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金刚：我的父亲蔡铁根——"八一"有感

1980年1月，江南古城常州文化宫大礼堂，这座小城常州当时最宏伟的公共建筑，被一宗肃穆的气氛所笼罩。那巨大的原型石柱之间，那重重大门上都悬起了黑黄两色布制的花球，礼堂内哀乐低回，胸佩白花，臂挽黑纱的人们缓缓地走进礼堂。

父亲的遗像悬挂礼堂的天幕上。

身穿军礼服的他，气宇轩昂，在灯光下向人们微笑着，他的笑是那么生动，却又使人感到分外沉重。但人们不知道，遗像下边的鲜花丛中，我们儿女用黄色菊花和绿色松枝做成的一个花圈之上，摆放着的骨灰盒只是个空盒……

那是我赶回来参加追悼会前和父亲生前工作过的军事学院相关工作人员一起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按照规定格式购买带回来的一个很简陋的，价值80多元。

来参加追悼会的人中，除了常州当地的各个党政部门和父亲参加工作过的机械工业局各部门，还有特意从北京赶来的父亲生前的老战友、老同志，低回的哀乐中，他们长久的凝视着父亲的遗像，又深深的低下了头，向他们昔日的同志和战友致哀……

望着那些重重叠叠摆放得整整齐齐的花圈，我的思绪不禁又回到了那些在北京为父平反冤案所经历的日日夜夜，想到了那无数关心帮助支持我们的人，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同志，父亲的案子是在他和党中央有关部门的直接干预下，得到彻底昭雪的！

尤其是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同志，亲自为此案作出批示。没有他们的关心支持，案子如此之快得以昭雪，（前后一年多）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从心里永远感激他们。想着这一切，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那段难以忘怀的岁月里。

父亲走过的坎坷一生，像电影画面一般仿佛在我眼前闪现……

父亲颇有燕赵之士的风采，豪爽坦荡，刚直磊落。他曾在日寇的监狱饱受酷刑，曾经历过平型关之战的生死搏杀、太原之战的枪林弹雨……

父亲是河北蔚县人，蔚县古属燕赵境，父亲性格豪爽磊落，颇有燕赵志士的风采，是个真正热情坦荡，刚正不阿的人。这也是所有认识他的同志和战友们对他的深刻印象。

早年，父亲在厦门求学读书时，正是军阀混战，强虏入侵，祖国山河破碎的年代，所见所闻使他深感社会制度的黑暗，当时政府的腐败和人民生活的极端痛苦，他写道：“看到这一切，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谁不感到愤恨。”他为挽救民族危亡，积极参加抗日活动，而被地方警察驱逐出境。他又企图北上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但当他到达张家口时，同盟军已经被瓦解了。

几经波折，父亲参加了被日寇击溃退入关内的东北军部队，在亲身经历了旧军队中的种种黑暗和腐败后，失望的父亲转而将希望寄托在了共产党红军身上。在部队开往前线参加“剿共”时，他联合了30多个弟兄准备携枪参加红军，但因行动暴露被捕。

在一个暴风雪之夜他只身冒死脱逃，经过了几天的奔波，终于找到了红军，从此参加了革命。而他的第一任首长就是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父亲回忆中说，他参加红军是经过陆部长的亲自谈话批准的。

而后来我才知道，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真正是九死一生，从江西出发时的近七八万人仅余六千多人，急待扩大部队，但又由于与“剿共”的东北军暗中有协议，东北军在暗中向红军提供各种物资支援的同时，要求红军绝不能拉东北军的部队官兵参加红军，而陆部长还是因为父亲所受过的高等教育知识背景，因而不顾两军的协议留下了这个自动投身而来的东北军基层军官。

七七事变后，抗战正式爆发，父亲从所在的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随红一军团改编为八路军115师，东渡黄河，开赴敌后，参加了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并长期在此战斗生活。

在父亲的履历中，上级党组织和首长们给他最常见的评语是：“工作积极，有能力，有魄力，工作有办法，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工作深入，对同志坦白，责任心强，待人热情豪爽，不存成见，作战勇敢，生活朴素”。这不是一时一事的评语，而是所有他工作过的组织和同志们给他的评语。

父亲受过较高的文化教育，他有个几乎保持了一生的习惯，就是写日记，伴随着他的革命生涯，日记内容非常丰富。从他留下的日记中（还有许多党史资料中及很多那个时代被我父亲动员出来参加了革命的老同志老战友的回忆中）。

我得知，他几乎是赤手空拳、单枪匹马（父亲在回忆中说，连马也没有，而一位当年被他动员出来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回忆录中说，他只有腰间的一支德国撸子手枪）深入敌后之敌后的平西（即当时的北平以西）的大片地区，依靠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从最基层动员起民间各个阶层，建立起了抗日政权，筹粮筹款，组建起抗日武装。

他曾多次冒险深入匪窟对土匪晓以大义，动员这些绿林好汉们改编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在敌后为党初步建立起基层政权，他是八路军的科长、团政治部主任，又是地方政权的县长、地委武装部长。

近年有地方党史部门史料称他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开拓者。

他曾带领由当地绿林改编的著名的黑马队，越过平汉线，打击日寇；他也曾经因为改编的部队叛变被俘，在日寇宪兵队的监狱里饱受酷刑，他却以凛然的气节折服了难友们，最后竟然成功组织狱中难友暴动逃出了魔窟，回到了部队。(他绝想不到，这竟然成为他最后在冤狱中受到格外残酷的监禁待遇的原因）

他曾经在塞外的严冬腊月里夜涉冰河，挺进敌后之敌后，他曾经和同志们在狂风暴雪中忍饥挨饿、在敌寇围攻、同志叛变的极端残酷环境中坚持奋战在敌后的荒山穷谷，他曾经亲自率领部队打炮楼、拔据点，令敌寇闻风丧胆；他为日寇的烧杀抢掠而切齿，为人民的流离失所、妻离子散而痛心落泪！

他曾经下令处决过叛徒，也为倒下的战友挥泪，他曾和战友们一起参加过不少著名的战斗和战役，平型关战斗、太原战役……

在残酷的战争中，组织上常常将最困难、最危险的开拓任务交给他，他所任职务，时而部队，时而地方，在晋察冀根据地史中留下了他的英名……（后来的我，读他留下的战争日记，其间多少惊心动魄，甚至匪夷所思的奇特经历，令我无尽感慨）经过无数次血与火的战斗，他活了下来，和倒下的千千万万的战友相比，他是幸运的。

父亲在战争时期的日记

枪林弹雨中经过了多少艰难困苦，父亲和他的同志们，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父亲已经成长为一名高级指挥员了。

1949年后，为了迅速建设一支强大的、正规化的、能掌握现代武器装备和新的军事科学的多兵种合成军队，军队的教育和训练变得非常迫切。要解决这个问题，无疑必须要先解决干部问题，而干部则要由院校来培养，所以建设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军队高级指挥院校，是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1950年6月，中央军委成立了以萧克为部长的军委军事训练部。不久，军委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召开了有朱德、聂荣臻等同志参加的专门研究创办院校的军委会议，决定成立陆军大学筹委会，从全军各地各单位抽调得力干部参加，父亲此时奉命调任“陆军大学筹委会”委员兼校舍筹建处处长。

父亲陪同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和萧克等领导同志，先后驱车察看了当时北京郊区的一些地方，他们的足迹先后到过良乡、石景山、红山口、四平台、八里庄、圆明园等地方，但都因当时不具备条件而作罢。

于是，刘伯承同志决定把校址设在南京，因为那里有国民党留下的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后为国民党国防部）留下的现成的校舍等设施，并决定将校名改为军事学院。

解放后，他参与我军第一所军事学院的筹建工作，并成为军事学阮高级系第一批学员，多年以后，萧克亲口对我说：“他（指父亲）是刘伯承点名要去的啦。”

由于在“陆大”筹委会工作期间，刘伯承对父亲的军政文化素养和出色的组织能力，以及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于是他便又成为了军事学院高级系的第一批学员。多少年以后，萧克又对我说：“他是刘伯承点名要去的啦。”

这批高级速成系的学员，来自全军各个部队，是我党我军久经战争考验的宝贵财富，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出类拔苹的人材，准备经过学习正规化、现代化战争知识后成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开学后，父亲和其他学员们纷纷投入到了紧张的学习中去。从毛泽东军事思想到武装斗争，人民战争指导思想到战争经济，战争规律；从建军原则到军制、军语；从步兵师、军的进攻与防御到军事地形、气象，还有飞机、炮兵、坦克等逐渐增加的各种技术兵器装备及具体技术参数；从战役计划的制定，火力配备，工事准备到侦察通讯、交通运输等后勤保障等，他们如饥似渴地进入了从未学习研究过的新的世界。

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看到父亲当年在军事学院学习的一些资料，仍深为它的复杂与浩繁所惊叹。正是这些军队的精英人才，成就了后来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中坚。即使在数十年后历经多次政治运动，有些老同志回忆起来，对当年在军事学院的学习历程，仍然赞叹不已，感慨万千。

1951年9月的一天，一长串深绿色的“斯柯达”大轿车整齐地排列在北京前门火车站前，一列从南京开来的快车徐徐进站了，车停稳后，从车上下来了一大批个子几乎一般高大，手提一色皮箱，身穿细呢军服的军人，显得分外精神抖擞。

这就是南京军事学院参加这年“十·一”国庆阅兵的学员队伍，父亲也是其中一员。他们陆续登上了等候的大轿车，一辆辆“斯柯达”在周围人好奇的目光中迅速驶离车站，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1951年“十·一”这天，金风送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阅兵队伍中，军容整齐，气势非凡的军事学院学员方队，这是由正在军院受训的高级指挥员组成，并率先通过广场。高级系学员杨勇（上将）肩扛军事学院的校旗，走在方队最前面，接受党和国家、军队领导及外宾的检阅。

他们身上的细呢军装，腰间的武装带及脚上的牛皮靴，都是老院长刘伯承专门叮嘱特制的，几百张曾被战火熏得黝黑的脸庞，一样高大整齐的个头，显得分外威武。

随着一声宏亮的口令“正步走！”刹那间，广场上响起了几百双皮靴一齐蹬踏地面发出的整齐有力的声音，脚步声震动了大地，震颤着人心，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自豪地昂首阔步行进在天安门广场上，这威武雄壮的势不可挡的钢铁队伍，使人感到无比的振奋，这惊天动地的脚步声，使人感到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

——这些不是我的想象，是多位也参加了当年阅兵的老同志们亲口给我描述的。

在很久以后，有一位老同志还告诉我说，你爸爸的军姿最漂亮，站立行进敬礼都特有一种魅力，在阅兵队伍里他是标兵，我问标兵是什么？他说，那就是每个排面里作为所有人标准的人，行进中所有人都要瞄着他动作的人。

这次阅兵已经大大不同于开国大典上的那次阅兵，展现了军队初步实行正规化建设以来崭新的面貌，天安门城楼上，党和国家及军队的领导人也为这个壮观的方队所吸引，向他们投来专注的目光。毛泽东也为之动容，10月的阳光使他微微眯起了眼睛，他似乎也从中感悟到正规化所带来的力量。他久久地注视着这钢铁般整齐的队伍，不时向他们挥手致意。

1952年夏，父亲以上等的学习成绩，毕业于军事学院，调任军委军训部任条令处长。

在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上，他还沉浸在军事学院毕业典礼那热烈的气氛中，老院长刘伯承戴着老花镜宣读毛泽东专门发来的贺电情景始终在眼前闪现，那戴着浓重四川口音的声音也久久的在耳边回响：

“军事学院刘院长，全院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并高级速成系，上级速成系第一期修业期满的全体学员们；

标志着中国人民建军史上伟大转变之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其高级速成系及上级速成系的第一期已学习期满，举行结业了，特致以兴奋的祝贺。

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这是刘院长的努力，全体苏联顾问同志的努力，以及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和学员共同一致努力的结果，特致以感谢和慰问之意。

中国人民的建军历史，已经走国了二十五年的长期路程，其革命经验之丰富，在国际上除了苏联以外，无以伦比。但在中国人民尚未获得全国胜利之前，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其军事建设又尚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也就是处于装备的简单低劣，编制、制度和非正规性、缺乏严格的军事纪律和作战指挥的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等，这些在过去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正确的。

可是，自从中国人民获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之后，这种客观情况已经起了基本的变化，我们现在工作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

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需要克服在过去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之一。

同时为了组织这种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近代的战役和战斗，没有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不可。过去那种不健全的、效率不高的、甚至是极不胜任的司令机关，今后就必须大大的加强起来，过去那种只重视政治工作（重视政治工作是对的，今后也还必须重视），而忽视参谋工作的现象，必须加以坚决的改变。过去把一些比较弱的，缺乏组织能力的、甚至是犯了一些错误、而积极性不高的人来做司令机关的工作因而也或多或少的影响到对司令机关的缺乏威信，影响到若干指挥人员不愿意当参谋长，不愿意当参谋，这种现象必须加以根本上的改正。今后必须挑选优秀的，富于组织和指挥才能的指挥员当各级司令机关来，以创造司令机关新的作风和新的气象。这同样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之一。

军事学院全体的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第一期毕业的学员和正在学习的学习同志们，军委希望你们在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光荣事业上，继续努力，并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把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部队的精神，贯彻到所有部队中去。”

这篇毛泽东给军事学院的训词，其中所提出的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军队的精神，特别是其中提到的“五统四性”即“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和“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就成为进行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也自然成为父亲后来所从事的军队条令工作的主要依据。

此后，从军委军训部条令处长到后来的训练总监部条令局第一副局长，父亲长期在总部机关从事条令工作。条令是军队行动甚至日常生活的法典与准则，为了迅速建设起一支适应现代化战争的正规化、现代化人民军队，也由于他个人长年的军旅生活养成的良好军容风纪的习惯，他不能容忍一切违反纪律、违反条令的现象。

他针对部队在执行条令中发生的问题，特别是对部队的领率机关和部门，经常撰写文章，要求认真领会条令精神，纠正执行条令中所发生的错误和偏差。

他不善拍马逢迎，且又心直口快。他豪爽坦率最不善于“喜怒不形于色”。他听到什么不平事，非要说上几句；看到什么不对的，当时就要制止；就连过路的军人军容不好，他都要上前纠正。豪爽坦率的人往往又是嫉恶如仇的人，思维敏捷且又往往出口成章，因而在一些人看来就是锋芒毕露，这些渐渐地成了他的短处。

父亲还喜欢争论；他认为争论是对事负责的必然过程，只有不负责任的人才会随声附和，因此争论在他看来是必要的。他不同意那种借口方式方法不好而拒绝批评的作法。他认为：“错了就是错了，就应该接受批评，批评得对，就应该接受，方式方法不能成为打折扣的借口。”可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认识问题的，因此在父亲的履历中又常见这样的话：“——个人英雄主义，待人接物方式不好，不好团结，工作希望过高，看不起能力低的人，搞不好就不满意……毫不妥协，表现锋芒毕露，方式不够讲究，易于引起误会……”

他的耿直而嫉恶如仇的性格自然也招致了一些人的不满，也给他自己增加了不少的烦恼。他自己也常反省道：“待人处事直爽坦白，直截了当不留余地，有话就说，说完了事，不存成见，许多同志认为这是我的优点。但由于不讲究方式方法，也不考虑别人能否接受得了，于是这又成了一个‘缺点’。”

当时训练总监部的韩练成中将，在看过父亲起草的《关于制定我军各种条令的初步方案的建议 》后，曾对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当今学术思想正处于争论的时候，我们的建议应尽量朴素些，尽可能地避免尖锐的词句，在党内虽说不讲策略，但要讲方式，方式虽是次要的，但对事情的影响很大，往往一个正确的意见，因为词句尖锐，不能被人接受。全部正确的意见，往往因为方式或词句尖锐失当，而引起观点上的争论，听的人都被引导到细节的争论上去，因而不能弄清全局，不仅不能接受，反而会遭到反对、指责。”

这番推心置腹的话父亲深以为是，专门把这段话记录了下来，以提醒自己。但是正所谓“江山易移，秉性难改”，后来他为此而身陷囹圄。

来源：三家村