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话说高占祥

2022年12月9日，高占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第一次见高占祥，是在朱厚泽的一个小范围聚会上。高来了，与朱很热络，看样子是熟悉的知己。此后，我在朱参加的小会上，还见过高两次。

“高尚的人”

1985年8月，朱任中宣部长后不久，高就从河北调回北京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两人有一年多的工作交集。时间虽然短，但他俩惺惺相惜。这基础，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三观”一致。我听李盛平兄讲过一个细节：

2010年4月30日，高去医院看朱，他用力握着病重中的朱的手说：你是个高尚的人！朱也用力地说：大家都是高尚的人！

十天后，朱魂归道山。朱、高死生契阔至此，那情景是催人泪下的。

我关注八十年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朱和高作为那个时期的思想界高官，其行止当然是我关注的。有时候在他们谈话的间隙，我会贸然插两句我关心的问题，常常引起两人回忆那时的一些事情。

譬如，朱第一次讲“三宽”的内容，就是拉着高一起去的；譬如，关于朱仓促间离职的背景，高十年常务副部长也一直没有进步等，两人谈得也很开；再譬如，谈到那时思想文化工作不好干，朱说自己在“夹层”，他用“三明治”一词形容彼时困境，高则用“漩涡”一词表示自己更难。

“五讲四美”

1935年11月7日，高占祥生于北京通县的一个贫寒家庭。1951年5月入北京人民印刷厂工作。他没有学历，属于悟性高的那一类人，边努力工作边刻苦学习。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高占祥曾在北京红旗业余大学的中文系和俄语系学习过。他与张百发一样，是北京市劳动模范。那个年代，“劳模”是晋升的重要路径，他后来任北京团市委副书记。那时，胡（耀邦）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万里任北京市长，俩人对高都比较熟悉。

1978年10月16-26日，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团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全会，中央很重视。这次会上，高占祥成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工作。七位书记中，他排名倒数第二。是年，他不满43岁，就位列副部级。

1980年初，“精神文明”一词开始叫响。在一般民众中如何体现？高占祥认为，应从青年做起，扭转十年运动道德滑坡的社会现实，“搞一个既适应于今日社会又能深入千家万户的道德规范”。这个规范，就是后来一段时间家喻户晓的“五讲四美”。

这个念头，源于《论语·尧曰》篇中“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一语。高占祥认为，在传统的伦理道德中还有许多易读易记的准则与规范，如“三法三行”、“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三纲六纪”等等，虽然“其中也渗透着封建文化中一些消极过时的糟粕”，但可以“旧瓶装新酒”。他首先在湖北省武汉市搞了试点，提出了“三美三讲”。

此后，高占祥找到了团中央宣传部的人一起研究，根据武汉和无锡等城市的一些经验，还有以前的“五热爱”，加以凝练。

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的魏久明，给我讲过这个过程。他说，讨论中，先提出了“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后为照顾青年人爱美的特点，又提出了“五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仪表美、环境美。”

高占祥将这个“五讲五美”提交共青团中央在江苏镇江召开的团省市委书记扩大会讨论。与会者对“五讲”没有意见，但对“五美”中的“仪表美”有激烈的争论。

那时，国门初开，喇叭裤、牛仔裤这类“洋玩意”，在青年中流行，并被穿惯了中山装、草绿军的人认为是“奇装异服”。现在还提倡“仪表美”，在有些人看来，是助纣为虐了，就被上纲上线到“这到底是要把青年引向何方？”的高度。最终，“仪表美”被删除，剩下“四美”。

“五讲四美”提到中央层面讨论时，“心灵美”也差点被DEL。时任中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对这一“美”有意见。黄说：“心灵美”是基督教的语言，我们何必搞这套东西呢？

听到反馈意见，高占祥只好引经据典：“心灵这种说法，革命导师用过——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

有人再质疑：列宁提到心灵可能是翻译得不准确，毛主席有没有提到过“心灵”这个词？高当时一下子没想出来毛在哪里用过“心灵”，但他想到毛用过“灵魂”这个词——“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他说：“灵魂比心灵还要有宗教色彩。”如此，“心灵美”保住了。

至此，“五讲四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得到广泛的认可。

任职尴尬

1982年十二大前后，中央开始逐步进行新老交替和第三梯队的选拔与培养。“革命化”，年龄是一个杠杠；“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另一个杠杠。后一个杠杠虽然也包括年龄，但大致是指“知识化、专业化”的“年轻化”，与前一个年龄似有不同。

在这个杠杠面前，高占祥的“知识化、专业化”有所欠缺，但“革命化”和“年轻化”的优势仍为人看重。1982年3 月 5 日，胡（耀邦）一次谈话中谈到团的作风问题时说：共青团要形成个风气，在团中央工作七八年、十来年，要往下钻，一是调查研究，一是读点书，自己写东西。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不发奋图强怎么行？年纪大了就学不进去了。据说高占祥、王建功是比较用功的。你们书记处同志在党性上、原则上是好的，但刻苦用功，高占祥、王建功、陈吴苏三个同志比较好一些。

1982年中共十二大，高占祥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在十二大上，另一个在“四化”这个杠杠上优势满满的人，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就是王兆国，来自湖北十堰市的第二汽车制造厂。1980年7月，邓（小平）到这个厂参观，王陪同讲解，邓觉得王是个人才，他就成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接班人。

对于高占祥，胡（耀邦）希望他“毕业”能够到北京市工作。1982年9月12日上午，胡接见出席十二大的北京市代表团时，几次提到高的名字，并向北京市委推荐说：你们市委的班子是不是搞点调整？要把岗位责任制定下来。我觉得高占祥同志不错，在团中央威信最高，模范作用很强，可以回北京工作。搞一些年轻的同志，老同志失不了业。

以胡当时的地位，这样推荐高，相当郑重其事。但北京市对此并没有响应。那时，正处于新老交替的开始阶段，大批干部不好安置，北京市想来也应如此。

1982年11月，团中央召开十届四中全会，王（兆国）担任书记处第一书记。12月20-30日，共青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高占祥担任大会主席团秘书长，负责组织这次大会。按照会议已经议定的程序，高还将继续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但是，在会议即将结束时，突然来了上级决定：高不进新的团中央领导班子。

为何会有这样的变故？有人说，是王（兆国）的意见。他履新，要有作为，不希望班子里有老人指指点点。

其实，高也未必想留下与新一届班子共事，但是这么仓促地走，他的去向一时就成了问题。曾经想安排他到中宣部任副部长。部长邓（力群）说：我这里的副部长还不好摆呢，无法接纳。又联系文化部，部长朱穆之面有难色。还好，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扬表示，高可以到我这里任副职，主管文化工作。

胡（耀邦）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能否选拔四十出头的同志担任省委书记的问题。万里说，怎么不行，我们担任省委书记的时候还不到四十岁嘛！于是，会上决定，高占祥出任河北省委书记。耀邦说：闭幕词还由他作，然后去河北，这叫做“题诗一首，扬长而去”。在致完闭幕词后，高就赶赴河北就任省委书记，位居第四。

“浇灌鲜花”

粉碎“四人帮”后，河北这个地方的文艺工作，一左一右地飘忽了好几年。关于李剑“歌德与缺德”和“醉入花丛”的两场争论，就很具代表性。

高占祥履职后，对河北文艺发展给以极大重视，从文艺领导体制上入手，鼓励文学青年进行创作，同时建设文艺评论队伍。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大力支持。二高联合倡议，设置“河北文艺振兴奖”和“河北文艺振兴奖基金会”，高占祥任名誉会长，亲自召开会议筹集基金。两位书记首先捐款。这在当年算是一个创举，在报纸上热闹了很长一段时间。1984年12月27日，刘宾雁的日记说：

河北，我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大的变化。那是一个十年浩劫中遭灾甚重，至今“左 ”的流毒仍很严重的省份，而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和书记高占祥竟能对文艺发展给以极大重视，实在出人意外。他们称作家为“国宝”；鼓励文学青年自学成才和成立文学社团，还提出建设“文学第三梯队”；要求文艺评论以“浇灌鲜花”为主，大兴求实、团结和争鸣之风。五月召开的全省中青年文学创作座谈会，省委书记高占祥到会六天，与大家朝夕共处。十一月的全省业余文学创作座谈会，高扬与高占祥又一连三天出席会议。作协分会全年经费原来只有一万五千元，省委拨款十四万元支持。省委领导同志还倡议设置“河北文艺振兴奖”和成立“河北文艺振兴奖基金会”，高占祥任名誉会长，亲自召开会议筹集基金。两位书记首先捐款。现已筹集基金五十万元，估计很可能超过一百万元。

人在河北，高占祥声名远播，在京城文化界，他也赢得了口碑。所以，1985年9月，中央酝酿文化部人选时，高列在名单内。

文化部十年

1986年1月27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文化部长的人选问题。当时，人选为王蒙、高占祥和高狄。胡（乔木）和邓（力群）倾向于高狄当部长，高占祥当副部长。书记处常务书记则一锤定音：王蒙当部长，高占祥任第一副部长，也就是常务副部长，主持文化部日常工作。2月26日，国务院发布令确认。

当时，高扬不想放高占祥走，高也不想来文化部。谈到那时的心情，高说：文化部文人成堆，工作对象也是文人，所以是非多。去文化部工作，是敲锣打鼓请；离开是拳打脚踢撵。

不过，他在文化部任职十年，虽然一直是副职，没有进步，但站住了。

高占祥是团干部出身，文化部感受到的是他的朝气。长期从事宣传工作，他对当年文化体制改革有自己的想法：他希望在任内推动文化部职能转变，从搞文化转向管文化，在制定政策上下功夫，以适应经济改革的大趋势。

在十三大起草组召开的座谈会上，高占祥说：以前，文化界是“破”字当头。锄草、锄草、锄毒草，错把香花当毒草。百花凋零秋风扫，八个样板来回倒。现在要转到立，以浇花为主。猛批不成，微调最灵。政策稳定，“双百”坚定，领导开明，作者自尊。

不过，那时改革挺难的，文化体制改革尤其难。譬如，文化产品肩负着载道的重任，所以，在文化部的文件、报告中，不能出现“文化市场”这样的字眼。这很好理解，那时经济改革还只能小心翼翼地用“商品经济”代替“市场经济”的字眼，文化改革怎么好涉及“市场”二字？一说到“市场”，就有个姓“资”还是姓“社”的考量，一不留神就会被归入“资产阶级自由化”。

高占祥对“市场”二字情有独钟，他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就是市场，他就注定要陷入“漩涡”。

1986年8月，高占祥希望通过“艺术节”的形式，探索文化走向市场的路径。《中国文化报》宣布：文化部将举办“中国艺术节”，两年一届。第一届在北京市举办，时间在1987年6月，由文化部与北京市政府共同举办。

这是新鲜事，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就闹到了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胡（耀邦）也认为不成熟，劝高放弃。高坚持己见，并通过胡（启立）私下沟通。还好，第一届“中国艺术节”按时举办。不过，高占祥作为倡议者，则缺席。直到1989年第二届时，他才能够参与筹备。此后，各种各样的“艺术节”兴起，走得都是文化搭台的市场路数。

1986年11月，文化部在厦门鼓浪屿召开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会上，营业性的“音乐茶座”如何看？“走穴”式的文艺演出可不可以？歌舞厅是不是不良场所？诸如此类的问题，引起大争论。与会者希望高占祥谈谈看法。

高占祥直面这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已经摈弃了斗争哲学，现在要提出建设哲学。一封了之是斗争哲学；树立文化新观念，是建设哲学。他提出了四个概念：文化开放、文化市场、文化竞争和文化经营。

他阐述说：要由文化“战场”转向文化“市场”，做到“抬头向前看”和“低头向钱看”，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起来。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关系，是鱼和水、苗和林的关系，只有鱼得水、鸟入林才能活起来。“只要不是借刀杀人就该充分利用，没有力量时一定要借用别人的力量。”

厦门是特区，在特区讲话，尤其是讲文化的“市场”化，高占祥很大胆。这大胆的话传到北京，就走样成为高“一个人跑到特区去搞文化特区”。中央派人到厦门调走了会议记录、高占祥讲话录音和媒体访问报道等材料。中央电视台不点名地批评高 “一切向钱看”，他的讲话被从各报刊上撤了下来。

中宣部也有人在搜集高的讲话和文章。听到这个消息后，高 “自投罗网”，“别让他们受累”——他让文化部办公厅配合，把他的讲话和文章统统复印一份送去。

于是，文化部就窃窃私语：“高占祥这回完了”。

王蒙倒不认为高占祥要“完了”，但上面有要求，要他主持召开党组生活会，让高作个检讨。他对高说：你放心，我主持会，温和，恭俭让，不让你难看。高占祥说：不是温和不温和的问题，而是是非不明，功过不分。如果五年以后，实践证明我的观点是错的，我会自动检讨。

生活会后来没开成。

1989年，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置文化市场管理局，全国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开始建立。“市场”这个词，先于“市场经济”进入改革领域。此时，王蒙已离任文化部部长。不过，高占祥还是副部长。

高占祥说：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十年，这类事情很多。每一件事，都是“漩涡”。还好，我水性比较好。他自嘲。

的确，高占祥十年副部长，部长是三任：王蒙、贺敬之和刘忠德。王蒙放手，大事“圆场”，小事不管。贺敬之反自由化，连高一起反。不过，他对高说，你的自由化跟其他人不一样，你是解放思想过了头，不是对社会主义不满。这一区分，高还可以继续当副部长，与贺搭班子。

“三大工程”

1996年，高占祥离任文化部副部长，担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他还是热衷于干事，或者说为文学界干实事。他成立了三个“工程”：为老艺术家出书和拍摄专题片的“晚霞工程”，扶助2000个有艺术天赋的贫困儿童的“朝霞工程”，记录中青年艺术家风采的“彩霞工程”。

这三个工程很得人心。我接触过一些老作家和评论家，如顾骧，如江晓天，他们退休多年，还有人给他们出一本书，他们自然高兴，对高评价比较高。

高占祥文化起点不高，但勤能补拙，他在创作和书法等方面，多有涉猎。他去世后，我读到怀念他的文章，说他的文集有百卷的规模，书法也有几本集子。他应该是历任文化部长中著述最多的人吧。他生前很看重这些成果，我想，这也是他“补拙”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者说是一种印记吧。

来源：徐庆全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