才有山东人谷牧仓促接任山东省会济南的事情。当然，这也对他是一种锻炼。临危受命，而且，他也看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弊端。

他当济南市委书记的时候，1952年，毛泽东南下视察，途经济南没下火车，就住在火车上，把谷牧召唤到车上，陪他一道南下，一直从济南走到徐州。这是谷牧第一次见毛泽东。

谷牧写过一本回忆录，记载了毛和谷的对话。

毛泽东问，济南因何得名啊？谷牧说，因为是在济水之南。毛泽东又问，济水现在为什么找不到了？看到谷牧一时答不上来，毛又接着说，济水在山东的古道被黄河夺去了，你回去查查书。接着他又说，入境问俗，入国问禁，在一个地方工作，就要了解那里的情况，包括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

毛泽东又问，诸葛亮是哪里人？谷牧说，山东临沂，后来移居湖北襄阳。毛泽东又问，诸葛亮为什么姓诸葛？这个谷牧没有查过，毛泽东就说，你看过陈寿的《三国志》吗？可以查一查《诸葛瑾》传，毛解释说，孔明先世本姓葛，原籍诸城，后来移居到阳都，就是临沂的古称。阳都的葛氏是当地大姓，排挤外地姓葛的，孔明因为自己来自诸城，就改姓诸葛，以别于当地的葛姓，后来延续下来，就姓了诸葛了。

吃饭的时候，毛泽东招呼谷牧一起吃饭，毛泽东问谷牧，你说什么鱼好吃？谷牧是胶东人，在海边上长大，所以随口说了几种海鱼。毛泽东说不赞成，他说，书上不是说鲈鱼，就是松江的鲈鱼最美味吗？谷牧说，海洋占地球面积三分之二多，海水鱼的品种远远多过淡水。毛泽东说，我吃过的鱼还是淡水鱼好吃。谷牧看毛主席挺较真，就耍了个小聪明，说主席啊，淡水里面有好吃的鱼，海水里面也有好吃的鱼，但最好的鱼是咸淡水交汇处生长的鱼，胶东的加吉鱼就是这类鱼中的优良品种。

毛泽东表扬了谷牧说，你还有些鱼的知识，可以当自然科学家，不过我还是喜欢吃淡水鱼。

他和毛泽东还讨论了党史上的一个有了定论的问题。在说到山东的革命历史时，他说，党史上说，王明路线造成白区党组织损失百分之百是不准确的，如果白区地下党都没有了，在抗日战争初期，韩复榘逃走以后，115师挺进山东之前，山东为什么会冒出这么多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呢？对于这样一个怀疑党的历史决议的问题，毛泽东也没有在意。

实际上，谷牧曾经在北平左联工作过，他了解当时白区工作的情况。实际上，党史上强调如此之大的损失，是为了强调王明路线带来的危害，也是和共产国际叫板。毛泽东心里有数。

谷牧的体会是，和毛泽东谈问题，不一定要顺着他说，你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其实，毛泽东和很多大领导一样，你要是站直了说话，比唯唯诺诺更被接受。前不久我们讲过纪登奎的故事，也是第一次见面就留下深刻印象，而被称为“老朋友”。

毛泽东对谷牧的影响，是要多学习，才能眼界开阔，知识渊博。谷牧能够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角色，和他的学习能力放不开。

谷牧因为有本事，也早就被周恩来欣赏。

其实，早在三十年代，周恩来就认识他，自己人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是有本事的自己人。

1961年1月，为了战胜困难，中央成立了领导经济工作的十人小组。“十人小组”主要由国务院各工业部部长参加，负责全国生产总调度。周恩来和邓小平指定“十人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负责。同时，明确“薄不在，由谷代”。小组成立不久，薄因病休息，主持十人小组的工作就由谷牧承担起来。

文革即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更是把很多重担压在了这个有本事的人的肩上。

谷牧记得1974年的一天，他和周恩来乘飞机到哈尔滨，在飞越渤海湾时，周总理要求飞行员绕着沿海的港口飞了一圈，他对谷牧说：世界上各发达国家，都是利用港口开展贸易活动的，因为海运不需要修铁路、修公路，运输量也大。中国过去被西方包围，不可能利用海上运输开展对外贸易，现在条件允许了，你要注重加强港口的建设，并且明确分工，以秦皇岛为基点，利用三年时间，将沿海港口建好。

后来，谷牧把秦皇岛到广西防城宜建港口的地点都跑了一遍。1974年前，全国只有60个万吨码头，到了1976年已经发展到100多个，增加了一倍。在1975年底周恩来病危期间，谷牧还亲自向他汇报说：总理啊！全国的港口建设工作已经提前完成了。总理听了很高兴，并且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下了一生中作的最后一个政令：他要我注意抓抓航空港的建设。但是，在那时是不可能的。当时的机场和民航全部由空军负责管理，空军司令员不可能听我的。但我又不能不传达，于是我在国务院会议上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要加强航空港的建设。

有本事的人，还表现在豁达，有胸怀，还有生活情趣。

他的豁达当然表现在文革中坦然面对造反派的批斗，也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他退下来以后，有一次告诉去看望他的朋友说，他每周要打两次高尔夫球，跳两次舞，在家里每天晚上打桌球。

谷牧能够活到96岁高龄，和这样的心态不无关系。

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流行的说法是，邓小平是总设计师，当然也有不同看法，比如写《邓小平时代》的哈佛教授傅高义就说，邓小平是“总批准师”。他没有贬低邓小平的意思，他是说，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那就没有设计师。

事实上，总批准师也要有极大的智慧。

除了邓小平，为改革开放立下大功的，还有不少人，其中就有谷牧。

我觉得，谷牧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作用，被低估了。

说他是改革开放的侦察兵，确有其事。

从1978年的5月2日到6月6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受党中央和国务院委派，带着一个代表团出访西欧五国，代表团成员中有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等六位部长或副部长级干部。临行前，邓小平同志专门在北京饭店听取汇报，指示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什么都看，他们成功的要看，他们失败的也看，看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巧合的是，5月11日，“真理标准大讨论”一文见诸报端。第二天，谷牧带队出发到了法国。

实际上，早在1905年到1906年，虽然是清朝末期，但清廷也想变革，派出豪华代表团出使欧美日各国，考察政治制度。当然，朝廷也是在压力之下。1904年至1905年，各地督抚纷纷上书清廷，要求实行变法新政。如1904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创始者之一，清代末年的状元张謇致信湖广总督张之洞，希望他就新政之事上疏朝廷。1904年7月，他又致信直隶总督袁世凯，希望他能出面主持新政大局。1905年7月2日，袁世凯与张之洞及两江总督周馥联名奏请慈禧，派亲贵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获清廷首肯。

历史走了一个螺旋，中国要改革，总是从派大员出访开始。

谷牧本来以为，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会谈对象可能是副总理一级的人物。可是所到国家，同他们会谈的都是总统或总理级的人物。法国总统德斯坦、联邦德国总统谢尔、瑞士联邦主席里恰德，比利时国王、丹麦女王都见了。

 

在联邦德国访问巴伐利亚州时，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

从丹麦去联邦德国，代首相在机场送行时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希望不要忘记我们小国。

谷牧印象最深的，是刚到联邦德国时，看了一部介绍战后重建的纪录片。

二战结束初期，联邦德国一片废墟，不少城市在战火中被摧毁，到处是饥寒交迫的平民百姓。但联邦德国政府战后大力发展新兴工业，积极开展国际贸易，短短十几年实现了现代化。

这部纪录片震惊了代表团的成员。

谷牧看到了，这些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同我们拉关系，做生意。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事可以办。

现在很难想象，用一个多月时间出国是个啥情况，出访一个国家限制时间是五天。但是，那时候确实需要，因为要开放，要改革，要融入世界，但是世界是什么样的，很多领导不知道。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副总理谷牧居然也是第一次出国，对他震撼极大。以前都是在书本上或者是别人的口中知道资本主义世界到底是怎么样，这次他们有了切身的感受。

回国后，邓小平约他谈话，详细了解了考察情况，并就实行开放政策提了三点主要意见：一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二是要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三是要抓紧时间。

有了邓小平的意见，谷牧心里有底了，他写了一个很长的《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

报告提出了一个当时被称为“石破天惊”的结论：“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改变这种落后状况。”

他直言：“我们的上层建筑，很不适应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我们一个省市，比欧洲一些国家还大，可是省市管理经济的权限却很小，很少主动性，省市在计划财政物资的管理上并没有真正成为一级，许多事情都得跑北京来解决。而且，往往一个问题，跑几个部门，等几个月，还没有结果。”他建议要给有条件的地方“放权”“搞活”，这其实就与经济特区的早期设想不谋而合。

谷牧还给党中央做了一个详细的汇报。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汇报会从下午三点半一直开到晚上十一点。因为是“自己人”在海外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所以中央领导听得很仔细，也受到了震撼。

很多老同志在会上表了态，那时的叶帅一言九鼎，他从战略上强调：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有打过仗，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稳定的力量，我们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他们资金过剩，技术需要找市场，引进技术的重点应放在西欧。

聂帅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

聂荣臻元帅觉得意犹未尽，会后不久请谷牧到家中，想听他详细介绍出访西欧的情况。一进门，谷牧刚想从公文包里拿出考察报告，聂帅就摆手说：“不用拿了！谷牧，你这个报告写得太好了，我都看了五六遍了！你看，我都用不同颜色的钢笔、铅笔，做了好多记号、眉批。真想到当年留学和工作过的国家走一走，看看他们战后是怎么发展的，可是我80多岁了，走不动了。现在借你的眼睛，逐个给我介绍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变化。”他们从下午3点一直谈到晚上9点，聂帅还留谷牧在家吃晚饭。

把谷牧带队的这个代表团，看作是改革开放的尖兵，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和世界隔绝的时间比较长，我们的重要领导也包括思想比较开明的领导，他们并没有真正掌握国外的情况。这次谷牧带队出访，就是起到了侦察兵的作用，对于中国领导层真正了解世界，了解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下决心彻底打开国门，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当然，只是侦察兵汇报情况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主事人要下决心，而且是头脑清醒地下决心。

考察和讨论的成果，最终促成了中央推行对外开放的决心。当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战略决策。

不久，谷牧还提出了一个破天荒的“大胆建议”：可不可以找一些西方有关人员做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

主事人邓小平认为很好，中央听了谷牧的汇报也认为很好。于是，在确定派员考察日本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中国政府经济顾问的工作也随即悄悄展开。

1979年，谷牧到日本进行日元贷款交涉之前，也从侧面对中国政府经济顾问的人选进行了考察和摸底。后来，经过细致考察、筛选，三位西方人士进入中国国务院顾问的名单，这三个人是德国的古托夫斯基、日本的大来佐武郎和向坂正男。

1979年1月末，利用春节假期，中国请大来佐武郎和向坂正男来北京介绍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经验。大来和向坂讲的题目是：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请日本专家、德国专家这些西方国家的人士做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共和国的第一次。请西方国家专家当我们政府的经济顾问，是向世界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在谷牧的召集下，各部委管经济的领导，汇集在钓鱼台听大来和向坂的报告。这是第一线高层领导第一次系统地听取西方国家权威人士讲述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它对于开阔眼界，特别是转变思想理念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正如有的同志评价说，“这堂启蒙课”对我们后来的经济改革有很大启发。

那时候，真的是像小学生一样聆听，而不是像后来请了世界知名的大专家，结果是他们听。

除了侦察兵这个角色，谷牧还是前线指挥员，也有把他说成是操盘手的。为了稳妥，我在这两个名词后面都加上之一。

197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是在谷牧的大力推动下颁布施行的，外商在中国大陆投资办企业从此开始。一开始全国才批准了6个合资项目，是餐馆、养猪场、照相馆等小项目，投资金额才810万美元。这是外商的试探。

比如说，改革开放的第一笔外资贷款，就是谷牧从日本引进的。

当然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

邓小平说，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可以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

这时候，谷牧得到了一个信息，说日本政府有一笔向发展中国家贷放的“海外协力基金”，利率极低、搁置时限长、本息偿还期长，中国可以争取使用，但是须由中国先开口。1979年9月，谷牧访问日本，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说，你们早就应该来了，我们已经等候一段时间。那次访日，谷牧促成了为数500亿日元的中日第一笔贷款协议，年利率3%，还款期30年，打破了“不用西方国家政府贷款”的禁区。

当时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包括谷牧的母亲。因为1941年谷牧在沂蒙山区与侵华日军战斗时，在右胸留下了日本人的弹孔。所以谷牧的妈妈后来在电视里看到儿子和日本人签约，拿拐棍敲着地板说：“汉奸，汉奸。”

但是，谷牧后来与6任日本首相都成了朋友，日本首相也接受谷牧。

谷牧跟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也是老朋友。去新加坡访问时，他送给李光耀一方镌刻着一章《论语》的鲁砚。李光耀风趣地说：中国有句古语“半部论语治天下”，新加坡没那么大，一章就够了。后来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博士受谷牧邀请当了中国经济顾问，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外脑”。

中国的改革开放，最成功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农村的改革，一个是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但是，不是人人都同意。有一位大理论权威从深圳考察回来说：深圳除了国旗是红的，其他都变白了。

都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谷牧和这位大理论权威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当时，谷牧写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报告，中央书记处讨论时，时任总书记胡耀邦看了后很支持。但那位大理论家却说，转发这个报告可以，但要附上一个材料，这个材料的名称叫‘上海租界的由来’。谷牧当即表示坚决反对。他说，这个报告是主张对外开放的，怎么能附你那个意思完全相反的材料呢？他站起来说：上海租界的产生，不是上海道台的腐败，而是满清政府的腐败和软弱无能，如果上海道台不听话，一个不听话可以换掉一个，两个不听话可以换掉两个，但这并不是上海道台的事。今天这样的事不可能出现，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但因为阻力，谷牧的这个报告还是没有转发出去。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线指挥员，谷牧像当年打仗一样，指挥了很多战役例如深圳特区。

有一度，深圳出现了过度依赖基础建设、过度依赖政策优势、消费资金增长过快、产品出口创汇缓慢等突出问题。由于问题比较严重，以至于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较为浓重的“特区失败”论调，有人甚至公开提出，经济特区是国家的包袱，要背到何时。

此时，经济特区该怎么走下去，是继续靠“铺摊子、赚差价、要政策”来发展，还是走出一条立足于自身奋斗的新路子呢？这无疑成为特区下一步发展的破题之处。

1985年2月，谷牧出面组织召开深圳经济特区工作座谈会。会上，他深入分析了深圳特区所存在的各种问题，认为深圳在接下来的发展中一定要做好产业调整和转型，必须“爬好一个坡，更上一层楼”，按照中央要求，真正成为一个“以工业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的外向型综合性的经济特区。”

在这里，谷牧担心引起海外媒体注意，让他们产生过度联想，没有明确提出深圳发展的路径要进行调整和转型，而是巧妙地用了“爬坡”一词来表达这层意思。此后几年中，谷牧多次利用“爬坡”理论来督促和推动特区的各项工作。其实，爬坡就是示弱，也符合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方针。

宁波港的建设也是一例。

1985年，谷牧担任了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组长，“督战”宁波开发。其实，他在文革后刚刚恢复工作，就受周恩来指令，参与了宁波港建设。1973年2月，周恩来总理提出“三年改变我国港口面貌”的号召，并成立了国务院港口建设领导小组，谷牧是这个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同年7月，谷牧再次到宁波，目的正是到宁波考察海港选址。

1985年以后的3年间，他主持召开了6次会议，其间宁波的重大决策几乎都是在他的帮助下制订和实施的。

关键时刻，谷牧要求不在市区宾馆住宿，而是在开发区搭建的小平房里住。白天，市委书记市长赶到开发区建设现场向谷牧汇报工作，晚上临睡前，谷牧喜欢喝点白酒。当地领导要为他准备一点下酒的菜，他坚决不同意，从自己的包里掏出一个小匣子，里面装着花生米，说，这个东西最好。

此后，宁波先后建造了当时我国最大的20万吨级铁矿码头、25万吨级原油码头，第五、六代国际集装箱专用码头等35个特大型深水泊位群，创下了我国建港史的“宁波速度”。

除了宏观决策，谷牧也直接过问具体项目。包玉刚的胞弟包玉星为了改善宁波的海上交通，很早就提出引进高速气垫船、成立花港公司。包玉星从挪威引进的高速气垫船“甬兴”轮，往返于宁波和上海之间，试航的时候谷牧亲自登船出海。但有关部门对此有顾虑没有批，有人甚至说：“如果有人说我们是卖国主义，谁负责？”谷牧拍了桌子道：“听我的，还是听你的？”花港公司最终获得特批。

侦察兵当了指挥员，情况明，决心大，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来源：文史精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