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话说翁永曦

2026年1月27日，翁永曦去世，在我的朋友中引起反响很大。

我和他认识，不能说熟悉，但对他在改革开放史上那跌宕起伏的命运，我一直关注。我在《关于翁永曦的挽联和悼文》中，引用过一些朋友写的挽联和悼文，那是朋友们对他的哀悼，也是我对他的祭念。但我始终觉得，真正的祭念，不只是写一副挽联，不只是发一篇悼文，而是尽可能把他放回历史现场。

因为，一个人的命运，常常是时代的注脚；而一个时代的真实，也往往藏在这样跌宕的人生里。

人会离开，命运会封存，但有些问题总要面对：为什么有的人明明怀抱改革之志，却在改革中出局？为什么有的人因“建言”而被看重，又因同一番建言而被忌惮？为什么有的人刚刚踏上舞台中央，命运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他往台下推？

所以，我想，梳理翁永曦在改革开放中的行状，既是对历史的补课，也是对故人的祭念。

一个文本

翁永曦1948年生，1967届高中毕业生，通称“老三届”。他不算我的长辈，可以说是前辈。

“老三届”这个称谓，不只是一个年龄标签，更是一代人共同命运的缩影：文 革、上山下乡、返城、改革开放，他们都赶上了。时代几次大拐弯，都从他们身上碾过去。

同样是“老三届”，后来走出的路却很不一样。有人在运动中借风起势，学会了在权力缝隙里腾挪；有人在上山下乡中磨掉理想，只求早日回城；也有人到了改革年代，成了既有体制最坚定的保守者。可是，也确有一些人，前后虽处不同历史场景，内心却始终靠一种朴素而顽强的理想主义支撑着。下乡时，他们真信“改天换地”；改革时，他们真把自己当作“当世有责”的人。

翁永曦大体属于后一种。

1968年，翁永曦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巴彦鄂温克公社插队落户。关于他在那里的具体作为，我知道得不多。但可以推想，他应当是认真干、踏实干，而且表现不错。否则，后来也不至于被推荐到北京大学读书。

1973年至1976年，翁永曦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读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工农兵学员”。

1976年8月6日，北京大学文科七三级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共计400人。新华社发通稿，《北京日报》《人民日报》都做了报道。其中被着重表扬的，是包括翁永曦在内的16人：有人“到农村当农民”，有人“去西藏支援边疆建设”。400人里挑出16人作为“典型”，当然是当年宣传口径的需要；可如果把宣传的水分滤掉，仍不能否认：在1976年那样一个大多数知青想方设法回城的时刻，还愿意公开表态继续去基层的人，至少在精神上是有理想色彩的。

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

1976年7月23日，《北京日报》头版刊登了翁永曦署名文章《坚决同工农划等号 永远当普通劳动者》，并加了“编者按”。文章紧扣当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主题，文中数次点名批判邓小平。这篇文章后来成为别人指控他的材料之一。

今天回头看，这个“文本”很值得分析。它当然有那个时代的荒诞性：青年人的命运，要通过表态来换取正当性；一篇文章，不只是思想表达，更是政治履历。但翁永曦的问题，并不只是“写过一篇错误文章”这么简单。他后来之所以格外倒霉，就倒霉在这里：他不是一个庸常的小人物，而是一个后来被提拔、被关注、被视作“有前途”的人。普通人的历史污点，也许能淹没在人海里；被看见的人，往往连旧纸堆里的灰尘都能变成罪证。

有时候，历史不是忘性太大，而是记性太好；尤其对那些走到了聚光灯下的人。

与杜润生结缘

1979年知青返城大潮中，10月，翁永曦回到北京，到《中国农民报》当记者。也就在这里，他与杜润生结缘。

据翁永曦回忆，他第一次见杜润生，谈了两条。第一条：“农村太穷，农民太苦，我觉得国家农业政策应该建立在务农有利可图的基础上。”第二条，“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万花筒里看世界’，相信‘大河有水小河满’。到了农村才发现，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经济界都只能是‘小河有水大河满’。”

就这两条，换来了一纸调令。1980年初，他被调到杜润生主持的国家农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办公地点在西黄城根南街9号，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九号院”。

这两条，今天看来，分量并不轻。第一条，是把农业问题从道德叙事拉回利益机制，等于说：不能只靠政治动员让农民种地，务农必须有利可图。第二条，则是对长期以来“大河有水小河满”这一宏大叙事的一个反拨。它的实际含义是：国家要富，先得让基层活；宏观要好，先得让微观得利。若“小河”无水，“大河”哪里来的丰盈？后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很多逻辑，说到底都绕不过这一层。

不过，若说翁永曦从一开始就是包产到户的坚定支持者，那也不是事实。根据一些回忆材料，1980年前后，他对包产到户并非完全赞同。这不奇怪。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看：那时中央高层对包产到户尚有分歧，政策边界并不清楚。今天回头看，包产到户像是“历史正确答案”；可在当年，它却是在争议、试探、观望、试错中艰难浮现出来的。不能用后来的答案，去苛责当年的犹疑。

更重要的是，翁永曦那时关心的，显然已不只是农业制度的一隅，而是中国整体发展路径的选择。他学国际政治出身，眼光常常从农村问题一路抬升到国家战略、世界格局，这也是他后来既显得“有见识”，又显得“容易惹祸”的原因。

一个人看得太近，容易平庸；看得太远，也容易碰壁。因为远见若不能被时代消化，就会被时代当成杂音。

“全方位”外交

1979年1月，中美建交，邓小平访美，将中国改革开放纳入到世界经济发展的范围。翁永曦学的是国际政治，他提出了“环太平洋经济圈”的概念，又提出中国“百年复兴”的宏观构想。

有据可查的记录，翁永曦第一次系统谈这两方面思考，是在内蒙。1980年10月29日，他到内蒙调查农业，黄江南随行，翟新华接待。翟回忆说，当晚看完电影后，已很晚了，大家还去新华社内蒙分社社长于德那里聊天。那一晚，翁永曦越谈越有兴致，时间说到“百年复兴”，空间说到“环太平洋”，大开大阖，侃侃而谈。翟说，他从未这样想过问题，自叹没有那样的眼光与眼界。

显然，这番谈话也打动了于德。11月1日，于德带着记者方小翔，用当年罕见的录音机，对翁永曦进行正式采访。主题有两个：一个是“环太平洋与全方位外交”，一个是“百年复兴”。后来写成两篇内参。关于前者，题目是《青年翁永曦提出调整对苏关系对我国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关于后者，题目是《中国要有百年复兴设想——一位青年对我国前途的分析和建议》。

先说《青年翁永曦提出调整对苏关系对我国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一文。翁永曦认为，中美建交只是迈出第一步，还不够，还要注意改善与苏联关系，“打开中苏关系大门对中国极其有利，全局就活了”。他提出“全方位”外交策略，所谓“全方位就是东南西北”。他说：现在中国把一只手向西方伸出去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整个棋局活了；但还有僵硬部分。中国还不是将帅，而是美苏交易中的一个筹码。美国把两只手都伸出去了，中国只伸出一只手，为什么不可以把另一只手伸向苏联？不伸出去这只手，就永远处于被动。

这确实是一个透着远见的大胆构想。问题是，远见并不等于当下就可行。1980年的中国，对外战略仍然深深带着毛时代的延续性。对南斯拉夫、中美、中日关系，毛时代已经打开了口子，邓小平顺势推进；至于苏联，中苏对立未解，对越自卫反击战刚过去不久，恢复中苏关系远未提上日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年轻人提出“全方位外交”，尤其提出“另一只手伸向苏联”，在事理上未必没见识，在政治上却相当敏感。

这里面有一层常被忽略的历史经验：在改革初期，真正有创造性的想法，往往不是因为“错误”才受阻，而是因为“过早”才受阻。太超前，和太冒进，在政治后果上常常差不多。一个制度对新思想的容纳度，未必取决于它是否正确，更取决于它是否来得“正是时候”。

翁永曦的问题，常常不是没有道理，而是道理出现得不合时宜；不是没有才气，而是才气暴露得太早。

“24字方针”

《中国要有百年复兴设想——一位青年对我国前途的分析和建议》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后来著名的“24字方针”：

抑需求，稳物价。节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

这24字方针的提出，也有一个过程。我在《改革四君子还是缓改革四君子》一文中，曾简要勾勒过其脉络。这里再条理清晰地梳理一下。

大致在1980年七八月间，黄江南通过统计分析认为，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经济危机就在眼前，形势很严峻。朱嘉明和翁永曦认可黄的观点，讨论过程中，又将王岐山拉了进来。王一听，非常重视，遂报姚依林。姚时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在经济决策中的地位，仅次于陈云、李先念。姚更重视，便将四人请到家里谈话。就是在这次谈话中，形成了“24字方针”。

根据翟新华日记，时间大致应在1980年10月中下旬。“1980年10月31日条”云：

晚老翁（永曦）来坐了一会。他说，他最近与（黄）江南通过姚依林的儿子（应为女婿之误—引者）向姚依林副总理提了五个注意之点：1.延长调整期，不要到八二年，到八五年为好，因为这样主动，现在要解决的不只是文 革十年的问题，也不是“四人帮”倒台后三年的问题，也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十年的问题，而是中国三千年的问题。2.全面来讲，要在调整中改革，局部一些地区可在改革中调整。3.不但要注意经济效果，还要注意社会反馈，注意沉默的多数。4.造舆论，把经济困难都摆出来，在报纸上、广播中宣传。5.大船转向，只能有一个船长，强调集中，注意军队、华国锋等方面的问题。

这5点内容，也是《中国要有百年复兴设想——一位青年对我国前途的分析和建议》中的内容。

2019年2月16日，我曾当面向翁永曦请教这次谈话及24字方针形成过程。他说：

这个提法确实是我概括的。大概是1980年下半年，姚依林在家召集黄江南、朱嘉明和我谈话，王岐山当然也在。话题只有一个：怎么摆脱当前经济危机。当时“翻两番”口号很热，每年要增长百分之七点二，而陈云主张增长百分之四。我们认为，要像大跃进后那样进行一次国民经济调整，把危机调整过来。谈到调整和改革的关系时，我们提出“缓改革”。不是不改革，而是计划经济要改，但要放慢改革步伐。姚听后说，你们的想法有道理，能不能概括一下？我拿了张纸条，一边想一边写，写出这24个字。姚听后说“好”。后来他说，第二天他就到陈云家，李先念也在场，陈把“舍”改成了“节”，说：我们还是要发展的嘛。

于德和方小翔11月24日写出第一篇内参后，接着又写第二篇。第二篇是在北京写成的，他们又采访了另外三个人。在这一过程中，24字方针已经在中央决策层面上讨论了。

12月2日上午，在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姚依林副总理在讲话中谈到了24字方针，总理说：

这几句话好，就是“大集中、小分散”不合适。要清楚哪些必须集中，哪些要搞活。基建要集中在中央和省。八十年代的调整，要吸收六十年代的经验教训。企业经济要搞活，地方权力不能太大。当前的调整和改革，就是如何将企业和工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是关键的一条。现在，调整涉及面广，要细致地做工作。各级领导还不知道，问题没有回答，就在报纸上应付。要先在内部统一思想，首先是领导层要统一思想，将来回答问题要有针对性。

12月5日，《中国要有百年复兴设想——一位青年对我国前途的分析和建议》在“清样”刊出。

12月7日，总理即约翁在办公室谈话。翁当年给于德和翟新华的信中说，他和总理“谈了三个小时”。惜具体内容，信中并无记载。

12月9日下午，总理在国务院第二会议室主持座谈会，请黄、翁、王谈经济调整问题，姚依林、薛暮桥、廖季立、房维中等与会。黄代表三人发言，要点是：在调整中改革，带有恢复性质，主要看经济和政治上的承受能力；提出：“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稳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主要是从各方面的承受能力考虑的。

黄发言后，总理说：现在的调整与1962年有很大不同，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三年调整时期，困难大，但决心也大，措施有力。对于调整中所面临的困难，上边感觉得到，下边感觉不明显，思想认识不一致，下边的抵触情绪较大，政令难于贯彻。即使措施有力，效果不可能来得很快。只能用持久战办法，稳扎稳打，不能求之过急，否则还要产生一些副作用。

这两次谈话后，京城就有了“24字方针”、“翁永曦”两个关键词。据冯兰瑞回忆，1980年12月4日至10日，经济学界在北京举行关于生产目的全国性讨论会，期间的一次中心小组会上，于光远就讲到陈支持翁提出的24字方针的信息。与会者“就此展开了讨论，认为抑需求、舍发展、缓改革、大集中，这些提法反映了一种保守的倾向，是不可取的”。

如此，在国务院层面上，对24字方针认可。

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说：

有两个青年，不是学财贸的，据说是一个学工，一个学农，写了四句话：

抑需求，稳物价。

舍发展，求安定。

缓改革，重调整。

大集中，小分散。

我看这四句话有一定的道理。说“舍发展”不妥，应改为“节发展”。

说缓改革，是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自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

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

这一引用，分量极重。也正因为如此，总理对翁永曦很重视，几次带着他出差。翁的才华也确实出众，可以自如地与总理探讨改革问题和路径。到1982年4月底，他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是杜润生。1982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的“中央直属机关部分单位领导干部任职名单”中予以确认。这样，翁从一个普通职员，一跃而成为副部级干部。

但是，这件事的意义，远不只是“一个青年提出了几句话”那么简单。它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恰好踩在改革初期最核心的一条断裂线上：究竟应当优先“调整”还是优先“改革”？究竟应当更强调稳定、集中、控制，还是更强调放开、试验、松动？这是19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路径分歧的一个缩影。

但问题是，经济判断一旦进入高层决策语境，就不再只是技术问题，而会迅速变成政治问题。尤其是其中“缓改革”“大集中”这类说法，在改革气氛渐起的政治语境中，极容易被听成“保守回潮”的信号。对陈云而言，它有其逻辑；对更倾向于推动改革的邓、胡而言，它则像是一脚踩在刹车上。

这就是翁永曦命运中的关键一环：他本来提出的是经济治理思路，却在高层政治结构中被赋予了超出其本人所能承受的意义。

所谓“福兮祸所伏”，从来不是古人的闲话。

在凤阳县

不过，在《人民日报》公布任命之前，1982年5月7日，在凤阳县的任职名单中，翁永曦已是县委第二书记。这是带职下放到基层任职。1982年7月初，他到任，至1983年10月离开。

凤阳是中国农村改革史上的标志性地方，能到这里任职，本身就说明他仍被寄予某种期待。

在凤阳，他推动与上海县开展经济协作，提出如果说“大包干”是凤阳走出的关键第一步，那么与上海县联合、开展经济协作，就是凤阳要走的第二步。得到万里的支持，批示说：“这个办法可行。”

这一思路，在当时是很有超前性的。因为它不再满足于农业责任制本身，而是试图把凤阳嵌入更大的区域分工和市场网络中去。后来的“内联外引”“城乡协作”“技术辐射”，本质上都在这条路上。

这说明翁永曦不是那种只会在北京谈大词的人。他到了基层，也想做制度连接，也想做发展文章。他看问题，始终有一个特点：不肯把地方困在地方里，而总想把它接到更大的系统上去。一个地方要改变命运，不能只在本地转圈，而要接通外部资源；一个干部要推动改革，也不能只守住旧盘子，而要重新搭台子。这是他的长处。

1982年8月30日，翁永曦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清人郑板桥诗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我等食禄衣着于人民，血肉相连。抱定不谋私利、为共产主义奋斗之宗旨，当置个人荣辱进退于不顾，虑民族振兴改革于心中，此其正道矣。

这类话，今天读来或许容易被人当作套话，但放在他的命运轨迹中看，却不宜轻慢。因为他说了，也确实那样做了。一个人最难得的，不是讲出大义，而是在大义不再流行时仍肯承担其代价。

但是，历史有时并不奖励真诚，甚至还常常拿真诚开刀。在此前后，京城内已暗流涌动，一场对他的处理，正一步一步地展开。

命运曲折

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和胡（耀邦）都记住了翁永曦这个名字。

在耀邦去世前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到了翁永曦。他说：

1980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利用一个青年翁永曦的八句话：“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作为经济上的纲领，得到陈的认可。我为此发了脾气，引得陈很不满。

2000年7月24日，胡德平与李 锐谈话时，也提到这件事，说陈云相信了翁永曦那四句话，“舍发展抑需求”，很欣赏。

既然提到胡德平，还可以再说一下他读到《改革四君子还是缓改革四君子》后，给我提供的一个史料：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后，耀邦找翁永曦谈过话，说，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这么保守。翁也有解释。

其实，邓小平对翁永曦十分关注。

就在翁永曦任职宣布后不久，一封告状信送到了邓那里。告状信是谁写的、谁送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只听到过两个口述版本，都只是只言片语，不足以在这里展开。但有两点可以大致肯定：第一，翁永曦署名的《坚决同工农划等号 永远当普通劳动者》一文中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内容，肯定被列为一条罪状；第二，告状信能直接送到邓那里，说明送信人知道邓在关注此事。

1982年6月26日下午，就在翁永曦的任命公开登报40天后，耀邦在谈十二大日程安排时，提到翁永曦：“小平把‘文 革’关甚严，翁永曦问题，我们也把得甚严。”这应是第一次较明确地在中央层面讨论翁的问题。

这种“把得甚严”，并不只是看他的现实表现，而是带着一种“遗留问题”与“现实政治态度”叠加审视的意味。历史旧账一旦与现实政治判断合流，事情就会变得很难挽回。

此后，关于翁永曦的问题，不时在中央层面议论。1982年9月23日下午，中组部召开部务会，“议翁永曦问题：真正危险人物，现在仍活动”。副部长发言，“谈及领导教训”。这说明，翁的问题已进入正式组织处理视野。

即使如此，1982年10月30日，胡耀邦在安徽考察、听取滁县地委汇报时，凤阳县委第二书记翁永曦仍参加汇报、座谈。

1983年3月30日下午，中组部开会，再次讨论翁永曦问题，认定“此乃最危险人物”。到1983年春夏之交，杜润生接到邓办电话，问“为什么翁永曦还没有撤职”。这已不是一般性的议论，而是明确的压力传导了。

1983年5月14日，翟新华收到老友尹蓝天、黄江南来信，均言及翁永曦被免职之事。尹蓝天信中说，“近日得一未经核实的消息，翁在北京的职务被免了。原定翁在中央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已经录像录音，结果届时却取消了。这也许是一个佐证。”

1983年7月6日，翟新华又收到黄江南来信，告“翁的副部级已取消”。

翁的另一位老友王 岐 山试图帮忙。据曾在《北京日报》工作的唐昕回忆，王找他调出《坚决同工农划等号 永远当普通劳动者》的原稿，想看看其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内容，哪些是翁原稿中有的，哪些是编辑加上的。只是，对翁的意见既然直接来自邓，这种技术性的辨析，也很难改变大局。

1983年9月6日，李锐在清理“三种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

去年，中央国家机关机构改革时，有个新提拔的年轻副部级干部，提拔后才发现原来是某个单位的造反派头头，问题严重。他曾在给女朋友的信中说：“我要从夹缝里钻上去。”粉碎“四人帮”后，他果真通过关系，把他的文章登于“内参”，因此得到有关部门的欣赏，但他的问题很快被中央发现了。这些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清理“三种人”是完全必要的。

这段话虽未点名，但所指不难判断。翟新华听到传达后，颇为愤愤，认为李讲得“不公平、不客观”。

也确实如此。若把翁永曦的经历简化为“钻营上位”，显然失之粗暴。一个人可以有野心，也可以有政治抱负；但有野心不等于只有野心。若只把他的所有行为都解释成钻营，就等于把改革初年许多真问题、真思考、真冲动都抹平了。

1983年10月10日下午，李 锐与时任安徽省委书记黄璜谈话，黄“交代了翁永曦情况”。这时谈的，应该已是调翁到嘉山县委任副书记的事了。

从副部到副处，从中枢到县里，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职务调整，而是一次明白无误的政治性下坠。有人失势，是因为无所作为；翁永曦的失势，却恰恰与他的作为、名声、锋芒、表达能力和象征意义有关。一个人若只是平庸，未必会被记恨；真让人不放心的，往往是那些有影响力、又不好完全归类的人。

在嘉山县

如同翁永曦在凤阳县的情况一样，他在嘉山县的作为，我目前所见也只有零星资料，只能有一说一，构不成系统叙事。但从这些零星资料中，仍足以看出，他到了嘉山，并没有认命，更没有收手，而是仍想在地方闯出一条改革的路子。

1984年5月5日至9日，由温元凯等人发起，在安徽合肥召开“新的技术革命与体制改革学术讨论会”。原定规模50人左右，后来与会者竟达700人。安徽省委、省政府很重视，开幕式上省委书记杨海波作开场白，闭幕式上省委书记袁振作闭幕词。因为“会上全国有志于改革的同志交流了经验”，这次会后来被称为“全国改革者大会”。

滁县地委和嘉山县委的领导人都参加了。翁永曦是否在大会上发言，回忆不一，暂不作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大会再一次激起了翁永曦的改革激情。他决心在嘉山县掀起新一轮改革高潮。

5月14日，嘉山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改革动员大会”，滁县地委书记吴炎武坐镇支持。翁永曦代表县委、县政府作题为《在改革中开辟嘉山前进的道路》的讲话。

人们有个说法，在“四君子”中，翁永曦的嘴厉害。这次讲话，再一次展现了他的鼓动性和表达力。譬如，他开篇讲全国改革形势时说：“一个叫八亿‘麻雀’满天飞，‘包’字进城；另一个叫沿海地区东风吹，破旧立新。”一副对联，形象、意象都出来了。又譬如，他讲改革如何破旧立新时说：“一个统统套着救生圈站在水仅没膝的国家包养制游泳池中的民族，根本不会有学习游泳的压力和要求；而一旦走进世界经济、技术竞争的海洋，又有几个能存活下来？！”

谈到嘉山县时，他说：“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嘉山县，要想参加全国经济、技术的运动会，必须松开五花大绑。”再放眼全国：“席卷全球的第三次浪潮不断拍击着中国漫长而曲折的东海岸，中华民族怎样迎接世界新产业、技术革命提出的严峻挑战？”大开大合，观远及近，这种大散文式讲话，不是一般县级干部所能说出的。

吴炎武在讲话中，对翁永曦的报告背书，认为“它是一个富于改革精神的报告，是一个勇于创新的报告，是一个采取有力措施，提前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报告，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报告”，“因此，我们地委、行署对翁永曦同志的报告和他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创见给予坚决支持，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支持到底”。

大概这次动员大会也感染了新华社记者，一篇关于翁永曦的报道又上了“清样”。胡耀邦又接到了邓办的话：“这个人怎么又出来了？”

5月18日，耀邦在“清样”上批示说：

此人文革中表现不好，八一年胡说八道一通，使人上了当，现在又瞎说一气，为什么要帮他忙？有些记者分辨不清不可责怪，为什么新华社领导辨别不出？为什么不把关？请以你们自己的意见告新华社同志一下。

这里有几层意思值得分析。

第一，批示中的“八一年”，应是“八〇年”之误，指的自然还是24字方针。第二，“胡说八道一通，使人上了当”，其实是把高层当年的采纳与讨论，全部归咎于提出意见者本人。第三，批示虽严厉，但又要求内部掌握，不要闹大，这说明胡在处理尺度上，至少并不想把事情无限扩大。换句话说，这是批评，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按住处理”。第四，但不管处理尺度大小，来自邓办的关注都意味着：再想翻身，就极难了。

动员大会后，在翁永曦主持下，嘉山县委、县政府作出关于劳动、工资、人事、干部制度改革的几项突破性决定。概括地说，就是领导“搭台”办企业，和农民一起“唱戏”。具体来说，就是提倡各机关办企业，进行农业开发性经营，把机关中适宜做经济工作的干部分流到这些企业中去工作，企业经营独立，待有效益后，干部即可正式调去。一来可解决机构臃肿、积压人才的问题，二来又可发展经济，一举两得。

关于干部制度改革，则是“实行干部岗位责任制”，“各级领导班子实行民主选举制，选举出的主要负责人有权组阁，机关工作人员实行招聘制、合同制、待聘制，招聘对象破除国家与集体、干部与工人、城市与农村的身份界限，不拘一格启用人才”。关于工资制度改革，则是“实行基本工资制、职务工资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奖励工资制、浮动晋级工资制”。因工资改革而超出原来水平的部分，则由各部门、各单位增收节支奖励基金、办企业盈余分成基金、结余福利基金中支出，不增加国家财政支出，不向所属企业平调资金。

5月21日，地委、行署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听取翁永曦关于改革方案的汇报。接着，翁永曦带领由地委、行署组成的考察组，到山西省原平县考察以“搭台唱戏”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试图以嘉山县的改革促动滁县地区的改革。翁的“搭台唱戏，干部分流”的方案，在滁县地区很快推广，县直和区直机关干部闻风而动，先后办起数百家企业。翁永曦也因此成为地区乃至全国公认的改革开放带头人。

事情写到这里，本该是一段改革者高歌猛进的故事。可是，历史偏偏爱和翁永曦过不去。就在他的改革事业如日中天之际，有人给国家计委写信，反映滁县地区某些改革措施不当。计委一位副主任给安徽省领导打电话，提出批评意见。省委即派工作组到滁县地区检查、纠正。

吴炎武没有把责任推给翁永曦，认为自己没有错，翁永曦更没错，拒绝检讨。有人说，这次风波，多半与翁永曦仍被人惦记有关。我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至少有一点是明显的：如果推动这些改革的是一个没有“历史包袱”、也没有被高层盯上的普通干部，遭遇的阻力是否会如此迅速、如此严厉，很难说。

这就是所谓“人带着事走，事也带着人走”。同样一件事，放在不同的人身上，政治后果会完全不同。制度环境从来不是抽象作用的，它总要通过具体的人际关系、既有印象、历史标签来发生效力。翁永曦的不幸，就在于他做的已不只是“嘉山改革”本身，而是“翁永曦做的嘉山改革”。一旦前面这个名字已经有了问题，后面的改革就更容易被解释成问题。

时隔不久，中央又发出通知，要求“不能把官商、政企混在一起，以避免产生弊端”，“对已经办起的这种企业，党政机关的在职干部应采取适当方法逐步退出”，“今后不要再提让党政机关干部也尽快富起来的口号，以免引起误解”。198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至此，滁县地区“搭台唱戏”式改革正式结束。

这件事的悲剧性，不在于翁永曦“走错了路”，而在于他再一次踩中了历史的时间差。他想解决的是机构臃肿、人才沉积、地方发展乏力这些真问题；但他采用的路径，又恰恰触碰了后来被严格划禁的领域。方向未必错，方式却很快失去合法性。于是，一个明明出于改革热情的人，转眼之间就成了需要被纠正的对象。

命运有时就是这样捉弄人：你想往前闯，时代却突然拉起警戒线；你不是撞在墙上，而是墙在你面前忽然长出来。

“东风不与翁郎便”，这句感慨，用在这里，并不夸张。

这一年，整党运动进入尾声。有人又想起了翁永曦。时任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薄一波，直接下令开除他的党籍。安徽省纪委负责人携带五人指导小组函件和安徽省委决定，以及关于翁永曦错误的调查报告，在滁县地委委员会上照本宣读。调查报告列举翁的三大错误：一、读高中时参加红卫兵，学校里有位教师受批斗与他有关；二、下放到生产队时，想当队长，有“篡党夺权”之嫌；三、写过一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

至此，翁永曦不得不离开体制。

怀念一个人，一个时代

这就是中国改革史上一种常见而沉痛的悖论：最早冲到前面的，往往也是最先暴露在火线上的；改革需要闯将，但体制未必容得下闯将的全部棱角。一个时代在需要你开路时，会赞赏你的锐气；在需要秩序时，又可能先清理你的锐气。功劳未必能护身，反倒可能让人站得太高，影子太长。

所以我常想，翁永曦这一生，最令人叹息的，不只是遭际坎坷，而是他每次都不是消极地被命运推着走，他总在主动迎上去。他想参与中国的转折，想提供方案，想推动改革，想在地方试验中做出东西来。可也正因为如此，他一次次撞上了那个时代最硬的部分。

人在历史中，并不是只凭正确就能胜出；有时还要看位置、分寸、时机、气候。才华若无时运扶持，容易变成险峰。热情若无制度容纳，容易化作孤勇。而孤勇者的命运，往往最适合写成后人的感慨。

翁永曦去世了。如今再回头看他的一生，不必把他说成一个完人。当年判断并非全都正确，基层改革方案中亦非没有粗疏之处。这些都应实事求是。但实事求是，不等于把人压扁成几条材料；历史公道，也不该只剩下组织结论。

我更愿意承认：他是一个有缺点、有旧账、有激情、有才气，也有真诚改革冲动的人。他不是神话中的英雄，却是改革年代很典型的一种人物：有抱负，有判断，有表达能力，有行动意志，也因此比别人更容易受伤。时代向前走，往往要靠这样的人探路；而时代在整顿自己的脚步时，又常常先把探路者留在原地。

这就是翁永曦的悲剧，也是那个年代的某种真实。

怀念一个人，最怕把他怀念成空洞的符号。真正的怀念，是承认他的复杂，也承认他的不易；是知道他不是没有错，而是在那个大开大合、忽紧忽松的年代里，他曾真心想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这样的人，哪怕最后被命运辜负，也不该被记忆辜负。

人死灯灭，旧事未冷。有的人活着时被误解，死后更需要被理解。有的人一生都在追赶时代，最后却被时代甩下；但被甩下的人，不一定就比留在车上的人更轻。因为历史的重量，常常压在那些先行者肩上。

愿翁永曦此去，山河安渡，风波不再。也愿后来读到他的人知道：改革从来不是一条直线，开路者也未必都有好结局。然而，正因为如此，那些在风口浪尖上真诚活过、奋力闯过的人，才更值得一声叹息，一点敬意，一份长久的记念。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