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敏：风雨中的文人

文革中，耀邦同志被打倒，赋闲在家，整天闭门读书。有一天他派遣大儿子胡德平去侯外庐家借书，指明要侯先生写的《中国思想通史》。当时侯外庐也不自由，书房的门上还贴着抄家的封条，手头一本书都拿不出来，更不要说一部思想史了。无奈之下，侯外庐命孙子撬开玻璃，钻进书房，偷出了一整套《中国思想通史》，送给素未谋面却仍在在动乱年代潜心向学的耀邦同志。

耀邦找侯外庐借书当然是有原因的。侯外庐是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中国人，著作等身，头衔众多，先后担任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西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哲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

这些头衔，到了文革，就成了妥妥的“反动学术权威”。偏他这人性格刚烈，不愿趋炎附势，不免遭到种种迫害，在一次批斗之后中风偏瘫，所幸说话功能没有丧失。

过了一段时间，四人帮仍在台上，有一天胡德平又来到侯外庐家。胡德平问侯先生：你跟冯友兰最大的分歧在哪里？侯外庐说，观点不一样，他说他的，我说我的，完全不一样。你一定要说在什么地方有过斗争，那就是，”河南郭象”。冯友兰很欣赏郭象，也自比河南郭象。“我却揭露了郭象是个剽窃者。”

侯外庐认为署名郭象的《庄子注》实际上是向秀的作品。向秀45岁病逝，郭象窃取了他的《庄子注》，再补写了两篇，就以自己的名义公布了。

这种剽窃行为在当时便受到一些清谈名士的鄙视。加上郭象“任职当权，熏灼内外”，钱穆评价其“曲说媚势”，郭象的人品和学术操守，都受到后人诟病。这都是令侯外庐极度瞧不起的。

文革后期，江青大搞“评法批儒”，此时的冯友兰丧失气节，甘愿为其摇旗呐喊，甚至把自己蓄留了几十年的胡子剃掉了，还在《人民日报》发表诗作：“聊发少年狂，奔走在马前。”其奴颜之态，媚骨之心，暴露无遗。难免要遭人侧目而视了。

俗话说：人以类聚，物以群分。面对胡德平问其分歧何在，侯外庐并不像一般人将冯友兰痛骂为“京城四大无耻”，而只是委婉地说：他自比郭象。可谓一句话点中要害。

也是在那段时间，南方中山大学的教授杨荣国，在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成了炙手可热的“大红人”。他的文章，频频在《红旗》《人民日报》《历史研究》《光明日报》《南方日报》等报刊发表，并被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他出版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等小册子随处可见。有段时间，他应邀外出巡回报告，忙的不亦乐乎，可谓出尽风头。1974年，杨荣国出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有段时间，他生病住院，享受的是首长级待遇的特级病房。

文革初期，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也受到过冲击，被抄家、批斗、扣发工资。批斗时，左胸及肾脏遭毒打受伤。后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夫人陈慧敏因受到株连，被折磨成精神病患者，在一次离家出走时，不幸溺水身亡。

1970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批判“天才论”，要求党内外人士尽可能懂一点哲学史。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人民出版社找到杨荣国，要他把自己1962年出版的《简明中国思想史》修改成通俗易懂的哲学史著作，杨荣国因此重新握笔，在1973年7月出版了由他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以配合“批林”的需要。

在那场“评法批儒”运动中，杨荣国的文章可谓备受推崇，成为全国各地组织学习的典范。此时的杨荣国风光无限，盛名之下，就连中央文革小组都要聆听他的“评法批儒”课。他去各省讲学，每到一地，无不受到当地省委、省革委领导的热烈欢迎，他们亲临机场、火车站迎接杨荣国，并在省报头版显要位置发布消息，以特号大字标题报道“杨荣国教授莅临我省讲学”。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仿佛妻子的溺水身亡，是另一个时代发生的事情。

1975年3月，按上面布置的修订任务，《简明中国哲学史》出版了修订本，以便配合“批林批孔”。修订时，杨荣国只是参加了最初的两三次讨论会，就因病住院了，所谓“主编”只是挂名而已。

文革结束后，中共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在1982年6月对杨荣国做出审查结论：杨荣国“在‘批林批孔’期间，为迎合‘四人帮’所谓‘儒法斗争’的需要，不惜歪曲事实，散布了不少错误观点，但未发现他与‘四人帮’有组织上的联系。考虑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同意不给处分。”

审查期间，身患癌症住院的杨荣国，先是被从特级病房换成一般的高干病房，又从一般的高干病房被换成多人合住的普通病房。

在换来换去的过程中，杨荣国于1978年8月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资料来源：

朱学文口述／牟坚整理《侯外庐先生的晚年思绪》

《杨荣国：风雨半生，时代浪潮中的跌宕》

来源：青衣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