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故友田家英

听说有好几位同志写了怀念田家英的文章，也许已经出版了这方面内容的书。不过我至今一篇都没有看到。在延安有两个田家英，我说的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很长时间的田家英。当过中央组织部长的那一位，早已不用这个姓名。

我也想写写田家英。我写的内容，肯定与别的人不同。因为我没有同田家英一起参加过党中央最高层次的、如1959年在庐山开的那样的会议。我也没有同他共同参加过某个中央文件的起草。我记得他曾经找过我，要我做过两三件事，大都是毛主席关心一些自然科学知识，要他特意来问问我的。但是一件也记不起了，想必是不很重要的。我和田家英的接触可以说大都是非工作性质的，但是我和他很熟。在我面前讲话也许他认为是最可不必顾虑的人之一。在他心目中，我是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人。尽管我爱讲、爱写，但是他相信我懂得什么可讲、什么不可讲，懂得讲各种话的分量。相信我不会给他制造任何麻烦。还有一条当然是更主要的，那就是我们谈起话来很投机，彼此有气味相似的地方。一个人总希望有几个可以随便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发泄自己感情的“朋友”。

如果我写怀念田家英的文章，也许会先从他在四川一个中药铺当小伙计时如何从钱箱中偷钱讲起。田家英告诉我，他偷钱的办法是“就地取材”。药铺有的是黏性很强的膏药，他就把膏药抹在竹竿上，从钱柜的缝里伸下去，粘到钱往上提，不论硬币纸币都可以取出来。讲这个故事，也许有人会认为是对死者的不敬，但是我认为田家英自己并不隐讳讲这些事情。一个年轻人给老板捣捣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个故事可以表现出那时的田家英是一个又聪明又调皮的青年。如果我写怀念田家英的文章，也许会再讲他怕蛇和有点像蛇的动物，连听都怕听。你告诉他这本书上有蛇的照片，他就连打开这本画册的胆量都没有。如果你把蚯蚓之类的东西放在他前面，他会吓得逃跑，我觉得这时他真像一个小孩子。有一次几个朋友给他恶作剧时，他已经26岁了，当时看到他“脸无人色”的表情，我不由得哈哈大笑。可是我没有见到他见到真的蛇时的情景。

我也许会去讲他自己说如何一贯喜爱古文，喜欢古代的诗词歌赋。我当然也会去讲他如何走向革命，如何从四川来到延安。这些，他向我描绘过。至于他到延安学习革命的真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后来又如何在延安马列学院工作，他做学院内某个班的行政工作，王惠德、曾彦修等做教员。这些我是听别人说的。这一段经历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引起我的重视，也就没有多少印象，我只知道他和王惠德、曾彦修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朋友的。我会讲在延安的那些朋友中他比较年轻，人们就亲热地把他叫做“田儿子”。他也高兴地接受这个称号。田和他许多朋友都在延安北门外党中央机关工作，我离开中央青委机关后到了南门外的西北局。一北一南相隔好几公里，因此那时候我和他不算特别熟，但是见面时我也跟着别人叫他“田儿子”。如果我写怀念田家英的文章，也许会写他如何跟我同一个时期在晋西北搞土改。只是在晋西北时，他在静乐，我在保德。以后大家都到了河北的平山中央工委。我同他就是在平山熟起来的。1947年我参加了全国土地会议，他也在那里。1948年我从山东渤海回到平山，在中央宣传部当一名部员，而且担任党中央机关总支（还不是党委）管学习的委员，我住在东柏坡他住在西柏坡，相距不到一公里。作为总支委员，我常在驻有中央机关的几个村庄跑。就在这时他到了毛泽东身边。在怀念文章总要讲讲彼此是如何成为朋友的。

后来他脱颖而出，受到毛主席的赏识。对这，他从来不讲。这样的事今天许多读者比较感兴趣，但是这方面我写不出什么来。因为除了毛主席为了让他开开眼界，进北京城之前曾给了他一段相当长的自由时间到新解放的各城市去跑，回到中央后向我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一通之外，别的没有讲过什么。我对于一个人如何受领导赏识这样的事情，从来不发生兴趣。许多读者可能想了解这样的事情，但田家英既然没有对我说这方面的情况，我也就不能提供第一手材料。（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至于说田家英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是某人发现了他这个人才向毛主席推荐的结果这个事，田家英没有给我谈起过，我也就不能在证实或者证伪上面有任何作为。不过我还可以说一句，在说到这个举荐他的人时，我并没有感到田家英对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好感，有时反而颇有微词。

田家英钻研马恩列斯著作的情况，我不了解。谈论这方面的问题时，他的兴趣并不那么大。我们之间还发生过一个争论，那是关于我国第一个宪法中是否应该宣布实行土地国有的问题。我坚决主张实行土地国有。在这件事情上他倒和陈伯达一致，主张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我引经据典，他说不过我。但是宪法上还是写上归集体所有。后来他告诉我，这是毛主席的意思。不过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自己的看法对。那时宣布农村土地也归国家所有，农民正因得到土地使用而高兴得很，并不特别重视所有权，因此是会同意土地国有的。以后再改国有就很困难。过了多年之后，我也不赞成宣布什么∗∗∗∗了。我认为田家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底子不如王惠德，而在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上，他是下了功夫的。我承认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也说自己在参加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中大大提高了这方面的水平，他还编了一本《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用圣经纸印还是厚厚的一本，足有一千四百页。在他送此书给我时，我赞扬他，他说他自己并不以为这样的工作有多大的意思，他做这事为的是要“靠这样的工作吃饭”。

当我担任《学习》杂志主编时，他是这本杂志的作者，写过好多篇文章。我如果要写怀念他的文章，我一定会写当王惠德和我住在中南海庆云堂三院时，每天晚上十一点左右，田家英穿着一双拖鞋，从他住的中南海甲区的永福堂到中南海乙区庆云堂聊天的事（在中南海内，从甲区到乙区是随意的，而从乙区到甲区就要事先电话联系，要住在甲区的人通知两区间站岗的警卫才放行。所以我们从来不去田那里，而是他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三人，有时在王惠德房内，而更多的时候在我的房内（因为我是单身），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一聊就是两个来钟头，很开心，三个人都常常哈哈大笑。这件事情还引起一件事:那时与我和王惠德同住“庆云堂”院子里的，有一位我的部下李致远。他和我、王惠德在同一个党小组里生活。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我们虽然住在一个院子里，但这个院子很大，他住的房子离我们相当远，原先没有想到对他的干扰会这么严重，更没有想到他会以读者名义写信给《人民日报》告我们的状。报社把这封“读者来信”转到我手中，使得我们三人吓了一跳。此后我们就不敢再大声说笑。但这种瞎聊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生活需要，只好压低嗓门，谁想大笑，另外两人就发出警告。

如果我写怀念田家英的文章，我也一定会写1961年毛主席在广州召集我们听取农村调查汇报时，我同他在株洲到广州的火车车厢里的相会，在车厢里两人几个小时的长时间谈话。那次谈话涉及不少事情，我至今记得很清楚。

如果我写怀念田家英的文章，少不了要写我们对陈伯达的议论。这段回忆我倒能写出一些有历史价值的内容来。陈伯达的虚伪是我们两人非常看不惯的。我自己在和陈伯达的第一次交往中就领教了陈的惊人的虚伪。那是1945年，陈伯达写了一篇很长的题为《中国近代地租概说》的文章，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连载。我发现其中有错误，就写信批评陈。陈约我去杨家岭他住的窑洞。一见面就说他自己没有学好《资本论》，我的那封信对他是最大的鞭策、最大的教育，是他终身难忘的。可是后来出书，翻开一看，一个字都没有改，使我十分吃惊。这件事的详细经过和以后的发展，我曾写过一篇《于光远吆，在延安时就是我的老对头吆》。田家英对陈伯达的不满比我还要强烈得多。（）他对陈伯达在毛主席面前的虚伪表现尤为不满。他举了不少这方面的例子。田家英对陈伯达所谓的农村调查十分鄙视。他说陈打着重视农村调查的旗子，可是怕吃苦，不深入农村，舒舒服服住在城市的招待所里，派人去调查，自己听听汇报，同时装模作样到下面走一走，随后就发表长篇报告，提出一套一套的建议。田说陈不是真调查，而是去琢磨毛主席的思想动向，搞一些材料，写一些文章去投合。田说陈伯达有时也会猜错毛主席的思想而倒霉、挨毛主席的批评，但陈又有本事挽救回来。后来我去天津，那时陈伯达作小站调查，亲眼看到田家英所说的陈伯达式的调查。陈住在天津遵义道的别墅里，我去时他给大家大讲佛学，讲“阿弥陀佛”，没有讲自己调查中得到的结果。

如果我写怀念田家英的文章，我想也应该写后来他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苦恼。不过田家英对这种苦恼有他自己的表达方式，他常常用一些诙谐的语言，讲他在主席身边的一些故事。他讲了一些自己干的、令人吃惊的调皮捣蛋行为，讲得似乎很开心，但我又觉得他心情颇为沉重。

他对江青的不满，在我面前也似乎没有顾虑地发泄。有一次，他说了一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这妖孽指的就是江青。我不知道这样的话他是否还对别人说过。他明白，用不着交待，这样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对别人讲的。我和江青的最初相识是在1942年初随高岗去绥德米脂做调查，我们骑马到绥德，她就在我们这一行之中。可是刚到绥德，毛主席一个电话又把她叫了回去。建国以后，江青在中宣部做电影处处长，常在一起开会。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贵夫人，不像革命者。我也知道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后对这位继母很不满意，因此受到一些“同志”的帮助。我的同情在毛岸英方面，但听田家英这样说她，我不由得有些担心。我相信田家英一定把事情的本质看得很透彻，但是他又总是用滑稽的态度去表现他这种惊人的观察。

由于田家英有这样一个与我无话不说的关系（当然也有一些事，由于他知道我不了解事情的复杂背景，而懒得给我讲的）。他没有有头有尾向我介绍一件事的习惯，我也从来不想从他那里了解什么情况，从来不问他任何事情。我们只是随便聊天，但是在聊天中我还是了解到不少有关他自己的情况。

因此，当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看到陈伯达当了“文革”小组组长、江青当了小组顾问，大权掌握在田家英对头的手里，我就想到了田家英，替他担心。虽然那时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是我想总会比他好得多。

对田家英之死，我知道得很早，而且是在一种很特别的情况下知道的。那是1966年夏天，作为中宣部“阎王殿”的一名判官，我已经处在被打倒的地位。对我的斗争会也已经开过一两次了。但是家里电话还没有拆掉，不许我“会客”这样的规矩还没有立下来。也就是说，那时对我实行的“群众专政”还不那么严格。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有一天，党中央机关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工作时毛主席住处的房东来到中宣部我的住所找我。在平山时我虽不住在西柏坡而住在东柏坡，可是因为我是党中央机关总支委员（总支书记是杨尚昆同志），几个村庄都跑，而且更常去西柏坡。那时我也常去田家英那里。因此毛主席的房东认识我。这次他来到我家，对我说，他才从毛主席那里来，见到了毛主席（这个房东每次来，毛主席不论多忙，倒总要见见这个农民），说自己想见见田家英（他跟田家英也很熟悉，不但在西柏坡他经常见到田家英，以后他到北京，每次毛主席见这个农民，田也都在场）。可是毛主席对他什么都没有说，只说了三个字“呜呼了”。这个农民对我说，他不了解为什么毛主席对田家英的死一点悲痛或者惋惜的表示都没有。他还问我，田家英究竟做了什么事惹得毛主席似乎很不喜欢他。他也不知道田家英是怎么死的。这个问题他从毛主席那里出来之后一直犯嘀咕。他以为我知道情况，希望我告诉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实那时我对田家英的死还一无所闻（他自杀的具体情节直到现在我仍一无所知）。但是一听他的话，我就知道一定是自杀身亡。我听到这个噩耗，虽然很悲痛，但并不吃惊，因为田家英自杀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李锐、王力、戚本禹谈田家英自杀之谜）和他作对的人已经掌握了“文革”大权，而有权力保护他的人，连那个农民都看出已经很不喜欢田家英了，对田家英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他怎么还有活路？（戚本禹和江青秘书闲谈：毛主席为何抛弃田家英）那时田家英不死，早晚也是会在这个运动中被折磨死的。于是这个爱笑的、很乐观的人走上了绝路。

我算了一下，他逝世时的年龄不会超过45岁。

                                                                                                                           1995年12月

来源：《文史春秋》月刊（1997年），原题：《田家英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